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下的坐骑就是最后无法派上用场的敞蓬红旗车，也因此，这张照片就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香港回归：起步的兴奋与回首的遗憾
自从香港回归CCTV七十二小时现场直播结束之后，一直到今天，都不断地有人问我：你认为你们的直播怎么样？
我知道提问者的潜台词是：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我同意他们的看法。
所以我在回答这样的提问时都会说：面对这次直播，你如果表扬我们，我会羞愧难当，甚至无地自容，但是，如果你激烈地批评我们，我也会有深深的委屈感。
香港回归直播报道，我们如同没有参加过亚运会，就直接参加了奥运会的比赛，成绩并不尽如人意，但积累了参加世界大赛的经验，并且这样的经验告诉我们：下一次就不再是参与第一，而是要站在领奖台上。
对于我们很多做现场直播的人来说，这一次报道仿佛参加了一场百米竞赛，但在过去的比赛生涯中，绝大多数都没有跑百米的体验和训练。直播报道该怎样做，怎样计算直播时间，怎样设计报道内容，怎样在现场和前后方沟通，怎样处理应急事情，这一切几乎都是空白。虽然直播前很久，我们就到了前方，但直播最大的魅力和压力恰恰就在于：无论你怎样精心准备，一切要以直播时你真正的所见所闻和那一刻具体问题的处理为最后结果。这样一个大型事件，你作为新闻人，无法完全预知事情进展的细节和内容。所以形象地说，在跑这次百米之前，我们的训练是和百米有关的。比如长跑练耐力，铅球练力量，跳高练弹跳，跳远练对助跑的算计等等。但真正的百米我们并没跑过，因此直播的发令枪一响，我们才真正地离开起跑线，努力跑向终点。在这个全新的体验中，便暴露出我们种种的不足。
这次报道已经过去很久了，这之后我又参加了一系列大型现场直播报道。回头再看香港直播报道，太多的遗憾便显现得更加清楚。什么事情都无法再有一次，但还有种固执的念头，如果昔日重来，我们会报道得更精彩。
然而总是停留在遗憾之中，那就真正低估了香港回归报道对之后一系列大型直播和新闻改革的意义。香港回归报道不同于之后的大江截流和珠海航展直播或黄河小浪底截流这样的直播报道，它充满了太强的政治性和外交神圣感。幸运的是，在这七十二小时直播过程中，除去报道中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我们没有出现任何政治性或大的技术性的差错，这为后来一系列大型直播报道的出台做了最好的信心准备。其次，香港回归报道的直播动用了中央电视台大量从业人员，我们难得有机会在“奥运赛场”上通过实践清醒地在一系列不足中看到自己还需要补充什么，这又为之后的一系列直播报道锻炼了队伍。
当香港回归报道全部结束之后，我们很多做报道的同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种压力减弱之后的兴奋，反而大多心事重重。没有谁能比我们自己更知道那些遗憾被我们深深地在心里埋下了。相信在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时，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念头：下一次，我们将不辱使命。
回到北京，大家惊讶地面对着太多来自各级领导的表扬声，但我想这都属于一种对未来的鼓励和善良的宽容。在这样的赞扬背景下，刚到北京我们就开了内部总结会，激烈的批评声在我们内部占了上风，甚至强到让很多人觉得是不是自毁长城了。然而这种来自自身的强大批评是重要的，否则在别人因宽容而产生的赞扬之下，我们慢慢听信了这些赞扬，认为自己的报道还真的不错，那才真正可怕。
反思其实还有很多，但过去的毕竟都已过去，一种起步的兴奋和无法挽回的遗憾经常会在那一段日子过后，重重地袭击一下内心。我知道，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将面临这种兴奋与遗憾，但无论带着怎样的情绪，那段日子都无法淡忘。记忆中，画面已定格。
初入香港
香港回归的日子是1997年7月1日，但我们进入状况那就早得多了。每一个做新闻的人其实都在早早盼着1997年的到来，“我的1997”满大街地唱着，而每个人面对1997都有着各自的心事，干新闻的自然会想，那一年大事发生的时候，我在哪儿？
