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人说，五十年代，中国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依我看，到八十年代初也是如此。倒不一定是民风淳朴，而是家家清贫，实在没什么可偷的。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慢慢提高，民风就不那么淳朴了。比如1986年我去长沙实习，在公共汽车上，就见到了这样的标语：“学雷锋，防扒手。”显然，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小偷，超过了乞讨，重新成为热门职业。当然，也有人“兼职”，比如偷书。
八十年代，王府井新华书店是读书人的梦想之地，店堂大，书多，于是常去。不过那时候，大多数学生囊中羞涩，爱书却无钱买书，于是偷书者屡有出现。不过偷的没有防的精，总有落网者。对于广播学院学生，一旦被抓住，问及姓名时，男生总是“常振铮”，女的总叫“刘继南”。后来，这招不好使了，因为人家书店跟学校一打听，广播学院院长叫常振铮，副书记叫刘继南。
很多年后，我们毕业二十年大聚会，常振铮院长到场，我们集体用掌声和跺脚，表达了对当年“盗用”常院长名字的深深感谢之情。
1986年暑假，我去成都找中学好友，来了一趟长江之旅。一路上由于太缺钱就能省则省，逃票、睡船上的甲板、吃面包……居然用最小付出，完成了从成都到重庆再顺长江而下一直到南京最后回家的壮举。这是我们哥儿俩在武汉的合影，回忆中，苦都是乐。
在校期间，我组织过一届书市，去北京很多书店商谈，人家答应让我们七五折或八折进书，于是拉到校园来卖，防盗成了重中之重。其中有本班一同学来到现场，趁大家不注意，将几本书装入包中，被抓了现行之后，他理直气壮地说：“还要钱吗？那我不要啦!”
多年之后，他成了京城一著名作家。
而正因为我们严防死守，那届书市挣到近三十元，大数目，十几个同学用喝酸奶的方式把这笔巨款奢侈地消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