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这个过去洗脸都有点儿马虎的人来说，刚一上电视，最痛苦的莫过于要化妆，加之自己底子不好，因此我常常对化妆师说：对不起，毁您手艺啦！
走进电视：略显偶然的相遇
曾经听电视台的一位中年记者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八十年代初她大学毕业，分配的方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在当时，由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大哥哥，宣传效果好，社会影响大，因此能分到电台是非常值得追求的目标。而中央电视台当时还很小，社会上电视机的数量少得可怜，所以干电视有些冷门，因此，被分到电视台工作，心里总有点儿别扭。但不幸的是，由于这位记者毕业时不慎得罪了权威人士，最后被分进电视台工作，当时她自然好久不乐意。不过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不到十年的时间，干电视成了年轻人追求的热门职业，多年后回忆当初分配时的不尽如人意，她颇有些沧海桑田之感。
我毕业的时候，干电视已经是学新闻的学子们追求的热门目标，但在我心里却似乎很少做过电视梦。一来当时毕业时的主要目标是留在北京，如果选择电视台作为主攻方向，那风险太大，似乎是一场很难赢的赌局；二来在广播学院进了新闻系，学的是编采专业，出去之后，干广播甚至做报纸都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去做电视，那是电视系学生们的选择，对我来说，很遥远，当电视节目主持人就更不在念头之中了，我毕竟照过镜子，从长相到声音都提醒自己：别开玩笑了，还是为广播奉献终生吧！
1993年2月，春节刚过，我在《中国广播报》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当时在电台《午间半小时》工作的崔永元打来的，“小白，我的同学在电视台要办一个新的节目，挺缺人的，你过去帮帮忙怎么样？”
这不是一个什么重大的抉择，因此我一口答应下来。
在当时的北京新闻界，干好本职工作之余到别的媒体帮帮忙正开始成为时尚，再加上那时总感觉有多余的精力可分配，尝试点新东西总是好的。没人会知道接了电话爽快的答应会让我今后的生活发生大的变化，一个简单的决定让我走上一条与以前不太相同的路。
接下来和《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联系上了。当时的栏目还不叫《东方之子》，只知道是一个人物栏目，我的任务是去这个栏目当策划，也就是帮助主持人设计一些问题，一起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人物分析。我不认为这很难，因为在几年的报纸生涯中，我也采访过好多人，再加上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副业，不可能把宝押在这个栏目上，因此心里几乎没有什么负担。
时间很慎重，一个上午，他来找我，我给他拿了几篇我过去采访人物的文章，时间仔细看过之后，拍板，你来吧！
2月底，我去时间他们的大本营，当时他们一些人在北京亚运村的一座办公楼里租了一大套房子，为节目的开播做准备。大大的客厅被改造成演播室，两张凳子固定了采访人和被采访人的位置，其他人住在另外屋里，很有点儿小成本家庭作坊的意思。这就是《东方之子》刚刚成立时的情景。
刚一进屋，时间把我介绍给大家，我的年龄在那儿摆着，和“策划”这个职称似乎有点儿距离，我看得出屋内人士脸上那种不太信任的神情。正好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场，更是惊讶而直爽地喊道：转了好几圈，我以为找的是个老头呢，原来把你找来了！
这是我和第一位“东方之子”——山东济南钢铁厂的厂长马俊才一起打台球，西装是借的，空荡荡的，人瘦得像狼，头发居然有点儿中分的劲头，因此有人说我更适合演个叛徒。就这副模样，由于是初生牛犊，所以还是不知深浅地上路了！
我并没有感到尴尬，因为毕竟年轻还有些不知深浅，加上制片人时间和我谈话的时候，淡化了我的工作职责，也没有把太大的工作压力给我。
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当时的主持人都已到位，包括《工人日报》的胡健大姐、社科院的陆建华以及另外一位女学者，在他们的面前，我更是感觉到，我将把自己的服务工作干好。
