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中，我们将考察上述共同体中出现的早期权力形式。本章以及下一章打算回答两个棘手的、然而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个相对平等的世界，一些人最终如何得以统治另一些人？统治者如何扩大他们的权力，直到农业时代晚期开始时，大多数人发现自己受到国王和皇帝这种强力统治者的控制？很明显，就像与此联系密切的农业革命一样，权力在世界上的出现，也标志着人类历史上另一次根本性的转变。
权力是什么？
快速查阅一下词典，我们就会得到大量令人困惑的关于权力的定义。不过，它们有共同之处，即都提到了个人或团体对人和资源的控制以及权威（指行使那种控制的能力）。所有这些定义都假定，少数人将控制多数人，以及控制大量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大量人力和物质资源于早期农业时代后期积累起来之前，权力相对不太重要。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以及农业时代早期大部分时间，人口太少，资源也太少，权力的重要性难以体现出来。追逐权力的个体最终只能够控制很少的人，也控制不了什么物质财富。另外，在小型的食物采集群落以及所有村落——我们本章讨论过的最大的村落和城镇除外——大多数活动都不需要领袖人物。行政和司法意味着家庭政治起主导作用，各种问题在大家庭内部解决，或者在村落集体解决。
考古学家和史学家怎么知道特定共同体中的个人是否行使了控制和权威呢，权力结构是否出现了呢？他们可以寻找墓葬结构的差异：在一个共同体中，一些个人的墓葬比大多数人的更奢华，陪葬品更多。考古学家也考察个人住房中财物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并且比较共同体中一些特定房子的大小和位置。最后，不管他们在哪里发现纪念性建筑的证据，如金字塔之类的庞大陵墓，或金字形神殿，或类似于拉帕努伊岛（复活节岛）上的雕像，他们都可以自信地宣称，这种结构证明，共同体的某个人或某个团体具备向其他人行使巨大权力的能力和权威。
阐释权力的出现
人们最终同意社会中少数人取得支配他们的权力，即修建陵墓、大型建筑和纪念性建筑所需要的权力，为了解释这种现象，人类学家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然而相互重叠的理论。第一种理论相当于所谓的“自下而上的权力”。它关注的是同意概念，以及权力最初来自社会底层的观念。与自下而上的权力相一致的进程如下：生活在较大和较复杂社会的人们，最后渴望或需要某种协同管理机制，因此，他们同意服从统治者。这个理论带来的问题就是：在经过几千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领袖的生活之后，人类为何同意由他人来统治自己？第二组理论关注的是强制概念，以及来自上层的权力或“自上而下的权力”观念。这种理论认为，个体或团体学会了如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身上。这种解释引出来的问题是：统治者如何将其意志强加给共同体？人们为何能够忍受它？
来自下层的权力或许可以被有效地描述为基于认同的权力，即共识性权力（consensual power）。这个标签似乎是恰当的，因为它描述了一种过程，人们由此自愿放弃一些个人和家庭自治权，同意领袖人物获得控制他们的生命和资源的权力。来自上层的权力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基于武力的权力，或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在这种模式中，领袖人物获得了控制民众和资源的能力，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力。
群居昆虫的世界有助于我们了解权力的出现。与蚂蚁以及一些蜜蜂、黄蜂一样，白蚁是真正的群居性动物。大型白蚁窝的组织方式类似于人类社会。多达百万的白蚁居住在热带草原的大型蚁丘中，这种土丘就是它们的家园、繁殖室和真菌花园。蚁丘的建造材料是泥土、泥浆、唾液和白蚁的排泄物，一些非洲蚁丘高达 9.1 米，它们以直达地面的热气柱确保整个聚居地的空气流通。蚁窝的社会结构同样很复杂。在一个典型的蚁窝，所有的白蚁被分成不同等级，从幼蚁（半成熟的白蚁）到工蚁和兵蚁，再到繁殖蚁（包括雌蚁和雄蚁），它们都由产卵的蚁后控制。
很明显，白蚁社会中的一些成员拥有比其他成员更大的权力（比如兵蚁），最有权势的是蚁后！这看起来像自下而上的权力模式，因为所有白蚁都从蚁丘体制中获益，如果蚁丘管理不善，它们都会死亡。蚁后也要确保蚁丘的凝聚力，它能够创造和传播信息素（即可以引起社会反应的化学分泌物），这种物质经过共同传递而散布整个蚁丘，从而增进群体的团结一致。不过，这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与“臣民”相比，蚁后和其他精英群体获得更多资源，它们利用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兵蚁来控制（常常使用武力）其他白蚁的行为。因此，这种社会结构既是自上而下的，也是自下而上的，而非仅仅属于其中一种。
在昆虫和人类世界，权力都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类型的结合。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双方都会从中得到某种东西。正因为如此，它通常得到下层的支持，尽管其中一方所得往往多于另一方。这意味着，上层有时候需要动用武力来维持他们的权力。因此，在所有权力关系中，自上而下的权力与自下而上的权力相互交织。
