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说：头上有支剑悬着。那对于我们周围很多人来说，《焦点访谈》这四个字就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支剑，因为在这四个字里面，寄托着很多人的希望和信心，因此在演播室做节目，无论《东方时空》还是《焦点访谈》，自己都有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压力，我能不辱使命吗？
舆论监督：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已经很多年过去，但当初看到电视屏幕上接二连三地出现批评报道的时候，我内心那种解渴加担心的情绪至今难忘。
这种接二连三的批评报道就出台于我们《东方时空》中的《焦点时刻》栏目。
到今天为止，《焦点时刻》这个名字已分别被《焦点访谈》和《时空报道》替代，但我想很多人应该不会忘记，当初这个栏目出台时给人们带来的震动。
山东潍坊的一家医院，有两个病人同一天要做手术，他们两人，一个需要做心脏手术，另一个需要做扁桃体手术。
在手术的面前，病魔的折磨将要走到尽头，而带着阳光的日子又将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想必病人该是掐着手指算计着手术这一天的吧！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原本应该空气中弥漫着快乐气息的手术却被一个医生的错误给毁灭了。在做手术的时候，该做心脏手术的病人被割掉了扁桃体，而扁桃体有问题的病人却被修理了心脏。
就这样，一个凭想象力都想象不出来的局面被大意的医生酿造成功。
这是早期《焦点时刻》一期节目的内容。
人在健康的时候，不会需要别人的血液来救助自己，只有万般无奈，生命遇险时才会向医生求助，用输血来挽救生命。
可如果在你输进身体的血液里竟带有害人的肝炎病毒时，生命的险情当然立即加剧。
而这样的事情竟真的在江苏郫州发生了。在那里的一家医院中，向病人提供的血浆里含带着丙肝病毒，大量输血者本想出狼穴哪想到却是进了虎窝，只好又在丙肝的阴影下开始继续求医，他们的生命中还会有多少欢笑？
这是早期《焦点时刻》另一期节目的内容。
可以想象这样内容的节目出台以后社会上巨大的反响。
恶的事情被揭露，当事人因此得到相关的处理，观众拍手称快，领导也坚决支持。
这样的同心协力是中国在1993年新闻界上演的一出好戏。
而在这之前的十几年里，被老百姓称为“曝光”的批评报道其实屡屡想浮出水面，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真正露出水面的很是稀少，而且多是用文字展现的正义，虽然扮演着重要力量，并在知识界内制造着极大的快乐，但毕竟不如电视这样，直接到了所有普通人的面前，更何况露出水面也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阻力甚至刁难。这就使得批评报道躲在大多数公众的视线之外，扮演着偶尔露峥嵘的角色。
到了1993年，《焦点时刻》带着大量批评性报道走上屏幕的时候，遇到的绿灯远远多过红灯，这不能不让人惊奇。也许就是历史选择了《焦点时刻》，在1993年这个合适的时候，完成了之前多少新闻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焦点时刻》在《东方时空》中一下子火了，早上7:20打开电视机的中国人多了起来，现在回忆之中，那屏幕上舆论监督的星星之火最初燃烧得竟如此灿烂。
有了星星之火就开始慢慢地燎原。一年后，更大规模但性质接近的《焦点访谈》出现在《新闻联播》之后，收视率也随之变成第二，并第一次在严格意义上实现了电视让“二老”满意的目标。一方面吸引住像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这样的高层观众，另一方面每天有亿万中国老百姓准时坐到电视机前收看这个节目。
一件又一件让人痛心疾首的恶事被我们知道，一起又一起对这样事情的处理结果被我们知道，激动的人们在这样的节目中慢慢建立起一种对社会的信心，因为正义终于开始成为一种力量。
再以后，除去中央电视台两个“焦点”扮演正义化身的同时，全国各地的电视台也纷纷推出与此相类似的节目，毕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虽然在地方搞批评报道要比在中央电视台困难得多，阻力也大得多，但短短几年间，全国各地电视台的这个“焦点”那个“时空”，很快蔚然成风，并大多数占据了电视台的黄金时段。
中国电视界的舆论监督力量开始变得兵强马壮起来，敢于批评开始成为中国电视人的一种习惯和追求。
