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哪一个年头什么季节，当时我已在电视台工作了有一段时间，然而与过去广播电台球友们的定期相聚是保留节目。
在我租来的房子里，球友们聚齐，在地毯上席地而坐，喝酒聊天之后，麻将就是我们友情相聚的借口，也是友谊延续的道具。一宿的麻将昏天黑地，有输有赢，阳光透过窗帘打在我们苍白的脸上，到了送客的时候。
不知谁，在门口的鞋柜上看到一盘录像带，《辛德勒名单》，我想起来，是头一天制片人时间借我的，说，奥斯卡大片，牛×。
“看看吧?”
牌桌上输家与赢家都有些意犹未尽，于是收住要出门的脚步，又席地坐下，帕尔曼的小提琴声音在充满烟味的房间里响起，一段犹太人的苦难与温暖拉开了大幕。
整整两个多小时，几乎没人说话，更奇妙和不可思议的是：刚刚打过一夜麻将的人们，竟然没有一个睡着，而当片尾字幕拉起时，窗帘再度拉开，每一个人似乎都格外清醒。
长久地沉默，大家不知该说些什么。
录音师房大文张嘴了：“看样昨天晚上，咱们打麻将，太俗了！”
他想开个玩笑，可大家竟都点头。
好片子就是好片子，我之后很久都在琢磨的事情是：中华民族比谁吃的苦都多，可为什么从来没有我们自己的《辛德勒名单》？
答案可能在对人性的理解上吧。苦难只有被赋予人性，才具有被好好表达的可能，如果为表达苦难而表达苦难，又或者背上其他意图，有时苦难都会让人笑场。
一个商业大片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就这样，真正地严肃并苦难了一次，而我，则永远记住了那个麻将之夜后，不再想睡觉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