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主宰造化，必得顺从造化。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
超越大自然是我们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所担负的使命，欧奈特先生。
——凯瑟琳·赫本在电影《非洲皇后》（African Queen,1951）中对汉弗莱·鲍嘉所述台词
20世纪见证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动乱的时代让人重新思考古老的真理。对环境史来说，强大而盛行的观念比起明确的环境观来得更重要。与环境相关的观念与政治，虽在20世纪60年代后成为支配社会的等式的一部分，但从来都不是具有影响力或支配力的观念与政策，而这也完全符合时代的现实。即使是不符合时代现实的观念与政策，也还有现任者的残留势力。20世纪环境改变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从生态的观点来看，盛行的观念与政治少有改变。
主流观念
人们的想法会影响环境，因为就某种程度而言，想法塑造了人类的行为。当然，变动中的环境也部分影响了人们的想法。这里有两个相关的要点。首先，在1970年之前，人们对环境、自然、生命及这类事物的看法相当微不足道。其次，无论古今，特别是在1970年之前，其他支配人类行为的观念影响环境最大。因此本章将分为两个部分：主流观念与环境观念。
主流观念就是塑造了亿万人行为的观念，通常指经济与政治观念。像基因突变或科技这样的观念随时都会诞生，但多半都会因为缺乏追随者而消失。这些观念随时都得面临无情的筛选，但像突变与科技，规模收益递增的概念通常仍适用。当一个观念为人所接受，接受度便能轻易持续提升：它在社会与政治系统中根深蒂固，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散播。接着这个观念还能超越时间与空间传播，只要它有利于追随者。科技历史学家将类似状况称为“技术锁定”（technological lockin）。例如，19世纪所采用的窄轨铁路成为标准规格后，即使它造成铁路系统无法提升，无法供速度更快的火车行驶，它还是无可取代，因为投入旧系统的资金已经很多。意识形态的锁定（指正统观念的残留势力）也是这样。所有的主流观念会变成深植于社会与政治系统的正统观念，即使代价高昂仍难以动摇。
广为接受的观念主要受通信科技与政治支配。有五大变革——语言、书写、印刷、公民识字率与电子传输——主宰了通信科技革命。这样的累积让广为接受的观念更受欢迎，降低了具有影响性观念的多样性，让少数赢家具有更高的影响力。[1]政治因素也影响了许多观念的成功。几个世纪前，基督教因为国家（如罗马帝国）致力于传教而受惠。在20世纪，英裔美国人的经济思想，则在美国杰出成就人士的协助下广为散布。
在20世纪初，拥有大量追随者的观念仍以伟大宗教为主。它们的教义包括了各种对大自然的限制令。古代希伯来人的上帝训示信徒“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记》1：28）。有人以上述文字与其他圣经篇章[2]作为理由，认为基督教，或者说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JudeoChristian）的传统，其实相当罕见地鼓励环境掠夺。根据以上说法，佛教、道教与印度教的教义较崇敬大自然，但全球各地环境破坏的纪录显示并非如此：其他宗教传统要不是同样鼓励掠夺行为，就是并未明确限制与自然界相关的行为。[3]
后面这个命题比较有道理。信徒多半对宗教经典一知半解。就算是了解的人，也常因为身为凡人而将宗教经典抛诸脑后，让方便与利益主宰自己的行为。每部经典也都语焉不详、自我矛盾，且可根据不同状况而有不同诠释。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社会还保留了部分的神林（sacred groves），耆那教徒尽量不杀生。但这些连同其他限制，对环境变迁的影响不大。到了20世纪这个严重偏离宗教的时代，原本就作用不大的宗教，对生态的影响更是缩小到几近消失。
有关上述犹太教与基督教，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西方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或科学革命，是借由剥夺大自然神圣的特质而允许伤害环境。[4]虽然伊拉斯谟、笛卡尔与培根的呕心沥血之作，或许无法影响20世纪及在此之前的农民、渔民或多数地主的想法，但这个命题仍有讨论空间。通过助长科技变革，西方科学在各地都间接促进了环境的重塑。[5]牛顿说如果他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20世纪科学家（像是哈伯与米奇利）的研究证实在生态方面影响深远，而他们就是站在科学界巨人的肩膀上。这些科学界巨人的观念是，科学是用来解开大自然的谜题，并运用科学知识来增进人类的健康与财富。这具有说服力且无所不在的观念，合理化了现代科学能力所及的所有形式的环境操控。举例来说，应用科学造就了化学工业，并在19世纪中期到末期趋于成熟。到了1990年该产业已制造出8万种常用的新型化合物，且不免流入了无法适应这些化合物的生态系统中。即使是浓度极低的形态，其中一小部分仍具有杀伤力，毒害了鸟类与鱼类，损害了基因，并造成诸多通常视为负面的效应。有些则以高浓度形态进入了生态系统，1930年全球化学工业制造出约50万吨有机化学药品，到1999年总数已增加上千倍。[6]虽然过程缓慢，但可以确定的是化学工业会影响生态，为生物进化引进了新的选择标准，亦即能否与环境中既有的化学物质兼容。这样的发展以及类似的现象，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热烈追求科学研究的意外结果。这其实是过去的科学观念对20世纪环境史造成的影响，而非来自宗教观念。
现代的政治观念亦然。起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到了20世纪大获成功。它成功地跨越了文化与各大洲，程度更甚于其他来自欧洲的观念，而且还出现了好几个分身。虽然方向不一，但它仍深深地影响了环境变革。