出门为《焦点访谈》出的书签名促销，过程中自然少不了要接上一些告状的材料，面对这种信任，安慰别人的同时自己常有渺小感，恨不能拥有三头六臂解决太多的不平事。
当然，广播与报纸加之相当多的杂志也都在舆论监督日益成为一种力量的步伐中扮演着各自重要的角色。这一切都仿佛是不约而同于一夜间制造出的变化，但我们必须学会感谢，无论身在电视还是报纸还是广播杂志，都该为这么多的同仁手挽手地形成这支坚定的队伍而发自内心地笑对彼此：谢谢！我们用共同的信念和朴素的支持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正义，再不是势单力薄的偶尔露峥嵘，而是同心协力地把旧的一页翻过去。
到了今天，已经不应该再有多少人用悲观的心情去预测舆论监督在中国发展的前景了，几乎可以乐观地说，就像中国的经济列车很难开上回头路一样，舆论监督的星星之火既然已经开始燎原，那我们这个社会便很难再忍受众口一词的阳光灿烂。更何况，舆论监督的后果是让好人欢喜坏人忧，让好的政策得到保护坏的规定销声匿迹。从哪一方面说，都对中国的前进有利，已经找不到害怕舆论监督的理由。
如果说在过去，我们对舆论监督提心吊胆是因为自身的信心还很缺乏的话，那今天，随着改革二十年的翻天覆地，自信心已不再是原来那般脆弱，人们终于自信地知道：只有敢于揭自己短的人才会日益强大。
这些年，和《东方时空》一起成长，和《焦点访谈》同呼吸共命运，因此走到哪里，都会有朋友和我进行有关“舆论监督”话题的对话。加上自己几年来，断断续续在《面对面》栏目中做着和舆论监督有关的事，因此，在夜深人静时，也常常向自己提问，有的难住了自己，有的答得还算流利，不妨挑一些在这里抛出。
关于舆论监督的自问自答
一、问：在你们的节目中，人们可以看到很多社会生活中丑恶的事，有人称之为社会阴暗面，阴暗面看得多了，老百姓会不会对这个社会丧失信心呢？
答：不会。因为一个社会，只有阴暗面都不许百姓知道才会让人丧失信心。社会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身边发生着各种各样不美好的事情，但在各种媒体上我们看到的都是阳光灿烂的一面，这不公平，十几亿人被愚弄着总不是一件快乐的事。
更何况丑事就发生在民众身边，纸当然包不住火，可是由于没有媒体的公开报道，因此这样的事大多采取小道消息的传播方式，可这就带来了弊端，因为一传十十传百的过程中，添油加醋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丑恶的事在这样的传播中往往被夸大，因此在百姓心中的阴影就更大，破坏力也更大。而一旦公开报道，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避免了对社会中丑恶之事的渲染。
人们在媒体中看不到各种社会中存在的丑恶之事报道时，一种怀疑与不安定的情绪就会在愤怒的人群中酝酿升腾，直至能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出现火山爆发式的释放，破坏力自然极大；而如果在平时的生活中，在各种媒体中，公众都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对丑恶之事的曝光和处理，那种怀疑与愤怒的能量便经常得到释放，于是便很难累积到火山爆发的程度，社会的安定当然就更容易实现。
更重要的是，由于舆论监督的力量日益增长，大量社会上丑恶之事被处理，民众在拍手称快之时，看到了这个社会的良知和正义公理是可以得到维护的，这个时候，即使眼前仍存在很多问题，生活也比较困难，但还是会建立起对这个社会的信心。而反之则不然，后果自然令人担忧。
二、问：我们发现，有很多问题一经舆论监督，事情就很快解决了，因此很多人习惯遇到问题就找你们，请问，你们是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的吗？
答：既是又不是。说是，那是因为正如你提问中说的，好多具体的事一经媒体介入便顺利解决，甚至很多问题是拖了很久的，但几乎可以说，哪一个问题，只要事实符合，的确是该解决的，那不管阻力多大，一旦媒体加大对这件事的监督力度，不管怎样，总是会得到还能令人满意的处理。从这个角度说，舆论监督的确是处理具体问题的一个好武器，这就难怪很多百姓会手拿状纸靠近各个在舆论监督方面有好口碑的新闻单位，希望冤屈一经曝光立即得以昭雪。
但这个时候我又要说，舆论监督的目的并不是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也不能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
