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情，在历史中发生过，都很难真正消失得无影无踪，都会留下或长或短的影子。对于后人来说，如何去面对这影子，总是考验。
2009年秋，我去中国传媒大学，也就是我的母校，为新闻学院的师弟师妹们讲课，结果看到一份翔实的社会调查报告，是三位师弟师妹利用业余时间搞的，报告关注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北京SARS后遗症患者的治疗及生活状况。
这是一份很细致的调查，它让已被大多数人忘记的SARS画面再度浮现。更重要的是，将人们几乎已经不再关注的SARS后遗症人群重新触目惊心地呈现在社会的面前。
由于当时SARS病毒无法真正摸清底细，重症的病人又危在旦夕，因此大量使用激素进行治疗。这一点，人们无法在今天指责当时的做法，因为遭遇战中，挽救生命是第一位的。但问题是，生命保住了，可由于激素大剂量使用，很多患者在SARS病愈之后，陆续开始被后遗症缠身，其中主要的是股骨头坏死，甚至导致生活再也无法自理。
这样的后遗症患者，在北京有一百多人，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家庭出现变故，当初可以共患难，但后遗症带来的无止境的治疗使生活被严重拖累，于是，健康的一方选择离异，对于后遗症患者来说，雪上加霜。
平心而论，政府对这批人很照顾，符合标准便提供免费治疗，部分人群还得到每年一定数额的补贴。
然而，患者们依然感到恐慌与担心，病情还会不会发展？将来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那些有后遗症可从数据指标上又达不到标准的患者怎么办？尤其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信息与状况仿佛被屏蔽掉，社会与公众不知道他们的状况，不知道他们的艰难，也无法伸出援手，就仿佛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
师妹把调查报告交给我之后说：“他们（后遗症患者）很希望你能去看一看他们。”
过了一会儿，又不放心地跑过来，“你会关注他们吗？”
我对师妹说：“你们做了你们该做的事情，接下来该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了。”
一个星期之后，以这份调查报告为基础的《新闻1+1》播出，相关的采访与患者的画面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作为评论员，我在节目中说：应当把他们的处境与现状放到阳光之下，这样，社会上愿意伸出援手的人们才知道他们在哪儿，才会去帮助他们。而政府也该明白，有些事，不一定都自己一肩挑，该社会解决的也交给社会一部分，香港在面对这样的后遗症患者时，就采用了社会上设立专门基金的方式来长期持续地帮助他们。
节目播出之后，全国众多媒体纷纷跟进，显然，人们并不愿意遗忘。
而这件事也在提醒我们，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人们往往行动效率很高出手很快，但是事情结束并不意味着要立即划上休止符，还有很多后续问题需要我们去帮助去继续救援。我们应当为此提出“后救援”的概念，这样，才不会出现人一走茶就凉这样的状况。
其实，SARS的印记并未走远，除去后遗症的患者之外，那些在SARS之中不幸离世的人该怎样面对，要不要对他们的家人有所抚恤？无论死亡的患者还是白衣天使，家属的救助工作开展得如何？而当初的患者们，或轻或重，又是否遗留下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面对他们，还能够做些什么？
一个习惯于遗忘的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而面对一个并不遥远的SARS之战，过早地遗忘不仅不该，甚至危险。
除去北京，广东或其他省市自治区的SARS后遗症患者又过得如何？也许有的地区人数不多，甚至只有一个，但我们是不是也该找到他，如同拯救大兵瑞恩，只不过，是中国版的。我们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