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70年代的一去不返，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科技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尔·盖茨成立了微软公司；邮政员工担心他们很快会被电子邮件弄得失业——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国家首脑中第一个发送电子邮件的人；手机和第一个试管婴儿也诞生了；美国青少年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们的索尼随身听。
电影《爱情故事》（Love Story）煽情无比；《女士》（Ms.）杂志介绍了新女性主义；斯蒂芬·金把观众吓了个半死；电视节目“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讽刺了美国社会；《教父》创下票房纪录；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是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人[1]；牙买加出口的雷鬼乐让全世界人民都很高兴。
到了80年代，罗纳德·里根重新让美国总统充满活力；柏林墙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都轰然倒塌，冷战就此结束。英国人在福克兰群岛（Falklands）作战，并将很多国企私有化。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通过著作《时间简史》将空间研究带入实质性阶段；《辛普森家族》（The Simpsons）成为最受欢迎的卡通片之一。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出版了《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并因此成为穆斯林世界头号公敌。每个人都在玩魔方；美国最高法院聘请了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法官；而当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时，英格兰也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互联网出现了，传真诞生了，笔记本电脑成为新的时尚。尽管60年代人们一直呼吁感受自然世界，但印度的博帕尔（Bhopal）和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还是因为环境的恶化而成为无人之地。“伊朗门事件”的丑闻没有让里根总统下台，却动摇了他的根基。
斯堪的那维亚的方法
欧洲公布爆发性病流行后不久，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紧跟其后采取措施，由于道德观念上不那么封闭虚伪，政府能够确保所有地方都能得到安全套，而且是免费供应，对公众的信息传达也非常直接。举例来说，瑞典几乎没有人染上性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到了1970年，美国每年花费630万美元用于追踪那些确诊性病患者的性伴侣，花费3000万美元在性病教育方面。但是，用于研究预防措施的资金却很少，也很少投入经费去尝试了解当下性行为的模式，而这正是性病防治专家渴望得到以同疾病蔓延作斗争的信息。承诺朝令夕改，资金一会儿拨给研究计划，一会儿又撤走，原因还是这种研究本质过于涉及私隐——一些人甚至认为是下流，政治上有阻力。有些人，比如纽约的两位议员，觉得钱用在这种研究上面简直就是浪费：“用在研究预防方法上的钱可以治愈很多病人。套子就是一种既简单又便宜的预防性病的方法。”这确实没错，但是……
随着70年代慢慢过去，绝望的公共卫生官员试图了解到底哪些人是高危人群，而结果很让人困扰：小型的、地方性的研究发现，尽管绝大多数青少年知道安全套对于预防性病有帮助，但他们并不了解性病对于健康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大多数人还认为他们必须有父母的允许才能得到安全套，这意味着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也能在任何药店中买到三只装的安全套。另外，只有很少人知道到底应该怎样使用安全套。非洲裔美国青少年是最高危人群，他们几乎不知道任何保护措施，包括避孕。同时，得淋病的人越来越多。实际上，各种各样的性病都在蔓延之中。
数字游戏
70年代，治疗淋病的盘尼西林出现抗药性菌株，在某些人群中，患梅毒的人也越来越多。不过，这还只是个开始。80年代患生殖器疱疹的病例比70年代高出了11倍；1989年，疾病控制和防御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CDC）发现大约1300万美国人新感染上一种或者多种性病的症状。不过，就连这个发现也只是冰山一角，尚有大量性病症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些病人无法得到诊治，还有些人根本不在医生统计上交的病人名单上。
HPV……新的借口
人乳头状瘤病毒事实上是一组病毒的总称，组成一个病毒族系，其中某些病毒可经由皮肤接触传播，某些则明确通过性行为传播。HPV可导致子宫颈癌变。由于它并不总是明确经由性行为传播，持反安全套立场的一方便将之作为理由，表示安全套并不能有效抵御性病侵扰。
到了1990年，美国每年有据可查的淋病新增病例就有67万，而卫生部门的官员认为这个数字只是实际感染病例的一半。感染衣原体的人数则每年至少增加400万人。感染梅毒的人数到达了1950年以来的顶点，有超过4.8万新病例。疾病控制和防御中心认为，每年有20万到50万生殖器疱疹的新病例和100万人感染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缩写HPV）。滴虫病也传播得非常快，但是，医生和卫生机构并没有被要求将之当作性病统计上报，所以很难得到准确的数据。不过，官员们确实知道，到2000年，在所有感染新型性病的15至24岁之间的年轻人中，感染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衣原体和患滴虫病的人数占到88％。尽管如此，1979年到1988年之间，以及90年代末期，在这个年龄段人群中，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依然越来越普遍。
反过来，到了80年代早期，很多欧洲国家淋病患病人数急剧减少，也许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诊断方法，更有效的治疗手段和公共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性病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不是个问题，首先美国，其次英国，都是性传播疾病无限循环的最好代表。之后，艾滋病来了。
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官员将这段时期称为历史上最可怕的性瘟疫年代。但是，1981年6月5日，当疾病控制和防御中心就洛杉矶一个年轻男同性恋小群体中出现的一种相对罕见的肺炎形式首次提出警告后，人们几乎立刻将性病抛在了脑后。
自由恋爱的时代结束了，而从未结束过的安全套论战好似踩了油门一般。
一位不可能的倡导者？
婚姻和一夫一妻制
在罗素·贝克（Russell Baker）的《观察者》（Observer）专栏中，有一句“他说的所有就是放弃吧”，这里的“他”，指的就是里根总统。作者的感想包含了很多美国人当时的想法，并证明了舆论对于安全套始终处在左右摇摆中：
为了防止艾滋病的传播，里根总统建议在踏上婚姻圣坛前保持贞操，并一辈子坚持一夫一妻制。这种倡导也许有用，但是总统先生还应该跟进怎样把这两个“救生员”带回到现实生活中。
我说“带回”是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在清教徒要求海丝特[2]在胸前佩戴上红色A字之后，无论婚前保持贞操还是一夫一妻制似乎就已经远离美国人的视野了。
很自然，你们的印象或许就是很多年来没有听到过贞操和一夫一妻制这样的字眼了。这是科学，也就是避孕药和盘尼西林带来的后果。在那之后，整个一代人沉溺于天堂的景象中：不用承担后果的性交。
我有意使用了“沉溺”这个词。服药可以避孕、抗生素帮助摆脱了性病的危险、容易得到的大麻给规规矩矩看不到意义从而令人厌倦的性交注入了一剂兴奋剂，我们因此拥有了历史上第一代可以随意享受性交的人，用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的话来说，就是“天涯处处皆芳草”。
但是现在，后果还是出现了：艾滋病。艾滋病带来的后果就是，在家里看报纸你经常会读到“安全套”这个字眼。
确实有段不好过的日子。我跟里根总统一样不喜欢在报纸上看到“安全套”这个字眼，我也不喜欢当全家人，包括祖母，聚在客厅里看最近的谋杀事件和爆炸事件时，主持人说出“安全套”这个词。
另一方面，艾滋病已经在城里蔓延开的消息真是让人不愉快。在不好过的日子里，你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
