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刚刚看球的八十年代初，社会上流传着天津球星左树声的一句话：“是男人就该踢球！”在那个寻找高仓健的岁月，左树声的这句话很有男子气，估计也有不少孩子正是被这句话感召进了球场，不像现在这样，让孩子踢球成了家长们不愿作的决定。
不过，那时候想踢球，可不是为出名挣钱，而是为了健康、性格，更为了快乐！我开始踢球并不是因为这句或那句什么伟大的话语，而是哥哥与他周围的同学经常一起踢球，自己就自然而然地与球场结缘。从十来岁到现在，我没打过篮球、排球，一心一意与足球为伍。
上大学后更是变本加厉，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广播学院新闻系足球专业毕业的。最高纪录是一天踢过七个多小时的足球，这其中，两次成为“广院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甚至毕业时，我们球队成员都是以球场为背景，照了众多的毕业纪念照。
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个爱好没有终止，还迅速因此找到同好。我进台三年之后，以联赛最佳射手的身份，夺得中央电台有史以来第一个广播电影电视部（现广电总局）内部联赛的冠军。记得那一届比赛，我们第一场遭遇的就是中央电视台队，结果我们以6：3大胜对手，我一个人进了五个球，并制造了一个点球，由队友罚进。有趣的是，当时中央电视台队的守门员是我大学时的同学兼球友毕福剑。经历了这样的打击，他之后依然继续守门，让我看到了他强大的自信心。
我身后是2006年德国队主教练克林斯曼的父母开的面包房，生意极好。那些光顾的客人告诉我，他们喜欢这里，不是因为克林斯曼，而是这里的面包真的很好吃。同时我注意到，克帅的父母看儿子的世界杯比赛，只是在一台十四寸的小电视上。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足球这个爱好，不仅让我拥有球场上的快乐，更重要的是，进入一个大的电台之后，迅速地以球会友，结识了一群踢球的同龄人。这种球场上结下的情义无比牢靠，在大学时的球友如此，在中央电台的球友同样如此。现如今，不管怎么忙，我们一年都要聚几回，几乎每一次，都会聊起那一届的冠军和平常踢球时的趣事以及对两位早逝队友的怀念。用我们的话说，我们活着，他们就活着，活在我们的思念和谈论中。
得到广电部冠军的那一年之后，我调到中央电视台，虽然与电视台的球友也常在球场上配合，但我再也没有加入电视台的球队，因为我无法接受，将以对手的身份，与过去中央电台的球队相遇争斗或进球，因为在电台球队中的日子，是我永远美好的回忆，并打算纯洁地保留始终。
我当上了球队队长，此时正升国旗奏国歌。显然，这是场很正规的业余比赛，“正规”主要体现在赛前热身活动和出场仪式上。比赛目的也很单纯，估计又捐出了一两所希望小学。这支队伍中有不少熟脸，比如张斌和小崔，只是这两年他们不怎么踢了！
然而足球却未丢下，在我们新闻评论部，有一支我们几个人最初建起的球队，到现在已坚持十多年。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在全国许多城市打过公益比赛，捐建了多所“东方时空”希望小学。公益比赛时，会有很多体育明星临时加盟，比如古广明、刘利福、邹振先、董炯、陶伟、宫磊、林强、杨朝晖等。这阵容让我们比赛的观众人数有时会超过甲A中超，没想到，踢球又成了做公益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由于一直坚持比赛训练，我们评论部这支球队水平还可以，虽然年纪都不小，平均三十到四十，但战斗力很强。中央电视台内部，每一两年都有一个内部的联赛，以各个中心为单位，决出冠军，可由于管理上曾经同中国足协一样混乱不力，很多参加内部联赛的球队外援太多，导致我们这支没外援的纯新闻中心队一直没有夺过冠军。
2006年机会来了，联赛进行严格的身份调查，没在人事中心备案以及没工作证的不许上场，结果我以队长的身份与队友六战全胜，经小组赛半决赛决赛，以进二十三球仅失四球的绝对优势为新闻中心夺得有史以来第一个央视联赛冠军。我踢了五场，打进九球，尤其决赛，三个进球全部由我包办，成为中央电视台内部联赛有史以来进球最多年龄最大的“最佳射手”，这可是对手绝对不会照顾你的比赛。
记得决赛还剩十几分钟的时候，我不得不下场，因为当天晚上在八达岭长城举行残奥会吉祥物的揭晓晚会，我要主持。驱车几十公里到那里，主持完毕，又驱车几十公里回城，队友们的庆功酒席还没散，我一进屋，桌子的中央摆着属于我的“最佳射手”奖杯，周围是和我进球数相同的九杯啤酒，我只好一次性地全部干掉。这一年，我三十八岁，这个冠军也自然让我难忘。记得那年年底有记者采访我：这一年什么事最难忘？我的回答不是国家大事，而是足球场上的冠军。它在告诉我自己也提示着别人：我们的身体比我们想象的更有潜力，你有规律地激活它，它就会回报你。
当然，不服老又不行，我球场上的滑铁卢也不少。2007年秋天，我与梦舟足球队在球场上与对手比赛，由于场地不平加之年龄与体重增长后肌肉力量有所不足，在一次高速过人时，踩到一个坑里，“咔嚓”一声，我知道，骨折了。随后在北医三院接受了手术，两个多月之后才取出钢钉。
我取钉时，前脚离开北医三院的病房，女足队员马晓旭后脚进去。别人跟我开玩笑：踢球不专业，可伤却绝对专业。同学给我发来一短信：这年纪还能在球场上骨折，羡慕！
这就是骨折手术三天后被抬回演播室做节目的场景。这次手术，也让我充分体会到社会上无障碍设施的缺乏，我坐着轮椅，却时常被一个10cm高的坎儿给挡在外面。行动自由时很难理解残疾人的苦，我们要改变的东西有很多！
不过，手术也不能耽误工作。手术三天之后就被抬到演播室录节目，十天后，主持十七大开幕式和相关专题。两个月内，一直进行艰苦的术后康复训练，现在回想，这两个月，却成为我这几年最快乐的时光。因为生活的单纯，回到生命本身一天比一天进步的快乐中，所以有时很难说清福与祸的关系。
手术后不到半年，又回到球场，现在依然每周一到两次强度不小的训练与比赛。教练兼队友有时是李维淼、高峰、陶伟、江津这些前国脚们，而自己也真的在岁数增长后，开始逐渐明白了球该怎么踢。虽然体力下降了，但足球却给了自己更大的乐趣。
那一天，我们集体给在球场上依然生龙活虎的李维淼指导过六十岁生日，队友们感慨地期待：都打算踢到五六十岁。
不厌其烦地写下以上这些与自己踢球有关的琐事，实在是想告诉更多的人，可别只当电视机前的足球迷，足球场才是球迷更大的舞台。踢得好坏不重要，关键在于自由并单纯的奔跑，以及与朋友们的配合与分担。我一直记得前国家女足守门员高红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每次训练，都会早去一会儿，趴在草地上闻一闻那草香，真正享受足球与生命给自己的快乐！”
平日里，大家习惯了打开电视看球，关了电视骂娘。其实，国家队也好，国外的联赛也好，只不过是每一个球迷足球生活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自己的挥汗如雨。真希望家长还能赶着孩子上球场，不为什么功利的目的，而是：人生，怎么可以不在球场上自由地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