在这里我可以算一笔账，《焦点访谈》按常规一年应该播出三百六十五期，而由于“两会”等特殊情况，一年大约播出三百四十多期。在这三百四十多期之中，批评性报道满打满算也就二百期，而在我们新闻评论部，每天接到各种反映问题的来信和电话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您看，我们一年播出的节目数量都赶不上一天之内人们反映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您能说《焦点访谈》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吗？
也因此，在制作批评性节目时，选题便力争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希望对这个问题的报道能带动与此相似事情的处理。归根到底，媒介行使的只是舆论监督的权力，而不是事无巨细地解决具体问题，因为媒体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样做的权力。它不过是每天在社会的夜空为安全而经常敲起的警钟。
三、问：很多百姓把你们当成“青天”，有什么冤屈就找你们，不知你们是怎么面对他们的？
答：最初是“铁肩担道义”的喜悦，人家这么信任咱们，咱们得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啊！于是这个想帮，那个也想帮，一段时间过后，忙了个精疲力竭，问题也没解决几个，喜悦感开始丧失。
第二阶段是痛苦的自卑阶段，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倾尽全力也解决不了几个问题，这个时候面对来信面对上访群众盼望的目光，我很想告诉他们：我也无能为力。但又怎能说得出口，于是“所有痛苦都自己扛”，向你倾诉的群众以为事情这下可解决了，可把重担接过来的我们都清醒地知道，能被具体解决的事情只是少数。
第三阶段是超越了喜悦与自卑的低头前行。这个时候终于开始明白，新闻记者并不是救火队员，今天东边明天西边，恰恰相反，新闻人正是要通过对一个又一个典型事例的报道去推动社会良性运转机制的建立，只有一个社会拥有了良好的运行机制，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才会解决有门，那一张又一张愁苦的脸才会尽展笑容。
也因此，舆论监督的真正目的，是在初起时把建立社会良性运转机制当做自己真正的目标，而当机制建立之后，要监督的则是这个机制的运转。
而在今天，当想到机制正在建设之中，而一些具体问题我们又大多无法帮助解决的时候，面对信任新闻人的百姓，我就有种负疚感。但负疚和愤怒一样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只有咬紧牙关盯着很美丽的将来争取快点向前走。
四、问：看一些报道，我得知，在中央电视台门口有两条长龙，一是来告状的，二是不好的事被拍摄之后来求情争取别播出的，你怎么看待后面这支队伍，他们会消失吗？
答：我认为这后一支队伍的出现很正常，连犯了罪的都可以请律师来为自己争取权益，那当官的把事演砸了，事情曝光以后挣扎一下也是人之常情，我相信这种事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
但要申明一点，这后一支队伍可是隐形的，在电视台的门口，你绝对看不到这支衣冠楚楚的队伍，他们大多在星级宾馆住着，拨打着各种有权力人士的电话，当然也有直接撞进电视台的，不过这样的求情效果大多不好。
说求情的一个都没奏效那是不可能的，但奏效的不多也是事实，因此当人们问我：这么一支求情队伍什么时候能消失？我的回答一般是：只有当求情大多落了空的时候，这支队伍才会慢慢萎缩，然而完全消失那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声明，进京来求情的大多是公款消费，各地的监察单位也应该把这一点放到监察内容之中。求情大多是为保官，这该算作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腐败，我想将来不久，哪个地方处理它这么三四起，进京的队伍也能消停点儿！
在我们的机房里，拍到一张这样懊丧的照片，看得出是片子没通过，但短暂的灰心之后，很快就明白一个道理：太阳在明天会照常升起，而今天并不是世界末日。
电视台这边严格把关，让求情的不好使；某些领导自重一些，不把求情电话打到电视台；当地监察部门处理一些公款保官的行为；电视台在适当时机也曝光几起进京求情的事儿……相信齐抓共管齐头并进，电视台门口求情的队伍会短一点儿少一点儿。
五、问：你们的很多节目一播出，当地的领导便拍案而起，一番批示和督促，问题便得到解决，你怎么看待这种领导出面问题才得以解决的方式？