就某种程度而言，民族主义可能刺激景观的保存。1880年后欧洲快速工业化，对德国、瑞士或英国乡间的怀旧情绪，特别带有爱国的意味。1926年一位英国人曾写道：“我们所拥有最具历史意义的遗迹，也是英国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乡间、市镇、村落、灌木围篱、小巷、矮树林、小溪与农庄。”[7]瑞士人对本国的山间与农场特别有感情且怀抱爱国心，拒绝在勃朗峰附近兴建铁路，以及其他象征他们称之为“美国主义”的事物。[8]德国人琢磨出的民族主义更为细腻，披上田园式的浪漫主义色彩，甚至成立了无数的乡村保护社团。这样的观念也助长了纳粹主义。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党卫军（SS，纳粹特种部队）梦想将波兰转变为带有德国种族起源色彩的地区，其中便有大片原始森林，以反映德国人对大自然的热爱。[9]
只要有城市及工业化兴起的地方，就会出现类似以乡村正义、（我们的）土地尊严与自然保存为要求的国家认同。1917年之后的俄国（而非苏联）民族主义，加拿大西部的社会信用（Social Credit）运动，作家劳伦斯（D.H.Lawrence）对大自然的崇拜，得过诺贝尔奖的挪威畅销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其基础有如知识大杂烩的地中海地区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10]以及所有形式的回归田园、反现代化风潮，这一切都反映出政治与文化对于工业化转变的极度厌恶。在地中海地区，这甚至还引发了小规模的森林复育计划，其中有些还赢得墨索里尼的支持，因为他认为这会让意大利气候更冷，人民就会因此更加好战。[11]
在俄罗斯，防止贝加尔湖污染的行动，在苏联时期是相当勇敢的抗争，是民族主义与自然关联的具体化呈现。贝加尔湖堪称西伯利亚之珠，是全世界最深的湖泊，也是历史最久远者之一。它具有独特的生物群，有许多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物种。部分苏联工程师认为，那里清澈的湖水很适合用来供应国家的军事工业区。1957年当局秘密规划在贝加尔湖畔兴建一座工厂，来生产喷气机用的黏胶纤维（viscose fiber）。苏联的科学与文化界精英利用赫鲁晓夫解冻期（Khrushchev thaw）——苏联言论自由度最高的一段时期——公开表示异议。最后，各界高分贝的反对，并未阻止两座纤维工厂在1966—1967年开工，不过当时已出现新型塑料，因此以纤维制造喷气机轮胎已成为过时的技术。以苏联的标准来说，异议的出现并未特别引发对污染管控的注意。相关活动或许有助于阻止另一项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开发计划，也就是用核弹在贝加尔湖南方炸出一个缺口，以增加通过安加拉河发电厂的水量。[12]
在印度，与墨索里尼、纳粹党卫军或苏联少有雷同之处的甘地，则把属于工匠与农民的印度怀旧民族主义愿景具体化，使其不受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所腐化：“上帝禁止印度以西方的方式走向工业化。如果整个人口达三亿的国家（此为1928年数据）走向同样的经济剥削，就会像蝗虫般把整个世界吞噬殆尽。”[13]甘地是个例外：大部分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如尼赫鲁，都希望印度工业化，必要时也可以像蝗虫般贪婪。
纳粹党卫军并未实现波兰计划，印度也未追随甘地的愿景，反而听从尼赫鲁的。总而言之，保护主义者这个民族主义中带有田园色彩的成分，输给了强调权力与财富，并因此不顾生态意涵而偏好工业化与边境屯垦的对立主张。举例来说，墨西哥革命所引发的民族主义，很快便放弃了农民运动，转而支持加速工业化。1930年之后，阿根廷与巴西在没有发生革命的状况下，追求着同样的远景。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868—1945年），日本结合了民族主义与工业化，1945年后亦然，但较为压抑，且军国主义色彩较淡。因此，工业化为土地使用与污染模式带来的大幅改变，有一部分是民族主义的结果。
尝试让“空旷”边境增加人口所带来的改变亦是如此。由国家推动在加属北极地区、苏联西伯利亚、澳大利亚内陆、巴西亚马孙雨林以及印度尼西亚外岛进行屯垦（并建立稳固主权）的做法，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屯垦与保护这些地区，牵涉到大规模环境变迁，有时是森林砍伐，其他还有石油基础建设，而且几乎所有案例都与道路修筑有关。
民族主义也潜藏在其他人口政策背后，尤其是提高人口出生率的主张（pronatalism）。20世纪许多国家寻求数字上的安全感，尤其是在生育率不断下滑的欧洲。1871年遭到落入普鲁士王国之手的羞辱，还有之后的法西斯意大利与纳粹德国，法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权特别希望提升生育率。最成功的案例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1918—1989年）统治下的罗马尼亚。1965年他设定在2000年前达到3000万人口的增长目标，禁止包括堕胎在内的所有形式的节育措施，并下令警方监控每位生育年龄妇女，确定她们确实尽到生育的责任。当时，罗马尼亚堕胎与生育率比为4∶1。1966年后罗马尼亚产房大爆满，有时一张病床还得挤进两位待产妈妈。齐奥塞斯库暂时反转了人口转型，并让生育率倍增，一切都是为了罗马尼亚的荣耀。[14]其他为此问题所苦的国家，例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1979年革命之后的伊朗，以及阿萨德统治下的叙利亚（统治期间为1971—2000年），也都希望借由增加人口来保护国家安全。民族主义的形式多不胜数并引进各种政策，也因为对环境的影响力而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尤其当追随者对这样的关联完全不加思索时。[15]
另一个从欧洲散播至世界各地的观念，也就是共产主义，从某些方面来说其实是最高形式的民族主义。它在苏联与中国、古巴与越南的政治上大获成功，除了仰赖脱离外国统治而独立的承诺之外，承诺实现社会政治这点也相当重要。在其他地方促成国家推动工业化的类似野心——经济开发与国力——则驱使各社会主义国家竞相推动大型五年计划。
