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从同学聚会的那一刻起，就显得有些不对劲。
2003年2月，春节刚过的一天，当晚我们要开始和水均益《直通巴格达》，去关注远方硝烟渐起的战争。
之前，有同学从厦门远道而来，于是，小范围同学聚会，没想到，饭桌上，她开始向我们“求援”，恳求帮忙找一箱“板蓝根”，说刚从广州来，那儿的醋都快卖光了，正流行一种怪病，怕厦门也买不到板蓝根，所以提前防范。
我们不算闭塞人士，身在媒体，按理应当早有信息，然而，奇怪的是，或许是中国人十分强调春节期间的安乐祥和，任何与此相关的信息都自觉地“人间蒸发”。再加上当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舆论环境仍采取宁紧毋松的管理模式，于是，这SARS已在广东“发展壮大”了两个多月，但硬是做到了 “好事传千里，坏事不出门”。因此，当时的我们也并不知晓。
同学的“求援”让我有些警觉，估计不是一般的小事，然而当时的头脑中，是绝对没有“SARS”或“非典”这个概念的。
第二天，我接到广州知情人士的“爆料”，是传真过来的，说：“广州爆发奇怪的禽流感，全城恐慌，可否来报道？”
当时我是《时空连线》的制片人，这是一档《东方时空》中十来分钟的日播新闻专题节目，追新闻是我们的目标，加上有过前一天同学要板蓝根的不同寻常，于是当机立断，当天派记者隋笑梅和摄像赶往广州，没想到，这一个决定，让我们拥有了众多SARS报道的“第一”。
记者到达广州后发现，事情不是“奇怪的禽流感”那么简单，情形复杂得多也危险得多。2月11日，在广州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是地方政府面对SARS举行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的记者在场。
之后是前方记者紧张的采访，而后方，我们调整了节目方案，因为已经很容易判断出事态的严重，于是，原定的一期节目，被我们改为三天三期。也就是说，《时空连线》用持续报道，来关注一个刚刚开始掀开盖头的怪病。
头两期节目，我们关注病情、事态的发展、相关的恐慌与防范，以及相关人员的采访与提醒，我们的记者成为第一个走进患者病房的央视记者，第一个采访到钟南山并在之后使之成为众多媒体焦点人物的起点。这两期节目也成为在京主流媒体最详细最快速关注SARS的报道，甚至有人称之为中央媒体中的“唯一”。
但是，仅有这两期节目是不够的，在几天的时间里，我们意识到，这个传染病的威胁不小，而如果大家不能从政府那里获取更透明的信息，政府的信息不能公开，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将会是灾难。
紧跟着，第三期节目，我们制作了“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这期节目，请到广东省副省长与著名传媒学者喻国明，跨地连线，在SARS的背景下，探讨“政府信息公开”。虽然由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那一夜，我们屡屡经受波折，但在争取、说服和适当地妥协之后，这期节目还是在第二天早上如期播出，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被我们在节目中大力呼吁。
这三期节目的播出，是在2月的中旬，几乎绝大多数的媒体还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处于对SARS无法言说的状态中，这三期节目则给了同仁以提示和信心。
并没有打算结束，虽然这三期节目播出完毕，暂时已经无法再继续跟进，但我觉得，眼下没有机会，自己却不能放弃，我们的记者应当在前方留守，继续采访和记录，一旦开闸，我们有第一手的东西。不难想象，这个时候，记录的重要性和价值有多大！
记者想回北京，我开始做她的工作，甚至为她找到了一个选题：广东春节后个别单位出现的民工荒，让她原地制作这个选题并同时采访记录SARS的发展。
最后记者还是放弃，回到北京，这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有一丝遗憾。这就是一种当时凭直觉的判断，今天回头去想，记者如果能够留下来是最正确的选择，或许，这也是我提倡组内民主的“恶果”。可在当时，离开也不太坏。隋笑梅们已用创造了好几个第一的方式初步揭开了盖子，劳苦功高。同时可以宽慰自己的是，早回来的好处是记者们没有感染上SARS病毒，否则无法向她们和她们的家人交代。一切的一切，生命健康是第一位的。
在我们播出之后，《焦点访谈》也制作了一期节目，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接受采访，谈SARS的事态，播出的节目中，强调的是有挑战但要乐观，能控制不必惊慌。但听说，他在录制时也说了一些“严峻”的话，只不过，不符合当时的大氛围，那些强调形势很危险的“警世恒言”被消解掉了，当然，做主的可不是电视台。
两个月之后，张文康因对SARS防范不力被解职，有他的同事开玩笑说：或许，他用自己的离职，做了自己一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一些事情吧。当然，这仅仅是个玩笑。
随着《时空连线》与《焦点访谈》的播出完毕，关于SARS的报道戛然而止，一切又恢复了平静，SARS仿佛只是停留在广东的一个固定区域内的传染病，不会远行，全社会在一些乐观的安慰中没有警觉，并且注意力都开始转移。对外，是那战争味道越发浓厚的伊拉克；对内，是3月初马上召开的两会。这可是一次换届的两会，万众瞩目，举世关注，祥和的气氛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田。而这时，SARS这个拥有超高智商的病毒，却开始悄悄地北上，偷偷地长驱直入，它的目标是北京，即将召开两会的中国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