白蚁的社会世界与农业时代早期不断演化的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似性。当人类社会变得更庞大和更复杂时，任务就得被细分，个体要学会更多地依赖他人，整个结构则需要更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形式。就像群居昆虫经由遗传而适应大型聚居地那样，人类经由文化而适应定居的、集体的以及相互依赖的生活（紧随向农业的转变而出现）。
以上的讨论表明，我们需要分两步来解释人类社会中权力的起源。人类社会最初和最简单的权力形式建立在同意之上（自下而上的）；领袖人物一旦以这种方式出现之后，他们最终会掌握居高临下地（自上而下地）强加他们的个人意志所需要的资源。为了证明这种理论解释，史学家、人类学家，尤其考古学家一直在搜寻证据，他们力图表明，在农业时代早期的某个时刻，自下而上的权力首次出现，后来被自上而下的权力取代。本章剩余部分将关注自下而上的（或共识性）权力的出现。下一章将考察早期城市和国家中，向自上而下的（或强制性）权力的过渡。
农业时代早期共识性权力的出现
农业时代早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协调各种行动的需求必定显得更加突出。由少数几个家庭组成的小型共同体，人们能够面对面解决自己的问题和协调共同体的各项任务，但是，在由几百人组成的村庄，甚至几千人组成的城镇，这类工作就需要某些领袖人物来完成。我们已经了解到，当农业从起源中心四处传播时，更多的村庄开始出现，其中一些规模很大，足以称为城镇。这些城镇反过来开始对小型村庄加以控制。后面我们会看到，当真正的大型共同体即城市出现时，它们很快就会支配城镇和村庄并且向它们征税。
早期农业社会的居民需要领袖人物承担什么任务呢？他们在以下事务方面需要领袖：防御（与相邻村落发生冲突时领导他们）；宗教（与神灵协调，尤其当共同体非常依赖农业的成功时，更是如此）；法律问题（解决纠纷）；管理（比如，维持日益复杂的灌溉系统）。换言之，人类历史上首次需要领袖来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在没有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共同体已经无法解决它们。那么，哪些个体应当被选出来呢？领袖需要什么品质呢？答案再明显不过了：那些具备特殊才能的人，比如祭司或萨满教僧人、武士或外交官或集体项目的组织者。但是，选举通常与才能无关，更多地与家世联系在一起，酋长选举尤其如此。
农业时代早期许多村庄所采取的统治形式是酋长制，即复杂的人类社会由酋长领导，酋长或一个精英贵族集团被选出来为共同体做决定。当农民在工作上表现更出色之后，共同体就可以创造农业剩余，这样，领导者们从粮食生产中解放出来，这种精英集团也由此浮现出来。一般而言，酋长是这些共同体（共同体仍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思考）当中显赫的家庭的长子，因此，出生的偶然性决定了一个人是平民还是贵族，以及未来的前景。
我们仍然不清楚，农业剩余到底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人类学家甚至指出，在现在的许多原始村落，村民觉得种植超过自己的生存所需的谷物的想法，是滑稽可笑的。储存食物过冬的需求，常常因考古证据而变得不太可信，因为这些富余的粮食往往霉烂或者被害虫毁坏。
另一种解释认为，酋长兴起的原因，在于一些人向其他人提供剩余食物或其他物品，从而促使接受者产生了一种义务感。正如第 4 章所述，在旧石器时代，赠送礼物是维持集群之间和谐关系的根本方式，它在农业社会早期也很重要。向潜在的支持者显示慷慨大方，为权力之路开启了一扇大门，波利尼西亚社会的所谓头人（Big Men）就是这么做的。在所有小型社会，慷慨大方（以赠送礼物的方式展现）受到高度评价。头人通过赠送礼物创造根深蒂固的互惠关系来获取权力。现代人类学研究展现了潜在的头人如何积累和储存重要资源（猪、毯子以及其他有价值和有用的物品），并且在大家需要时把它们重新分配出去。通过积累这种互惠性的借据（IOUs），头人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受惠者最后别无选择，只得支持他。爱斯基摩人的谚语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权力之路：“礼物创造奴隶，正如鞭子创造出狗一样。” ⑩
农业时代早期权力的证据
上述对权力起源的简单理论探讨表明，生物学的趋同性进化原理（参见第 3 章）或许也适用于这一进程，因为面临相似问题和需求的、不断发展壮大的共同体，最终都找到了十分相似的解决方法，即创造出酋长制，即使人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种最初的统治形式——建立在农业剩余、等级和世系以及互惠规则之上——呈现出明显的地方差异，下面三个例子证明了这一点。
在现代保加利亚黑海沿岸的瓦尔纳（Varna），考古学家考察了公元前五千纪中期的一个巨大墓地。他们的发现被用来证明墓葬的一种用途，即有可能被当作促进社会整合的一种手段：让一切与死亡相关的仪式退出单个的家庭领域，让丧葬成为一种公共的和集体的事务。考古学家发掘了 211 座墓葬，陪葬品显示了死者在财富和地位上的巨大差异：170 座墓穴的随葬品在 10 件以下；18 座墓穴中包含了更多有价值的物件；其中一座墓穴的主人是一位 40～50 岁的男子，陪葬品达 1000 多件，其中 980 件由黄金打造。由此可以推测，这个墓穴的主人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或许在他的共同体中掌握很大权力。