当里根总统提出贞操和一夫一妻制时，他在尝试摆脱这种不幸的灾难。当政府卫生部门提议教育美国年轻人使用安全套时，他的反应是倒抽了一口冷气，可以看出来，他认为“节欲”是最好的方法。
显然，总统先生一说到“节欲”就充满了热情，好像他已经完全脱离了自己真实的世界，不过这只是一种表演。
《纽约时报》于1981年7月3日刊登了第一篇关于艾滋病的新闻故事。1982年，疾病控制和防御中心正式确定了艾滋病的官方称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缩写AIDS），并报道说有四种人相对容易感染上这种新疾病：同性恋者、滥用静脉注射药物者、海地人和血友病患者。同年10月18日，美国ABC电视台的“今夜世界新闻”栏目第一次播出关于艾滋病的讨论，并警告说病因尚不清楚，但是疾病本身正在整个美国传播。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貌似根本不可能的人物成为美国最激进的安全套代言人。C.埃弗里特·库珀博士（Dr. C. Everett Koop）之所以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国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总医官，除了他医学专家的身份之外，也是因为里根非常看重此人坚定的保守主义立场。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库珀博士却努力推动了关于预防性病的公共教育运动。尽管库珀确实将禁欲作为抵御疾病的第一条防线，但他同时也是个非常务实的医生。他知道让性活跃人群不感染疾病的唯一现实的方法就是教育他们使用安全套。另一方面，尽管里根总统提名了库珀，但说到艾滋病和预防保护问题，里根还是保持了多年的沉默，并采用了早期的一种观点：艾滋病是同性恋者和注射毒品者的疾病——尽管他和演员罗克·赫德森（Rock Hudson）是朋友关系，而后者是第一批罹患艾滋病的名人——因此，他们罪有应得。
“他所说的只有放弃”
名人的艾滋病
即便罗克·赫德森死于艾滋病，也没有让他的总统朋友里根改变想法。其他著名的艾滋病患者包括芭蕾舞演员鲁道夫·努里耶夫（Rudolf Nureyev）、网球明星亚瑟·阿什（Arthur Ashe）、奥运会跳水冠军格雷戈里·洛加尼斯（Greg Louganis）、皇后乐队主唱弗莱迪·莫库里（Freddie Mercury）和篮球巨星埃尔文·约翰逊（Earvin Johnson）。
艾滋病支持者很早以前就声称，里根总统对艾滋病的态度，严重阻碍了相关研究的展开和教育层面的努力，让艾滋病在美国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然后扑向全世界。事实上，很多人相信，为了应对艾滋病而对联邦相关研究和全民教育的投入之所以会奇怪地“一会儿有，一会儿没”，主要就是因为里根总统陈旧的信条——同性恋恐惧症。里根总统任命的总医官在退休以后曾说“白宫里各方政治上的干涉”令自己应对疾病的工作变得复杂，“至少要花费比原先多12倍的精力去恳求白宫里针对我的批评家们让我和里根总统见上一面。”总医官的话语表明了他对于国民健康所作的努力，尽管他的“老板”持相反态度，但他还是将整个国家缓慢而费力地拉进自己主张的运动中去了。
联邦政府和艾滋病
政府的态度在80年代颇为摇摆不定，有像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这样的顽固分子，努力要将瘟疫当作“私人事件”处理也有里根总统这样假装瘟疫根本就不存在的人。但是，社会活动家们并没有放弃在寻求更好的治疗手段、合法权益和对患病者以及公众的教育方面他们继续为了增加投入而斗争。在政府中也能看到些希望。1988年，美国《健康综合项目延长法案》（US Health Ormibus Programs Extension Act）批准设立了用于艾滋病教育和检测的联邦基金，成为90年代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相当有声势的一场运动。
赫尔姆斯和“罪人的疾病”
1987年，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赫尔姆斯修正案》，或者叫《禁止宣传同性恋性行为》，此举措的实施使得联邦基金无法用于艾滋病教育。赫尔姆斯因为他的偏见而出名，包括他对那些艾滋病人的憎恨。他认为患病者只是因为他们犯下的罪行而受到了惩罚。他对于自己的很多声明深信不疑。比如：“唯一能够阻止艾滋病的方法是阻止那些令人作呕的、不道德的传播疾病活动”；“这个国家中每一例艾滋病的病例都可以追溯到鸡奸的根源”。1990年，赫尔姆斯提出对《仇恨犯罪统计法》予以修整，试图阻止艾滋病受害者依据“仇恨犯罪”条款指控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这一提案使得赫尔姆斯成为美国最知名的反同性恋者。
他的理由？“同性恋运动威胁着美国家庭的活力和生存。”
他的解决方法？“国家反鸡奸法应予强制执行。”
艾滋病社会活动家们的反应？1991年，一个35英尺高的充气安全套放在了赫尔姆斯家的房顶上。
1988年，这位持保守立场的美国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总医官与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合作出版了一本面向所有美国人的教育手册——《理解艾滋病》（Understanding AIDS）。该手册出版后，邮寄给了每个美国家庭，其中包括一整页如何使用安全套的内容。手册中声言：“除非不进行性行为，或实行有保护的性行为，安全套是抵御艾滋病的最好方法。”这一声明在90年代晚期聚集了足够的声势，成为安全套论战中的一盏明灯。
“不要忘记你的套套。”
每个人都有责任将那个词说出口，告诉别人这个产品能够拯救生命，防止很多不幸发生。
一位安全套生产商代表谈到安全套广告的必要性时说
尤里乌斯·施密特和默尔·杨斯在战时赚到的巨额利润相比艾滋病年代来说，可谓小巫见大巫。黑死病之后的这个年代，任何人都可能死于此种神秘的新疾病，安全套市场就等着赚钱了。或者像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商约翰·斯沃曼（John Silverman）说的那样，艾滋病是“安全套商人的梦想”。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正在履行其对公众承诺的服务，生产商们正在制造最好的产品，而零售商们正在尽自己最大努力使人们能够更容易地买到安全套。如果我们都各司其职，就会看到产品数量的增加以及我们为人类所做的伟大贡献。
一个安全套生产商发言人
色情文学的问题
1980年代安全套最大的国家市场是日本，在那里，多年以来，安全套早已成为最受欢迎的避孕用品。相比西方人，日本人对避孕药的态度一直不太积极。68％的日本已婚夫妇每年总计使用8.64亿个安全套，是美国的3倍，而美国人口是日本的两倍多。这个情况直到本世纪00年代中期以后才发生改变。那以后，安全套销售量明显下跌，这被归咎于很多人都在网上看色情文学了，他们是更多地观看，更少地“实战”。
盛世广告公司制作的预防艾滋病公益广告：“砰！你死了！”
广告界巨人盛世公司（Saatchi and Saatchi）看起来同意上述说法，因为它是第一批以其相当可观的市场营销技巧帮助纽约城市卫生部门在公共电视、广播和报纸上发布防治艾滋病的最早的（也是很具争议性的）公益广告的公司之一。其直截了当的标语包括“出门别忘带套套”；“砰！你死了。这就是艾滋病的恐怖之处……”等等。这些标语试图引起那些对艾滋病还不够重视的人们的注意。也许因为处于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环境中，广告公司没有选择将这么醒目的广告投向过于广泛的人群，或是针对一个特别重要的群体——尽管艾滋病被认为是同性恋疾病，但这场公益广告运动针对的却是异性恋受众。
大多数公益广告采用的都是威吓受众的策略，把使用安全套只是当作情人和疾病之间的事情。尽管这种观念由来已久，但对于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还是全新的。与过去小小的卑微的安全套的漫长历史相一致，到了20世纪晚期，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多少改变。
《纽约时报》社论：“性交是件严肃的事情”
广告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而且其中有些肯定会令人讨厌。现在，有些商业广告和节目就很令人讨厌，他们将严肃的主题浅薄化了。另一方面，安全套广告可能有些有益的地方，而它们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也许值得一试。至少批评家们这么认为。广告有可能拯救生命。广告也有可能帮助塑造“性是件严肃的事情”这一正统观念。至少，这些广告，对于那些极端地表示性只是为了娱乐，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商业广告和节目来说，是可以起到驳斥作用的。
《电视视角：安全套广告的问题》 约翰·考瑞（John Corry） 1987年2月8日
