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我们出发了。至少，我出发了。火车把我从家带到蒙巴纳斯火车站，那里有一辆出租车等着我，它会把我送到戴高乐机场，去和团队其他伙伴会合：梅拉妮、首席摄影师亚历山大（他也是我的老友）、亚历山大的助理拉斐尔、调音师罗兰、制片主任安东尼和拥有一半美国血统的蒂凡尼（她将在为期两周的美国之行中协助他）。
几天来我翻肠搅肚, 神经紧绷，那种多年来为我所熟悉的焦虑感一阵阵上涌，让我呼吸困难，心慌意乱。这是我第一次拍电影，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每一天我都更确切地意识到，我在技术层面，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艺术层面有多么无知。我害怕被焦虑打倒。我精神涣散，无法做出好的选择。当然，我们有梅拉妮，但这也是她第一次参与纪录片的拍摄，而且我们之前从未合作过……我给自己列了些小单子，上面写着需要拍摄的分镜和要提的问题，但什么似乎都不能令我安心。接着，我和他们碰头了。不一会儿，每个人的兴奋都溢于言表。梅拉妮开着玩笑，让氛围变得轻松。我们谈论着即将看到的各种非凡卓越的事物。冒险精神最终战胜了紧张。我们和大大小小的行李（居然有15个箱子！）一起涌进机舱，踏出了漫长旅程的第一步……
几小时后，我们飞过大西洋。为了不让日光唤醒乘客，空乘人员让我们放下遮阳板。飞机以每小时1000千米的速度，在离地面几千米的高空飞翔，但我们的感官对此浑然不觉，只有监控屏幕上显示的航线，让我们对旅程的进展有一些模糊认知。我们的身体蜷缩在座位之间，眼睛瞄着屏幕上投放的“现实”，而这个现实显然不同于我们正经历的现实。屏幕就好像另一扇舷窗，可以长久地凝视以消磨时间。但我其实更想让目光陷进那扇真正的舷窗里。我想看看窗外的黑夜，我想捕捉我从未见过的风景：茫茫大海、虎鲸、海豚，即将到达的无尽海岸、汽车和人群攒动的巨大城市。以这种方式旅行是没有意义的。但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呢？纪录片的预算只够我们在每个目的地停留3～4天。每一天都将被各种琐碎填满：薪酬、设备租赁、食宿……当然，我们也可以漫无计划地上路，但这就意味着，我们会离家数月，且没有薪水。而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要支付贷款、房租和生活费用。想要不一样的方式，就得推翻一切。多年来，我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个世界是错综复杂的。风往哪里吹，我们就往哪里走。除非我们选择逆风而行。我告诉自己，我们要拍摄的那些人，就是决定让风往其他方向吹的人。我很喜欢自己的这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