但共产主义还有其他成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认为大自然的存在可为劳工所驾驭。就像今天许多乐观人士一样，恩格斯认为“土地生产力可通过资金、劳工与科学的运用而无限扩张”。马克思认同法国社会主义分子的想法，呼吁应以“人类剥削自然”来代替“人类剥削人类”。1926年语言大师查祖宾（V.Zazurbin）向苏联作家委员会发表演说时，便明确地将共产主义的进步与环境转型联结在一起：
让西伯利亚脆弱的绿林穿上城市水泥的盔甲，以工厂烟囱的石制口罩作为武装，再配上铁路的钢铁腰带。烧毁并砍伐针叶林，践踏大草原。就这样做吧，这是无法避免的。只有靠水泥与钢铁，所有人才能友爱团结，打造全人类如钢铁般的兄弟之情。
1931年，苏联历史学家伯克洛夫斯基（M.N.Pokrovsky）预言，有一天“科学与技术将臻于完美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因此）大自然将成为（人类）囊中之物，任人类选择将之塑造成何种样貌”。在如此具有崇高目标的远景下，什么生态代价都可能会产生。[16]
位于苏联乌拉尔地区（Urals）玛格尼托哥尔斯克的炼焦炉，是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推动工业化的一部分。面对德国崛起的威胁，还有建立工业化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需要，斯大林认为他必须让国家尽快工业化。他试着在苏联建立起共产主义时，完全没考虑到环境。事实上，全球各地的共产主义者都认为通过劳动能重新改造自然，使其完全用来造福人类
社会主义偏好大型计划，特别是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表面上这是为了实现规模经济，但也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策略，最后则是自我终结。这种有如巨人症的现象，最著名的影响反映在建筑与雕像上，但在工业、森林与农业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苏联常兴建巨型工业区，例如诺里尔斯克与玛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但这也造成污染的集中。由于苏联第一次推行五年计划时（1929—1933年）遭遇木材短缺，数百万名囚犯与集合农场工人被送到森林，以便尽快砍伐林木。结果森林砍伐与侵蚀造成伏尔加河沙洲堆积，这条苏联主要的水路交通因此受限。[17]在集体化农业方面，他们不只设立了大型农场，还有一望无际的广阔农田，规模超过达到机械化效率所必须的水平。这造成了极度严重的风蚀与水蚀现象。[18]这种巨大畸形现象，再加上马克思信徒对征服自然的狂热，导致咸海逐渐死亡、全球最大人工湖与全球最大水坝的兴建，还有无数以“修正大自然错误”为目标的大型计划。[19]
至少在巩固权力之初，共产主义也同样抗拒科技创新。由于五年计划具有固定的生产配额，苏联与东欧工厂领导人根本没有余力测试新科技。补贴能源价格让苏联与东欧的工业僵化，以至于1990年大部分钢铁厂仍在使用平炉式（open-hearth）制作工艺，而这种19世纪的发明，在日本、韩国与西方国家早已被取代。政治体系妨碍了去碳化与去物质化（指以低碳替代方案取代高碳产品及活动），最后让苏东国家成为一个消耗大量能源且污染密集的煤炭城经济，而这个现象也推动了终结苏联集团。
渴望成为20世纪普世信条的共产主义，在追求经济增长时败下阵来，成功的却是另一种更具弹性且诱惑力的宗教。资本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事实上这几乎涵盖所有人，包括共产主义者，膜拜的对象是相同的，因为经济增长掩饰了大量的罪恶。只要经济持续增长，印度尼西亚人与日本人就能忍受无止境的贪腐；苏联人与东欧人容忍粗暴的国家监控；美国人与巴西人接受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为了经济增长的利益而保留社会、道德与生态弊端，的确，赞成这种做法的信徒主张，只有提高增长率才能解决这些弊端。经济增长几乎在世界各地成为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这是如何形成的？
这种类似宗教的全国性风潮，早在几个世纪前便已扎根，至少在古代中国与重商主义时期的欧洲是如此，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过后才大获成功。在大萧条造成的紊乱之后，这股追求增长的狂热，就像外来入侵者闯入并破坏生态系统，在全球各地意识形态的田地上进行殖民：这就相当于心智上的穴兔。大萧条后，经济理性战胜了安全以外的所有顾虑。承诺带领大家找到圣杯的人都成了神。
图为1955年苏联南部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地区的列宁集体农场（Lenin Collective）。克拉斯诺达尔曾经是库班哥萨克人（Kuban Cossacks）的家乡，拥有肥沃的大草原土壤，是20世纪一大谷物产区。20世纪30年代苏联实施集体化农业后，机械化与意识形态的承诺结合起来，鼓励设立大型露天田地的农场，但这也因此相当容易受到风蚀影响。有坦克式履带的拖拉机在泥泞的田地上相当有用
这些人都是经济学家，其中多为英裔美籍学者。借由刺激并管理美国与英国的经济，他们帮助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胜利。美国在1945年之后成为国际霸主，确保美国的观念，特别是在美国最为成功的经济观，将广为各国所接受。同时苏联则在其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内改变路线，提供一种由工程师而非经济学家所管理的增长热潮。
终结大萧条与管理战时经济的成就，各界都归功于美国经济学家。在1935—1970年，他们获得了极高的声望与权力，似乎只要稍微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就能操纵需求进而将失业率降至最低。他们进入了权力中心与学术界，在本国与海外建言献策，在世界各地训练出大批跟班，为知名杂志撰写专栏，抓住每个可以散播学说的机会。他们的神话地位导致各种教派出现，但在基本教义上看法相同。他们的观念相当适合许多社会的政治与社会形势，因而被视为正统。这一切关系重大，因为经济学家思考、写作与为问题提供解药的方式，完全无视大自然的存在。