我当然也这么想。最初的选择只有一个：我和水均益在香港演播室任主持人，和北京演播室的敬一丹、方宏进他们遥相呼应。可计划没有变化快，1997年元旦刚过不久，策划组的何绍伟一天晚上给我打了个电话：小白，部队入港需要一个现场报道的主持人，我们都觉得你行，怎么样，试一试？
这个选择来得有点儿突然，我一时难以定夺，但电话中，何绍伟的诱惑便接着而来：我们这次部队入港，采取全程直播，上面有直升机，下面有转播车跟着部队的车行进，你做报道，多有挑战性啊！更何况部队7月1日早晨就进港了，还不影响你参与其他报道。
何绍伟抓住了我喜欢新鲜的心理，成功地完成了诱惑，我在电话中就答应了他，这个电话决定了我后来在报道中的位置。
没人能做诸葛亮，当初的我们在兴奋与挑战中谁也无法预知，这一个庞大的计划在投入大量人力和精力之后，却由于驻港部队入港当天大雨倾盆而烟消云散。所以从接到电话后，我的很多准备便和部队入港紧紧联系在一起。
1997年春节刚过，我接到指令，和军事部的冀惠彦、体育部的哈国英一起作为先遣团到香港察看部队入港路线。部队入港的报道相当多的工作是由军事部负责，但有些位置来自其他部门，技术不用说了。我作为负责直播报道的记者，来自评论部，而哈国英，她是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的直播导演，台里直播马拉松比赛时，只有她出任过转播的切换导演，而台里并没有专门的移动转播车的切换导演，部队的行进和马拉松的转播有相似之处，因此哈国英责无旁贷。由此可以看出，任何事情做第一次时有多么不易。
我们三人在香港只待了两天时间，这两天基本上是在车上度过的。部队从深圳入港，有多条线路，我们不可能知道7月1日早上部队将由哪条线路入港，因此我们只有在两天跑完全部线路。还要细心地观察，哪个转弯太急，地面上的信号传不出去；哪块山太高，影响信号……因为不查清这些障碍，真正直播的时候，信号中断可不是小事。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离香港回归还有几天的时间，但末代港督府门口的工作人员依然尽职尽责，不过，每当有人提出要和他合影的请求，他都用笑容配合，只是不知道，末代港督走了，这位老兄有没有下岗？如果下岗了，那现在有没有再就业？
对于我来说，这两天的车上生涯是第一次近距离走进香港，但绝没有观光客的潇洒自在，倒是满脑子装满了各种路边的地名和零星跳出来的报道内容。
两天一闪就过去了，香港对我总算不再是地图上的城市，心里开始有一层压力袭来，几个月后，我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报道呢？
磨 枪
想把一次直播做好，仅靠一次走马观花的车上二日游当然远远不够。
CCTV对整个参与香港回归报道的从业人员进行了严格意义上的培训。
距离香港回归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参与报道的人都被集中起来，在京城的一个培训中心接受了两天的课程指导。
来讲课的都是对香港各方面都很熟的专家，从当地法律到民风民俗再到经济、传媒。两天的时间里，这些内容一起灌到我们的脑海中，和其他普通的学习不同，大家的认真程度惊人。显然，谁都知道，无准备之战打不出好结果。
这之后，我又得到了一次更好的培训机会。
为了让观众更多地了解有关香港问题的方方面面，CCTV要制作三个大的专题，一是香港问题的由来，二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三是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期。我很幸运地成为这三个专题的采访记者。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随着采访的进行，我开始面对从1840年到1997年这一百多年的香港沧桑。从周南到历史学家，从参与谈判的中方人士到香港的范徐丽泰，采访大范围地进行；从广州的三元里到江苏镇江、南京的历史遗迹，从香港的街头巷尾到北京的紫禁城，一幅历史的画卷缓缓地在我眼前铺开。心情中有叹息有欣喜有屈辱有无奈，当采访结束的时候，我的心中已对香港的有关历史彻底接近。虽然最后在三个节目中，展现的还是采访到的一小部分，但更多的回忆、细节都成为一种储备印在我的脑海中。
