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投身于《感动中国》的制作，电视人似乎都有了一种“宗教”般的情怀，神情变了，变得虔诚与纯洁；身份变了，不管什么岗位，都愿意忙完自己的再帮别人一把；把领导当群众，群众发号施令当领导，时常可以一见，没人觉得有什么奇怪；而几乎所有人，在《感动中国》的录制过程中，都似乎脆弱多了，时常泪珠滑落，没人觉得不正常。
到现在为止的八年，《感动中国》的制作过程，应当是一个另类的模板。
这个团队超级稳定，我和敬大姐主持八年没变，制片人朱波八年一贯制，导演樊馨蔓八年做了七年，其他的工种也同样如此。每年一到岁末年初的时候，朱波电话一打，一般我就一句话：“哪天？几点?”剩下的都属于废话，没什么可再说的。但稳定也有一个坏处，一见老熟人，觉得去年的此时像昨天，立刻感受到流水年长。中年人最怕时光匆匆，可熟人在熟悉的工作中相见，更苦时光之短。
我与敬大姐的主持词，八年的时间里，从没有人管过我们要说些什么，似乎心照不宣，似乎绝对信任。头两年，我俩还有点儿不踏实，“领导不指示一下?”领导一乐，走了。于是，一般情况下，我和敬大姐都是在录制前两个小时，在化妆间里你一言我一语碰出个方案。你让我一点，我就和你一些，感觉就有了。毕竟是多年的老搭档，都在默契里。恰恰是这种信任与松弛，让我和敬大姐能够把注意力全部放到内心真实情感的表达上，于是，也就对了。
第二天就要正式录制了，这是头一天在空旷场地内临时召开的不用坐着开的会，制片人朱波、敬大姐和我，再加上导演，设想一下明天的诸种可能。看这张照片，轻松是主基调。没有松弛，没有民主，没有对干活人的信任，是不会有好节目的。
在《感动中国》中，主持人需要参加的会很少，一般是两次。这在“文山会海”的环境里颇为不易。一次是大家一起看片子，议论一番，找可以放大的细节琢磨人物特点；再一次，是录制前一天，走个台，顺便就把最后一次准备会开了，不留疑点到现场。不过，大家不要认为轻车熟路不用功，不开会的时候，天天自己给自己开会，直到自己心中有底。
领导往往不以领导的身份介入制作，但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投入。按理说，当时的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现任《光明日报》老总），每年看完节目把个关表个态就可以，可这位多年唐诗宋词朗诵会的幕后操盘手，对文字与声音的表达绝对内行并“发烧”。有一次，为《感动中国》颁奖词的朗读问题，给我打了四十分钟的电话，强调平日的“说”和仪式中“播”的分寸，之后也多次与我交流，这时候，他绝对不是什么副部长，而是一个文人，一个被《感动中国》打动的老大哥。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罗明，是《感动中国》的出品人和把关人，可大家不知道的是，很多《感动中国》的颁奖词及四个字的定评之词，都是出自他的笔下。然而这与他是领导无关，一来这是他用作为广院大师哥的文字功底“争取”到的机会；二来自觉自愿；第三，写得不好的照样坚决不用，他也不会提异议。而假如因为写得不错，事后夸他，他会极其得意地笑起来。
制片人朱波，手机的铃声，长年是《感动中国》的歌曲旋律，虽然他还负责其他一些大型年度制作，但显然，他让自己时刻处于“感动”状态中。中间有一段时间，他被突如其来的糖尿病缠身，莫名其妙地消失一段时间后，又精瘦并异常乐观地归来，只不过，从此，这小子的笑容和嘴更甜了，看样，糖分有了新的出口。
导演樊馨蔓，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名字笔画最多的一个。一次她和我、敬大姐三个人为读者签售《感动中国》的书，我写完了三本，她还在“樊”字最后几画中较劲呢。名字笔画多，心更细，每年都能用她信奉的超自然力量把合作者累趴下。这美女导演一年似乎就干《感动中国》这一件事，头半年反思，后半年思考，其余时间，是编片子时夸所有的合作者并陪被采访者哭。
写不完……我一直认为，每年用“感动”开始，是一种运气。我想，团队中的人，也有同感，因为有人陪着哭，有时也是一种幸福。
而在《感动中国》录制现场，领导往往缺席，这似乎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规则，领导们一般录制前到场，看一圈没什么问题，就走。或者，隐身到导播间，免得现场还要排座次。这一点在颁奖方式的选择上同样体现。按惯例，获奖者，应当由领导来颁发奖杯，最初讨论时，大家担心这么一安排，每一年领导的等级如何定？顺序如何排？官气会不会重？最后我的建议被采纳，就让小朋友来颁奖，上下都接受，又纯真又意味着传承。最关键的是，少了最最让制作人操心不巳又容易出错的环节，大家都因此松一口气。不过话说回来，领导的“缺席”，恰恰要感谢领导们心照不宣的理解。这中间，有一种有趣的默契！
或许，以上这一切，加在一起，正是《感动中国》能够成功的另一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