这一点相当特殊。早期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像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Reverend Thomas Malthus，1766—1834年）与杰文斯（W.S.Jevons，1835—1882年），都极力将自然列入考虑范围。不过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服务业兴起，到了1935—1960年，经济理论成了没血没泪的抽象概念，其中自然不过是装满可利用资源的仓库，甚至比这还不如。自然不会进化，在受到扭曲时也不会抽搐或调整。一度黯淡的经济学成了令人振奋的科学。1984年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兴高采烈地预言经济将增长70亿年，直到太阳灭绝才会停止。连诺贝尔奖得主也可以说出“事实上，这个世界没有自然资源也过得下去”这种话，而完全不会损及自身声誉。[20]有很多极端的言论被奉为圭臬。如果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一神论将自然排除在宗教之外，（大约1880年之后的）英裔美国经济学家便是将大自然排除在经济学之外。
如果我们的世界还有很多空旷土地、不受打扰的鱼群与广阔的森林，臭氧层保护层也健全没问题，总的来说这股追求经济增长的狂热还是相当有用，有助于创造一个更拥挤、压力更大的世界。尽管失去了生态缓冲，其实质代价越来越高，但意识形态锁定还是同时主宰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阵营。没有一个知名的经济学派能够解释自然资产的贬值。真正的异端，也就是那些挑战经济增长的基本目标，并寻求生态系统价值认同的经济学家，直到20世纪末仍被视为局外人。[21]经济思潮并未随着它所造成的局势变化而调整，因而仍具有正当性，并间接造成了大规模且快速的生态变迁。将经济增长列为压倒性的优先，绝对是20世纪最重要的观念。
大约自1880—1970年，知识界联手否定大规模环境变迁正在发生。当经济学家忽视自然，生态学家则是假装人类并不存在。他们并未让人类事务的不确定性玷污他们的科学，而是挑出原始地区来监控其能量流（energy flow）与人口动态。结果当然就是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或是生态上的冲击。
环境观念
相较于20世纪的主流观念，环境思潮在1970年前并未受到太多重视。像美国的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年）这样尖锐的观察家，针对森林、野生动物、土壤与生物地球化学流（biogeochemical flow）的变迁发表意见。[22]对于地球资源耗尽的恐惧，虽然长久以来都未应验，但还是引发哀悼与警示。不过这些观念的信徒有限，实际上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环境思潮只吸引了社会上一小部分人。到了1910年，西方世界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小型的自然保护社团。可以说是孤立于经济用途之外的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在1870年之后开始崛起，最早始于澳大利亚与北美，因为这些地区在原住民与美洲印第安人几乎完全消失后，空出了大片土地。这种做法在各地引发仿效，但大部分国家的保护区与国家公园都很小，以配合现有的经济活动。因此，这些计划鲜少真能让环境变迁的动能趋缓。不管这些观念如何健全、说得如何漂亮，仍然无法切合时代的需求。[23]这个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生变化。
20世纪60年代是个动荡的时期。从墨西哥到印度尼西亚，从中国到美国，广为接受的见解与当局政府都受到猛烈的攻击。在这些激烈情势所孕育出来的众多观念与运动当中，有两种最为长寿：女性平权与环保主义。环保主义（简单定义为：认为人类应该与自然和平共存而非征服自然）成功背后有许多原因。在工业国家，污染的负担与危险化学物质已快速累积了数十年之久。财富累积（并通过福特主义散播）的程度，足以使多数人民有能力担心金钱以外的事物。就某种意义而言，工业国家在1945—1973年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引发了自身在环保主义方面的对立。[24]
1962年，曾为政府生物学家的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来抨击美国滥用杀虫剂。通过这本书、其他著作与1962—1963年在媒体的高曝光率，她带动了美国人对于杀虫剂与环保方面的关注。如果提到美国现代环保主义的先驱，绝对非卡逊莫属。本图摄于1963年，数月后她便因癌症过世
成功的观念，需要好的沟通者才能让各界广为接受。环保主义最有效率的一位催生者，就是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年）这位文笔犀利的美国海洋动物学家。她在美国渔业管理局工作时开始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其中大部分与海洋生物有关并获得广大读者的回响。1962年她大力抨击任意使用杀虫剂的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问世，将农药公司比喻为文艺复兴时期爱好下毒的博吉亚家族（the Borgias）。这为她招来指责，化工厂商与美国农业部都批评她是个歇斯底里且不懂科学的女人。相关争议让卡逊与恶意批评她的人在1963年登上全国性电视节目。但她所提供的科学信息——主要有关DDT及其他杀虫剂对鸟类的毒性——多半相当合理，所传达的信息也相当成功。在极具影响力的杂志《纽约客》上连载后，她的书成为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畅销书。不顾美国农业部反对，肯尼迪总统在政府召集专门小组以调查杀虫剂问题，得到的结果也与卡逊的说法一致。后来还有小学以卡逊命名，她的肖像也被印在邮票上。[25]
