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美国已经进入高科技时代——CBS和NBC电视台1941年开始了商业性电视转播，当美国人通过超过1300万台家庭收音机收听珍珠港被袭事件时，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了”战争。虽然美国这次加入欧洲战争的时间也很晚，但一旦参战，美国工业就立即开始动员：“自由轮”、飞机、汽车、化学药品和武器装备的生产统统开足马力，这意味着大萧条时期正式结束。但是，为了供应战争物资，消费品的产量自然要相应减少了，所以，战争年代物资缺乏的程度和30年代相比，几乎没有差别。
和英国人不同，美国人对于定额的概念还感到很新鲜，但是，两个国家必须面对物资短缺的局面，对从奶油到汽油到做衣服的布料的每一种东西都实行定量配给。为了响应政府关于为了战争而牺牲个人的号召，两个国家都出现了收购废品的车辆，用来向国民收集电器、衣服、报纸、金银甚至是厨房的油污。而橡胶的缺乏是最紧急的问题之一，特别是伴随着日本加入战争，从印度尼西亚进口橡胶的通道被掐断，使欧美的橡胶生产严重受挫。
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报：防御需要橡胶（但不仅仅用于轮胎！）
对橡胶的迫切需求主要是为了用来生产军用轮胎。随着战争发展，橡胶变得越来越短缺，以至于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成立了“橡胶生产指导办公室”来协调所有橡胶物品的生产。罗斯福还要求美国人捐出他们家用的橡胶物品，回收后再生产出战争需要的物资。但是，尽管有“橡胶难题”，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要求放缓安全套产业生产速度的建议。成千上万安全套贪婪的使用者没有意识到——这或许是好事——那个小玩意儿就是用垃圾车从邻居家回收的轮胎、雨衣、花园橡皮水管、鞋子、浴帽和手套生产而成的。不管来源是什么，政府官员决定战争期间必须有足够的安全套供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没有被忘记。
严重的橡胶短缺不仅没有阻止无畏的安全套生产商的脚步，相反，安全套的生产速度在战争期间愈来愈快，让施密特和杨斯变得更加富有，同时也让伦敦橡胶公司成为英国唯一的安全套生产商。不过，橡胶始终处于短缺状态。在英格兰，所有东西都被定额了，除了两样东西：啤酒和安全套。英国内政部（Home Office）为此辩解说这些例外都是“对道德有好处的”。
安全套癌症
30年代后期以及40年代的研究证明，英国和美国橡胶工厂的雇员因为暴露在各种各样为了生产安全套（不管是人工的还是用天然物质制造的）而准备的有害化学物质下，更容易患上膀胱癌和其他癌症。但是，工人们虽然整日与硫化的肠子为伍，却很少有任何标示提醒他们注意对健康的威胁。
破坏军队第一人
战争向美国生产商证明了，生产安全套再也回不到其“夫妻老婆店”的状态了。30年代时代表消费者督查安全套生产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到了40年代，加入了美国公众健康服务部（US Public Health Service），尽全力在战争后方推动性教育。[1]他们对所有美国人进行的教育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使用安全套！
海报：社会卫生运动
致力于安全性交的努力，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此举被证明非常成功。当时，罗斯福任命托马斯·帕伦（Thomas Parran）为美国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总医官[2]。帕伦谈论起性病的恐怖来毫不遮掩，并且对于推动“国家性病控制法案”（National Venereal Disease Control Act）于1938年通过起了重要作用。该法案通过之后，直接促成了性病发生率在1940年之前的急剧下降。此外，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的蔓延也因为一株青霉素（由牛津大学生产）的发现而有所抑制，青霉素被认为是治愈梅毒最“方便”的方法。不过，这一医学上的突破并没有减缓帕伦博士为预防用品而进行的狂热运动的步伐。
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报：给军队的信息是“使用安全套！”
同时，政府对卖淫活动进行了镇压（哪里有军人进行训练，哪里就会冒出很多妓院，而军队本身对关闭这些妓院的行动从来都不积极，帕伦博士也承认这一事实），而过去认为是女性传播了性病的声音老调重弹，公众教育运动认为受感染的女性是自由和民主“潜藏的”敌人。就连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名执法者也被卷入这一幕。
以组织打击犯罪分子的执法者小分队而闻名的埃利奥特·内斯（Elliot Ness）[3]在战争开始阶段，加入了“国防健康和福利服务署”（Office of Defense Health and Welfare Services）。内斯被调用的原因是可以利用他的名声向公众说明该部门在对抗性病方面所做的努力。内斯指责妓女是“破坏军队第一人”：“健康部门称之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他的声明以现代的标准来看有些做作甚至愚蠢，但是声明中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最后一行，似乎是在努力让焦虑的公众相信，军队政策正在扫清卖淫活动：“这项政策背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记录，那就是，当美国动员起来之后，它成为现代历史上受梅毒影响最小的军队。所以，山姆大叔可不会随随便便找军营妓女的。”显然，内斯先生可不是个历史学家。
