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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了吗?》直播开始后,我一直在想的是:抗震救灾,媒体能做什么,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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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深夜,我进入了直播演播室,面对的还是不全面的信息,救人是最主要的使命。这时候,记者大部分到达四川,然而一些重灾区,别说记者,连部队都无法到达。因此,任何来自前方的信息,都是宝贵的,也都是电视机前观众急切想知道的。那个时刻,作为直播的主持人,我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电视机前的观众有多少,即使深夜,关注都不会减少。

14日凌晨,当我结束了一个段落的直播,打开手机之后,一个快速显示的数字证明了观众的痛苦关切,我的手机上,接到几百个短信,这些短信虽然内容各异,然而扑面而来的悲伤与焦急却轻易地就能让人感受得到。而第二天,也就是15日凌晨结束直播之后,短信的量达到了高峰。这种情况,在我十多年的直播经历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我知道,手机的另一边,是一个又一个关注者,他们发送的已不是短信,而是焦虑及想到现场救援却不能的无奈与痛苦。

在14日晚上的直播开始前,我认真地思考了很久,这个时候,媒体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我的答案是:在悲伤与加油的情感表达中,必须去推动和帮助整个救灾更有效率地向更正确的方向行进。悲伤中,如果也能给理性一点空间,我们的损失或许会更少。

14日晚上,直播的前半段,演播室嘉宾是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在与他的访谈中,我也表达了三个意思。第一,这次救灾不会是短期的攻坚,恐怕将是长期的挑战,要做好准备;第二,绝不是靠政府就能完成,要让民间组织和NGO有发挥能力的空间;第三,要注重因地震而出现的残疾人以及老年人和孤儿的救助,同时心理救助一定要尽早上马。

这几个想法迅速得到在场的王司长的同意和支持,他在要离开演播室时,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们的很多信息甚至是从你们的直播中来的,它对我们的决策和判断非常重要,谢谢你们……

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这一次,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藏、躲、瞒,而是快速透明地让媒体参与其中,并且不止是中国媒体,还包括世界各地的媒体,这是一种进步。在巨大的悲情与苦难中,中国,坚定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