如果换个时代，卡逊的观念可能会遭到忽视。[26]相反地，她以及数百名像她一样的人，启发了许多人的追随与仿效。数百万人这才发现，他们早已熟知的污染，其实是不必要且无法忍受的。1970年地球日（Earth Day）活动动员了大约2000万美国人，集会抗议对大自然的破坏。到了20世纪80年代，各界对热带雨林砍伐、气候变迁与臭氧层稀薄的焦虑，进一步刺激了环保主义兴起（并增加了新的焦点）。1990年地球日吸引了140个国家共2亿人参与。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美国流行音乐，也把环境列为曲目的主题。[27]希腊东正教（伊斯坦布尔）牧首（Greek Orthodox Patriarch）等宗教领袖也拥抱环保主义，某些基要派宗教团体亦然。[28]大科学（Big science）与出资政府的观念也改变了。联合国在1971年发起“人与生物圈”（Man and the Biosphere）研究计划，到了1990年大部分富国都已经成立全球变革科学计划。到了1998年，这些计划加起来成了史上规模最大的研究计划。[29]
在1960—1990年，发生了一个重大且可能撼动（或者拯救？）地球的转变。长久以来数百万人视为只适合用来排水的沼泽，现在成了值得保存的湿地。狼从过街老鼠变成了高贵的野生动物。一度被认为将带动丰饶未来的核能，在政治上已变得完全不能接受。污染不再是工业化财富的象征，而是危害自然与社会的罪行。人们开始产生这些观念，只是强调的重点与承诺的程度不同。根据这些观念所发起的运动分歧相当大，但在观念的转变这点上却是一致的。成套包装的观念被证实相当成功，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石油公司与化工厂开始授权并指示公关人员塑造新的“绿色”形象。尽管此一转变的诚意一直为人们所质疑，但这种有如遮羞布的做法，显示环保主义已经降临到意识形态领域。这股大规模的知识与文化转变始于富国，但在世界各地都冒出头来。环保主义有许多方面，各有其不同主旨与议题。只要相关问题遭到系统性压抑——苏联集团有些国家将生态数据视为国家机密——很快就会带动推翻政权的行动。像印度这样贫穷的国家，活跃的环保团体自1973年开始兴起，到80年代开始联合起来。在贫穷国家，环保主义通常与水源、鱼类或森林相关的社会抗争纠缠在一起，和大自然或自然保育的关系不大。1997年一项调查发现，人民最有意愿放弃金钱来抑制污染的国家为印度、秘鲁与中国。[30]这股新潮流需要等数十年后才能看出它的完整意义，甚至数百年都有可能。[31]
国际政治与战争
就如同观念一般，政治上也是如此。环境变迁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是在偶然且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明确而有意识的环境政治虽在1970年后影响力日增，却仍须在传统政治的阴影下运作。不论从国际或各国的角度来说均为如此。
对安全的焦虑与对环境的冷漠。20世纪国际体系最主要的特色，就是高度动荡不安的状态。以过去几个世纪的标准来说，经济大国与人口众多的国家做生意时往往会想到战争，尤其是1910—1991年。两次世界大战都相当耗费心力。因为只要毫无准备，就必须付出代价，停战期间各国对安全的焦虑升高，尤其是冷战期间（1945—1991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与社会有很强烈的动机来扩大军事力量、针对经济进行工业化（与军事化），到了1945年后则是发展核武器。套用进化论者的语汇来说，国际体系违反生态节制，严格地选择了基于短期安全考虑所主宰的政策。
对安全的焦虑，在环境方面造成了无数的衍生物。1870年法国战败后，军队被授权保护法国东北部的公有与私有森林，用来重新设立边境防卫系统，沿着防御稳固的狭长廊状地带引开德国入侵者。（1914年德国再度入侵时是借道比利时）。许多情势紧张的边界因为禁止一般人类活动，而成了名副其实的自然保护区（例如保加利亚、希腊、韩国与朝鲜之间的非军事区，以及伊朗、苏联）。但其他边境地区成了密集屯垦等行为的目标以确保主权，后来更遭遇大规模的森林砍伐，例如巴西与厄瓜多尔境内的亚马孙雨林。许多国家优先考虑地缘政治，修建道路与铁路系统，像沙俄时期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希特勒的高速铁路（autobahns）、美国州际公路系统，以及巴基斯坦与中国之间的中巴国际公路。这样的大型运输系统免不了会影响土地利用模式。土地利用有时会遭到刻意变更以利于军事运输。1921年以前，英国人便在印度利用灌溉开辟大片草地以饲养马匹供印度军队坐骑。[32]
安全焦虑所引起最严重的环境效应，通常来自军事工业设施的建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明显可以看出，军事力量中最主要的成分除了年轻的士兵之外就属重工业了。马匹与英雄主义已是过去式。20世纪所有强国都鼓励生产军火、船只、卡车、飞机及核武器。
相较于核武工业，军事工业设施无论在补贴、免受公众监督与影响环境范围方面均未有更多优遇。至少有9个国家建立了核武库，不过只有7个国家被公认（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俄罗斯、中国、印度与巴基斯坦）。以色列与南非发展了核武器，但假装没这回事。
美国大约在3000个地点设有武器设施。它制造了数千枚核弹头，其中有超过1000枚已做过测试。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哥伦比亚河畔的汉福特工业区（Hanford Engineering Works），它坐落于华盛顿州中南部广大干燥地带的大规模炸弹工厂。这座工厂设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到长崎的原子弹就是在这里制造的。接下来50年间，汉福特释出了数十亿加仑的放射性废弃物到哥伦比亚河，还有更多不慎泄入地下水中。1949年苏联引爆首枚核弹后不久，美国人就在汉福特进行秘密实验。来自苏联核试验的辐射落尘，引发各界质疑苏联能够多快处理钚物质。为此美国官员决定使用“新鲜”的铀（green uranium，也就是离开反应堆不到20天），来测试他们对苏联相关实验的假设。这个被内部人员称为“初次试车”（Green Run）的秘密实验，释放了将近8000居里的碘—131，下风地区因此测出超过当时认定为可容忍剂量的80～1000倍的辐射。1986年汉福特成为美国第一个公布武器生产造成环境影响相关文件的核武设施，当地人才得知曾经发生这些事件。这次测试显示出，在冷战期间对安全焦虑的影响下，美国人在环境方面所采取的贸然态度。[33]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在环境上造成更严重结果的是废弃物。冷战在最为激烈的时期，废弃物是留待未来再去顾虑的问题。半个世纪的武器生产在全美留下了一个大烂摊，其中包括数千万立方米的永久性核废料。清理其中一部分便预期要花上75年，成本在1000亿～10000亿美元之间，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环境整治计划。完全清理是不可能的，光是汉福特一地就掩埋了超过半吨的钚。[34]