如果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应该用脖子以上的部分进行准备，而不是脖子以下的部分。
詹姆斯·杜立特（James Doolittle）将军，美国陆军航空队
在你投入之前，先戴上它！
美国军队口号
尽管杜立特将军的说法证明了它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队预防疾病的方法并不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军队口号还是表明了当美国于1941年参战后，军队已经准备好向士兵无限量提供“保护性处理医药包”。军医对于随身包充裕的供应十分欢迎，毕竟大兵们“得明白天使只属于天堂。”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陆军航空队海报，海报上写着：如果你不能说“不”，那就戴上套套。
奥维塔·卡尔普·霍比（Oveta Culp Hobby）
奥维·卡尔普·霍比，1905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基林（Killeen，Texas）。她是得州第一批得到法律学位的女性之一。她神奇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德州众议院议员任上，后担任休斯敦市政助理律师一职。她和前得州州长，《休斯敦邮报》出版人威廉·P·霍比（William P. Hobby）结婚，并帮助他运营报纸直到1941年。此后，霍比作为战争部妇女权益处长官去了华盛顿，这个职位象征性地付给她每年1美元的工资。从1942年到1945年，她一直担任美国陆军妇女辅助队的主官。
最终超过15万美国女性战时服役于后来被称为“陆军妇女队”（WAC）的单位，不同于护士服役于此单位的女性是有美国军方授予军衔的。
霍比因为她所做的努力而被授予“杰出服役勋章”。战后，她回到休斯敦，并重新开始在《休斯敦邮报》工作，并且帮助自己的丈夫运营一个他们买下的电视台。1953年，当艾森豪威尔总统点名霍比担任联邦社会保障局局长时，她又回到了华盛顿。同年晚些时候，该局被提升到内阁级别，并重新命名为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霍比也成为其第一任部长。
每个人都是批评家
虽然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那种担心的声音，但还是有民众和政治家在谈论军队面临的安全问题时，担心军人们们没有适当的道德观（或者说缺少道德观）。安全套的随意领取和用于教育的色情电影是反对者主要的攻击目标，使得一些特别触犯众怒的做法和电影只能暂时被撤回。但是，随着残酷战争的发展，军队领导者不再对“道德废话”有兴趣，他们从痛苦的经验中知道当男人远离家园机会大把时，士兵和水手们需要的可不仅仅是道德的保护。一个恼怒的医生抱怨说，军队在教育士兵应该如何“在非法的性行为中使用保护用品”，而不是教育他们要“控制自己的行为”。
军队也要求利用当时先进的拍摄技术制作电影，并用这些影片教育士兵、陆战队员和水手认识到没有保护的性行为可能造成的恶果。当时的军队中还流行另外一句著名的口号：如果你不能说“不”，那就戴上套套。
为性病教育而进行的全方位动员，催生了一大批电影，这些电影帮助军人们理解避免和妓女发生性交或者不管性交对象是谁都要戴安全套。很多电影都相当地直截了当，其中有不少关于如何戴安全套和结束之后丢弃它的夸张的细节。很多美国大兵称这一类电影为“苏茜小妞的小浪胯”，但是也有一些人确实认为这些电影是很性感的。就连说明随身包里有什么和怎么使用的电影（在新兵训练营中有大量的随身包供应），也被无聊的士兵们评价为很有品位。
总的来说，军队使用的视觉教学材料结合了性和恐怖，而且确实产生了效果。军队中很多单位实际上选择了——在高级将领的批准下——使用自己的福利基金来购买额外的安全套，以便在军营和船只上免费供应给士兵和水手。这种政策，加上提供各种便宜安全套的自动售货机有策略的摆放，让穿制服的男人们没有借口“不加保护地”出门办事。
不管受训的士兵是否真的需要它，没有人被允许在不戴随身包的情况下，离开几个小时。实际上，到了1942年，每个月有超过5千万的安全套被发放了出去。这个数字到战争结束之前一路往上攀升，而且曾经一度，即使生产商已经投入了最大的生产量，还是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陆军妇女队和陆军妇女辅助队——没有为这些士兵服务的自动售货机
尽管很多美国妇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她们却从来没有被给予正式的地位或者在军队中得到一个编制。作为救护车司机或者护士的妇女只是“签约工人”，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包括为自己解决住宿、食物和医疗服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陆军妇女队和陆军妇女辅助队的创立标志着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军事部门诞生了。
