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来得突然。
2001年春天，我接到通知，准备去台湾。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台湾解禁，除去老兵回乡探亲，海峡两岸的民间交流也日益增多，其中包括两岸十大杰出青年之间的交流。由于我当选头一年大陆的十大杰出青年，而成为大陆青联访台团中的一员，这个团由当时的青联主席胡春华带队，团员包括阎维文、宋英杰、吕虹、范芳等十多人。
不过这次出访似乎并不是时候。
头一年，台湾政坛发生变局，国民党在台几十年的统治被推翻，民进党陈水扁上台，本就敏感的海峡两岸关系变得更加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到达台湾，该如何与人相处？见到敏感的旗帜或标语怎么办？听到不那么悦耳甚至“反动”的话语要不要起身就走或者严正交涉？这一切，都成为“第一次”所必有的障碍与挑战。
这是我第一次去台湾时的留影，背后这汪小小的湖面，我以为是日月潭的入口，没想到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月潭本身！真是相见不如怀念，之后，我就再也没去过。然而，没去过之前，你会不去吗？更何况，日月潭对大陆人的吸引力与大小并无关系。
紧张与陌生
第一次的行程注定漫长。
我们先要到深圳集合，然后进入香港，再飞往台北。
可比地理距离更漫长的，是心理上的距离。
在深圳，大家开了一个出发前的准备会，无外乎该怎么说怎么做，遵守什么纪律以及遇到特殊情况该怎么办等等。这一个会，更加重了内心的紧张，原本应该是愉快的出行，因为目的地是台湾，而多了一份沉沉的悲壮感。
飞机在台北桃园机场降落，心跳开始加速，台湾，这一块让人紧张的神秘土地，将如何在我们面前一一展现？
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台湾的新党，当时的新党召集人，是一位快人快语的大姐谢启大，后来，她因官司，很长时间都在大陆居住。不过，在我们到达时，正是她和新党都想有所作为并因此神采飞扬的时候。
台湾的第一印象，说句心里话：一般。
2001年的中国大陆，发展已经进入快车道，尤其是机场、道路等硬件建设，更是大手笔，相比之下，久负盛名的桃园机场就落后太多。估计大陆人都会小声嘀咕一句：“别说北京上海，一般城市的机场都比这儿强……”出了机场上高速，路不宽车不快，找不到腾飞台湾的感觉。
然而随着访问的深入，台湾的大与小才慢慢显现出来。
去日月潭，可能是每一个大陆人到达台湾后必做的功课，不过我在那儿闹了一个笑话。船离岸了一小会儿，我发问：“在哪个口进日月潭？”陪同告诉我：“这就是。”我笑了，原来在想象中，日月潭应当很大很大，因此自己认为，船开一会儿后会从某一个口进去，然后大大的日月潭出现在我们面前。可没想到的是，那个我认为是入口的小湖面，就是日月潭本身。
去草山寻找蒋介石的踪迹，去胡同里探访张大千的神韵，地方都不大，起码没有想象中的大，却都小得精致。在这样的场景中，台湾开始在脑海中告别想象，慢慢真实起来。
相信每一个大陆人，到达台湾之后，都会有这样一个与自己想象作斗争的过程。
政治与一碗酒
不过，当时的台湾却处在一种亢奋的政治热情之中，似乎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
打开台湾的电视，晚上九十点钟，各路名嘴都在屏幕上“参政议政”，好听的话不多，口吐白沫，一个比一个激昂，一个比一个炮火猛烈。小小的台湾，起码十来个电视频道在这个时间干这件事情，于是，你想不被政治打扰都不可能。
在台湾看电视，走两个极端。新闻时事节目中，要么是铺天盖地的民生新闻，家长里短，无处不在，刚开始新鲜热闹，看几天之后就看出了问题与憋闷。在台湾，由于种种特殊原因，几乎没有国际新闻，拼命找，一天也找不到几条，让你以为：这个世界除去台湾岛本身，顶多就华人世界这么大。这么说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大陆新闻在台湾屏幕上已经很多。
除此之外，就是脱口秀政治，全民开讲，自由、混乱、亢奋、“秀”杂其中，让人不由得感慨。
而娱乐节目，不说也罢，因为大多数都能在大陆找到克隆或山寨版本，也就不在台湾浪费时间。
当时的这种政治热情十分正常，毕竟台湾政坛刚刚变局，每个老百姓都觉得自己也参与历史其中，政治新鲜感未过，于是，让外来人都能明显感觉到。
来到台湾，蒋介石与蒋经国是绕不过去的两个名字，但是蒋家第三代，却大多不幸有台湾风水师说：那是因为蒋介石与蒋经国都葬在临时墓地，未能入土为安所致。两蒋照片下，正接受采访的，是第三代中唯一的“蒋”门人——蒋孝严。不过，他也是刚从“章”姓改为“蒋”姓不久，是推动两岸直航的重要人物
对于我们这些初来乍到者，除去新鲜，有时还有些刺激，甚至刺痛。
一天在街头，突然看见一个游行车队大摇大摆地行进，原来是在愤怒声讨蒋氏父子，蒋介石的待遇比蒋经国糟糕很多，名字都被打上叉，画像倒挂，敲锣打鼓，作为从大陆来的我们，自然不适应。奇怪的也是这种不适应，为什么几十年时间，我们都恨并骂着蒋介石，可街头看见这一幕，竟有些要为蒋氏父子打抱不平的冲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样，在历史又翻过一页之后，在一个中国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与蒋家的情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只不过当时还不知道，几年之后，国共两党又走到了一起。
相比街头这一幕，更刺激的还在后头。
生活中的很多事，想象时恐惧，然而真到了具体情境中，恐惧就消失掉，第一次台湾之行就是如此。
出发之前，担心这个忧愁那个，可真到台湾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化解掉这一切。做主人的，往往知道客人的为难，会有意照顾客人，避免尴尬，我们曾经担心的各种场面，基本上都没碰到过；而当客人的，也慢慢去除了没必要的敏感，偶尔主人们脱口而出的敏感话语，我们也一笑而过。轻松地面对，一些为难反而容易化解。
也正是有了这种变化，才有了临近返程之前最后一顿正餐的特殊酒局。
回来的头一天晚上，在高雄，主办方为我们摆酒饯行。现场，除去我们，也宴请了一些当地的青年才俊及有关人士。
酒桌上一聊，大家乐了，发现在我们这一桌十多人，竟有着海峡两岸五个党的党员，我们是共产党，台湾方面有国民党、亲民党、新党、民进党，真是一个过去想都没想过的奇妙组合。
酒过N巡之后，不知是谁提议：最后展开了一个“两党对决”，民进党一位年轻议员为一方，另外四个党选我为代表成为另一方，拿出一瓶金门高梁，分别倒满两个大碗，旁边的人们群情激昂，鼓励声连连，我和这位民进党议员，只好不辱使命，一人一大碗，一饮而尽。
十几分钟后，对方在走出门外几步的大堂里不省人事。
我则坚持聊到最后，回到房间才沉沉睡去，算是赢家。
这成了以后我们每次团员相聚时必聊的话题，我一直好奇的是：为什么海峡两岸的这四个党成了一拨，而民进党成了另一拨？这是一个潜意识里的“政治”决定，还是一个喝高了之后的酒桌行为？
至今，我没有答案。
不过，正是在这一碗酒里，我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次台湾之行，也结束了对台湾的想象，以及因距离而产生的敏感。
告别时，我有了新的期待：什么时候，我以记者的身份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