在中国，大约到公元前 3000 年，龙山文化（前面讨论过的仰韶文化的后继者）控制了大部分中原地区。在长子遗址和陶寺遗址中已经发掘出龙山文化的一些主要墓葬，它们随葬品的鲜明反差体现了日益增长的社会复杂性。陶寺遗址中的大部分墓穴埋葬穷人，随葬品很少；其中大约 80 个墓穴中出土了玉斧和耳环；少数富人墓穴中有多达 200 件的有价值物件。其中有玉耳环和玉斧，不过，令人好奇的是，另外还有两架蒙以鳄鱼皮的木质鼓。中国古书将鼓当作忠诚的象征！
最后，我们将目光转向波利尼西亚，人类学家对当地的酋长制度和其他早期权力形式展开了广泛考察。波利尼西亚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政治结构，从马克萨斯群岛和复活节岛上战乱频繁、四分五裂的部落政治，到新西兰松散的等级制部落社会，再到汤加、萨摩亚和夏威夷的严格的等级制酋长制度。尽管这些群岛的大小、富饶程度以及闭塞程度在社会复杂性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人类学家认为，所有波利尼西亚社会都赞同世系等级和男性继承权。因此，那里的酋长血统纯正，负责食物生产、共同体建设以及宗教礼仪的监管，因为人们认为他们继承了超自然的权力。
对人类学家而言，波利尼西亚是社会复杂性演进的最重要的“实验室”，当权力和身份的概念逐渐出现时，我们可以窥见在大多数早期农业社会中起作用的那些因素。很显然，任何细微的模式都包含了一系列主要的动力，其中有环境角色、继承身份、互惠关系、群体内部的竞争和一致，以及宗教。
这种简单的概述，展示了农业时代早期权力出现的一些例子，同样也呈现了与权力演进联系在一起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当我们结束对农业时代早期的考察之际，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早期的权力结构受到诸多限制。领导者基本上是男性，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在人们的同意下进行统治，他们也能够在很高的程度上控制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与此同时，他们也很容易被推翻，因为他们的权力仍然基于同意之上。早期领导者还没有学会持续以武力来强加他们的意志。下一章会指出，5000 年前，在一些地区，这种通常脆弱而有限的权力形式被更持久的权力形式（其基础在于不断使用强制）取代。
农耕与环境
这本大历史教材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人类与生物圈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第 4 章已经讨论过，即使在旧石器时代——当时的人口很少而且分散，人类群体基本上过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我们物种通过火棒农业和赶尽杀绝大型动物而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人类从流动的采集生活转向定居的农耕文化时，养活更庞大、更稠密的人口的需求，必定对通常十分脆弱的地区环境造成压力。供养人们的村庄和城镇以及农田和牧场，乃是建构的、人为的、驯化的和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那里的一切要素都服务于人类的生存。无意的或者可能是有意的，早期的农民经常追逐一种不可持续的农业实践。这些活动包括在贫瘠的土地上过度耕作和过度放牧（导致土地沙化）；过于依靠灌溉（带来盐碱化）；大面积清除林地和灌木（导致水土严重流失）。此外，驯化导致动植物物种的基因发生改变，这样，新物种往往更容易遭受疾病和虫害。除此之外，还有持续的气候变化和常规的自然灾害，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克里斯·斯卡里（Chris Scarre）所说的话，即“关于实现长期的环境可持续性的问题，4000 年来一直困扰着复杂社会”，正如本章所展现的，在此前 4000 年也是如此。 ⑪
学者们一般不怎么考虑农业时代早期环境恶化问题，不过，美国古气候学家威廉·拉迪曼（William Ruddiman）最近指出，农业时代早期集约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为了便利耕作和放牧，非洲-欧亚大陆和美洲的大片森林相继被清除。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过去几千年，大气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含量大大增加，从而引起全球气温上升，这反过来又延迟了地球重新回到更寒冷的气候甚至冰川环境。⑫ 拉迪曼的观点引起了争议，不过，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以来盛行全球的更稳定、更温暖的环境，肯定有利于大规模的集约化农业耕作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在后面章节中，我们会多次回到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这个主题，不过，在我们结束对农业时代早期的探究之前，重要的不仅仅是记住向农业过渡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还要记住因此带来的环境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