这一军事团体是当时少数几位有权力在手的妇女之一想出来的主意，她就是马萨诸塞州的国会女众议员爱迪斯·诺阿斯（Edith Nourse）。她认为，任何为国家服务的妇女都应该得到和男性相同的福利：她的这种想法直接源于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妇女共有的体验。诺阿斯的动议是对一个长时间存在的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法，但是成立妇女军事团体没有像她和其他支持者比如乔治·马歇尔将军所期望的那么顺利。陆军妇女辅助队成为军队以及媒体长久传播流言蜚语的对象，而关于女性在社会上的“合适位置”的争论也日益激烈。
陆军妇女辅助队第一任主官名叫奥维塔·卡尔普·霍比。她明白自己接手的是一项相当困难的工作，并试图让美国公众理解，女性在历史上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指作为营妓）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她们可以作为“女性战士”为国家服务。
不幸的是，当霍比在街上向公众宣传“新女性”的时候，她采用了一种相当维多利亚时代的方法。她试图不去推翻社会准则，所以称自己的女战士们既没有性欲又很纯真。这种方法对于防止传播关于她手下成员的谣言毫无帮助。一些诋毁者甚至控诉政府成立这样的妇女军事团体是为了给男性士兵提供妓女，让军队得以更容易地保持一种“干净的”性交环境。其他人不喜欢成立妇女军事团体是因为这会为女同性恋创造理想的环境。
活动家、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总医官帕伦博士对这些言论一概置之不理，他只对如何维持所有士兵的健康和福利感兴趣，他要求陆军妇女辅助队和陆军妇女队得到“平等的”对待，并向她们派发和给男性士兵类似的“保护性处理包”。帕伦甚至坚持也要给女性战士提供性教育课程。同时，他想让每个女厕所中都配有一个安全套自动售货机，以提供简便、谨慎的渠道让女兵买到安全套。
霍比正忙于应付源源不断的公众关系问题，当即拒绝了帕伦所有的要求，并列举出公众的疑惑和控诉，在她看来，如果给女兵派发安全套，事情会变得更糟。而她对于性教育问题的回应是，会给每位女性军官发放一本“教育性的”小册子，由这些军官将禁欲和贞操的理念灌输给她的士兵们。也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并不适用于女兵们。
山姆大叔的避孕用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陆军妇女辅助队招募海报
霍比的方法没有阻止1943年开始的“政治诽谤运动”。这场运动由《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的约翰·奥唐纳（John O'Donnell）撰文点燃。他告诉读者，陆军妇女辅助队部署到海外的部分发放了用于避孕的安全套，这一下子在公众中引起轩然大波。一次为时不长的官方调查发现谣言来自于男士兵。这些士兵们对于女性侵入曾经只属于男人的领域感到十分恼怒（女性接手了那些无足轻重的办公室工作，迫使从前占据这些岗位的军人不得不更靠近前线）。战争部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马歇尔将军和霍比陆军上校一致同意他们应该告诉公众此事只是露骨的谎言。但是，公众似乎认为另一种否认的来源更加有说服力。
当驻北非——那里有很多服务于前线的陆军妇女辅助队成员——的美联社通讯记者露丝·歌文（Ruth Gowan）写道，“如果山姆大叔派发避孕用品，我会让他停下来。而且，我理解我将被派发和陆军妇女辅助队一样的装备。”她的读者喜欢这样的说法。其他支持陆军妇女辅助队的记者在用词上严肃得多，他们严厉批评那些散布谣言的同行是感觉论者乃至男性至上主义者。
尽管霍比和其他媒体的支持者十分努力地尝试辟谣，但谁也不能阻止谣言的散布，这就和堪萨斯市一张告示上的由一名军队调查员所写的报告一样显而易见：他记述了有些公众相信“陆军妇女辅助队被派发安全套，并单独被当做士兵的娱乐召入部队，只是作为男人的‘道德建造者’存在，再无其他。”霍比或者她的上司都无法强迫报纸停止刊登类似黄色出版物的标题，比如《斯多克·佩伊斯在入伍九天后拜访陆军妇女辅助队》和《军官试图重婚》。
亲爱的桃乐丝和知心大姐——桃乐丝·迪克斯的安全套
不止政府提供关于性和避孕的信息，女性杂志同样如此。1920年代在美国和英国变得非常流行的女性杂志在战时更是拥有大批读者，其中尤以称为“桃乐丝·迪克斯专栏”（Dorothy Dix pages）的问答栏目最受欢迎。读者来信专栏记者伊丽莎白·吉尔玛（Elizabeth Gilmer），笔名桃乐丝·迪克斯，被认为是这个专栏的发起人。
尽管这个过程静悄悄，但到了1940年代，很多受欢迎的女性杂志中类似桃乐丝·迪克斯专栏（该栏目后来被称为“亲爱的桃乐丝和知心大姐”）的栏目逐渐变成了性专栏。很多人渴求了解和解决性问题，但他们觉得问朋友、家人或者医生会很尴尬。读者来信专栏作家的出现开创了一种地下公共教育课程，不受任何笨手笨脚的政府机构监管，却同时售卖杂志，使得那些专栏作家在出版商那里变得十分抢手，所以出版商也对他们讨论的露骨的话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0年代的学会
一些专栏作家利用参加性讲演，将自己作为专家推销给当地的一些组织。客人或者大声提出自己的问题，或者可以用笔写下来。问题形形色色，从“生殖器的吻”是否那恶到将安全套当作“婚姻工具”来使用是否“体面正派”，应有尽有。
