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我全程参与直播，开幕前几日，就已到达悉尼，并开始拍摄很多专题，没想到，“法轮功”的黄颜色，成了工作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烦恼。
那个时候，距离国内整顿“法轮功”没两年，人家在外头折腾的热乎劲儿还在。奥运会全球瞩目，再加上澳大利亚尤其是悉尼，华人众多，“法轮功”分子更似乎找到了舞台，于是表演开始了！
在很多街道上，穿着黄颜色服装的“法轮功”人士聚集在一起，打着各种横幅与标语，为中国的形象“添堵”。
当时我们电视拍摄对此是相当敏感的，不仅电视直播中，会用延时来解决类似问题，拍摄时，更要注意，一旦不小心背景中出现类似画面，都要马上重拍。
我们已经很小心，可还是撞到了一次。
那一天拍专题，我在悉尼的唐人街进行采访，之后要在此拍一段串场，很简单。拍完，编导却似乎感觉到什么，让我们回头看。很远处，有“法轮功”的旗帜，于是赶紧打开摄像机重放，仔细辨认，果真在背景中发现“法轮功”的画面。没办法，删掉重拍，此后，该编导好长一段时间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可能正是因为知道我们的敏感与千方百计的躲避，“法轮功”们越发想出风头进画面制造影响，仿佛这样，他们就胜了一局似的。
在闭幕式之前，由于中国体育代表团在那次奥运上成绩卓著，为感谢当地华人与各方的支持，在一个美丽的海滩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功联欢。这本是一个华人的骄傲时刻，却被“法轮功”分子当成了自己的一个机会，他们聚集到此，开始闹事破坏气氛，这样一种不堪的举动，招致当地华人与留学生们的愤慨，自发地与他们论争。想想看，在那个喜庆的时刻，同为华人，却要分成两个阵营，一些人不为中国的成绩骄傲，反而要故意破坏与抹黑，其他人的气愤心情可想而知。
当地的华人告诉我们，其实，这其中，真练“法轮功”的不多，然而为了造声势，经济因素就开始起作用，扮演一天“法轮功”爱好者有不少经济上的回报，于是，很多人就像上下班一样，来扮演这个角色。这种情况不仅在悉尼，之前或之后在欧洲、日本、美国都是同样如此，我们也不止一次遇到过。
知道这个因素之后，我们猜想，悉尼奥运会时他们的折腾，估计花了不少费用。当然也让一些不太好找工作的人挣到了不少钱。
在开闭幕式或精彩赛事之前，那些没有票的游客或体育爱好者都会早早地来到悉尼歌剧院与悉尼大铁桥周围，占一个好位置，因为这里有很多块大屏幕、有美丽的风景，再加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好，因此，这里是没票游客看奥运的首选之地。
“法轮功”们知道这一点，于是在闭幕式前很早的时候，就组织了许多人来这里，把好位置都占了，这样一来，后来的各国体育爱好者就很愤怒，于是形成对峙。
其实“法轮功”人士就想通过这样的行为，激怒各国游客，然后骂中国，以此来破坏中国形象。可我想，绝大多数各国游客，恐怕还是会谴责“法轮功”本身的行为，因为人家不一定关心别的什么，但这种不礼貌甚至恶劣的行为，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人家的快乐生活。
看到这种局面，我一度甚至很愤怒地想：应该把这种行为直播出去，让全世界看看，这就是有些人甚至还出钱支持的所谓“教派”从事的行为？
当然，这念头一闪而过，可时隔多年之后，再一想，不无道理。2005年，我去拍摄《岩松看台湾》，在台东的花莲，当晚要直播台湾少数民族的“丰年祭”，这是当地一年一度的重要文化活动。可在直播前，却发现，“法轮功”们拿着横幅来了，于是，我们的那一场直播取消，改拍专题。
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就是来找摄像机的，他们的行为很不堪，当地人及游客也烦，然而，他们知道你敏感，躲着他，于是，他就想办法找你的摄像机，想进画面。这期间，他们也干过干扰卫星、弄居民电视、打电话进民宅等让人气愤的事情，让你不堪其扰。
当然，这其中，也有轻松的故事。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对面，有一些“法轮功”人士定点来上班，作息时间还颇严格。使馆内一位外交官告诉我：中午午休，经常是一听“法轮功”的声音，就知道到点儿了，于是，起床上班。也就是说，那几位上班的“法轮功”人士成了非常准时的闹钟。听过之后，我乐了，这可是不错的一种心态。
其实，我在想：慢慢地，大家不那么敏感了，看到它，不过轻蔑地一笑，该干吗干吗，他们会不会如同泄了气的皮球，渐渐地蹦不了多高，也再没了气力呢？毕竟要想做进一步出格的事，在哪儿都会有法律管着他们。
我称之为“脱敏”。
而需要脱敏的，绝不仅仅是面对“法轮功”的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