苏联的做法更为大胆。他们的核武计划始于斯大林，当时他希望尽早研发核武器，不管这会对人类或环境带来何种代价。正好苏联的计划经济（command economy）对此相当擅长：不出几年大型核武器设施便从无到有。苏联制造了大约4.5万枚核弹头，1949—1991年引爆了大约715枚，地点多为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位于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以及北极的新地岛（Novaya Zemlya）。他们使用核爆来制造水库与运河，并用来开辟矿井。在1972年与1984年，苏联引爆了三枚核弹，试图开采出含有（制造肥料用的）磷酸盐矿石。他们将许多核废料倾倒至海中，其中又以北冰洋最多，有些甚至倒在浅水海域。他们让无法运作的核潜艇沉入海中。全球已知的核反应堆事故，多半发生在以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为基地的苏联北海舰队（Northern Fleet）。
苏联只有一个废弃核燃料处理中心，位于西伯利亚西部鄂毕河上游的马雅克（Mayak）核设施，而这里也是目前全球放射性最强的地方。它累积了26吨的钚，是汉福特总量的50倍。从1948—1956年，马雅克核设施将放射性废弃物倾倒至捷恰河（Techa River）。捷恰河是鄂毕河的一条支流，也是附近一万至两万人口唯一的饮用水源。1952年后，马雅克核设施最危险的废弃物都装在储存槽里，但1957年其中一座爆炸，造成邻近地区落下2000万居里的辐射，大约是切尔诺贝利事件释出辐射剂量的40%。1958年后，液体废弃物开始储存在卡拉恰伊湖（Lake Karachay）。1967年一场干旱造成湖底放射性淤积物暴露在大草原的强风下，造成的落尘辐射量为广岛原子弹爆炸的3000倍，相当于比利时的面积，有50万名不知情民众受害。到了20世纪80年代，只要站在湖边一小时就能受到致命剂量的辐射［每小时600伦琴（roentgen）］。苏联最高苏维埃核安全分委会（Supreme Soviet’s Subcommittee on Nuclear Safety）前任主席亚历山大·潘亚金（Alexander Penyagin）认为马雅克的情况相当于100个切尔诺贝利事故。因为核设施太庞大且相当隐秘，因此没有人知道苏联核污染的程度究竟为何。设施多半在苏联末期关闭，但问题还在，而俄罗斯也没有足够财力进行清理。[35]
所幸，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南非（以及少数其他几个）等国核武计划的致命残余物，还不到超级大国的规模。[36]从整体来看，这些计划不止将管理废弃物责任的负担加诸后代子孙身上，1940年之后全球所使用的商业能源中，也有将近1/10用在这方面。[37]未来历史学家必须费尽心力对后代解释，是冷战时期的焦虑，导致尽责的官员准许以马虎的方式生产核武器并处理废弃物。
战争与环境 以战争之名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比战争本身所导致的还要严重。20世纪多的是长期战事，但大部分与战事本身相关的环境变迁其实都很短暂。1944—1945年轰炸机几乎将柏林与东京大部分地区夷为平地，但两个城市都在10～20年间迅速恢复。美国轰炸机在越南炸出大约2000万个弹坑（1965—1973年），但这些坑洞多半都被植被覆盖，有些后来还被当作鱼池。[38]中国全面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年），国民党为了阻断日军前进，在1938年破坏了多处黄河堤防。这可能是损害环境最为严重的一次战争相关行动，造成数十万中国人民（与数千名日本人）溺毙，三个省份内数百万公顷农田损毁，并淹没11个城市与4000座村庄。但存活下来的中国人民，在短短几年内便修复了所有损坏的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里波利（Gallipoli）西部前线战事紧张，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与苏联在战斗上所采取的焦土政策，都各自造成了严重的环境伤害。但通过大自然作用不懈，即使是发生过最激烈战斗的地点，战争所留下的痕迹也都逐渐被掩盖，并逐渐融入四周的乡村景致，除了那些刻意保留为战场遗址的地点。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军队燃烧石油造成火光点亮夜空，并将石油倒入深度不深且生态丰富的波斯湾。燃烧的油井被盖上后，空气污染在几个月内便逐渐散去，不过海洋生态花了好几年才逐渐恢复。战事所造成的环境变迁多为短暂，海湾战争可以称得上是个特例。[39]
像中国这样由灌溉工程支配环境的地区，最容易受到战争摧残，森林砍伐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复原。旱地农业很快就能从战争中恢复，平均大约在三年以内。草原与草地需要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可能得花上十年。但森林就需要一到三个世纪。几个世纪以来砍伐森林一直是战争的特色，像恺撒就焚烧了高卢森林。20世纪著名的游击队战术，森林砍伐就扮演了异常重要的角色。许多发生在非洲与东南亚的殖民地抗争也牵涉到游击战。冷战期间，许多发生在非洲、亚洲与中南美的代理人战争（proxy war）亦是如此。游击队必须找地方躲藏，而森林提供了绝佳的掩护，因此反游击军队就会破坏森林。有时游击队也会破坏森林，多半是针对握有强权或合法军队所发动的纵火行动。
20世纪科技让森林砍伐比威廉·西泽·舍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年）时代更加容易。法国在里夫战争［1921—1926年，摩洛哥柏柏尔人（the Berbers）起义对抗西班牙与法国殖民强权］时率先使用燃烧弹轰炸森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以喷火器发射的凝固汽油弹（napalm）首次出现，希腊内战期间（1944—1949年）证实它对破坏森林覆盖相当有效，后来也成为美国在越战中所使用的主要武器之一。20世纪50年代马来西亚发生暴动后，英国开始使用化学落叶剂。美国人也在越南大量使用这种化学药剂［例如橙剂（Agent Orange）］。始于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中使用了各种高科技落叶剂。上述以及其他上百个类似案例，是战争造成持久性生态影响的其中几例。[40]