尽管美国ABC广播公司在1986年播出了关于安全套使用的公益广告，库珀博士也向其他媒体网络施压，要求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做同样的事情，但只有7％的相关宣传是在高峰时段播出，而且同时段播出的是新闻节目。余下的宣传都是在晚间11点到早晨6点之间的时段播出。即使有来自于总医官的压力，NBC广播公司的副主席还是声称，管理团队“对有些问题十分焦虑，最终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方法。”他们的谨慎及时地得到了证明：尽管高峰时段仅有极少量的安全套广告播放，媒体依然被观众的抱怨淹没——他们说感觉很不舒服。发现艾滋病的十多年之后（第二代性病蔓延的数十年后），电视中才出现了第一则关于安全套的商业广告，1975年在加州电视台播放的那则“特洛伊人”安全套广告，实在算是个例外。
电视台的政策
“ABC电视台不接受任何安全套或者其他非处方避孕药品的广告。处方药的避孕用品广告基本上也是不接受的，但经ABC电视台独家裁决，这类广告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也有可能被播放：首先产品本身符合ABC电视台处方药广告和其他使用规定；其次，广告商提交关于其商品的额外的公共意见调查结果；再次，最终由ABC电视台决定播放与否。”这项政策一直延续到2005年。
预防艾滋病公益广告：“保护我，保护你自己。”
1991年，福克斯电视台成为第一家播放安全套生产商商业广告的电视台，可是要等到10年之后，CBS和NBC电视台才跟随其后播出相关商业广告。而ABC电视台、UPN电视台和WB电视台则依然拒绝播放此类广告。福克斯电视台虽然是播放安全套商业广告的先驱者，但它依然禁止广告中宣传产品的避孕效用。天哪！安全套的钟摆就是这样无休止地左右摇摆着。
更进一步地，安全套工业没有将它潜在的政治资金或者其可观的利润用于在电视上推广其拯救生命的产品，而是更加重视平面媒体的宣传，并在包装和商店中的推广上下功夫。私人电视台似乎稍微胆大一些，他们根据对受众的统计调查，选择性地播出一些安全套广告。
广播电台的做法差不多：私人电台根据听众的需求决定是否要播出安全套广告。1987年，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广播电台播出了一则“生活方式”牌安全套的广告，但这样的例子在当时并不多见。
杨斯与法案第39条的对抗
安全套工业在艾滋病危机的早期不愿意做广告的部分原因是依然受法律的限制。1983年，编号为81-1590的案件被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邮政部门引用（“科姆斯托克”）法案第39条，即“禁止在未受到请求的情况下邮寄避孕用品广告”，阻止杨斯药业利用邮寄服务散发教育性的小册子，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痛苦的科姆斯多克年代，毫无疑问如果默尔·杨斯还在世绝不会就此罢手。杨斯公司已经计划好了将小册子投放到美国的一些目标地区，小册子包含的内容涉及艾滋病、其他性病以及预防的方法，包括使用安全套。根据建立者的理念，杨斯公司选择了和禁令做斗争上诉至最高法院宣称邮政部门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法院同意杨斯公司的意见。但是，这并没有刺激其他安全套公司也采用类似的邮寄方法宣传安全套的预防功能。
库珀的数字
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总医官库珀博士要求将公益广告瞄准那些最易受艾滋病感染的人群，特别强调向黑人和拉丁裔人群体投放。尽管拉丁裔人当时仅占美国人口的6％，但他们却占感染艾滋病人数的14％；黑人占美国人口的12％，在感染艾滋病人数的比例上占到25％。即便到了1990年代晚期，广告宣传（包括公益广告和商业广告）都没能真实反映这些数据。同时，尽管女性是最晚被感染的人群，但是很快女性患病人数就和男性相当了，有的地区甚至超过了男性。到了2000年，却只有30％的广告将女性作为诉求对象。在这些广告中，大多数表达的潜台词，还是将使用保护措施与否的决定权交予男性。
恐惧VS滑稽
我会为爱做很多，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为了爱死去……
一则“生活方式”牌安全套的广告
第一波关于艾滋病和使用安全套的广告热潮中夹带着明显令人恐慌的信息，大肆玩弄和宣扬恐惧的情绪。有些小品文带着非常强烈的情绪，比如广告文案中一位年轻的拉丁裔男子回忆他的兄弟：他曾经警告自己的兄弟性交的时候应该戴安全套，但是他的兄弟回答说：“戴安全套也太没有男子气概了。”拉丁裔男子随后跪倒在地，扑在他兄弟的墓碑上，边哭边说：“我的兄弟。他是如此具有男子气概。”
让我们失望的是安全套的发展不尽如人意。我们目标顾客多是年轻人，他们或者认为自己不会得上艾滋病，或者认为等自己得病的时候，已经有了治疗的方法。
一位安全套企业发言人的陈述
产品、价格和推广
第一先生布什和关于“道德败坏”的表态
1991年，乔治·布什很不高兴，新闻里一会儿是肯尼迪家族成员强奸案开庭，一会儿是安妮塔·希尔诉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克拉伦斯·托马斯性骚扰，一会儿又曝出NBA明星“魔术师”约翰逊得了艾滋病。老布什总统抱怨说电视、广播里说的全是美国人的“道德败坏”。关于艾滋病，老布什批评了向青少年派发安全套以同疾病作斗争的计划：“疾病在极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个人行为加以控制。我认为派发安全套不是影响个人行为的适当的方式。我认为，仅仅派发安全套而放弃生活方式，放弃家庭和基本价值，是不正确的。”
到1994年，关于艾滋病和安全套的广告就变得轻松多了，幽默感成为宣传安全性行为的主要方式。一些批评家甚至称这种新式广告为“杂耍表演”，一则广告讲述《歌剧魅影》中的鬼魂进入一家药店买安全套，但被告知购买安全套不需要戴面具；另一则广告中，侠盗罗宾汉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唯一不同的是，罗宾汉购买安全套的时候告诉收银员，安全套不仅是买给他自己的，也是“给我所有快乐的伙伴”。新式广告就这样通过一系列荒谬的角色让观众确信，购买和使用安全套都是很有趣的。
方法上的戏剧性大转变的原因是，到了1994年，安全套销售自发现艾滋病以来首次出现了疲软。安全套工业的大亨们认识到吓唬人的方法已经不再能发挥功效，他们急切地希望找到一种新方法来传递相同的信息。尽管1994年时，死于艾滋病的人数至少有22万，但销量和使用量的下降被认为是其他事件的发生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媒体和观众被波斯尼亚事件、白水门事件[3]和其他热点新闻分了神，艾滋病只能靠边站了。人们进入了“信息疲劳”。安全套销售前几位的公司花费了巨额资金聘请最好的广告公司，希望能够通过新的推广策略把形式扭转过来。
Tiktok自动售货机——就连麦当劳也加入了行动
到了90年代中期，麦当劳感觉到了来自汉堡王（Burger King）和其他快餐公司的竞争压力，于是，公司领导开始寻找多样化经营的道路。其中一个想法是投资一种新型的连锁24小时大型售货机——Tiktok。这种机器提供两百种产品，并按照“家庭必需品”进行分类，就像是投币式的7-eleven便利店。当然，“必需品”中包括各种各样的安全套。
适合的市场定位成为非常重要的新策略之一，女性、少数族裔和青少年成为广告诉求的主要对象。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安全套的销售还是走传统的零售店、药店销售模式，而到了90年代，沃尔玛、塔吉特（Target）、凯马特（K-Mart）等大型超市加入进来，通过自主购物的方式销售多种品牌的安全套。
除了场地不断扩张，安全套工业也认识到，一种简单的销售策略就是除了将安全套和药品摆放在一起之外，也可以将套套和日化用品、女性用品以及保健品并排呈列。现在，购物者可以将一大包安全套扔进一辆装满面包、牛奶的手推车里了。
一般来说，女性是零售店主要的消费者，所以在某些广告策划中聚焦这一群体，并在女性居多的场所中做商品促销便是自然而然之事，这一股营销潮流始于80年代。根据实际情况的反馈，在购买安全套的时候，女人比男人更加自在，特别是单身女人。从前的安全套市场关注的是18岁至34岁之间的男性，包装都是非常男性化的，比如施密特公司埃及风格的“拉美西斯”品牌，杨斯公司穿盔甲的“特洛伊人”品牌，还有男厕所里的自动售货机和药店柜台后面的棕色纸包装；与之相比，现在新型的、更具设计感的包装一下子刺激了销量。美国女性也（再次）认识到，安全套是一种可靠的避孕方法。尽管避孕药依然是最受欢迎的选择，安全套还是成为单身女性的第二选择和已婚夫妇的第三选择。
当认识到80年代时大约有50％的安全套是由女性购自药店和其他大型零售店这一情况时，施密特公司推出了一个新品牌——Koromex，该品牌仅以女性为目标消费者；导管生产商曼特公司（Mentor Corporation）也进入了“专属女性的”市场。
“从抽屉里出来”
英国安全套几个世纪以来都通过传单、手册的传播方式进行着宣传，即便是性病流行的1960和1970年代，根据法律，就算是“杜蕾斯”这样的大型公司也只能通过平面广告的形式推广自己的产品。1967年，当《国民健康服务法案》（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Act）允许公共卫生机构向单身人士提供安全套售卖服务时，对安全套广告的需求也变大了。当时“杜蕾斯”公司是唯一向国民健康服务署提供安全套的承包商，他们认为将资金用于在女性杂志和诸如《观察家》（Observer）这样的报纸上投放广告可以增加销量。不过其他更主流的报纸和杂志对这类生意并没有兴趣。
