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理科生，最关注的是如何解决我感兴趣的问题，而解决问题需要能力、天资、直觉，这些都是被古往今来很多人说滥了的话题。但是，直到科学解密了人类的大脑，解密了人类创造的机制，我们会一直将这些话题谈下去。
启发我思考创造力与孤独感之间关系问题的，是台湾王道还老师的一封电子信，这封电子信是发给一个小圈子的。这封信的起因是科学松鼠会的小姬提起了最近热卖的一本书《孤独六讲》，作者是台湾的蒋勋。王道还在信中说：
人是最能容忍狭小空间的群居哺乳类。人以外的群居哺乳类都生活在小社群里；成员互动越频繁、复杂，群体的规模往往越小。
相形之下，人适应狭小空间的能力着实惊人。现代大都会的常住人口，数百万或千万计，若不是人类有强大的合群性，根本不可能。
这两段话说的是我们人类的特有的群性，在电梯里，在会议场所，甚至在办公场所，我们可以和很多其他人分享不大的空间而不会感到特别不适。我想，人类文明所以能够突破其他动物的限制而得以发展，依赖合作，就像先民必须通力合作才能猎杀猛犸象这些大型动物。所以，群性看来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与人类相比，王道还说：
1950年代，卡尔洪在实验室创造了饮食、卫生条件都符合理想的“老鼠天堂”，结果发现空间对社会行为有令人惊心动魄的影响。老鼠不断增殖的后果是：各种病态行为滋生、猖獗。例如雌鼠不照顾幼鼠；雄鼠激烈互斗，甚至吃掉幼鼠；幼鼠死亡率高达96%。也就是说，只要压缩物理空间，即使生活物资不虞匮乏，都能使社群崩溃，导致绝种。
所以群性不仅是人类赖以发展的重要特性，也是促进社会共存的特性。
但是，群性有其负面的一面。每逢假期，总有一些同学问我假期中要做些什么。我的回答是，假如你回家，就什么也不做，因为即使带着书本和论文回家，第一你看不进去，第二即使你看进去了效率也不高，也不会有足够时间思考和做计算。这个结论我是自己做学生时得出来的。为什么在家里我们很难学习和思考？原因之一是干扰太大，亲情密集包围你；并且，大家都在做与创造毫无干系的事情：看电视、聊家常、打扑克，这些活动是最不需要动脑子的，而且做多了这些活动你的思考能力会大大降低。除了这些表面因素，还有蒋勋在《孤独六讲》中提到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所以，这次春节我从江苏的亲戚家回到北京，就在博客中写道：
春节几天，我似乎找到了中国人缺乏创造力的原因。我们的亲情让我们失去个性和想象力。所以，现在发展的趋势有利于中国人创造力的提升：亲情友情淡化，孤独感提高。
那么，蒋勋在《孤独六讲》中都讲了什么？他的书分为六章，这是按照他的六个演讲分的。六章分别是：情欲孤独、语言孤独、革命孤独、暴力孤独、思维孤独、伦理孤独。
我对他说到的思维孤独、伦理孤独、情欲孤独和语言孤独特别有共鸣。例如，他在谈到情欲与伦理孤独时说：
家庭、伦理的束缚之巨大，远超于我们的想象。包括我自己，尽管说得冠冕堂皇，只要在八十四岁的妈妈面前，我又变回了小孩子，哪敢谈什么自我？谈什么情欲孤独？她照样站在门口和邻居聊我小时候尿床的糗事，讲得我无地自容，她只是若无其事地说：“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典型的事情，家庭对你这样，有时社会对你也这样，虽然现在的社会与以前相比是进步多了。读到上面这段话时，我反省自己，发现自己不久前叫一个头发长的学生理发，我说现在不流行艺术家发型，其实我也是用群体意识压他，好在我又说，艺术家风格也挺好的。最后，他还是理发了。社会不鼓励特立独行，要求一致性，导致创造力的衰微甚至完全消亡。
即使将范围缩小到一个研究群体，追求一致性也是扼杀创造力最主要的因素，我以前谈过几次的花车效应就是这样，一旦什么人取得突破，有时甚至不是真正的突破，大家一拥而上地写些无关痛痒的研究论文。很多情况下，一些人将一辈子耗在追逐“主流”上面。科学和艺术一样，最高形式的创造就是在追求与众不同中取得的。我想起狄拉克回忆与海森堡一起爬山时看到的事情，海森堡一个人爬到高处站在一个悬空的石头上面，面色坦然，这令狄拉克想到海森堡在创建量子力学时的风格。
其实，在科学中，创造非常类似于在文学中的创造，就是在传统的延续下寻找新的出口和新的维度。所以，蒋勋的论“语言孤独”也可以用到科学上面来。他说：“所以我们需要颠覆，使语言不僵化、不死亡。任何语言都必须被颠覆，不只是儒家群体文化的语言，即使是名学或希腊的逻辑学亦同，符号学就是在颠覆逻辑，如果名学成为中国的道统，也需要被颠覆。新一代文学颠覆旧一代文学，使它‘破’，然后才能重新整理，产生新的意义。”
最近，我在读一本谈英语诗人艾略特诗歌中隐喻的书。艾略特的诗歌就是颠覆语言形式的典范。在著名的《荒原》中，他用典，将不同的碎片拼凑起来，追求非个人化，所有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晦涩、无逻辑，但当你明白了他所用的典故，他为什么拼凑，整个诗就可以理解了，你就会获得一种全新的审美愉悦。而中国文学，似乎还未见类似的创造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