但我不会隐藏自己的观点，记得我第一次看的采访，对象是以写毛泽东著称的作家权延赤，采访结束，时间让我谈感受，表扬过后，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当然可能会引起不快，但大家在那里都是工作第一，争论一下也就过去了。就这样我也慢慢地上了路，白天在报社正常工作，晚上和周末与未来的东方之子们打交道，日子倒也过得充实。
当时节目的名字还没定下来，议论最多的是《新太阳六十分》，我们这个人物栏目的名称就叫《太阳之子》。直到有一天时间接了个电话，告诉我们名字定了，叫《东方时空》，咱们这个栏目叫《东方之子》。名正了言就顺，大家的工作开始为5月1日的正式开播做准备。当时还缺主持人，我自然不会想到自己，我认真地在脑海中盘算了半天，给时间推荐了一位我在电台的同事，两人也见了面，后来不知怎么就不了了之了。
于是记不清是哪一天，时间找到我：“后天你出差去山东，采访一个企业家，你做一下准备吧！”
我一时有点儿蒙，什么，我去采访？没有搞错吧？
没有。时间的态度很坚决，也没有作什么解释就走了。听了这个安排，当时组里的摄像赵布虹倒是来了个预言：刚开始人们可能会不习惯你，不过你会慢热的，能行！
我肯定不是千里马，但就在这一位又一位伯乐的督促下，半推半就地上了电视路。
然而心里还是有点儿打鼓，不是因采访和工作难度，而是怕一出电视图像，我在电台的同事看到，他们就会发现我在外面“干私活”，虽然是业余时间，但似乎还有些不妥。这时候，别人劝我：没事，咱这节目早上播出，人们早上不一定看电视。这样的安慰加上自己觉得采访完这一位之后可能就不会再上图像了，于是横了横心，去！
在去山东的火车上，我和同事聊天，信誓旦旦地对自己来了个设计：我要做一个不穿西装的采访人，至少领带是不能系的。但计划没有变化快，到达山东济南，采访开始前，时间看到我一身休闲的装束，便临时给我借了一件西装，领带也打了上去，当时瘦骨嶙峋的我终于穿上一个宽大的西装，晃晃荡荡地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电视采访。想休闲一点儿的梦想没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以后几番挣扎几番被领导训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步一步走上西装革履之路，虽然别扭，但一句“要对观众尊重”就慢慢打消了我的自由设想。
由于《东方时空》节目将在5月1日正式开播，因此我这次到山东采访的对象是济南钢铁厂的厂长马俊才，一个“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最初和电视的磨合于我不是问题，既然不懂电视我也就没了镜头感、摄像机在哪儿的顾虑，摄像师跟我说：你只管像平时一样采访，别的事由我管。就这样，我的第一个电视采访完成了。
很久以后再重新看第一次采访，大家都笑了。
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正式开播，在一段其他几位主持人的开场白之后，就是我采访的东方之子，而我自己并没有看到，由于心里没底，家里也没通知，至今母亲还在埋怨我当初没打个招呼。上电视的路就这样偷偷地起步。
在栏目开播前，要为自己的栏目设计一句广告词，当时没有多少精雕细刻的时间，编导在机房外我在录制间里，现上轿现扎耳朵眼，第一句“浓缩人生精华”在我脑海中跳出得很快，大家也一致认可，而第二句就多少有些周折，一句一句地抛出一句一句地否决，直到“尽显英雄本色”，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于是从第一天节目播出起，“浓缩人生精华，尽显英雄本色”这句《东方时空》栏目的第一个栏目广告就开始每天和大家在早上见面。直到后来，随着《东方时空》节目“平视”概念的增强，加上栏目广告词一句才最好，终于有一天，“尽显英雄本色”这句话和观众告别，《东方之子》栏目和“浓缩人生精华”紧密为伴，这句话也成了栏目的一个标志。
直到今天，这句话依然会提醒我们，也许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短短的八分钟人物采访节目对人生的浓缩还不够，但至少是我们一个不停追求的目标。“画龙画虎难画骨”，无论怎样的采访，是文字的还是电视的，对人物的经典刻画都是难的，也正因其难，探求人物的性格走进不同的人生都是具有吸引力的。我至今仍感幸运的是，当初接触电视走进的是人物栏目。如果说做其他栏目我更多的是一种付出，那么做人物节目我每次都是在获得。“东方之子”群体于我是一个大课堂，从第一天走进开始，前辈学者、时代精英便一一走进我的生活，注定了我在今后的电视生涯中，对人性和人生的关注成为每日的功课。
