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并排几个分类的垃圾桶，多日的采访与观察下来，发现这还真不是摆设。
我们的司机杨师傅，从中国来到日本已近二十年，做其他的选题，他很少评价，然而见我们做环保与垃圾分类，他的话多了起来，“你们早该做这件事了，太应该拍了！这件事情如果中国能够做到百分之五十，环境绝对不是这样子。”但是，想很快做到百分之五十，却绝对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日本百姓很自然并自觉接受的生活方式。
首先我们来到东京城郊一个叫“我孙子”的小城市，不是占人家便宜，它就叫这个很让中国人觉得尴尬的名字，在日语中，没有我们理解的吃亏占便宜的意思。这，也是中日文化差别中一个小插曲而已。
拍摄垃圾分类选择“我孙子市”并不偶然，它从八十年代开始就试行垃圾分类，现在，在日本十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它的废品再利用率排名第一。
早上七点多，我们走进一个普通市民家，由于一周两次来收分类垃圾，因此家中早已做好准备，报纸捆起来，瓶瓶罐罐洗干净，并在家中完成十几种分类。比如瓶子，瓶与盖是分开的，上面的塑料包装纸也要分离开来，之后，他们带着不同的垃圾来到收垃圾的地点，一会儿，好多辆收不同垃圾的分类垃圾车开来，将垃圾收走。
我们拍摄时，见到一位妇女拿着垃圾来了，之后又拿着垃圾走了。我们追过去采访才知道，收她带过来的垃圾的分类车已开走，她只好把垃圾带回家中存放，直到下周垃圾车再来时才能回收。也就是说，为遵守规则，她要让垃圾在家中再放几天，而类似的事情，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这样处理。
总有人说：中国向日本输出了文化，是日本人的老师。这话没错，不过功劳属于咱的老祖宗。最近这几十年，恐怕大多是日本向中国输出文化。在哆啦A梦创作室，负责人正向我们介绍哆啦A梦的诞生过程。动漫产业，已是日本对外出口的大产业，动漫形象在全世界登门入户，日本的形象也因此变得“可爱”起来。这背后，有日本政府无形的推手在起作用。
在大阪，我们采访了负责垃圾焚烧和大型垃圾处理的舞洲垃圾处理厂，从外表上看，花花绿绿的处理厂像迪斯尼的童话世界。由于日本小学四年级教科书中就已经有垃圾处理的内容，因此处理厂面向孩子们开放好几层的空间，在这里，有趣、生动、可参与。我想，走进这里的孩子，不会对垃圾焚烧有意见，也体现出“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的特点。
所谓垃圾焚烧，是把分过类的垃圾投入大坑焚烧，最后变成粉末物质，这粉末可用作填海的基土；燃烧产生的废气需要再经过高科技处理，从烟囱直接排出时已无公害。同样道理，废水也经过处理，在排出时没有公害。
之后，我们又去了一家大超市，在门口就有回收站，回收那些可降解的食品包装盒。很多市民购物回家后，会把包装盒洗过再送回到超市回收站，这些回收物之后被制作成员工的服装以及卫生纸。在这个超市中，这样的卫生纸会特别标明，而且价格比其他的便宜，以鼓励大家消费这样的循环制品，而且，也是用低价来表达对参与者的一种感谢。
所有的采访结束后，我们作的第一个决定是，加长这个选题的播出时间，压缩时尚文化的时间。因为它让我们深深触动，并且想象：如果从现在开始行动，二十年后的中国将会怎样？
目前在中国，多个城市上演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公民行动，人们担心在垃圾焚烧的时候，由于分类管理不严而产生的二英会损坏人们的健康。
回望日本，我相信，垃圾焚烧是未来垃圾处理的大趋势，上马在所难免。然而在维护公众健康方面，政府责无旁贷，推进垃圾分类，加强对垃圾焚烧厂的监管，提升科技水准。但是，在要求政府尽责的同时，每一个参与公民行动的公民是否想过：这也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将承担更多义务去投身其中！
捍卫权利的时候，我们应做好承担义务的准备；而将来承担义务时，稍有松懈，权利有可能再度丧失。在每一个今日为权利而拼争的家庭中，如果明天不能忍受这种垃圾的存放与分类方式，不能严格地遵守相关规定，一切还会走到老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