广播电视宣传更加有限制性，尽管在电视上播放安全套广告的限制到70年代早期有所缓解，“杜蕾斯”公司还是不被允许使用他们商标的名字，也不能提到预防疾病的字眼。英国广告法要求商业广告中“不能有任何悖离礼仪的内容”。和通常情况一样，安全套是防治疾病的用品的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电视台高层认为是不适合宣传的，直到艾滋病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面。“杜蕾斯”牌和“伴侣”牌（Mates）安全套的首次电视台和电台广告于1987年播出，几乎没有收到公众的负面反馈。
在英国，首个艾滋病患者于1981年从美国回来之后被确诊。一年后，增加了7个病例，但是直到1983年，英国媒体才开始关注这一疾病。可悲的是，惯于哗众取宠的新闻报道使用《传染性“基佬”杀手》、《“基佬”瘟疫席卷而来》这样的题目作为新闻头条，令得关于艾滋病的最初报道只是激起了人们对患者的偏见和歧视。又过了4年，政府官员才真正对艾滋病问题重视起来。
到了1987年，英国已经有了1170例上报的艾滋病病例。作为对疾病迅速增长的回应，国民健康服务署决定发起一场名为“不用因为无知而死亡”的全国性运动。这场运动包括向英国每户人家发放一本使用了和运动名称相同题目的宣传册。该运动无疑对美国的库珀总医官产生了影响，于是美国在1988年也做了相同的事情。而在电视和广播中，运动试图通过冰川和墓碑这一类意象向公众传达疾病的恐怖，以令他们对艾滋病和个人的性卫生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公共媒体来说，认为安全套是个太过下流的话题的年代已一去不返，现在的全国性运动包括让主要的电视主持人在黄金时段演示如何使用安全套。这引发了很多报纸的批评，但政府官员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公众的投诉。投入8千万英镑的这一运动被认为收到了成效，因为艾滋病感染数量的曲线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变得平稳了。
“杜蕾斯”让位，你好“伴侣”
在政府拨款资助以前，“杜蕾斯”是英格兰唯一一家真正的安全套生产商，占据了95％的市场份额。然后出现了维珍公司的创始人，商业巨头和慈善家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
布兰森自掏腰包投入超过5百万英镑用于生产安全套，而且不求个人回报，只是将新创立的安全套品牌命名为“伴侣”。他的销售理念不同寻常，乃是通过认知度高的零售商店推广自己的品牌，同时这些零售商店并不由此获取利润。这是一种真正无利润可言的安全套。
为了让伴侣牌安全套有个美好的开始，布兰森运用自己在商界中的影响力，说服国际上最著名的广告公司发起了一场相关的推广活动——再一次，广告公司本身并无利润可言，却引发激烈竞争。广告公司人士认识到，如果能够成功地为这一安全套新品牌打开市场，他们会在很多方面受益。首先，他们可以和欧洲认知度最高的商业品牌维珍分享利益，这可是很大一笔财富。其次，他们可以提高自己的企业形象，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在将英国从健康危机中拯救出来，或者像一位广告界高层说的那样：“慈善广告是一笔大买卖。”
你做爱做的事，我们做有意义的事。
伴侣牌安全套广告语
他们不仅样子好，还更便宜，也能让你更从容地购买。维珍公司和MTV公司会将所有盈利用于帮助控制性病的传播。
理查德·布兰森
尽管这一运动背后有很多关于谁会获取利益的猜度，但最终的效果比政府资助的推广运动轻松愉快许多，而且帮助根除了一直冠在安全套广告头上的恶名。和政府阴郁的做法不同，“伴侣”牌安全套的广告努力尝试加入幽默的风格。广告中，一个准备购买安全套的十几岁男孩走进家药店，正好撞上一位漂亮迷人的女店员。此时，画外音说，两个人的思想开始交流，而男孩正在给自己打气，准备开口购买安全套。最后，男孩终于开了口，女店员向着老板大声喊：“安全套多少钱一盒？！”
有些人可能更喜欢盛世公司那种更加时髦的说法，“不套上去，就别做下去。”这句广告语也许是受二战期间的口号启发：“在你投入之前先戴上它。”但是，布兰森觉得这种口号太过冒险，应该用一些更加巧妙的语言。
社会主义安全套
伦敦橡胶公司——“杜蕾斯”牌安全套的生产商——一直保持安全套生产和销售的主导地位的部分原因是，从1982年开始政府对价格的直接控制。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价格控制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同时国民健康服务署发放安全套是免费的此数量占据了安全套市场23％的份额这就要求市场上供应的安全套折扣必须打得非常低——即所谓社会主义安全套。所有这些限制意味着新玩家需要大量现金支持，才有可能打入安全套市场。
当布兰森与政府运作的非商业性的英国广播公司（BBC）接洽，希望在频道中将“伴侣”牌安全套广告作为公益广告播出时，引发了很多争议。布兰森愿意就自己的商业广告进行修改，让“伴侣”商标不出现，这样看上去就是一个公益性的广告了。“杜蕾斯”不同意，他们第一次为可能失去市场的绝对占有率而感到恐慌。这种恐慌也确实不是空穴来风——布兰森在广告推广上投入了1000万英镑，同时对诸如MTV这样的商业电视台和BBC这样的非商业性广播电视媒体下手。
BBC电视台没有采纳“杜蕾斯”的反对意见，播出了修改后的“伴侣”牌安全套广告。同年，英国安全套使用量上涨了20％，这大大鼓励了后来者探水安全套的市场到底有多大。美国、日本和德国公司都认识到了市场的潜力，新品牌在那些从未销售过安全套的商店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
到了1987年年底，“伴侣”牌安全套——由安塞尔（Ansell）公司生产——开始正式进入英国市场，将自己的目标顾客定为17至24岁的年轻人。“吉菲”牌安全套（Jiffi）则打出“安全玩耍”和“年轻人的品牌”的广告语，显然也不是针对保守的市场。该品牌将安全套包装在灵巧好看的香烟盒中，声称“真正的男人使用吉菲”，“如果她是个游戏，又希望得到你的阴茎，那么戴上吉菲和她做爱吧”，“只有手淫的人才不使用安全套”。
不允许“同性恋”字眼出现
尽管事实是，艾滋病很早就被认为是“同性恋者的瘟疫”电视和电台的安全套广告中对于涉及同性恋主题却一直很谨慎。在英国，1998年，杜蕾斯第一次在广告中提到了“男同性恋”（gay）这个词。
快速的吉菲——只是一个谐音吗？
很难说给“吉菲”品牌命名的营销商是否拥有很强的幽默感还是对词语释义拥有丰富的知识，不过，不管哪种如果品牌的普通购买者了解“吉菲”的意思，那么这个品牌就不会卖得这么好了。“吉菲”，正确的拼法应该是Jiffy，而不是Jiffi，而前者实际上是时间的单位：百分之一秒。
美体小铺（Body Shops）
安妮塔·罗迪克（Anita Roddick），英国又一位企业家和慈善家，是少数几位特别愿意在自己旗下连锁化妆品店美体小铺中出售“伴侣”牌安全套又不求利润的商人。其他企业家就没这么大方了，这迫使布兰森不得不给他们一些固定的利润分成。在美体小铺（以及布兰森的维珍唱片店）这样不求利润的商铺中，和那些不愿意无偿出售安全套的商人店铺中，伴侣牌安全套通常卖到10至15便士一个，而杜蕾斯大约为25便士一个。
尽管“杜蕾斯”对于市场份额的流失扼腕叹息，但它对市场中新利益的追逐也不是那么差。为了保持竞争力，“杜蕾斯”第一次进行了推广活动——“百万援助”（MillionAID），为了慈善而捐助，这一行为让其在公众视野里始终保持高曝光度。活动的概念是对于每一个参加活动的零售商召回的安全套包装盒，伦敦橡胶公司都会根据包装盒的尺寸拿出10至20便士不等作为善款，总额为25万英镑。要求是包装盒上必须有一个政府的官印标志（该标志称为Kitemark，所有权属于英国标准协会），告诉消费者该品牌已经经过质量测试。1987年的时候，只有杜蕾斯和另外一个品牌拥有这个标志。
在回应批评家对这次慈善活动的本质的怀疑时，“杜蕾斯”得到了《每日镜报》（Daily Mirror）的老板罗伯特·麦克斯威尔（Robert Maxwell）的支持，麦克斯威尔后来成为国家艾滋病信托基金（National AIDS Trust）的主席。看起来他对这场竞争在时间安排上的巧合表现得极其敏感——他赶在布兰森之前几个星期匆忙地做了计划。当被询问活动合法性时，他声称：“无论从商业角度还是公众角度考虑，这都是非常合适的事情。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使用安全套。我不是伦敦橡胶公司的股东，我必须补充声明。”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麦克斯威尔并不是安全套使用重要性问题的理想发言人，因为人们发现他从每日镜报信托基金中偷走了4亿英镑。
不管是否引起争议，“杜蕾斯”兴旺地发展了起来，并于同年收购了意大利品牌Hatu-Ico，这项收购为它一年的营业额增加了500万英镑。1988年，营业额再次增长了50％，或者说营业额的增加超过了2500万英镑。不过，这还只是开始，几年之后，这家曾经只是英国一地的安全套生产商成为重要的全球性企业。
布兰森发起的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人们不再对购买和使用安全套觉得可耻，也不再对安全套知识一无所知。他选择通过自己的慈善机构——维珍“健康关爱基金会”——将“伴侣”品牌卖给澳大利亚安全套生产商安塞尔国际公司，该公司是太平洋邓禄普公司的英国子公司，实际上早已经成为伴侣牌安全套的生产商。作为回报，安塞尔公司承诺将每年的特许权使用费交给布兰森的慈善机构，同时还要预先付给该机构100万英镑。这些钱会被用于世界范围内健康卫生问题的教育、培训。