当然这还只是宏观上的一种准备，具体到我要负责的“部队入港”，6月5日就开始着手准备。我和大部队从北京出发，到达深圳之后，同行的同事绝大多数进入香港，而我和一小部分负责部队入港报道的同事留在了深圳。
这之后的二十多天里，我几乎天天都要去深圳的驻港部队大本营，和他们沟通采访。从司令刘镇武、政委熊自仁到许多普通官兵，天天的接触，使我对他们的生活、心情慢慢有所了解，心里也越来越踏实了。
心 跳
紧张的心情一直没有停息过，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直播，过去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因此时不时会有一种恐惧感出现。这种报道毕竟敏感度极高，如果一句话说错，都有可能酿出一种不安的后果。因此在深圳的二十多天里，我很怕拥有独处的时间，平时忙着加上人多，这种恐惧会少一些，而一旦独处，自己吓唬自己，紧张又会因此加深。
不知什么原因，我周围的人和远在北京的朋友加上我自己，时常都会出现一种关键的口误。比如，给我打电话，关切地问：“你们‘戒严部队’的情况准备得怎么样了？”天哪，这纯属一种下意识的口误，将“驻港部队”脱口说成“戒严部队”，但如果在直播中，我真的出现了这种口误，后果和影响就不那么轻松了。到后来，这种口误成了大家一种心照不宣的禁忌。谁也不去渲染，可还是会在演练和平日的沟通中出现，然后是偷偷的一身冷汗。虽然在最后的直播中，我和其他同事都没有这样的口误，但这种口误我相信在参加报道的很多同事心里都曾留下阴影。想起来会笑，可笑中还是会有些后怕吧！
构成这种紧张因素的事情还有很多。有一次演练，我们一位记者在车上拍演练画面，但在过海关时，忘了下车，结果随车队进了香港，他没有相关的证件，一个小的失误又酿成了大的事件。他被香港海关扣留，在香港海关待了近十个小时后，被接回，我们见到他时，脸色都很难看。他的脸色不好是因为事发突然加上近十个小时的“半囚禁”，而我们脸色不好是因为我们更加感觉到，这次报道中无小事，敏感度太高危险系数就大，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不良后果。
如果一味紧张下去，可能还没报道呢，自己就已经把心脏病吓出来了。于是精心地准备和同伴之间的扶持就成了一种安慰剂。
其实刚到深圳不久，我曾在一段时间里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因为我们评论部的绝大多数同事都在香港。我手里拿的是多次往返护照，因工作我好几次赶去香港，但都只待了一天就跑回深圳。并不是香港对我没有吸引力，而是在香港，同事们都很忙，都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压力，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沟通的机会，我也不想多打扰他们，事办完了赶紧往回跑。回到深圳一种失落感就会加深。伙伴们都在香港，而我在深圳孤军奋战，心中的感觉自然不好。在深圳我是和其他部门尤其是军事部的同事合作，大家并不熟悉，因此最初的时候，那种远离大部队的孤单感当然会有。这也是加重紧张心理的部分之一。
往后大家熟了，日子就好过得多，加上负责海军报道的张恒、负责空军报道的刘爱民都是我们部内人士，大家时常见面，趁闲的时候，聚在一起喝喝酒，把彼此的紧张心情分担一下，相互扶持的感觉就好得多了。
尤其要提的是和我紧密合作的编导兼摄像——军事部的谭湘江。这位拍过《望长城》《大三峡》的“大腕级电视人”，在我们合作的二十多天时间里，乐天的性格加上对情况的熟悉，成了我最好的心理医生，他可能感觉不到，但我的感激是要说的。
从忙碌中忘掉紧张，到好友常聚和同事的扶持，在深圳的那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我一方面为直播做着内容准备，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是通过各种方式调适自己面对直播的心理。时间已过去很久，但那一段时间里，自己心理上的紧张一步步走向舒缓。这其间，心路历程的艰难让我至今难忘，而且我相信，这种心理历程，在很多同事心中都有。由此也同样可以看到，第一次的不易。