有了第一次采访，接下来就欲罢不能了。当时时间和我们采访记者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在采访中达到“平等智商的对话”，作为一个采访者必须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提问者，而是要在和被采访者的问答之中，把每一位“东方之子”最该被浓缩的东西展现出来，也正因此，我们这些外表上感觉“歪瓜裂枣”者才有走上电视的机会。不过在当时，虽然“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我的压力还是有的，在几位主持人当中，无论学历还是资历，我都是最低的。“平等智商的对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也因此在最初的一些节目当中我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作品，不像胡健大姐采访张贤亮的片子，直到今天都被我们视为经典。难怪在多年之后，当大家看到我在“东方之子”中的第一个采访时，都乐了，这种乐我相信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外表和现在反差太大，还有很多的内容。
最初的日子里，从来没有想过《东方时空》会有日后的红火，大家颇有点儿只顾低头赶路的意思。节目开播不久，我们推销起自己的节目来都有点儿底气不足，因为太多的人都不知道也没有看过这个节目。我们到海南省采访，很多人的联系都颇费周折，不像后来《东方之子》这个栏目广为人知，相对联系起来容易些。而在当时，每当有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我们心里都有一份喜悦。其实不光我们做节目的遇到很多困难，在经营方面也同样如此。现在《东方时空》的广告费很高，一般很早订完。可在最初，广告费很便宜却依然没有人愿意掏这个钱，谁也不想让钞票在早间节目中打水漂。回头再看那最初走过的艰难之路，更懂了“万事开头难”这句话的含义。
那时的我自然也没有太长的设计。1993年5月底，我接到制片人时间的电话，问我想不想调进中央电视台，我没太考虑就拒绝了。“做电视”是副业这种概念在我当时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当时在广播报，我正筹办着一张新报纸《流行音乐世界》，报社内部也把这件事当成了重点，甚至创刊号各个版的内容和样式都设计出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专门为此开了会，台长也讲了话表示支持，在会上“高举起流行音乐这面大旗”很给人一种振奋。能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自己未来的工作，对我来说自然是件快乐的事，欣喜之中，觉得自己电视到底能做多久，心中没底，于是就拒绝了时间的好意。
但走进电视看来还是我的宿命，过后没多久，已经呼之欲出的《流行音乐世界》在当时一种对流行音乐依然不屑的氛围中，被某位领导判了死刑。寄托了我的热情和理想的梦碎了，我立即有了万念俱灰的感觉，好吧，走。这个念头一出来，最后走进电视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也曾有人问过我，假如那张报纸办下来，你和电视说再见不会后悔吗？我想不会的，一来人生没有假如，二来每条路都会有不同的风景。走上办报之路自然会依照另一种规则欣赏着路边的景致，也会有挣扎，也会有快乐，也许今天的自己会在那样的一条路上寻找到另一种成就感。
可最终，我还是成了彻头彻尾的电视人。
但真正让我在心中归属电视，还是依赖于一次同行们对我的认同，而之所以拥有这种认同，是因为一趟西北之行。《东方时空》播出一百期时要制作特别节目，我承担的任务是去青海与西藏的结合处，采访一位电影放映员赵克清。