讨厌的老问题
90年代中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现送检的安全套有20％没有通过水测试——他们会漏水。英国非盈利组织Rubberstuffers在同性恋酒吧中免费发放安全套，并委托英国标准协会的实验室对各种在英国销售的安全套品牌进行严格的强度测试。有些测试结果反映的还是老问题，而其中比较有趣的一项是欧盟标准和英国标准的对比。Kitemark标志是英国范围内的一种质量保证，但是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消费者相信，欧盟的“CE”标志代表了同样的标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意味着整个欧洲没有一个统一的质量保证标志，即便到了艾滋病年代亦是如此。对于消费者来说，还是需要“购者自慎”。
安全和性感
到了1988年，英国人每年使用超过1.4亿个安全套，花费大概是3300万英镑。安全套已成为英国已婚夫妇对于避孕用品的第一选择，完全扭转了60年代时“只使用避孕药”的局面。但是，到了90年代早期，感染性病的人数再一次增长，促使英国安全理事会（British Safety Council）呼吁从1991年开始设立一个“国家安全套周”。第一个“安全套周”的宣传语是“套上安全和性感”，希望将使用安全套定义为既亲密又能预防疾病。“国家安全套周”也是反性病传播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从1997年开始得到了“杜蕾斯”的赞助。
热力橡胶
艾滋病袭击西欧的时间稍稍晚于美国和英国，但是到了90年代，欧洲在抗击艾滋病的很多方面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付出了更多努力。尽管每个国家对于如何应对这一新疾病都有各自的具体情况，但总的来说，在安全套使用的营销和教育层面政治化倾向都大为减弱了。即使大多数天主教占据主流的国家也不再将教会一再坚持的“唯一安全的性行为就是没有性行为”的说法当作一回事。而且，正如所预见到的，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果断决策，令人们能够方便地得到安全套，而这一政策使得那里的艾滋病发病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左）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预防艾滋病运动的海报 （右）澳大利亚预防艾滋病运动的海报
国家安全套周
作为对第二代性病在校园中传播的应对，197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发起了第一次“国家安全套周”。80年代，该活动越来越流行，到了90年代早期甚至跨海传到了英国。学校、防治艾滋病组织、家庭计划机构和药店都赞助该活动，直到“杜蕾斯”成为主赞助商。1995年，在美国，基督教领袖事工会（christian Leadership Ministries），一个基督教基要派组织，试图通过在校园内付费张贴广告，呼吁学生等到结婚之后再开始性生活，他们的口号是：“爱情还是乳胶？”；“当你有了婚约，还需要什么安全套？”并以此作为和前述校园活动的对抗。根据美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判断，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就越倾向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2006年英国安全套周的标语是“他说，你说”，意在教育和鼓励年轻女性坚持使用安全套这也是对于现在女性患性病的人数已经高于男性的事实的回应。
德国预防艾滋病运动的海报：“做爱戴上套亲吻你的心”
80年代中期，法国是欧洲第三大艾滋病感染国，德国排第六。到了90年代早期，西班牙超过了这两个国家，因为那里有很多静脉注射药物使用者。其实，欧洲无一国家可以幸免。到了2005年中，21个西欧国家共上报了超过23万例艾滋病感染病例，不过联合国和其他机构都质疑该数据，认为有很多病例并没有被诊断出来或者没有上报。举例来说，西班牙还是没有全国性的上报系统；意大利并没有要求所有区域都上报患艾滋病的人数；法国直到21世纪00年代中期才开始建立全国范围的艾滋病上报体系。
和斯堪的那维亚人一样，瑞士人在推行安全性行为方面总是先行一步，而且采取的方法最直接。1985年，瑞士防治艾滋病基金会创立自己的安全套品牌“热力橡胶”（Hot Rubber），并只出售给男同性恋者。基金会的策略是仅针对这一群体，发起一场令安全套售价更加便宜，也更容易得到的运动，同时希望能够抹掉安全套头上的恶名，让人们在购买和使用安全套的时候不再感到尴尬。
德国防治艾滋病运动的海报：“任何打算熬夜的人……”
不再是佛朗哥的西班牙
到1997年，西班牙是欧盟中感染艾滋病人数最多的国家：大约有12万病例，占整个欧盟患病人数的1/4。西班牙防治艾滋病基金会对此的回应是在草根阶层展开行动，并将西班牙的骄傲以及欢乐之地普拉多美术馆（Prado Museum）作为第一个行动地点。志愿者们派发印有标语“预防也是一种艺术”的明信片该标语大胆地印在了戈雅（Goya）著名画作《裸体的马哈》（The Nude Maja）之下派发明信片的同时还附赠两个安全套。游客们对于在这样一个天主教国家中出现如此的公众活动感到惊讶。由于西班牙政府和很多机构对于预防工作的共同努力，西班牙人购买了1.2亿个安全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出很多。说到教会，有修女严厉拒绝了在普拉多周边举办活动时派发的免费安全套并试图说服两个十几岁的年轻女孩也退还她们得到的安全套，但是两个女孩礼貌地拒绝了这一建议。
男同性恋者的俚语，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
50年代：保护性雨衣（Protective raincoat）、保险栓（Safety）、外套（Topcoat）。
60-80年代：膜皮（Membranous envelopes）、袋子（Bag envelopes）、爱之袋（Love envelopas）、外套（Overcoat）、凿套（Pecker glove）、高潮袋（Apex envelopes）、劲力袋（Fibrous-envelopes）法国秘密（French-secret）等。
现代女性安全套
尽管阴道环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几千年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女性安全套于1992年出现在瑞士。女性安全套的使用原理和男性一样，但是尺寸上更大些并且对于某些使用者来说不那么有“吸引力”。尽管女性安全套的销售量远远比不上男性安全套，但它还是慢慢被全世界所接受并越来越成为国际和地方机构对抗艾滋病的武器之一。一些人相信，女性安全套是未来的潮流可以帮助女性变得更加强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公益组织和“保护你的物品”
在所有致力于向公众传达关于艾滋病知识的电视公益广告中加纳的一个版本可能是最具有隐喻性的。电视画面中，孩子们在雨中玩耍，画外音说道：
当暴风雨来临，你需要保护你的物品。但是雨很难挡住而雨衣就成了最有帮助的东西（这时孩子们在雨中玩耍）。孩子们喜欢在雨中嬉戏。他门并没有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
就像你保护自己的物品不被雨淋到，保护你的生命不受艾滋病的侵扰。
就像暴风雨，艾滋病暴风雨就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和它斗争。
呵护你的爱。阻止艾滋病。不要疏忽大意，寻求保护。
国家艾滋病控制计划，加纳。
瑞士“有爱生活终结艾滋”活动的海报（该活动由瑞士联邦公共卫生署和瑞士防治艾滋病联盟于2006年发起）
同年，“热力橡胶”牌安全套推向市场，销量从第一个月的2000个跃升到年底的75000个。值得注意的是，到了90年代，瑞士被认为是世界上在安全套使用方面教育培训最为成功的国家。这要归功于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应该说是瑞士政府支持的防治艾滋病运动的市场策略。其他国家的公益组织试图预先猜测人们对这种疾病的了解程度，而瑞士人发起的运动则是寻求可以真正教育成年人全面掌握这方面知识的方法。他们避免了感觉主义论者的论调、卡通漫画和吓唬人的策略，关注于建立信息和消除那些关于安全套使用的旧观念，同时鼓励听众和观众们理解，伴侣之间的沟通是舒适和安全性行为的关键。
从第一次运动初期到1996年，安全套的销量增加了80％，瑞士防治艾滋病运动的国家象征——一个卷起来的安全套，拥有90％的认知度。
但是，性病传染和小小套子卑微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便在这个最有效率的国家中，成功也是有局限性的。
翕动的嘴唇——个瑞士公益广告
男人：我不使用安全套，反正他们也不安全。
女人：我不需要安全套，我只和健康的人做爱。
男人：我为什么要使用安全套？我又不是同性恋。
女人：我吃避孕药。
男人：我不需要安全套，因为……
女人：安全套——它们让人觉得尴尬。
