韦苇
记忆的库存随年龄的加增而日渐丰赡。但并不是任意抽取其中的一片，就都对我自己有激励价值的。我的记忆中最值得抽出来与少年朋友们分享的，是一片为大雪所包裹的记忆。
我是一个农人的儿子。在我的家乡浙江东阳（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誉为“教授之乡”），求学之风向来甚盛，并相沿成习。一般农人之家，只要主妇勤劳贤惠，喂得起猪，就不但能供子女上小学、初中，还能省吃俭用供子女上高中、上大学，半个多世纪前就是这样。我的家乡在民国年代靠各种奖学金苦读成才的人很不少，著名物理学家、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先生便是这样的人物之一。我更幸运，我的少年学生生涯几乎与我们的共和国同时开始，读书已不再是农家孩子的一种奢侈。
我小学毕业考初中是在建国前夕。当时全东阳有五六十万人口，而初中只有很少的几所，高中更少，全县只有一个班。我不懂初级中学和初级师范的区别，只听说读师范省钱，便偷偷将小学毕业文凭上的年龄由12岁改成15岁，因为按规定15岁才能考初级师范。不料父亲让我去考初中，结果，到县城报名投考时，我那涂改过的文凭被查验证件的先生一眼就识出了破绽，“嚓”一下扔还给我，说我没有报考资格！我霎时感到五雷轰顶，天昏地暗，追悔莫及。
然而祸不单至！
当时考初中一年里有春秋两次，春考在隆冬时节举行。我那次倒霉的被取消报名资格的考试就在冬天。我自然一门也没考，只在县城里混了两天，就回家了。我家所在的村子离县城17公里。一踏上归程，怎样向殷切期望我能考取初中的父母交待，这个问题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现实了。我自责，我反悔，我痛苦，心如刀绞似的难受，带着这个沉重的不幸，带着难以交待的悔恨，我朝回家的方向匆匆赶路。
第一次走17公里路程，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是不短了。来时是一路探问才到达县城的，回去时还是道生路不熟。我凭来时的记忆摸索着赶路。寒冬腊月，路上断了行人，只有灰蒙蒙的低天和暗沉沉的大地与我在一起，然而天地不能为我分忧！
我进城时是穿一双旧草鞋去的，回去按预先计划，把破草鞋扔了换上母亲为我做的新布鞋。但是当我从袋子里掏出新鞋，一穿就觉得不对劲儿——我恍然大悟：这是出发时不留心，错拿了弟弟的鞋。穿着这不合脚的鞋，走不多远，我的脚就多处起泡，随即有血水渗出，疼得我受不了！我只得脱下鞋，装回袋中，管自光着脚板，在冰冷的砂石路和泥土路上踽踽独行。
灰暗的低天直压下来，几乎压到我的头顶。接着一阵蒙蒙的白亮之后，地上开始滚跳“雪粒子”。我戴上笠帽，帽顶上响着细微的毕剥声，继而，地上铺了一层白。我急急小跑着赶路。大雪骤至带给我的恐惧感暂时压倒了先前的痛苦。
大雪飘在茫茫夜色中，孤独和凄凉严严地包裹着踽踽独行的12岁少年。
远处近处，似有人声似有笑声从厚厚的雪幕那面传来，把个少年的心境反衬得愈益悲怆和凄惨。完全没有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的妄想——投入亲人的怀抱。没有，完全没有！此刻的我只怀着一个念头：千万别因积雪的掩盖而一脚踩空，落入水塘淹死而不被人知！时在年关，想必家家都点上烛灯有说有笑，只是这一切都紧紧闭锁在别人家的屋门里。
雪片在隐隐的雪光里疯旋着，静静飘落。无际无涯的雪堆积在无际无涯的黑夜里。
没有人声。没有狗吠。积雪抹去了道路和田地的界线。还有9公里。还有7公里……
12岁少年的双脚早已麻木，像有千万枚尖针从下徐徐往上扎。疼痛感变钝了。小腿肚下仿佛接的是两截木头。我艰难地彳亍，完全靠的是我的大腿，靠我生命的本能。
我渐渐发现，该出现在我前面的一个大村庄没有出现。我迷路了。死亡威胁着这个独行的雪野中的少年。
没有人声。没有狗吠。脚机械地从积雪里拔出来，又机械地往积雪里插进去……
此时，眼泪是多余的东西，因为哭叫不能救我。
亲爱的父母此时还不知道他们的儿子正在雪野中苦苦挣扎着求生。他们似乎远离了我，在地球的另一端。
好在，我的神志还保持着清醒，我的精神没有崩溃。
我修正着我前行的方向……
我终于走穿了那个艰难的雪夜——用我的一双光脚板。
从此，我拥有了一个难忘的记忆，拥有了一份极宝贵的精神财富。事实上，这笔财富让我享用了一生！
图 谢颖
（原载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