答：首先是感谢，其次是希望将来问题的解决不必再麻烦领导出面。
1998年3月份，由于要制作《焦点访谈》开播四周年特别节目《再聚焦》，因此追踪了好多以前播出节目的结果，还真像您说的，很多节目播出以后，省委书记、省长立即作出批示，很快的时间里，问题解决了。为了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有的省区还决定：把《焦点访谈》这一期节目在该省电视台连续播出几天。另外，还有的省领导在看过《焦点访谈》对该省某一事件的曝光之后，第二天就赶往事发现场，问题也自然得到解决。
当然要首先感谢这些领导，一来解决了具体问题，二来他们的批示和赶往现场本身就是对舆论监督的尊重和支持，第三要感谢他们眼里装不下沙子般看见问题就要解决的工作态度。可是如果慢慢地各种媒介都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上那就大错特错。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舆论监督的一个目标正是人治理念的淡化，政府的官员也不该如救火队员一般盯着媒介，而是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一个又一个事情的解决都该由法律由规章制度来完成。任何一件事情之所以被曝光，不外乎是违反了法律或相应法规，那么事情既已败露，法律和规章制度就应该显现尊严，违法者必然得到相应处罚，而不必非得等到领导发话之后才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否则，依法治国不就成了一句空话吗？
当然，这还是个长远目标，也许目前的很多事情，还应该按照中国特色的方式来办，只是希望过渡期越短越好。
六、问：由于舆论监督的力量日益增长，是不是更应验了那个说法：记者是无冕之王？
答：绝对不是。在中国认为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和认为顾客是上帝的说法一样可笑。
所有的商店都高喊着“顾客是上帝”，但在我们这个不信上帝的国家里，上帝和普通人几乎是一个概念，因此上帝购物依然要战战兢兢是再正常不过的。
同样道理，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个说法多少有点儿安慰剂的意思，但是：安慰剂一般没什么副作用，可这句话却有。如果你要不信它还罢了，一旦诚惶诚恐地信了，然后在工作中以为自己是无冕之王那你的麻烦就大了，相信没多久，撞得头破血流之后，你就会气愤地回头找那位教你这句话的老师！
因此奉劝所有刚刚走上新闻道路的同仁，还是把自己当个记者为好，而对于那些因为听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才打算走进记者队伍的朋友来说，最好先考虑一下，如果不是什么什么王，你还打算不打算当记者？
也许很久以后，新闻的力量在社会中越来越大，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一根良心支柱，相信那时正直而优秀的记者，自身的发言权会不可小视。但这还都只是目标而非今日的现实，其实即使明天真的如期而至，记者心中也未必要有无冕之王的可笑想法。因为容易让自身膨胀，而什么东西一旦不正常地膨胀，就离破碎不太远了。
不过我相信另外一种对记者的形容。那是上大学时一位老师偶然给我们转述的，他说：记者就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领航员，一旦你们失职，这船的命运就令人担忧。
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如果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个说法，让人感受到的是媒介的力量，那么这个形容则更多让记者感受到自身的职责和使命感。
泰坦尼克号是本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客船，它最后撞上冰山沉入大海，真正的原因一直是个谜，其中一点是：到今天，人们依然搞不懂，为什么泰坦尼克这艘大船上的领航员竟然忘了带上望远镜。结果当他们用肉眼看见冰山的时候，一切都晚了，而如果他们能够带上望远镜，那场海上悲剧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呢？
如果把社会比作大船的话，新闻人正是这艘船上的领航员，他不仅肉眼敏锐，还必须配带望远镜，然后把航线上的蛛丝马迹都能及时地通知船长、大副和乘客，以帮助这艘大船行驶在正确的航向上。我们有权利有责任把我们看到的和担忧的向船上的船员和乘客汇报，但并不能一激动就想去亲自操作。说白了，我们不过是乘客和船长的耳目，可如果我们失职，这艘大船就有可能重演泰坦尼克的悲剧！
