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旅程和所有会面之后，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几点元素。所有参与者都强调经济权力分散化的必要性：无论是货币创造、企业创造、投资创造、创新创造抑或工业创造，都体现出将我们的模式分成众多网络是多么重要，而每个公民都将从中获利，同时也将对整个系统的运转承担责任。我们不能继续喂养那些总是在集中更多权力和更多财富的妖魔。正因如此，贝尔纳·列塔艾将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的类比，让人如梦初醒，这种类比也和朴门永续农业遥相呼应。我们可能应当从大自然的运行机制中获取灵感，创造高效率且有韧性的经济体系。仔细回想，我们参观过的大部分创举都是在这个模式上建立起来的。可再生能源致力于模仿光合作用，虽然仍显笨拙；“零垃圾”，循环经济或Makers，废料被不断重复使用以生产新资源的森林机制；辅助货币和BALLE网络，以及贝尔纳·列塔艾所说的，作为所有生态系统韧性基础的多样性和内部联通性原则。这一切都将自主看作更大范围内的自由、人类关系平衡和真正高质量民主的保证。
在我周围，一些非政府组织、大学、媒体也开始掀起了一场以共享经济为核心的大型运动。这场运动的观念基础是：我们不再执念于占有自己的所有财产，而是意识到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财产为集体所用。对于大部分参与者，这个分散化、社会多边化（脱离我们都知道的社会垂直金字塔模式）运动，是互联网的出现引起的科技和大众文化变革的结果。从此，大部分人类能直接互相联系、获取信息和服务，或只需点几下鼠标，就能自己创造信息和服务，而这却不一定通过集中化组织（就连脸书、谷歌、亚马逊、苹果等集中化组织也开始复制20世纪自上而下的垂直资本主义模式）来实现。互联网让信息、物品、服务、能源的共享变得更加便利。而我们在旅程末尾遇到的杰里米·里夫金认为，互联网就是一场真正革命的催化剂。在他看来，互联网中诞生了合作型经济，这是继19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将会获得决定性的地位。
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杰里米·里夫金，可以说，他是一位未来的精神领袖。他是经济学家、顾问、企业家、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和联合创始人。十几年来，他被看作西方世界最重要也最有影响力的趋势学家。他赶在很多人前面，在自己直觉的引导下，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斗争。1973年，在察觉到人类能源消耗需要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后，他组织了最大的反石油游行之一。1988年，他让35个国家的气候科学家和生态卫士会聚于华盛顿，召开“世界之网”关于温室效应的首次会议。同年，他在好莱坞做了一系列演讲，让演员、制片人、剧作家、导演意识到气候的变化。1992年，他创立了“beyond beef”，一家由6个环保组织结成的联盟发起的公司，其中包括绿色和平、雨林行动网络和公民诉讼组织，目标是减少50%的牛肉消费。以上所有问题，在2015年，都是我们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但在当时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杰里米·里夫金对接下来几十年的演变的预测，值得被大众注意。作为安格拉·默克尔首相和欧洲议会委员会的特别顾问，他成功地让他们采用了自己的战略：建立于可再生能源和互联网共同作用之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便他致力于推进的运动的成功需要一定的先决条件，我们还是愿意带着自己在经济上的所有发现，去直面这样的愿景。杰里米·里夫金在访问巴黎的时候，会见了我们。巴黎是他对自己的新书进行全球巡回宣传的一站。这一次的见面，与我们之前的所有经历相比，有些不一样……
走进五星级酒店的走廊，我们看见杰里米·里夫金就在我们前方几米处。我急忙迎上去，做了自我介绍。而他的反应却非常冷淡。他看起来很紧张，几天以来，他每天连续工作13小时，不停地用各种语言向记者们重复一样的话语。在不知道我们是谁、为什么要采访他的情况下，他向我们解释，他只能给我们20分钟时间，而不是1个小时。我提醒他，我们拍摄的是一部长片，我们想做比一般的快速采访更深入的访问。我们和他的媒体专员谈论之后，他允许我们做了30分钟采访，但我们没有提问，以便让他将自己的理论一口气说完。最后，我们就获得了没有任何停顿的30分钟。以下是他向我们所说的大部分内容：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也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我们创造了垂直的金字塔形世界：集中的、自上而下的权力，集中的农业和工业以及越来越大型的生产手段，集中的销售工具和宣传（少数媒体和购物中心或大型超市业主），集中的银行、保险、交通和后勤保障系统……它们曾经是减少生产成本、实现那个时期的大型工程、改善我们生活的最好方式。如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已经触及了这个模式的极限。我们应当开始一场新的改革。得益于互联网，我们有能力颠覆交流方式、交换和分配能源的方式、出行的方式。互联网有着分配、合作、开放、透明的结构，促成了惊人的规模经济。它让几百万人集合在一起，进行生产和分享。这些小参与者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了那些20世纪大企业的能力所及。我给你们举三个例子：一个交通的例子、一个能源的例子、一个工业的例子。”