在美国，医学专家卡尔·门宁格（Karl Menninger）将知心大姐风格的建议和方便实用的医学信息结合在了一起。而在英国和澳大利亚，诺曼·海尔（NormanHaire）做了类似的事情，他也是性教育的先驱者之一。卡尔和诺曼推荐了不同的避孕方法，其中包括安全套。两个人的专栏在士兵那里也十分受欢迎，因为后者发现，这种传播关于“如何穿着制服预防性病”的方式真可谓见闻广博信息量大，而且比他们的中士和军官囫囵填鸭式地塞过来的性安全知识有趣得多。通常，专栏是以一篇有趣的小品文形式出现，士兵们喜欢撑在他们的帆布床上阅读杂志，而杂志封面上会有《当季新潮发型》和《不用鸡蛋也能烤出好吃蛋糕》这样的标题。
有趣的是，尽管这些性方面的专栏作家很少因为他们直率的言论而受到公众批评，但当媒介转为广播时，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身为性专家的脱口秀主持人请听众们打电话进来，咨询关于任何性或者个人的问题，这种形式直到今天都还活跃在广播节目中。不准在收音机中提到“性”字眼的禁令从40年代早期开始就出现在美国和英格兰了，当桃乐丝专栏以播音形式第一次出现在广播中时，公众转而反对这些性专家。转变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任何人都能收听到播音内容，而这种医学知识会腐蚀孩子和老年人。所以，收音机中很少提到安全套，但在女性杂志中就没有这个问题。
描绘美国陆军妇女队形象的漫画（一）
描绘美国陆军妇女队形象的漫画（二）
过度花费、过度厌倦、过度性交，过到这里[4]
美国大兵于1942年踏上英伦三岛后不久，就得到了“为性疯狂”的名声，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大把英国女人实在太富于吸引力。这段时期，英国男人正好为了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战争而远离家园，留下他们的女人为生计而忙碌，并和外国人发生罗曼史。
在美国，当然也有类似英国的那种“皮卡迪利战士”——业余妓女。这些女人或者为了在微薄的工厂工资之外再增加些收入，或者仅仅为了多赚一点零花钱，反正她们提供的服务是要收酬劳的。但是，大多数美国大兵和英国女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商业性，除非把巧克力和长筒袜也算进去。
英国女人之所以被美国男人吸引的原因有很多，一是，他们的制服比英国士兵的好看；二来，美国士兵和水手比英国同行们的工资高出三倍；第三，大多数美国人可以得到定额的商品。第四，他们也更加快乐和容易得手。1944年诺曼底登陆之时，英国全境有超过300万的美国士兵。美国大兵当得起给予他们的名声，就连美国军官也承认自己的士兵都是性的疯狂热爱者。一位士兵对此做了完美的描述：“……军队里的对话非常简单直接，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女人，女人，女人。”
尽管掠夺成性的美国大兵和一些英国女人的行为震撼了很多英国人，但是几代下来，传统的道德模式已逐渐衰弱，人们并不会因为忙碌的性生活而有负罪感了。战争结束以后，一个英国家庭妇女总结说：“我们并非真的不道德，是因为有战争。”这种态度在欧洲也很普遍。
手上有太多时间
尽管统计数据各种各样，但军史专家普遍同意从诺曼底登陆开始直到战争结束，在欧洲服役的美国大兵平均每人差不多和25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到德国投降，美国军队必须对安全套实行定额派发，每个士兵每个月得到4个安全套。关于这点，一个军官抱怨说“完全不够”。一个1945年进行的美国军队调查显示，“军队中乱交的程度远远高于官方承认的数据，而且这个比例随着男人在海外服役时间的加长而迅速增加。”
随军教士的抱怨
美国天主教教士团从来不曾致力于派遣足够的随军教士加入在欧洲或者太平洋战斗的部队，所以对教士这一等级的人力需求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但是，这没有阻止教士们对军方向士兵们积极提供“不恰当的”阅读材料（便宜的有插图的杂志加上美女月份牌）持续表达不满和针锋相对地布道不过他们最反对的还是“便捷领取安全套”的政策。即使在战场上，随军教士也会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布道反对“安全套性交”。一个驻扎在英格兰的随军教士非常积极地就此大声疾呼，但是也许他希望以后能够多留意一些使用安全套的讯息，因为在和一个英国女人发生关系后，他发现自己得上了性病。
当美国军队占领了意大利，估计约有75％的士兵定期和意大利女人发生性关系。尽管很容易得到安全套，但只有半数不到的性行为使用了安全套。从性的角度说，最活跃的美国军人是黑人大兵，而他们在欧洲服兵役时，对性的喜爱程度更超过从前。不幸的是，由于种族隔离措施，这些士兵被单独编成，训练和执行任务都与其他团队隔离，所以似乎对安全套的了解不如其他军人。接受性保护教育的黑人士兵中有很多人反映，他们认为安全套剥夺了一个男人的“男子气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部分军队的军人得性病的比例比其他部队高很多的主要原因。
“V”代表“胜利女孩”
