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元宵节的晚上，央视新台址配楼突遇大火，火光映天时，我被堵在与它相距三十米的马路对面，几十分钟的时间，我虽然寸步难行，却被迫看着那火势从小到大，当然，也看到路边人群中复杂的表情。
由于那天是元宵节，《东方时空》老《东方之子》节目组聚会，那是我作为电视人成长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空间，还是天南海北电视人当初因理想而聚集的地方，所以，大家彼此情感很深，再加上每个人也都有着现实中激情不再的诸种不如意，聚会便更有感召力。
不到八点，由于我晚上有《新闻1+1》直播，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先行离开，没想到这一个提前离席，让我成为大火的一个见证人。
不一会儿，我车行至央视新台址东三环靠西一侧的辅路上，突然就走不动了，路边很多行人表情怪异，我当时以为，大家早早来到街边，等着看多年来最圆的月亮，但这念头只是一闪，便觉得不对，似乎有火光照在他们兴奋的脸上。
我向左一回头，惊呆了，大火正从央视新台址配楼的南半侧，快速地从下向上燃烧，并夹杂着“啪啪”的声响。
新台址我还算熟，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就在这大院里的另一处办公地点直播了二十天。我们那批人，也成为到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在新台址里工作过的央视员工。
燃烧中的配楼，是即将开业的酒店，类似现在老电视台旁边的梅地亚酒店。另外，这栋楼里还有一个剧场，或许将来可供央视录制一些节目。
然而大火改变了一切。
几十分钟后我终于冲出重围，马上给新闻中心梁晓涛主任打电话，告知火灾情形，并希望报道，梁主任告诉我：已派记者赶赴现场，会翔实记录。
我心急如焚，不仅因为火灾，更因为十点就要直播的《新闻1+1》，如此拥堵，直播是天，赶不上节目开“天窗”怎么办？
越急越出状况，到达天安门广场，恰逢中央领导参加的元宵晚会散场，我又被堵在路边。没办法，向交警求救，听说要直播，警察帮我挪开铁围栏，打开另一通道，我得以冲出重围，到达演播室的时候，离节目开始只剩四分钟，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一次。
我依然在忙乱中心存侥幸：我是大火目击者，可不可以在接下来的《新闻1+1》中直播报道评论这场火？
大家苦涩地一乐，其实说完我也一乐。我自嘲地和搭档开了一个玩笑：如果直播，导语我都想好了——“本台最新消息，本台记者报道：本台着火了……”
苦笑……
非常苦涩的笑。
直播结束，短信陆续进来。安慰中有些离谱的，“老白，没事吧？”还以为我在楼里办公，其实离搬家还早着呢，而且并不是我们未来的办公楼，只是配套酒店楼。更多的短信是询问，然后是讽刺。经典的是：“除夕夜火了小沈阳，元宵节点了大裤衩，横批：央视不差钱。”我接到这条快速到达的短信，苦笑加剧，人民怎么这么有创意啊！
苦笑还好办，真正的苦难也随之开始。从第二天起，先是办公条件上，抽烟都被禁止了，冰箱不许使了，更要命的是：微波炉都不让用了。这可真苦了电视人，工作没时没点的，采访回来想吃口热饭，过去是微波炉一热，元宵节大火之后只能吃凉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
更深的苦在心里，面对这场大火，央视人对内愤怒生气，因为大家也是受害者；对外，面对众人的挖苦与嘲讽，无从回嘴。一场大火，测出了大家对央视的不满，也加剧了这种不满，改变它，依然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一场大火，让搬家事宜无限期地向后推迟了，对于那些很早就在东边买房住下的央视人来说，推迟搬家就意味着上班的路将继续漫长无比。比如我，住东五环之外，推迟搬家，就意味着我每天要在北京的大东头与大西头之间来回奔波，但是，又有什么办法？
最近听说，搬家最早也要到2011年底，甚至2012年。新楼，原本为北京奥运准备，这一把火，变成伦敦奥运了。
大火之后被抓进去的责任人徐威，在台里，我与他交往不多，但曾经的一个细节，却一直让我对他留下了很久的好印象。那是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奥运会开幕之前，各国电视媒体在场馆内外布线，之后要有自己的人看着，以免出差错。当时的徐威，是技术部门的一个负责人，有一天中午，我亲眼看到，为了让看线的小兄弟去吃饭，饿着肚子的徐威主动替班。一双布鞋一个小军用包，就那么不顾忌地席地而坐，那一个画面，让我对不熟悉的他顿生好感，这是一个心里有兄弟的男人。
然而八年之后，作为犯罪嫌疑人，他的人生被逆转，一场大火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我在想：如果监督和约束足够，徐威或许还是当年那个穿布鞋挎军用布包的平静男人吧。
可是，人生与生活都没有假设。其实，任何一个悲剧，都不是把责任推到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身上就可以完事大吉的。或许，我们都该认真思考，我，如果有机会，是不是也会在现场？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事故的责任人？是不是也可能只把原因归到“点儿背”、“巧合”上？我想，有可能。所以，谴责他们，不如多多自责。
一场冬日里的大火，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太多东西。当然，也不是坏事，也照出了央视之后该走的道路。大火，或许正是一个另类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