接到这个任务时，我正在宁夏银川采访另外的几位“东方之子”。也许是好事多磨，采访放映员的任务从一开始就不顺。就在我接到任务的第二天，在银川机场一架客机失事，死伤者众，媒体报道后举国震惊。远在内蒙的母亲自然知道了这件事，但由于不知我在银川的具体行程，内心的担忧可想而知。而我因为在银川的拍摄工作很紧，加上当时也没有手机，忽略了给母亲报平安，结果母亲不知怎么千方百计寻找到我们节目组的电话，向北京我的同事询问，那份焦虑自然深重。因此当后来我的同事把这件事告诉我之后，心中马上有了愧意，“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结束了银川的拍摄，开始继续西行，踏上了去青藏高原寻找赵克清的路程。先到兰州，但从兰州去西宁的火车票特别难买，好不容易上了火车却没有座位，多方交涉，我们一行三人被安排到火车的行李车厢中，一路上我们是躺在各种邮包袋子上行进到西宁的，那种滋味至今难忘，而车窗外新鲜的风景到今日却变得有点儿模糊不清了。
到了西宁，与先期到达的策划人崔永元接上了头，了解到有关赵克清的情况。原来，赵克清是从河南来青海工作多年的老放映员。青藏高原上人迹稀少，一个游牧点和另一个游牧点可能相距上百里，赵克清就赶着马队，上面装着帐篷和放映电影的设备，到达一个游牧点后，给当地的牧民放上一夜电影，第二天收拾行装，再奔下一个放映点走，其间的艰辛与磨难我们难以想象。一个特殊条件下一个特殊的故事，大家都能在这样的故事中体会到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生，感动是自然的，也因此我们的特别节目采纳了小崔的建议，于是有了这趟青海之行。
接过头后，知道了去高原上寻找赵克清的办法，又在西宁租了一辆桑塔那，就准备出发了。当时小崔的身体不是太好，在西宁海拔两千多米的地方高原反应已经比较严重，考虑再三，小崔不宜向更高的海拔挺进，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和他分手了。
出发时又一件不顺的事发生了。送行的时候，我走进车里，手却搭在了车门外，被旁边的人一关车门，手被夹了个正着，十指连心，钻心的疼痛在以后几天的采访中就没断过，也没睡过一个好觉，这份疼痛等于是此行中的又一个下马威。
桑塔那在寂静而又风景秀丽的青藏公路上奔驰，和我一起去拍摄的摄像是曾经获过亚广联大奖的纪录片《沙与海》的主摄像江兵，功夫自然了得。一路上由于隔七八十公里就能看到一起车祸，我和江兵不敢怠慢，不停地给司机点烟并和他说话，免得他开着开着睡过去了。因为在青藏公路上，车前总是一样的无人景致，身边总是沙沙的车轮声，困意上来，后果不堪设想。
一天的行程之后，我们到达了海拔三千七百多米的青海和西藏结合部，拿着事先了解的地址，我们找到了要拍摄的主人公赵克清，正好第二天他又要出发，去一个游牧点。一夜休整之后，我们又上路了。
老赵是个淳朴的人，在我听来都是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情节，在他那儿却平静地叙述着。多少个春节没在家过；怎样爬过冰坡；怎样在山谷中用冰块就着硬馒头充饥；怎样经历一次又一次生命中的惊险篇章……听着听着，我们都感觉这个片子有戏。
到了游牧点，老赵的马和骆驼又被人骑走了，没了马和骆驼我们不好拍摄，老赵就和其他的牧民去找他的马和骆驼。我们就在蒙古包里和住在这里的蒙古牧民聊天，有一段对话我至今难忘。一位牧民问我：“是从北京来的吗？”我答“是”。他接着便问：“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好吗？”我答：“毛主席早已去世。”那位牧民惊愕了一下又问我：“那现在北京谁是毛主席呀？”我答：“是江泽民。”牧民沉默了，隔了一会儿说：“不认识。”
这样的一番对话在当时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闭塞，也因此感受到，赵克清隔上半年一年来给他们放映电影该是他们生活中多么重大的事儿。中国太大了，当我们从高楼林立的北京出发，当我们对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政府更迭都了如指掌的时候，在远方，有的人却对这个国家的大事也无从知晓。这就是中国，这才是真实的中国。
老赵找回骆驼，太阳已快落山，我们的摄像江兵急了，他马上和老赵开始拍画面，否则太阳一落山，明天老赵去昆仑山中，我们的节目就很难在播出前弄出来了。四十来岁的江兵开始在三千七百米海拔的高原上奔跑起来，还算天道酬勤，一组后来让江兵夺得最佳摄像奖的画面终于在太阳落山前赶了出来。在太阳还剩下大半个脸的时候，我也拍完了我在节目中的叙述。
《东方时空》第一次评奖，受台里重视程度出乎我意料，连台长杨伟光都亲临现场。在这次评奖中，我得了主持人奖，加之《东方之子》组也得了不少奖，心情自然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手拿奖品，想必当时是有点儿想继续乘风破浪的意思，但乐极生悲，身上穿的T恤，获奖之后刚一出门，就由于和人打架，被撕破了。