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女人们并不是唯一在战争中性方面非常活跃的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卡其军装热”（Khaki fever）一样——当时年轻的美国女性热衷于向制服男投怀送抱，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很多年轻女人（包括十几岁的少女）也向任何穿制服的男人献身。她们被称为“胜利女孩”、“卡其制服女孩”和“好时光夏洛特”。和欧洲人不同，这些女孩只是简单地享受没有束缚地和士兵或者水手发生性关系的兴奋感觉。这种情况从意外怀孕和性病发生率的上升也能看得出。在家性交的时候，男人（和女人）并不经常使用安全套，也许因为年轻女性很少接触关于安全性交的知识，而男人觉得他们的临时情人是如此年轻，所以她们肯定是“干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陆军航空队海报：圣诞老人在派发安全套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派发的性病教育手册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防治性病的公共教育海报
歌剧院一夜
盟军进入意大利之后，一些士兵有机会感受一下被他们占领的意大利小镇、城市和乡村的当地特色。在可爱的巴里，有一座美丽的歌剧院建筑，而某夜发生在歌剧院的事情大概是所有参与者都无法忘怀的。在歌剧《快乐的寡妇》表演进行中，一个坐在戏院包厢里的士兵站了起来，他悄悄地将一个安全套吹成个大气球，然后扎住开口，并让它慢慢降落到下面的观众席上。尽管很多双眼睛都看着这个大气球，就好像看着起居室里900磅重的大猩猩一样，但直到一个不堪其扰的护士将气球推开，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了它的存在。其他人开始跟着做，将气球在空中拍来拍去。同时，所有在剧场里的士兵都将他们的安全套吹了起来并扔在空中，庄重的歌剧院气氛最终变成了马戏团式的哄闹，每个人都大声笑着。也许是因为歌剧的名字激发了第一个士兵的灵感，上演了如此一出闹剧。
这种匆匆来去的暧昧关系没多久就引起了军队指挥官的注意，军方很快将重点转向教育士兵们：那些年轻的女性可能很像邻家女孩，但必须引起大兵警惕。在各美军机构中都能找到一本名为《她看上去干净，但是……》（She Looked Clean—But…）的出版物（也许是战时流传最为广泛的小册子）——封面上是一个有着稚嫩面孔的女孩。值得注意的是，女人再一次因为乱交和传播疾病而遭到责备，却没有人建议过，聪明的做法也许是警告这些女孩士兵可能已染恶疾，而美国大兵们从未因为其行为的不负责任受到过指责。
有专利的产品
英国专利事务官员对安全套生产总是表现出强烈的偏见，因为“即使是君王，也不能指望他会行使酌处权给予这玩意专利。”所以，很多生产商都不愿意投入大量资金在本国生产安全套，相反，他们更愿意购买德国生产的安全套，进口以后再贴上英国的牌子。当伦敦橡胶公司决定在战前引进高科技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公司管理人员花费了大量金钱购买高科技生产方法，使自己在40年代初期能够得到政府的生产合同，从而将“无畏舰”供应给英国陆军和海军，以及驻扎在英格兰的部分美军。伦敦橡胶公司在整个战争期间每年生产超过3600万个安全套。
但是英国公司不可能满足全球的安全套需求量。所以，施密特和杨斯在此领域仍大有作为并不令人惊讶，他们不仅要补上遇英国货的生产缺口，只要条件允许，还会将安全套输入欧洲其他国家，甚至是被围困的苏联。
橡胶…… 希特勒对安全套的憎恶
在纳粹迈向集权的早期，它的官员坚持认为性交、生育和婚姻是彼此联系的，而且不能为了满足暂时的肉欲而彼此割裂。那种暂时的肉欲对于国民的卫生健康来说都是有害的。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后，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使得德国人获得节育用品的渠道都处于官方控制之下。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nunler）命令说，只有药店可以售卖避孕用品，而且它们只能用没有装饰的棕色纸包装。1920年代那种吸引眼球的包装在德国药店、理发店、露天市场、妓院和其他杂货店中再也找不到了。而且，包装也不再有任何商标以注明难看的棕色包装纸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节育用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军方的防治性病海报
到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著名的纳粹医生和作家费迪南·霍夫曼（Ferdinand Hoffman）记述说，军队布道的内容和年轻的德国士兵正在做的根本是两码事。作为一个典型的纳粹分子，憎恨安全套的他将安全套的流行归罪于犹太人。他指责说，导致年轻德国人婚前性行为的高发生率的原因是犹太医生，他们不仅提供安全套和其他节育用品给自己的病人，还向男人和女人传授性方面的知识以及它所带来的“愉悦”。他厌恶地形容年轻人是怎样将车停在树林里，然后在那里做爱。“是的，”霍夫曼说，“正是因为那些犹太医生，到战争开始前，德国人每年要使用超过7200万个安全套。”（纳粹也将梅毒称为“犹太病”。）
霍夫曼反犹太人的胡言乱语当然没有反映出安全套在德国的真实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德国都是欧洲安全套的中心。自从19世纪晚期开始，德国军队一直热心地为所有的水手和士兵提供用于预防性病的安全套。平民百姓使用安全套的时间更长，不过是为了避孕。战争终止了国际贸易，不过并没有停止德国人为自己生产安全套。
纳粹党内部关于安全套的争论也持续了好多年，一方“支持安全套/反性病”，一方认为很多下流的德国人欺骗政府，将预防疾病的用品用于他途。最终，前者胜出。出于对性病蔓延的担心，在德国各处都能很容易地找到售卖安全套的自动售货机。