熟悉情况、演练、调整心情，中间的报道计划也因各种原因一变再变，时间一步步推进到最后一刻，在回归还差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和谭湘江去进行最后的演练。那是晚上灯亮时分，在落马洲大桥上，谭湘江告诉我：这座桥上有一条管理线，虽然桥两边都有各自的海关，但无人区的这条管理线才是内地与香港真正的界线。我说那为什么不在这儿报道呢，而在当时，这个点并不在报道计划内。我和谭湘江马上决定，咱们就在管理线这儿给香港总部演练一下，争取这个报道点。
由于当时我们是实战演练，因此带着各种设备，香港总部能看见我们的信号，于是我就在摄像机前给香港总部的孙玉胜主任力陈在管理线报道的种种好处，并用图像把这儿的情况演示给他看。
效果很好，孙玉胜主任在信号中看到这个位置的独特性，马上同意了我们的计划。于是就有了高收视率的“驻港部队越过管理线”的现场报道和与此相关的经典镜头。
这是在香港回归之前，我采访驻港部队政委熊自仁的工作照。现如今，他已是驻港部队司令，但我至今仍觉得当时驻港部队司令和政委的名字很有趣，司令叫刘镇武——威武之师的司令，政委叫熊自仁——仁义之师的政委。
后来在报道中，水均益呼叫我：“白岩松你在哪儿？”以至于回京后，谁见着我都问这事。我想问题可能正出在这最后的转变上。当时我们正在管理线上，而信号却停留在前面的内地管理线上（也就是原定的报道地点），而与大系统的沟通由于事无巨细的繁杂可能将这一情况忽略了，因此呼叫不到是必然的。短暂的混乱和空白换回的却是一个高价值的报道地点，利弊得失容易算得清。
不过回到北京后，有一次买菜，卖菜的农民跟我说：“我还以为你在香港丢了呢！”听过之后我想，也许下一次，混乱就会消失。
上 阵
虽然这之前作了很多心理调适，然而在这次直播报道中，真正让我从紧张的心情中舒缓下来的是6月30日上午我参加的第一场直播：驻港部队离营誓师大会。这一次天公真的作美。在大会开始前一个多小时，天空突降大雨，所有人都担心，一会儿大雨继续倾盆，气氛以及报道会不会受影响？但谁也没想到，离大会开始还有二十分钟的时候，天空奇迹般的放晴。我相信，现场所有人内心深处都松了一口气，谢天的心意是强烈的。
于是也有了我的直播开场白：“一场大雨洗刷的是中国百年的屈辱，而风雨过后，是中国晴朗的天空。”
直播正式开始，我的八分钟现场报道顺利极了。当信号切走，我憋闷了很久的内心也如天空一般放晴，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至今都回忆得起。虽然这之后，我还有五段直播报道，但万事开头难，第一关一过，仿佛任务减轻了一半还多。
乐极必然生悲，直播结束后，香港总部打来电话，一通赞扬声更让我欣喜异常。我想应当放松一下，然后准备晚上的直播。于是我一个人登上军营外的出租车，跑到城里一个音像书店去选购，以此来犒劳自己。当我拿着战利品回到宾馆，才悲哀地发现，我的手机丢了。在这个时候，一个手机已经不仅仅是手机本身的价值，当时直播中和前方的联络由于手段还不健全，因此全靠手机，而手机一丢，麻烦事多了。我知道手机肯定是落在出租车上，于是拿着发票去找出租公司，结果是司机怎么呼也不回。我不知详情，但手机拿不回来是肯定的。紧急时分，军事部的领导把一个手机支援给我。
于是一下午的心情很不好，或许正是这种心情帮了我，没有让上午欣喜的心情蔓延，丢了东西却成了清醒剂，正所谓“塞翁失马，安知祸福”。当然这样想也多少有点儿阿Q的意思。谁想到这种丢三落四却成了我以后直播的一个习惯：三峡直播前又丢了一块表。因此有人对我开玩笑：为了以后的直播成功，你干脆每次主动丢点儿什么吧！
毕竟还有五场直播报道，到了晚饭时间，这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晚上的报道无疑是重头戏，一是先头部队过管理线的直播报道，二是迅速赶到香港海关关口，报道部队正式进入香港。
我们早早就来到了管理线。这条管理线位于连接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一座桥上，人们用铁皮做了一道标志线，它的底下便是深圳河，河水一如往昔平静地流着，怎知上面一场大戏已经到了启幕时分。