这么一想，便常常不得不提醒自己，我们都带好望远镜了吗？
七、问：如果千辛万苦做了一个心爱的节目，却因为种种原因，被认为暂时不合时宜，然后被领导枪毙掉，滋味如何？怎样面对？
答：滋味非常不好。但不管怎么不好，这种情况都属于我们的工作内容之一，几乎隔一段时间就能遇到一次，因而，面对这种隔三差五的打击，必须想好办法去面对，否则新闻人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先说一种“官方”颁布的处理方法，这一系列方法刊登于我们新闻评论部的工作手册第十二页上，白纸黑字，非常正式。
1．洗一个热水澡，然后决定活下去。
2．想一想只有活着，理想才有实现的一天。
3．忘记把素材卖给市场的想法。
4．先假设自己是错的，然后试着证明之。
5．总结经验，确定下次的应对策略。
6．给你的制片人打电话，问有什么选题可以马上做。
以上方法，虽然很“官方”，但应用起来的效果还算不错。除去这些，每人也都有着各自的绝招，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对我来说，心爱节目被毙，还有以下两招常用。
1．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猛骂一通粗话，但一定要事先提醒自己，只能对事不能对人，因为从某种角度说，领导可能比我们还痛苦，比我们还无可奈何，所以要互相理解。
2．不仅仅女编导，实际上男编导也同样可以进商场购物，这属于破财免灾法。不过千万要小心，气愤痛苦委屈之下，买回一堆没用的东西。这种火候要很好掌握。
其实无论官方的还是个人的，方法都有些“阿Q”色彩，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因此当我们听说哪一个同事要去审片时，都会齐声祝福：祝你好运！
八、问：面对“舆论监督，群众喉舌”这八个字，你们想说些什么？
答：什么也不想说，只想开始慢慢地做。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习惯认为，舆论是党的喉舌，因此如果要提“群众喉舌”这四个字，那就是和前一种说法对立。
但1998年10月，我们知道：党的喉舌与群众喉舌应该是高度统一的，这句话是在朱总理题词之后人们听到的。
统一了好，因为对立着让人觉得心不平气不和。
这也证明，“群众喉舌”这个说法开始被接受，这就是前进。
1998年10月7日下午，朱镕基总理要来电视台和我们座谈，那之前，对于朱总理能不能给我们题字，我们没抱太大希望，因为知道，朱总理到哪儿都不题字。
我们几个主持人和编导记者在演播室门口恭候，朱总理一过来，见到我们就露出笑容：“天天和你们在电视上见。”
各级领导对我们的支持，是舆论监督节目能不断迈向新台阶的重要因素，李岚清副总理就在演播室对我们说：“你们知道你们做的工作有多重要吗？我可以告诉你们：非常重要！”
在演播室里，我对总理说：“这是我们的家。”总理反应快，“也是老百姓的家。”然后我们一起笑着点头。
总理在演播台上坐下，我们把题字本拿出来，提出题字的“非分要求”，朱总理出人意料地爽快答应了。
于是有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这十六个大字。
座谈时，总理开着玩笑对我们说：不是即兴之作，想了一宿，早上起来血压都高了。
座谈中总理的很多精彩话语也许我们以后可以说得更多，但这几句不妨先听为快：
“我不仅喜欢《焦点访谈》，更喜欢焦点访谈现象。”
“正面报道多少合适，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八？我看百分之五十一控股就可以了！”
要让群众看到信心啊！
…………
送走总理，我们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于是知道应当少说多做，因为前面的路还长。
九、问：这条路究竟有多长？
答：要咬牙才能走到我们都希望走上的光明大道。因为舆论监督发挥更大的作用，已不仅仅是新闻改革的内容，从某种角度说，已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改革有多难，舆论监督之路就有多少坎坷需要征服。
要有耐心，要有韧性，要有绝大多数新闻人心照不宣的默契，要能在一时的原地踱步中不失去信心，要加强自身的素质，学会真正用事实说话，要……
就这样，向前走，不管是大步还是小步，只要一直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