直到1941年年底，安全套一直都在德国畅通无阻。但是此后，对性又爱又恨的代表人物阿道夫·希特勒下令严厉禁止出售所有节育用品——这个命令发布的同时，恰逢因天然橡胶严重短缺而致安全套产销受到削减，并令德国人最终发现了人工合成橡胶制造安全套的方法。希特勒的考量不是出于道德角度，而是他担心使用安全套后，德国的人口出生无法填补战争中的损失。但是，尽管有严厉的禁令和橡胶短缺问题，德国军队还是继续向自己的士兵提供安全套直到战争结束。当希特勒为了保护他的精英部队的战斗力时，他坚持为之提供足够的安全套，这也表现了他非常实际的一面。
领袖的预防措施
和纳粹努力控制德国人的性行为一样，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领导人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他的追随者也从20世纪20代开始，试图将各种节育物品定为非法。到了1920年代晚期，他的《公共安全法》将书写和传播任何避孕信息当做一种必须予以惩罚的犯罪行为：生产、广告和售卖安全套都是法律所严禁的。墨索里尼的努力既非出于宗教信仰也非基于其追随者的道德观，他和他的追随者们担心的是出生率。意大利自从19世纪晚期开始出生率就一直在下降。到了战争年代，这种出生率的下降让法西斯主义者——和他们的纳粹同道一样——担心是否有足够的人手填补战争中军队和农业劳作人口的损失。他们意志如此坚决地要让意大利人多生育，遂对法律又做了补充修改，对于任何无视公共安全禁令的人实施严厉的惩罚。墨索里尼还投入等同于性警察的执法者在药店和露天集市巡逻，试图根除买卖安全套的黑市。
领袖并没有止步于此。他铁了心要让人口增长，提出了“人口主义者”的策略，包括单身汉税。任何介于25岁和65岁之间的男性如果一直单身就要受到惩罚，想当然地以为只有结婚的男人“有助于”生育人口。该税在某种程度上倒十分有用，因为它最终被政府用于对所有新生孤儿予以必要的资助——禁止安全套的新法律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政府必须照顾数量急剧增长的弃婴。
但是，不管性警察如何行动或者征收多少罚款，对性病传染的担心依然存在。在整个战争岁月中，意大利政府对用于预防性病的安全套的购买渠道加以严格的限控。不过，关于安全套在意大利的真实历史是，意大利人无视法律和他们伟大的领袖：黑市交易商通过售卖高质量的安全套（作为节育用品）赚取了高额利润。
既不是避孕用品又不是预防用品……有创意的安全套
当英国发明家们研究着“巨人”（Colossus）——一种破译密码的机器——并最终破译了德国至关重要的密码体系“谜”（Enigma）时，安全套在军队中也刺激着士兵们的创造神经。当士兵们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敦刻尔克和诺曼底时，他们展示了杰出的创造力：士兵利用安全套保证了枪支和弹药的干燥；电台操作员在笨重、潮湿的两栖坦克里利用安全套保证了麦克风的干燥。驻扎在海岸线一带的英国士兵和水手总是面临设备受潮的问题，他们同样发现了安全套的功效。甚至有人建议安全套生产商生产15英寸到18英寸长的安全套，使其正好适用于大型枪支和其他脆弱的设备。不过，看起来施密特公司似乎没有收到这个信息。
邻居的传说
战争期间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个英国士兵利用安全套让自己枪支的击发装置在寒冷的天气中保持可用，这也促成了杜蕾斯生产商制造出18英寸长的安全套。据说丘吉尔同意这么干之前提出了两个条件——安全套必须注明“英国制造”以及“中码”。
弹洞和水球
一个年轻的士兵胸部中弹，当他醒来时，发现胸口被塞入安全套以防止流血。还有一些士兵和飞行员发现安全套是方便携带的厕所：用小便填满安全套后，通过飞机的货舱门扔出去，算是送给下面的纳粹分子的一份小礼物。
但是，安全套最有创意的与性无关的用法也许来自一群英国宣传工作者的主意。他们想要在多雨的季节中从空中向德国投放大量的宣传单。一个聪明的（或者说绝望的）家伙提出将准备投放给德国民众的宣传单放进安全套，然后将之吹成气球，让他们慢慢地降落到地面上。军队采用了这种做法，用飞机装载着这样的安全套前往德国主要城市中心上空投放。不过，无从知道得到这种安全套的民众是否二次利用了它们。
太平洋剧场…… 在菲律宾的黑暗宣传
抗议的蓝色军团
当军方高层试图通过要求使用安全套来减少士兵染上性病的危险时，为了表达对于自己的男子气概受辱的气愤，驻扎在东部前线的西班牙“蓝色师”[5]的一支精英部队接受检阅时，在一群高级德国军官面前，将吹气的安全套附在了刺刀上。
比为了发放传单而使用安全套的新颖做法黑暗得多的是，同时被同盟国和轴心国设立的心理战部队（PSYOP，psychological operations），更愿意利用对性病的恐惧来影响当地人的意见。在美国军队反攻菲律宾之前，日本人发起了一场心理战，让菲律宾人相信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女人几乎就是妓女。为了让岛民反对美国人，日本人散发了很多看起来好像是美国军队发放给自己的士兵的宣传单，上面警告美国大兵要保护自己，以免被岛上女人携带的疾病所传染：
预防性病
最近在我们的军官和士兵中感染性病的人数明显增加了，这主要是因为和可疑的菲律宾女人过多的接触。由于日本军队的占领而令当地生活陷于贫困、艰难，菲律宾女人希望用自己的身体换取一点食物。我们因此建议士兵要使用安全套和药物来保护自己，最好还是只和自己的妻子、处女或者有声望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另外，随着支持美国人的人数越来越多，菲律宾女人更愿意将自己奉献给美国士兵，而鉴于菲律宾人缺少关于卫生方面的知识，疾病携带者到处都是，所以士兵们必须懂得防护。