由于离直播还有一段时间，我去了桥边内地管理站的休息室，在里面看到一张巨幅照片，是伟人邓小平南巡时落脚于此放眼香港的珍贵图片，一瞬间感慨万千，伟人一句“1997年要到香港去看一看”竟成为遗愿，这种遗愿也已变成国人心中一种挥不去的伤感。于是我想，一会儿直播中，我应该把我的感触说给国人，让大家知道，就在离管理线二百米不到的地方，有一双伟人的眼睛和我们一起为部队送行，为屈辱的历史送行。
历史时刻终于到了，我只知道开始的时间，语言便脱口而出，十多分钟一闪就过去了，我当时并不知道有水均益找我以及有的画面没切到。我只知道，要尽心完成我的职责，当驻港部队的车轮驶过管理线，我和所有关注这一时刻的中国人同样激动，我在结束语中说：驻港部队的一小步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步。这起源于当初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时的一句话：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虽有模仿之嫌，但我一直觉得，在经过百年风雨，部队入港一瞬间，中华民族如释重负，这句话是合适的。
完成了管理线的报道，我们立即登上等我们的汽车，赶到香港一边的海关出口，去报道部队正式进入香港的场面。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可以反映我们在报道中的投入。谭湘江在拍我们过管理线的直播之后，顺手将摄像机交到我方管理站的人员手中，因为下一个报道地点不用他来拍而有另外的摄像在等候。但一直到香港报道结束又返回深圳，他才在别人的提醒下发现手中的摄像机不见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摄像机丢在哪儿，于是他万分焦急甚至报了案。直到海关人员找到他归还摄像机，他才想起当初过境时托付给海关人员的事。这让我们再次感受到直播中的紧张与投入。
车到大桥另一端的香港海关出口，CCTV的报道准备都已做完，我下了车便接过话筒，开始了这一头部队正式进入香港的报道，本来时间只有十分钟，但由于部队入港时间要符合事先谈好的时间，我的报道被延长到二十多分钟，事先的准备显然是不够的，只能根据现场的情况作应急报道。时间好像很长，直到摄像告诉我：“好，不用说了。”我才从直播状态中释放出来。也因此这一段报道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总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如果后方提前告诉我要延长多少时间，如果以前能有更多直播的经验，我一定会在时间突然延长的情况下把报道做得更充实，更没有水分。
驻港先头部队的车队向着香港城中的万家灯火驶去，我们也收拾好所有的东西又驶回深圳。因为明天一早，我们还要和大部队一起进入香港。回到深圳的宾馆，自然是一夜无眠。先是和所有的观众一起，坐在电视前感受政权交接仪式的心灵触动，接着为凌晨的下一场直播做内容上的准备。这时紧张与压力已经随着几场直播的结束而消失，终于开始拥有了报道的平常心。记得在当时我就和同伴嘲笑自己：如果这种平常心能在第一个直播报道时就开始拥有，最后的效果一定比现在强得多。这是对自己“恨铁不成钢”的嘲讽，但也使我在以后的岁月中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场直播考验的决不仅是一个人的业务能力，而是心理素质。
7月1日，风雨中入港
7月1日清晨，深圳市民早已在驻港部队必经的深南大道两侧排成了厚厚的欢送人墙，我的第一段直播报道就是反映深圳市民欢送的盛况。当我报道结束后，立刻跳上车赶往几公里外的海关关口，报道部队正式出关的场面。短短几公里的路比想象的还难走，热情的市民把道路挤得不再畅通，但直播时间要到，在还剩不到两公里的时候，两旁的人群更加拥挤，汽车已陷入欢乐的人河，我只好下了车，一路狂奔赶到海关关口的报道地点，一到那儿，直播就立即开始，气喘吁吁自然难免。
稍有遗憾的是天气的变化，刚才还一切正常，突然之间却大雨倾盆，我只好打上雨伞完成了这段报道。之后便上了车，随着驻港部队的车流正式进入香港。