很快，天就黑了，远处游牧点中的牧民知道了这儿要放电影的消息，骑着马从几十公里外赶到这儿来，我们和老赵一起搭好了帐篷，帐篷里很快挤满了好奇的人们。电影开始了，老赵进入了工作状态，我们也一直在拍着。放映的当然不是什么新电影，但在屏幕上无论放什么，对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的牧民来说都是新的。到后来，很多牧民都在昨天的酒意中沉沉地睡去，可老赵的放映机一直在转，他整整放了一夜。
草原上的深夜静极了，因此电影的对话可发送得很远，银幕前是孩子们聚精会神的眼睛和大人们此起彼伏的鼾声。对于老赵来说，这是他无数个相似夜晚中的一个；而对我们来说，这却是无数个相似夜晚中最不同的一个。至今我耳边仿佛都能听见放映机那沙沙的转动声，不知我行笔至此，远方的老赵一切都好吗？
太阳重新照在草原上，牧民们的生活又恢复往昔，女人们劳作，在无事的白天，男人们喝酒，孩子天马行空地游戏着。
老赵又要上路了，去更远的一个游牧点。要翻过大山，我们多少都替老赵有些担心，但老赵却一片坦然，我和老赵一边折着帐篷一边聊着，摄像江兵在一旁记录下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采访。在当时我并没有故意如此设计也没有感觉到这种采访是如此特别，没想到回来以后，这种纯自然和生活化的采访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好评。
和老赵要分手了，他将继续远去，而我们则要快速赶回北京，把这远方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临走时，赵克清把一条祝福的哈达给了我，在节目中，结尾处是这个画面，但解说词我是这样说的：“这个哈达其实是应该送给老赵的。”
这就是拍摄获奖节目时留下的照片，放映员赵克清刚刚把哈达挂在我的脖子上，一会儿我们就要分别，他去昆仑山里继续往日的奔波，而我回北京，为自己刚开始的电视之路续后面的章节。这么一想，哈达更该戴在老赵的脖子上。
回到北京，制片人时间亲自编了这个片子，我也很快写完了解说词，在一种内心情感的触动下，合作顺利结束。在《东方时空》开播百天的时候，特别节目播出了。很多天后，在新的工作中忙碌的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忽然却接到我们组编导乔艳玲的电话：“小白，你因为赵克清那个片子获得了《东方时空》第一次内部评奖中的最佳主持奖！”在电话中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不是因为获奖的激动，而是在电话里反问这条消息的内容：“什么？我是主持人？”这的确是我当时的提问，因为我从来只认为自己是个记者，主持人这个称谓离我这种人太远了，但当这个奖项来临，我才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另外的路，前途是凶还是吉都得继续往下走了。
我忘不了青藏之行，忘不了赵克清，忘不了草原上的那一夜，因为这次拍摄及后来所获得的肯定，帮助我下了最终走上电视路的决心。
几年之后，回头看当初的情景，最该跳出的词语应该是“感谢”和“无心”两个。感谢是自然的，小崔、时间、我的诸位同事，怎么就能在当初，在那个本来没有我们这些人位置的舞台上，把我们推了上去，还取得了不错的结果呢？这是一种眼光，是一种更前卫的意识，还是一种赌博？跳出我个人的利益，我们必须感谢最初《东方时空》的与众不同，从主任孙玉胜到制片人时间，从当时还在外围的崔永元到我们身边的摄像，他们放弃了传统的选择标准，用新的方式和新的概念来把另外一群人聚集在身边，于是，电视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画面上一种新的语言诞生了。当创业在今天已经成为历史，我庆幸自己当初赶上了这辆头班车，更让人兴奋的是，在这头班车上大家一起在做一件和改变有关的事儿。
而说到“无心”这两个字，倒似乎更像是一种感悟。当初走进电视是无心的，也许干什么事情都需要一点儿无心。正因为无心，抱的希望不大，失望也就不大；正因为无心，没有刻意地钻营与设计，我只能本本分分地做自己，少了表演，多了自然，少了模仿，多了本色。最后倒因为这种无心，使自己在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下一步一步上了电视路。
但愿以后好多事，自己也能平静地“无心”去做，最后能否成功其实并不重要，上路时的轻装才最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