除了战斗，战争相关事务也造成其他的生态影响。在威内托（Veneto）阿尔卑斯山的喀斯特石灰岩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军火垃圾场中的铜流入了地下水。80年后有些温泉简直成了“小型铜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对小麦的需求，导致美国西部大平原大约600万公顷（面积相当于西弗吉尼亚州或斯里兰卡），还有加拿大大草原省份更多的草地转为耕地。这助长了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消耗了国内大约半数的森林。战争期间美国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建造自由轮（Liberty ships），每艘只需短短11天，由于过程中必须耗费大量电力，因此成为在哥伦比亚河上增建水力发电大坝的理由（20世纪30年代末已兴建两座大型设施）。疯狂提高食物、燃料、矿物与其他资源产量的做法，也在每个参战国导致严重的生态干扰，正如道路与铁路兴建所带来的结果。近年来，老挝与缅甸东部内战中的好战分子，则授权泰国伐木公司砍伐他们势力范围内的森林，以取得活动经费。[41]
借由压抑正常经济活动，战争会暂时降低部分的环境压力。尽管潜水艇战有深水炸弹与石油外泄的问题，但因为战争期间渔船不得出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美鱼群总算得以恢复平静的日子。至少在欧洲与日本，工业排放也因为煤炭短缺与工厂遭到破坏而趋缓。伊拉克在科威特沙漠埋设的地雷让人不敢接近，20世纪90年代当地动植物生态也因此恢复。[42]战争对环境有其冲击，偶尔相当严重但通常稍纵即逝。更严重的变迁，则是来自工业战争不顾一切后果的备战与动员。
帝国主义、去殖民化与民主化 国际政治乃通过战争以外的手段进行。在此我将简短就两方面讨论：首先是帝国主义与去殖民化，接着为民主化。20世纪初期，俄国、日本、美国，尤其是西欧列强都开始扩张帝国势力。这通常会牵涉到既有人口的迁移，就像南非与阿尔及利亚的例子。殖民强权将地方经济重新调整为矿业与伐木导向，还有棉花、茶叶、花生或剑麻（sisal）出口单一作物栽培。通常这些改变都是不加考虑而强行加诸环境的后果：唯一的目标是让国家与实业家获利，并确保宗主国随时能取得战略性矿产。到了20世纪40年代，法国与英国将马里转向棉花种植以及将坦噶尼喀（Tanganyika）改生产花生时，至少还宣称将地方利益放在心上。但由于忽略生态，它们还是在马里的尼日尔河弯道地带造成盐化现象，坦噶尼喀中部边缘地带也变成毫无用处的硬土层。[43]
令人意外的是，去殖民化后上述现象改变不大。新的独立政权往往延续前朝的经济政策。在加纳、苏丹与印度这些地方，可以增加声望的大型计划，接续了殖民地时期对环境的操控。经济较弱的政权（例如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与科特迪瓦）经常不顾环境冲击，快速廉价出售木材与矿物。许多统治者通过政变上台，自然想要在被下一个军事领袖取而代之以前，让利益落袋为安。苏联中亚地区去殖民化后，扼杀咸海的水利系统并未因此改变。环境事务就像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独立后改变的不过是换个国旗而已。
民主化就是另一回事了。20世纪70年代全球民主化浪潮席卷希腊与伊比利亚半岛，80年代是拉丁美洲与东亚，90年代则轮到部分东欧与非洲国家。部分国家的环保抗议行动适度地协助了破坏独裁者（例如智利）以及社会主义政权（波兰）的正当性。这些政权过去一直鼓励高污染经济模式，为了追求国力与经济增长，不顾生态影响而任意开采资源。这些国家通常严格管控生态相关信息。民主化破解了这些政权对信息所享有的控制权，让所有环境问题得见天日。由外国人士、军方或特定工厂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常被拿出来讨论，有时也获得解决。因为一般民众消费模式所造成的问题，常因民主制度而更加恶化，像东欧与俄罗斯就为鼓励私有车辆而减少公共运输补贴。此外媒体只注意特定种类的环保问题，通常是像工业灾害或核议题等会引发极度恐慌的事件。土壤侵蚀或丧失生物多样性这类进展缓慢的危机仍然藏在暗处，不但对媒体与公众来说都没有吸引力，对只着眼于下次选举的政客来说更是完全不相干。民主制度下往往会产生自有特色的环境。[44]
印度第一位总理尼赫鲁，将印度的未来规划为全球经济中的工业发电厂。他希望1947年印度自英国独立后，能借由国家扶植工业化来脱离贫穷与弱势。这股野心延伸到农业，尼赫鲁希望以机械化与大规模灌溉工程带动农业现代化。就像许多刚刚摆脱殖民化的国家领袖，他希望尽快弥补殖民统治时期的损失。图为1949年尼赫鲁在芝加哥考察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mpany），由该公司的莱雪斯（R.H.Reishus）带路参观一处拖拉机工厂的情况
上述所有20世纪国际政治的浪潮——安全焦虑、帝国主义、去殖民化、民主化，以及影响程度可能较小的战争——都深深塑造了20世纪的环境史。由这些浪潮所造成的环境变迁，几乎都是为了政治及其他目的所设计之政策下不经意造成的后果。与此同时，各国也协商出数百件环保协议，替未来一个可能相当松散的环境治理机制埋下种子，但前提是塑造了20世纪的安全焦虑必须先行解除。
环境政治与政策
相较之下，以环境考虑作为有意识因素的政治与政策，效果尚佳。就这点来说，环境政治与政策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启。在这之前，地方性、国家与国际法规和条约规范了某些方面的污染、土地利用、渔业与其他议题。烟害防治条例至少可回溯到700年前。英国针对特定污染源成立管理单位，就是1865年的化学碱调查组织（Alkali Inspectorate）。但这都没有经过协调，每个特定案例都有特定的政策与法规。[45]在国际方面，邻国间不时会同意限制捕鱼或用水。1911年一项多边协议禁止在白令海普里比洛夫群岛（Pribilof Islands）猎捕海狗。1865—1900年，俄国、日本、加拿大与美国猎人几乎让海狗绝迹。1916年以前美国与加拿大达成多项野生动物保护协议。[46]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之一就是出现许多国际组织，其中也包括一些环境相关团体，像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其他组织则在没有明确焦点的状况下进行环境规范，例如国际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成立于1945—1948年。但并没有像这样处理环境问题的整合性政策与政治风潮。这个现象到20世纪60年代，因全球思潮动荡带来直接影响才有所改变。
