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大学，不写诗，几乎是混不下去的，而且诗歌的盛行不分文科与理科，估计都是北岛舒婷和顾城闹的。当然也与那一代人的表达方式有关。诗，又含蓄又直率，总能击中心头，于是成了时代语言。不像现今的人们，都藏着掖着自己，诗歌般的表达就不合适，所以流行“啥都不说，都在酒里”。
刚入学，写诗之前，搞了一个小调查：你最喜欢的座右铭。没想到，全班七十多人，近四十个都写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个结果让寻找个性的我们很受伤，于是，真开始走自己的路了，写自己的诗就是一个开始。
1989年夏天，我们最后一个暑假，我与中学时的两位好友在家乡的合影。表情都有些沉重而不够欢快，但发型、耐克与彪马鞋加上背带裤，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八十年代即将结束时，物质生活已开始繁荣，也似乎预示着，从九十年代起，中国正式进入物质时代。
所以当时大学宿舍里常见的场景是，半夜总有人不睡觉，憋诗；而白天也时常见哥儿俩对坐，中间一瓶二锅头，下酒的菜，只有诗。
摇滚乐的到来，击中了我们另一种需求，也似乎成了专属于我们的表达。憋闷需要释放，抗争需要方式，又不能那么直接，摇滚乐就很合适。我在北京，买的第一盒磁带，是英国威猛乐队在北京的演唱会专辑，不过磁带封面上写着“英国瓦姆电子乐团”。据说九十年代，有记者问威猛的主唱乔治·迈克尔：“你经历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什么?”乔治·迈克尔回答：“是1984年在北京办演唱会，北京的观众听我们的音乐，竟然无比安静。”然而乔治·迈克尔不知道的是，两年之后，这种安静就不见了，当崔健登台唱起《一无所有》，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开始，而那场演出的票，是我和同学一起去买的。
在北京，我买的第二盒磁带是迈克尔·杰克逊的《Bad》，一盒磁带5.5元，是咬了一星期的牙并省了一个星期口粮才买下的。二十多年后，杰克逊告别这个世界，生前围绕他的一切争论都烟消云散，他再度成了神。而有趣的是，从他离世的那天起，我儿子真正走进杰克逊的音乐世界，并多次感叹：“《拯救地球》，是我听过的最美的歌曲。”
这可能是八十年代留给新世纪的又一道光影。
又过去了十年，1999年，我抱着刚刚两岁的儿子回到了母校。在这个记忆中曾经枪林弹雨的大门前，孩子若无其事地开心着。回忆，只是身处其中一代人的事情，对下一代来说，那不过是冷冰冰的历史，与他有何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