考虑到岛上有多种方言，而且很少有当地人懂得读写，不管是用英文还是其他语言，这种复杂的文字信息看来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安全套使用中最令人沮丧的一点
前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和斯拉夫军队设立的妓院为例，1930年代开始，日本军队买来和绑架来成千上万的女孩充作被日本士兵奴役的“慰安妇”。很多妇女被迫在危险的前线临时搭建的设施中工作。
日本进攻
日本军队安全套的主要生产商是日本橡胶工业株式会社，成立于1934年，后改名为冈本株式会社（Okamoto）。这家公司一直受到日本妇女组织攻击因为他们使用的品牌名之一为“进攻冠军”（Attack Champion）。人们谴责这个名字粗俗，并且是对曾经强迫很多受奴役的妇女的日本军人那段丑恶历史的不恰当回顾。
冈本株式会社在美国的分部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斯特拉特福德，采用的品牌名相对高明些，比如“高于7”（Beyond Seven）和“皇冠安全套”（Crown Condoms）。
大多数“战争女儿”来自亚洲国家，包括东帝汶、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但绝大多数来自朝鲜。目前没有可靠的数据显示到底有多少妇女被强迫做军妓，部分原因是只要哪里需要她们，她们就会被海运到那个地方，而船货清单上只是按人数将她们计为货物，没有任何名字记载。一些这方面的专家估计大约有30万妇女遭受如此悲惨的命运。
日本军队给所有“慰安所”设立规定，其中之一是男人必须使用安全套。“慰安所”入口处一块典型的标志牌上写着：
- 这个妓院仅允许军人进入……进入者必须出示他们的妓院许可证。
- 进入者必须在前台支付服务费，从而得到一张门票和一个安全套。
- 服务费按以下标准：无军官衔的官员、士兵、平民雇员，每人2日元……
- 那些买了票的人可以进入指定房间，限时30分钟。
- 进入房间的时候要将票交给慰安妇。
- 结束之后，迅速离开房间。
- 不遵守规则或者扰乱军纪的人会被强制离开。
- 不戴安全套的情况下，请不要接触慰安妇。
慰安妇承受的恐惧，在很多年后对她们来说依然是一种残忍的回忆。很多妇女回忆说，在慰安所里最卑贱的工作就是每天结束之前清洁安全套。尽管“进攻一号”（Attack I）安全套的供给（因为他们是军用物资，所以会被标上军事番号）十分充裕，太平洋前线有些地区还是会出现短缺现象，所以安全套会被反复使用。
我和德国女人有一腿我害怕休假…… 美国大兵回不了家
军队中性教育的报道
一个美国陆军单位关于医学问题的记录：
这个单位每个月安排两次由营队外科医生主讲的演讲或者播放预防性病的培训电影。连长和排长一个月也要就性卫生的问题作一次演讲。为了消除士兵对于预防治疗的恐惧心理，演示活动在每个班都会进行。预防包在每个士兵申请通行证的时候都会被配给，而个人随身包也会在士兵外出过夜或者休假的时候配给。归还通行证的时候，士兵被要求向门诊部汇报，并声明自己是否需要接受预防治疗。每个兵营中都设有预防站。宣传预防重要性的海报随处可见。
当战争趋近尾声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军人驻扎在欧洲，这意味着会有很多无聊的士兵试图找乐子。意识到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可能存在的危险，军队努力帮助压抑很久的士兵寻找安慰和娱乐——也就是性。教育性的海报生产成本很低，而且易于船运。所以在欧洲各处的军事基地中重又出现了。其中最常见的画面就是一个躺在帆布床上神色忧伤的美国大兵，头垂得很低。海报上写着：“性病——休假的悲惨结局。安全套可以防止性病的发生！”
无敌安全套？
斯坦·李（Stan Lee），因为其创作的漫画《绿巨人》（Incredible Hulk）和《蜘蛛侠》（Spider Man）而出名，同时他在一些更世俗的方面也展现了自己的天分：
我被要求创作一张海报，来忠告那些入伍的年轻人，每次在海外和女孩子们疯狂之后，他们应该去一家“预防站”（这种预防站在欧洲随处可见）。预防站由军队设立，通常占地不大，门口亮着绿色的灯。当你走进去，他们会做很可怕的事情，可怕到我都不愿意去想。但是，这种可怕的治疗方法看起来能够治好你的病，或者防止你得上不治之症。不管怎样，这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的任务（前提是我接受这项任务）是创作一张海报，警告士兵们必须去这样的“预防站”。我想：“到底我可以做什么呢？”最后，我画了一张卡通画，上面的内容是一个士兵走进挂着绿灯的门，他看上去得意洋洋，而且十分满足。他的脑袋上是对话框，写着：“性病？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他们大概印刷了几亿张这样的海报。所以，从我谦逊的角度看来，我独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因为如果我的海报让士兵们不得性病，他们才能准备好去打仗。而这就是我们赢得这场战争背后不为人知的原因。
奇怪的是，虽然在公众和军队中都不乏性教育，安全套也非常容易得到，但在战后的德国，占领军中性病的发病率还是很高。原因有很多：德国女人非常穷困，作为自由职业的卖淫活动可以帮助她们度过战后最贫困的时期，而且美国军队也并没有对此实施有效的管理。这意味着，她们和一个又一个男人发生关系，从战争的艰难中活下来的女性很少会关心（或者知道）性卫生的问题。另外，一段时期以来，很多士兵对新研制出的青霉素信心十足，这种药可以从医生或者药店那里方便地买到，所以他们开始逐渐忽视长期以来要求戴安全套的警告。不管什么原因，一些军人总会冒险逞一时之快。