“如今有了互联网，比起拥有车辆来，和别人分享车辆变得极其容易。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对拥有自己的汽车完全不感兴趣，只想能够自由出行。汽车共享已有5年历史了。有了智能手机和定位系统，你就能迅速地在眼皮子底下找到一辆车或一位司机。你到了目的地，然后在线支付……想想这为环境带来的好处。通用汽车前副总裁拉里·伯恩斯为密歇根安娜堡大学做了一项针对汽车共享影响的调查。如今，尽管我们的基础设施仍然不是十分完善，我们还是能在保持同样出行率的情况下，减少80%的车辆数目。目前，世界上流通的汽车数量为10亿辆。我们能把这个数量减少到2亿，而且我们不仅能共享汽车，还能通过绿色能源驱动汽车、用3D打印机制造汽车。”
“到这儿，我就要讲讲工业了。我们看到了Makers运动崛起，装配3D打印机的一代，在网络上共享软件和图纸，从而能够生产各类物品。猜猜他们使用什么材料：废料。他们会把塑料、纸张、金属回收，用来生产。这一过程免去了专利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一旦打印机收回成本，就不会再有任何花销。几年以来，他们通过自己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微型风力发电机，为自己的打印机和小型工厂供电。同样地，只要太阳能电池板收回成本，之后的能源就是免费的（边际成本[1] 为零）。阳光如此充沛，又不会找我们收费……我们按件制造产品，就能避免当前工业和消费型社会产生的大量废品，因为目前的生产模式是：为了减少成本而大量制造产品，甚至不惜丢弃产品。虽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制造精细的产品，但正如奥巴马总统设想的那样，如果每个学校都拥有3D打印机，相信不久以后年轻人就能自己制造智能手机和房屋等。”
“能源也是一样。在德国，太阳和风负责生产27%的电力，这几乎是零成本。至2020年，德国还要使这些能源的份额达到35%。2014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世界第三经济体75%的电力，几乎全天都由太阳能或风力产生，电价为负数，这听起来就像一个逆喻。1970年生产1瓦特太阳能需要66美元，如今只需要66美分，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我们在德国能看到数以百万计的各类小型参与者：个人、中小型企业、公民合作社、非政府组织，它们生产电力的成本几乎为零。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那么化石能源和核能又怎么能继续拥有立足之地？10多年以后，这些小型参与者将会达到千万，25年以后，他们会达到几亿；他们将在当地或大区内，通过生物能、地热、风力、太阳能、水力生产能量，然后通过线上智能网络进行共享。这一切是大势所趋。我们已经看到这股趋势了。而金字塔模式的大型企业将失去分量。在德国，过去7年里，四大国企的市场份额衰减，只生产7%的电力。它们习惯了中央集权的体制，而且它们的规模经济是垂直型的。但目前正在崛起的权力是横向的、分散的。能量到处都是，可用，免费。这几百万小型参与者需要做的，就是抓住小份额能量、存储能量、交换能量……当你把这些横向经济一点点地加到一起，它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就远远超过一座核能发电站！”
“所有企业家一直都在寻求新的科技，以求改善公司生产率，减少边际成本，向市场上投放价格更低的产品，吸引更多消费者，赢得市场份额，让投资者满意。但我们从没预料到会有如此极端的技术革命，它能在重要的资产和服务方面，将边际成本降低至几乎为零，让这些资产和服务实际上变得免费而充足。曾经成就了资本主义系统的事物，现在正反过来对付它。”
“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词：社会企业家。上一代人可能会说，这个词前后矛盾，我们不能既是企业家又是社会人，因为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个体都追逐自身利益，而蔑视集体利益。他认为个体正是在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并非出于本意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显然，新一代人并没有读过亚当·斯密的书，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发挥自身的才能、能力、创造力，再通过合作型经济把这些提供给集体，就不仅会改善其他人的生活，也会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当某个年轻人评判政府、政党、社会系统或任何公共机构时，他常常提出以下问题：这个组织的行为是否集中、产权在握，是否是家长制的、自上而下的，是否自我封闭；或者这个行为是否是分配性的，是否是合作、开放或透明的，是否奖赏了横向规模经济？他们不仅有企业家精神，而且有不同的权力概念。也就是‘权力属于人民’。”
“当然，所有这些公司的权力现在仍然很大，它们企图垄断所有让我们前进的工具：电话公司、电缆公司、入网供应商、能源供应商、互联网巨头。谷歌每天有60亿查询记录（美国搜索引擎2/3的市场份额，欧洲91%的搜索），地球上20%的居民有脸书账户，推特有3亿用户，亚马逊是世界超市……我们已经在个人信息安全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因此，真正的斗争将是民主的斗争，我们应当保证自己的网络尽可能中立。这场斗争将会十分残酷，但这也是为创造一个真正能够与地球和谐相处的社会所要付出的代价。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的子孙才能生活。我们所剩时间不多，只有不到30年去实现这个目标。”
罗兰和他的杆子
[1] 边际成本指在固定成本之外，每增加一单位产品或服务产量所增加的总成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