男人：安全套？它们会毁了所有的情绪。
男人：我们确实使用安全套，因为它仍然是防止艾滋病最好的方法。
旁白：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确保你戴着安全套。我们不要艾滋病！
厚脸皮的苏格兰人和戛纳电影节
1995年，德国第一次播出安全套的商业性电视广告，这是“杜蕾斯”在MTV电视台所作的国际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广告最终被37个国家的4900万年轻人收看。由于MTV电视台以覆盖城市年轻人市场为目的，明显是该次活动最好的传播平台。“杜蕾斯”选择了年轻人喜爱的流行文化媒体，以明确表达“安全套是有趣的……我们希望被看做是持有积极态度的”。一系列广告中的第一则是“感觉即一切”，描绘了一个非常性感（有些观众认为是“淫秽的”）画面：一个盲人和他的情人。“杜蕾斯”的这一宣传活动还包括攻占认知度非常高的告示牌，以及被市场推广专家誉为“脚踏实地”的活动：为戛纳电影节、欧洲音乐颁奖礼和维也纳慈善舞会等活动提供安全套自动售卖机和免费安全套。
也是在1995年，有10天，一个破纪录的长30米的安全套飘浮在意大利亚得里亚海的海岸线上空。这一做法是为了引起国民对防治艾滋病运动的注意，运动由意大利男女同性恋协会“Arcigay and Arcilesbica”资助。该项活动也是自艾滋病爆发以来意大利最大的防治艾滋病运动的一部分。梵蒂冈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是“助长避孕的官方行为”，并且“对年轻人来说是反教育且有害的”。
1997年，一小撮无耻的苏格兰卫生官员无视版权，挪用了著名的李维斯·施特劳斯（Levi Strauss）品牌赞助的安全性行为广告。原版的李维斯501系列牛仔裤广告采用的是黑白摄像，讲述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在20世纪20年代的小村庄里，向当地药剂师购买一盒安全套。他将安全套放进前面的口袋里，却在女朋友家门口前被同一个药剂师撞见了。字幕写道：“1873年发明表袋，此后就被滥用。”苏格兰人将字幕替换成了：“安全套——当你不穿牛仔裤时需要穿戴的东西。”李维斯很喜欢这个广告，并将之从慕尼黑推广到了马德里，最后甚至投放到了亚洲。
同年，当“杜蕾斯”的热气球作为销售活动的一部分穿越欧洲时，却没有收到预期中成功的效果。当它飞在法国上空的时候，不得不在贝尔福（Belfort）的一间修道院里迫降。不过，至少卡萨诺瓦会对此表示赞赏的。
1997年也许是“杜蕾斯”向全球化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它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安全套的商业性网站。
我们并不以此为乐……
挪威人的特点
说到婚姻外的性行为，挪威人被认为创造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环境；一个男人和任何非婚姻关系的对象发生性关系时，如果没有戴安全套都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行为。
调皮的广告
到了90年代晚期“生活方式”牌安全套的广告“两个人使用的安全套”走的是玩笑和轻浮的路线，“杜蕾斯”则推出广告“得到一个或者一个都没有”，二者都为民众广泛接受。但是，当“特洛伊人”试图推出“蓝气球”广告时，被媒体拒绝了。这则广告用明亮的蓝色气球来解释年轻的篮球运动员为什么会倒在健身房地板上——站在另一边的漂亮的拉拉队长就是他倒地的原因。尽管只有一个成年观众理解了其中的意思，这则广告还是被认为走得太远了。
也许最大胆的广告出现在澳大利亚。画面中一位修女伸出手，手掌里是一个卷起来的安全套，配图文字写着；“亲爱的，你没戴。”因为公众的投诉广告很快被撤下，直到21世纪00年代中期，才在台北举行的防治艾滋病活动中再次出现。
1999年，“杜蕾斯”继续针对欧洲市场推出新品种的安全套。它的“舒适”（Comfort）品牌的目标顾客是25岁到45岁的男性，这些人认为旧款有些太“贴身”了。品牌推出之时进行了一场昂贵的宣传闪电战。它的广告以“受限制的空间”为主题，就像在蒸气浴房间里进行一场热气腾腾的性交。广告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收到了很好的回应，之后又推向了比利时和欧洲其他国家。
经典言论
“使用安全套就像一边在耳朵里塞上棉花一边收听交响乐。”
不知名者
“安全套也不是100％安全的。我的一个朋友戴着它，却被车撞了。”
鲍勃·鲁宾（Bob Rubin）
“出现了一个新的医学危机。医生上报说很多男人对乳胶安全套有过敏反应。他们说会引起严重的肿胀。那么，问题在哪儿呢？”
达斯汀·霍夫受（Dustin Hoffman）
“据说，卡特总统正在考虑将民主党的标志从一头公驴变为一个安全套，因为安全套代表着膨胀、保护很多器官、停止生产，以及一旦戴上，就很安全的错觉。”
匿名者，1978年
“我给本国商人的建议是，当他们出国时，为了预防艾滋病而必须带上的一样东西就是老婆。”
艾迪文纳·克里（Edwina Currie），《hot》，1987年
“电影《儿女一箩筐2》（Cheaper by the Dozen 2）是一部为安全套辩护的电影。”
大卫·杰曼（David Germain），美联社
一个男人带着他13岁的儿子走进药店。他们正巧经过安全套柜台，男孩问；“爸爸，这是什么？”男人实事求是地回答说：“这些东西叫安全套，儿子。男人为了性交的安全而使用他们。”
“哦，我明白了，”儿子沉思着回答，“我在健康教育课上听说过。”他仔细地看着安全套陈列柜，然后拿起一盒三支装的安全套问；“为什么一盒里面放三个呢？”
爸爸回答：“这些是给高中男孩的。一个用在周五，一个用在周六，还有一个周日用。”
“太棒了！”男孩说。他注意到一个六支装的盒子，问：“那么这是给谁用的呢？”
“这些是给大学里的男生们准备的”爸爸回答“两个周五用，两个周六用，还有两个周日用。”
“哇哦！”男孩叫到，“那么谁用这个？”他指着一个12支装的盒子问。
爸爸叹息了一声后回答：“这是给已婚男人用的。一个一月用，一个二月用，一个三月用……”
90年代最具争议性的广告应该是由英国安全理事会推出的。画面是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站在白金汉宫阳台上亲吻的结婚照，字幕写着“表面看到的是有欺骗性的。请使用‘约翰尼’安全套。”该广告恰好在戴安娜王妃承认和儿子的马术教练有染之后推出，旋即撤下。可以肯定，女王对这项侮辱王室的行为感到非常恼怒。
另一方面，欧洲人并不感到吃惊。挪威两性交流联合会（Norwegian Association for Sexual Information）借用了这则广告，并在一些挪威最受欢迎的娱乐小报上用两整版的篇幅刊登。广告说明文字这样写道：“很难说这个人是否和娱乐伙伴发生了性关系。事情发生在一个最好的家庭中，所以这个人可能不太小心。越来越多人认为没有保护措施的性交提议是一种侮辱。确实，一个王室的侮辱。”
P女士会怎么想？安全套集团和全球经济
到了20世纪80年代，说到安全套制造业，需要一张记分卡（scorecard）来说明生产商是谁、生产什么以及推向哪个市场。过去那种惧怕法律的日子、公园里兜售的小贩、在厨房桌子上切肠子以及玻璃阴茎模具，这些记忆都已经不再留存于现代人的生活中了。同样消逝的还有棕色纸包装的安全套和“为了周末准备的小东西”这样的说法。而且，照例，安全套产业中也总会有些特别的人物。
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四家占据支配地位的安全套生产和销售商，他们每年大约销售5亿盒安全套，其中40％卖给美国政府，作为免费派发品派发给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人员，这一单售卖价格非常低，每年只能赚取大约1500万美元。不过余下通过国内市场零售渠道销售的产品，则赚取了巨额利润。
在西方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小品牌安全套继续存在，同时，一些政府建立由其资助的工厂，以生产便宜且供应充足的安全套，安全套工业依然保持着不断增长、丰富的态势，无论购买量还是销售量都不断增加着，到今天依然如此。
并不那么绿色
一所主流美国大学研究发现，安全套在美国乃至世界环境污染问题上扮演了颇不光彩的角色。因为有那么多人喜欢在室外或者汽车里做事而没人会把使用过的安全套带在身边都是用完就顺手丢掉了。每天坚持跑步的人会告诉你，当沿着墙根、路边、公园小径一路小跑的时候能够看见多少丢弃的安全套。而使用过的安全套通常通过水路排清，生活在水里的野生动物会将之当作虫子或者其他什么好吃的东西一口吞掉。
“特洛伊人”对于安全套来说 就像“舒洁”（Kleenex）[4]对于纸巾工业一样
需要一个曼特牌安全套吗？
卡特华莱士公司一收购曼特（Mentor）品牌，就改变了其早先的设计，以压低生产成本。不幸的是，正是凭借其最初独特的设计元素，“曼特”牌安全套被专家认为是预防艾滋病方面最优秀的品牌之一，因为“曼特”牌安全套在开口处有一圈胶水，从而可以防止渗漏或者滑动。
“特洛伊人”品牌对于现代安全套历史来说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当灾难降临的时候，安全套工业迅速提高工作效率来满足市场需求，努力当然换来了美好的结果。“特洛伊人”是默尔·杨斯公司的发明，也许也是安全套工业中最有趣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品牌，到今天依然受到美国、加拿大乃至整个世界的欢迎。