一旦军队面对战后德国必须和性病流行作斗争的局面，他们立即对一些关于性病的条例进行了修订。为了确保受感染的士兵会接受治疗而不是继续传播疾病，一个关于惩罚的长期政策被提出，进行无套性交的士兵们被鼓励去医疗部门接受瓦色尔曼氏反应测试（Wassemrman Test）和治疗。军队更进一步派发“胜利包”（V-Packettes）给所有的士兵，小包中装有安全套和化学药品。很多预防用品派发点都设立在美军占领区的红十字俱乐部和火车站中，在那里，士兵想得到多少安全套就可以得到多少。他们还被要求阅读志愿者派发的宣传小册子，这些小册子解释了正确的安全套使用方法，甚至还包括如何丢弃使用过的安全套，为的就是确保这些安全套不被再使用。
没有迹象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于道德考虑的预防措施还有留存。士兵们只是简单地被要求保护自己不受感染。军队也对士兵们的“需求”十分重视，他们审查那些同意让美国医生对其妓女体检的妓院。当一家妓院通过了审查，它的名字就会被放入关于经常出入场所的推荐名单中。从长线来看，美国军方对妓院的控制是有效的。
婴儿潮！
当战争趋近尾声，千万计的军人以及不知道人数的民众已经死去。世界从此改变。但是，虽然战争带来了无限的恐惧，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不管男人们在战场上看到了什么，不管他们离开家园后在性关系上怎样放荡不羁，但当回到家时，他们已经“准备好了”。1945年和1946年，英美两国结婚率飞涨，婴儿出生率亦是如此，美国尤甚。
1945年，美国大约出生了287.3万个孩子；1946年则是350万个，一年内的增长率就达到20％。随着“神奇”药物的出现，越来越少人认为有必要使用安全套来防止传染性病（到了1960年，安全套作为预防性病用品的做法基本已经过时了）。这些会让人以为施密特和杨斯公司早晚将认识到随着战争结束他们的“黑色星期五”也来到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和婴儿潮相反，当大多数性欲旺盛的美国人想要避孕时，他们继续使用着安全套。
奇怪的是，而且不是最后一次，军队突然对使用安全套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到了1947年，听上去好像是对1910年代基于道德考虑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的重复，美国军队着手推进一项“性格”教育课程，这与战时的“保护是至高无上的”哲学完全相反。现在，任何关于性卫生健康的演讲都限制在大约一个小时以内，其中只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用来讨论安全套。而且，在这种讨论中，安全套使用的局限性成为重点，而不是它能带来的益处。对于染上性病的人的惩罚旧规重新被采用。任何被诊断得病的人不能得到休假的许可，也永远不可能获得提升的机会。
除了禁欲这种手段，旧时关于教导美国大兵——大兵们的纵欲乱交在不断升级——如何保护自己的呼声重又回归。
但却不再是“投入之前先戴上套套”了。
[1]作者此处关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叙述似有误。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址的陈述，1940年该机构由美国农业部转划归新成立的联邦社会保险署（Federal Security Agency），1953年联邦社会保险署撤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再次划转入新成立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1980年，在将教育职能剥离后，原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变更为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在的主管部门。——译者注
[2]美国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是联邦制服部队，着美国海军的军官制服，佩戴美国公共卫生署军官团标志，授予美国海军一样的军官军衔。军官团最高长官为总医官（Surgeon General），授中将军衔，职责是负责保护和促进全国的卫生事务，监督公共卫生署军官团。——译者注
[3]埃利奥特·内斯是美国二三十年代禁酒令时期芝加哥著名的执法探员，其事迹屡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1987年凯文·科斯特纳、肖恩·康纳利和罗伯特·德·尼罗主演的电影《铁面无私》（The Untouchables）即讲述此人事迹，其片名也是内斯组建的执法分队的绰号。——译者注
[4]此节英文标题为“overpaid，overfed，oversexed，over here”，over here为“（到）这里”之意，此处是作者对应前三个词“over”前缀的修辞手法，中文却并无“过度”之意，试译为“过到这里”。——译者注
[5]该师为由西班牙现役军人和长枪党党徒组成的志愿部队，1941年7月正式加入纳粹德国武装力量，参与东线作战，番号为250步兵师，为和其他德国陆军师加以区别，一般称之为第250西班牙师。该师另有—个非正式的别称——蓝色步兵师，此名来源于长枪党党徒所穿的蓝色衬衫。——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