大雨一路下着，车上的战士们依然挺直腰杆，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再仅仅是军人的形象。过去的百年，中国的上空经常会有大雨倾盆，如果这个民族没有绝大多数腰杆挺直的民众，又怎会有柳暗花明的今天。
车流在香港的路上匀速地驶过，除了进入香港不久，路边有众多市民集中欢迎而显得热闹外，大多时间，马路两边是静的，刚过了历史一夜的市民大多还在梦乡。这之前的许多年，猜测、怀疑、抵触、合作、盼望等诸多心情都已成为过去，从7月1日这一个凌晨开始，多年漂泊在外的香港巨轮回航了。这一夜，他们睡得怎样？
一路大雨一路车轮与雨水碰撞的声音，终于到了目的地。等候在终点的记者翟树杰也和我会合，最后一段直播在我们俩的合作中结束了。我至今没有看到我们两个“雨人”报道时的形象是怎样的。但我记住了自己说的话：“刚才驻港部队的车流像一条线，把祖国和香港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一路上虽然有风有雨，但中国人一定会战胜风雨到达目的地。”
站在国旗护卫队旗手的身边，我近1米80的个子也成了小个子，中间那位英气逼人的小伙子叫朱涛，1997年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和1999年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都是由他亲手升起，我问他：怎么能一秒不差？朱涛答：0.01秒都不能差。
对我来说，所有的报道都结束了，我已经没有心情来兴奋或为自己的报道打分，好几夜没睡了，报道的担子一卸下，困意就袭来。到达住地之后，和同伴谈了没几句，我就奇迹般地以一个极不舒服的姿势睡去。一觉无梦，连姿势都没有变，傍晚时才醒来，恍惚中，已忘了身在香港，这种感觉多少有些奇妙。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把深深的遗憾记述下来，这份遗憾不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CCTV整个直播报道。
其实我们一直准备在驻港部队入港时，用全程直播的方式来报道，我们乘坐一辆红旗敞篷车，车上有各种仪器，我在车上把路途看到的情况，驻港部队进入的情况讲述出来，信号传到天上的直升机中，再反送到总部，然后大家在屏幕上直接看到。但是由于天降大雨，直升机无法升空，电视信号少了一个中转，全部报道计划付之东流。遗憾就留在那儿，让每一个人想起来心中都有点儿疼。
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红旗敞篷车很早就从北京开来，就是国家领导人视察军队时用的那种，而司机是从香港请来的，因为他熟悉香港的情况。我们在之前的演练时，每一次进入香港，都有香港传媒的采访车追随我们，因为红旗敞篷车对他们来说太新鲜了。每次过关，香港方面的工作人员都要和红旗车留影。一时间，这辆红旗车在香港成了绝对的明星车。
可关键时刻的大雨，却让这辆车落了难，敞篷车变成汪洋中的一条船，我们在车上浑身湿透不必说了，关键是隔一会儿就要舀一次水，一路就是这样过来的。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这次部队入港的主体报道终于由于雨水而没能和观众见面，留下终身遗憾。
但是我知道，即使这个报道完成了，我们也不能拍着胸脯说给整个报道加上多少分。一转眼这次报道已过去了好几年，香港那一幕又一幕时常在我们很多人脑海中翻滚。
回头看当年，报道中很多遗憾已经无法更改，只能任人笑骂。过程中一些不是我们能左右的禁忌也没有必要说给大家听，因为电视报道效果就是要在屏幕上见，不管你屏幕背后有多少难言之隐。但如果你在屏幕上露出诸多的破绽，解释得再多也不过是推卸责任。对报道的遗憾归根到底在我们自己的缺乏经验，怨天怨地怨环境不如抱怨自己，而抱怨自己也不如咬紧牙关，在心中对自己说：“是的，下一次我会对得起你，观众朋友！”
香港回归报道是我们大型直播报道的里程碑，很长的岁月中，我都将带着略有遗憾的感激，深情地回望那一段日子，没有那些跌打滚爬的时光，就没有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