杨斯通过唯一的零售渠道——药店来销售他最顶尖的品牌，这种理念具有相当的先锋性。“特洛伊人”品牌的这一销售理念贯穿了整个20世纪，直到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推动安全套在更多地方能够购买到。
1985年，也就是杨斯的橡胶公司第二次在最高法院赢得重要胜利的次年，公司决定接受安塞尔的收购，这是一家规模巨大的澳大利亚橡胶生产商。司法部反垄断局因为担心已经十分强大的“伴侣”品牌和“生活方式”品牌的生产者通过这一收购有可能破坏市场公平交易而叫停了这一并购行为。当时，“伴侣”牌安全套占据20％英国市场；“生活方式”牌安全套占据5％美国市场，而“特洛伊人”品牌占据了56％的美国市场。反垄断局尤其担心如此强大的市场占有率及由一家公司决定市场价格的潜在可能性给美国国际开发署带来的冲击。开发署一直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购入杨斯公司的安全套，但是情况在一个“自由市场”中会发生改变，因为一股取得支配性地位的力量能够让市场变得不那么“自由”，特别是涉及定价问题的时候。
杨斯橡胶公司，现更名为杨斯药业（Youngs Drug Products），这家过去近90年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家族经营特色的公司，已铁了心要卖给别人。出售给安塞尔不成，便又转向了卡特华莱士公司（Carter-Wallace）。卡特华莱士公司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企业之一，19世纪时因为生产治疗肝脏的药丸而出名，同时也生产名为“出色表现”（Class Act）的安全套、“奈尔”牌（Nair）脱毛剂、“滴落的珍珠”牌（Pearl Drops）牙膏和“力槌”牌（Arm & Hammer）发酵粉。
公司购买了“特洛伊人”品牌后，继续执行杨斯创始的非常成功的市场策略——直接销售给药店，“特洛伊人”品牌因此在整个80年代都能保持它占据的市场份额。卡特华莱士公司决定扩张市场之后，又收购了“曼特”牌安全套。自此，它在美国和英国市场占据了30％的市场份额，对那些反垄断监察机构根本视若无睹。
到了2000年，“特洛伊人”品牌大约占据了69％的市场份额，这使它成为卡特华莱士公司的摇钱树，并且市场还在不断扩张，令其他更加大型的公司都艳羡不已。英国公司切迟杜威（Church and Dwight）以7.39亿美元收购了“特洛伊人”品牌（同时也买下了其他的个人卫生护理用品品牌）。转过年来，“特洛伊人”品牌的新东家就发现自己做了笔好买卖，因为“安全套销量的增长势头看好”。再一次。
尽管“特洛伊人”品牌在英国一直没有成为最受人们追捧的品牌，它却始终是美国人的最爱。
然后是尤里乌斯的公司
在施密特死后50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其不朽的“拉美西斯”牌和“谢克丝”牌安全套依然十分畅销，占据了34％的市场份额，对于美国安全套王国的第一位国王来说，这也许并不算太过意外。和他们的竞争对手相似，这个事实也让施密特成为那些大型集团感兴趣的收购目标。也许能让默尔和尤里乌斯吃惊的是，他们最珍爱的物品是如何在大西洋两边来来回回倒手的。
有创意的名字，1981年之后
最有创意的安全套品牌出现在80年代中期之后，它们一方面冲击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也让历史上那些曾经出现的安全套名字显得沉闷单调。这里例举几个：“羊皮盾小伙”（Aegis Big Boy），“香蕉撞击”（Banana Hit），“滑合座”（Snug Fit），“甜心骑士”（Sweet Rider），“和服”（Kimono），“塔希提”（Tahiti），“唤醒”（Arouse），“相模”（Sagami），“玛当娜”（Madonna），“乌合之众拦截者”（Crowd Stopper），“癫狂”（Frenzy），“加倍轻浮”（Double Butterfly），“合拍”（Contempo），“热棒棒”（Hot Rod）……以及向美国总统克林顿致敬的“莱温斯基的忠诚”（Laiwensifi）和“克里顿”（Kelitun）。
1915年由L. A. 杰克逊（L. A. Jackson）创立的伦敦橡胶公司，于1932年开始生产安全套历史上另一个老品牌——“杜蕾斯”。在此之前，该公司一直向德国公司购买安全套再转手倒卖。到了1950年，伦敦橡胶公司上市，同年，它开始在欧洲售卖旗下“伦敦”和“哈图”（Hatu）两个品牌。1961年，利用崭露头角的印度市场，它大胆进入该国。1962年，公司收购了尤里乌斯·施密特公司并于80年代中期合并成伦敦国际集团。但是，所有这些行为在当时看来并不让人乐观，于是公司的美国头头开始寻求在前景不明朗的市场中进行多元化投资。这意味着，几十年来伦敦橡胶公司和施密特公司生产的重点——安全套，被摆在了一边，美国头头转而布局新的、和安全套毫无关系的产品线，遂令伦敦国际集团陷入了赤字。
老供应商的一点新鲜事
尽管关于自动售货机没有任何新鲜的内容，新的调查倒证实了一件有趣的事：第一次购买安全套的人通过从自动售货机购买获得宝贵的经验，因为他们觉得直接去店里买实在太尴尬了。
新管理层介入，试图挽救公司，他们决定将重点重新放回到安全套身上，而且只有安全套。他们做的还不止这些。尽管伦敦国际集团为“杜蕾斯”品牌90年代占据了英国市场的最大份额而感到高兴，公司依然着力开发了一个全新的安全套品牌：前进（Avanti）。“前进”是由聚氨基甲酸酯制成的，只有乳胶安全套的二分之一薄，却有两倍的坚韧度，同时，它适用于那些对乳胶过敏的人。“前进”跟在施密特品牌之后进入美国，它除了帮助公司重新走回正轨之外，还让人们认识了Allercare旗下附属的“闷骚”牌安全套（Protex），并令得施密特公司在自动售货机市场站住了脚跟，这对于公司来说还是史上第一次。
伴随着收购而至的是出售，公司决定缩减产量、收紧品牌线。在公司早期的海外经营实例中，为了节省投入，一些英国的生产设备被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的工厂，这令公司变得精简，同时也意味着利润更加丰厚。“杜蕾斯”继续在英国市场中领跑，同时在世界各国的市场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份额。它继续为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大量货品，并收购了马来西亚品牌“先生”（Mister，销售到欧洲）、西班牙品牌“雄性释放”（Androtex）、美国阿拉丹公司（Aladan Corporation），同时在中国设立合资企业、迈进中欧、东欧、俄国和拉丁美洲市场。公司还发起了史上最大型的国际安全套推广活动。伦敦国际集团变得如此成功，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购买了大量它的股票。
但是，可悲的是，到了90年代后期，“谢克丝”、“拉美西斯”和其他施密特公司的品牌加在一起，仅占据整个美国市场的20％份额，这让公司决定除了“杜蕾斯”之外，舍弃其他所有品牌。这一整合政策的成功让公司的头头后悔没有从一开始就将所有公司的产品打上“杜蕾斯”的标签。毕竟，“我们希望自己能像可口可乐公司或者吉列剃须刀公司那样。”而另一方面，在施密特干了一辈子的员工，就这么成为了安全套历史上的一个脚注。
反垄断，英国风格
早在80年代中期市场销量被愈发看好之前，英国政府的垄断和兼并委员会（Monopolies and Mergers Commission）就对伦敦国际集团在英国安全套市场中的控制力心存忧虑，但为了保证国民健康体系发放的安全套足够便宜，它还是持默许的态度。到了90年代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新品牌试图进入市场，让委员会认识到他们必须对伦敦国际集团强制零售商和批发商以之为唯一供货商的行为加以制约。竞争可能意味着价格上能够更加便宜。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对艾滋病的恐惧以及“伴侣”牌安全套的高认知度终于结束了“杜蕾斯”的垄断地位。即使这样，“杜蕾斯”还是绝大多数人的最爱部分是因为它的耐用性，部分是因为它的历史。
但是，当一个不太有关系的公司也寻求向安全套市场扩张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型企业集团的传奇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20世纪初期，作为医学院的学生，为了支付学费，威廉·萧尔（William Scholl）去一家鞋店打工。这段经历让他知道，一双不合脚的鞋子会带来很多痛苦和不适，这也让他致力于开设一间专门保养足部的店铺。几年之后，发展大众治疗方法的创意和经商的能力，让他的公司成为盈利颇丰的企业，并以“爽健”品牌（Dr. Scholl）闻名。但是，这个出生在印第安纳州奶牛牧场的纯朴男人，如果看到自己挚爱的公司百年之后竟然进入了性辅助用品行当，对他那一定是个强刺激。
好的振动
到了21世纪，安全套也引入了高科技，其中包括用作振荡器的设计。
到了90年代晚期，萧尔博士的足部护理公司将它欧洲的生产线与英国公司塞顿健康护理集团（Seton Healthcare Group）合并，成立了塞顿·萧尔健康护理公司（Seton Scholl Healthcare）。他们接下来又收购了伦敦国际集团，形成了今天的塞顿·萧尔有限公司（Seton Scholl Limited，简称SSL），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套企业[5]。
邓禄普充气轮胎公司
和其他大型安全套生产商一样，作为太平洋邓禄普公司（Pacific Dunlop Corporation）的分公司，安塞尔的“出生”是非常卑微的。邓禄普公司由约翰·鲍伊德·邓禄普（John Boyd Dunlop）开创，此公同时也是充气轮胎的发明者。邓禄普是一名苏格兰的动物外科医生，一直居住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他的发明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被认为是自行车行业以及之后的汽车行业一项非常重要的革新。1889年，他的发明被引进到澳大利亚，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响，这促使邓禄普公司在墨尔本开了一间分号。但是，尽管如此成功，母公司因为财政上的困难卖掉了一些分公司，其中包括墨尔本的这家。公司被一个加拿大集团收购，后者将公司更名为邓禄普澳大利亚充气轮胎公司（Dunlop Pneumatic Tyre Company of Australasia，Ltd.）。从此，“邓禄普”这个名字就陷入了麻烦。
19世纪90年代，最初的公司和其他橡胶公司差不多，多项经营中包括为澳大利亚市场生产安全套。然而，新公司决定结束该项业务，并于1905年将生产安全套的设备给了公司的一名员工——艾瑞克·安塞尔，后者命名自己的新公司为安塞尔橡胶公司。很多年之后，也就是1969年，公司又卖回给了邓禄普公司。今天，这个企业大亨的品牌包括“固特异”（Goodyear）、“魔术胸罩”（Wonderbra）、“纯果乐”（Tropicana）、“恒适”（Hanes）以及“居可衣”（Jockey）等等。
还是说回到安全套方面，安塞尔和理查德·布兰森的发明——“伴侣”品牌合作得很好，并且在安塞尔-美国的商标之下，公司还生产受欢迎的“生活方式”品牌。后者在80年代中期，仅占美国和加拿大5％的市场份额，但到了90年代晚期，通过拓展市场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鉴于这些成功的经验，公司在生产线上增加了副牌，比如加拿大品牌“爱经”（Kama Sutra）、“合拍”（Contempo）和“飞盘”（Discs）。在欧洲，伴侣品牌被法国人称为“Maxix”；被意大利人称为“Akuel”；被西班牙人称为“Primex”，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分别成为“Chekmate”和“Affinity”。到了21世纪00年代中期，安塞尔成为每年销售额达几十亿美元的商业巨头。
其他的生产商比比皆是，比如日本排名第一的公司冈本（Okamoto），一直保持美国市场销售量第四的排位；英国品牌Pasante Healthcare，虽然零售量不大，但它专门供给国家健康服务部门；“安全套方案”（Condom Solutions Limited）的目标是大学的学生会商店和自动售卖机；德国的Condomi则经常出现在书报亭中，通过亮粉色的包装吸引注意力。而在政府和非盈利组织的努力下，诸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等拥有橡胶树的国家，除了从西方主要的安全套公司进口商品之外，自己也生产大量便宜的、质量不那么好的安全套。事实上，如果把这些出售给公益机构的无牌安全套的利润与在零售渠道销售的品牌安全套的利润汇总，这个卑微的小套子的整个产业产值在1990年代末是非常惊人的。
一个奇怪的成功故事
因为对橡胶的需求激增，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利比里亚的橡胶种植园成为最蓬勃发展的行业。它每年要向国际市场提供6万吨的乳胶。与疾病及防治的历史相吻合，让非洲大陆愁云惨布的疾病，恰恰让美国最古老也最成功的产业之一在这同一块大陆上兴旺发展起来。火石公司（Firestone Corporation）早在1926年便在利比里亚建立了大量橡胶种植园，甚至还有一个以公司创始人夫妻的名字——哈维和伊达贝拉（Harvey and Idabelle）——命名的城镇哈贝尔（Harbel）。从80年代开始，全世界超过2％的橡胶被用来生产高质量的乳胶安全套，而这些橡胶就来自于火石公司的种植园。尽管公司小心地将自己的成功说成是利比里亚和它的人民的财富，在很多年中，它还是要面对人们对种植园中奴隶式生产的指控。说到艾滋病，到了2003年，利比里亚大约6％（10万）的人口携带艾滋病病毒，3万6千个孩子因为这一疾病而成为孤儿。
最虔诚的天主教国家……爱尔兰案例
爱尔兰政府一边认为欧洲共同体实行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一边用齐奥塞斯库对待罗马尼亚民众的冷漠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国民。
理查德·布兰森，1991年
说到安全套，没有一个国家像爱尔兰那样抗拒使用它。尽管在爱尔兰，法定结婚年龄是16岁以上，尽管世界范围内防治艾滋病的活动风起云涌，爱尔兰的已婚男女，还是要在年满18岁后才能从政府颁布执照的药店或者药剂师那里得到安全套。
理查德·布兰森天生就是个活动家，所以，他帮助爱尔兰家庭计划协会（Irish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一起来挑战这一现状。在他都柏林的维珍旗舰店中，在“爱尔兰家庭计划协会”的标志下，这群勇敢的人设置了一个售卖“伴侣”牌安全套的小亭子，这当然是不合法的。他们在地方政府的监控下工作，直到极端保守派迫使地方警察局关闭了这个售货亭——探长约翰·麦克考恩（John McKeown）走进维珍商店并买了一盒三支装的安全套，随即控告该团体违反了1985年颁布的家庭计划法案，并处以400爱尔兰镑的罚款。这一看上去很简单的行动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关注，世界各地的报纸纷纷指责爱尔兰共和国沉重的法律条款。这次行动也让U2乐队的主唱波诺（Bono）卷进了安全套的论战中——他和他的乐队支付了罚款，同时，作为对法律条款的挑衅，售货亭继续开张营业。
关于控制生育的斗争
爱尔兰为自由而战并获独立之后，它却成为西方世界最为性压抑的国家。1937年宪法意在将天主教的意识形态和政府方针融为一体；1986年天主教谕令《人类生命》（Humanae Vitae）禁止进行人工避孕。这项政策成为爱尔兰政府禁止生育控制的指路明灯和借口。但是，很多爱尔兰人持不同意见。到1974年，至少有4万爱尔兰女性服用过避孕药；在爱尔兰境内每年至少销售1千万个避孕套，这些安全套都是经由走私流入黑市。鉴于政府指令和个人需求的冲突，1978年的卫生法令加入了家庭计划部分，允许限制性售卖安全套。但这有点太晚了特别是当艾滋病侵袭这个小国家时。直到1993年所有关于安全套售卖的限制才被取消，这距离爱尔兰查出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已经过去了10年。
故事的剩余部分充其量也就是让人一笑，而在都柏林，在这座拥有充满活力的大学、精彩的夜生活和越来越多思想交流的首都城市，很多爱尔兰人开始公然反抗当地法律。各行各业的人们继续着家庭计划协会开始的事业——他们在学生会、酒吧和俱乐部里摆放安全套自动售卖机，这让爱尔兰政府不得不修改法律，并最终接受了安全套。但是，这已是在成千上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无数爱尔兰国民遭受痛苦之后了。
谁反对了？循环争论
美国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总医官库珀也遭到了批评，特别是当他宣称，如果不把安全性行为的理念引入公立学校，再多的成人性教育都无法根除这种新疾病：“我们需要在学校里开展性教育……其中必须包括有关异性恋和同性恋的知识。”
遗失的番茄酱事件
2005年时，犹他州摩门教会的一位领导人接到一个教区居民打来的惊慌失措的电话，要求他组织同一教区的父母们一起反对当地的麦当劳餐厅。让这位女士狂怒的根源是什么呢？因为当地的麦当劳餐厅给任何购买食物的顾客免费发放安全套！
当这位领导者去到麦当劳亲自打探情况的时候，他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橱窗上写着：“购买任何商品可以免费得到调味料[6]”。
很多年来，公众民意测验显示，至少八成美国民众同意总医官的意见。但还是有些人反对，其中一些人是出于宗教的考虑，另一些人也有自己的理由。库珀刚发表完声明，天主教领导人就宣布说，教会关于安全套的禁令“在艾滋病蔓延的情况下没有改变，以后也不会……美国势必将性行为当作和握手一样随便的事情。”“我们相信通过推广不道德的性行为，安全套实际上加速了艾滋病的蔓延……安全套的有效性非常值得怀疑，它给了人们一个错误的安全信号。”之后出现了伟大的道德卫士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他宣称教孩子使用安全套是不道德的，“这是产生乱交的根本原因，并且破坏了女孩们天生的矜持。”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一群不那么愿意公开意见，却投了反对票的人，包括反对人工流产者、憎恶同性恋者，以及希望对公立学校的保健科采取行动的人。后者甚至设立了“公立学校反安全套”休息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