20世纪末的环境政治与政策中，可看出两个约略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持续到70年代末。在这个时期中，富国兴起了环境运动与（某些案例中）相关政党。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新西兰价值党（Values Party），是第一个公开宣扬环保的绿党，但并不成功：大约15年后就分裂并沦为新西兰政治的边缘政党。环境运动主要聚焦在污染议题，但也关注对资源耗竭的恐惧，尤其是在1973年石油输出国家组织采取行动后。各国政府设立负责整体环境保护的新单位以为因应。瑞典（1967年）与美国（1970年）率先行动：尽管（1972年）已于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国际环境会议，国际合作机制仍效果不彰。这导致联合国环境署的诞生，总部则设于内罗毕。
第二个时期始于大约1980年，当时穷国成立了自己的环保单位，其中多半属于部会层级。在尼日利亚或苏联等许多案例中，环保法令与政策只是纸上谈兵。像安哥拉或阿富汗这些国家战争不断，代表连纸上谈兵都不可能。但在印度、巴西、肯尼亚等地，草根性的环保运动开始萌芽，且通过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或官方渠道影响了国家政治。到了20世纪80年代，印度号称有数百个环保团体，从扮演监督角色的科学研究机构——例如新德里的科学与环境中心——到主要由农村妇女所组成的联盟，例如以阻止喜马拉雅山脉伐木为主旨的抱树运动（Chipko Andalan）。这些运动常由最易受薪柴短缺（几乎每个地方捡柴都是女人与小孩的工作）、土壤侵蚀（在由女性耕田的地区，如非洲大多数地区与印度境内的喜马拉雅山区）及水源污染（女性负责取水，并负责孩子的健康问题）影响的妇女所领导。致力于推动植树的绿带运动（Green Belt），即于1977年由肯尼亚全国妇女委员会成立。从1981年到1987年，此一运动均由万加丽·玛塔伊（Wangari Maathai）这位曾担任兽医解剖学教授的女性领导。通常这些草根环保运动都根植于农民抗议活动或其他社会抗争。如果势力够强，这些运动就能获得政府方面某种程度的妥协，反之则会强化权力中心反环保的态度，无意间让精英阶级将环保主义与颠覆及叛国划上等号。绿带运动后来证实势力足以对土地政策产生影响，进而引发反弹：到了1993年此一运动在肯尼亚种植大约2000万棵树，但官方发言人极力毁谤玛塔伊，政府的打手也不止一次殴打她。[47]
同样在第二个时期，富国的环保政治则因为新的考虑而出现了新的方面：热带雨林、气候变迁、臭氧层耗竭。在美国，一项以减少环保法规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改革运动（约在1981—1984年）死灰复燃，里根总统手下官员所发表的挑衅发言，成为环保团体招募成员的工具。[48]美国在环保创新制度与规划方面的领导地位由北欧国家取代，尤其是荷兰，后来则以日本领先。绿党开始登上政坛，甚至进入部分国家的国会（例如1983年的联邦德国）。1998年德国绿党参与了联合政府，其成员甚至担任部分重要部长级职位。欧洲人根据法团主义（corporatist）传统（也就是政府、企业与劳工团体经长期协商后达成协议），率先针对环境节制实施共识政治（consensual politics）。尤其是荷兰，1989年起便达成一项整合性的全国环境计划，以驾驭主要部门与特殊利益团体抵抗生态谨慎性原则的权力，例如农业综合企业（agribusiness）。[49]
万加丽·玛塔伊
第二个时期的特色是前所未见的国际合作。像酸雨或臭氧层耗竭这样区域性与全球性的问题，需要新的负责机构、协议与约束机制。里根政府起初采取尽可能破坏的态度，但发现无论是在国外或国会内部盟友都越来越少。1987年（请见上文）美国国会协助逼迫世界银行建立环境意识。同年，由联合国赞助调查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 Report），四年后所发表的成果，为环境规划、约束机制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雄心提供了知识性的基础。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1987年）与后来的协议，证明了立意良好的科学与外交有极大贡献。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签署了数千项国际环保协议，其中许多效果显著。乐观的观察家认为，这种新成立的“全球性治理机制”可以解决全世界的跨国环保问题。[50]
自1967年起，上述所有现象为富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技术与政治上最为简单的环境问题的确大幅减少。工业废水被净化，造福了莱茵河、北美五大湖等地；二氧化硫排放减少；含铅汽油走入历史；城市下水处理系统获得改善。整体而言，来自单一机制或来源的问题都能成功解决。至少在初期，地方性的解决方法只会将恶果导向其他地方，例如加高烟囱。更具系统性的解决方法，有时在特定任务上相当成功，但同时也会加重其他问题。用来控制烟囱微粒排放的洗涤塔（scrubber）会使酸雨更加严重。其中最严重的是那些源于公民行为或不同来源的问题。举例来说，来自车辆废气与有毒农场径流的一氧化二氮，便在北美与欧洲持续增加。
除此之外，在大部分的富国中，某些势力庞大的产业通过不断发动诉讼，或控制具有决定权的政府部门，成功地抵抗了环保法规。这让运输、能源与农业综合企业无法进行真正的改革，而它们所造成的无数环保冲击也几乎完全没有缓和。美国汽车业的反抗，成功地抵制了燃料效率标准。德国煤炭工业得以保留巨额补贴。加州农业综合企业用水的价格低到不行。影响环境的重大决策，往往仍是重要政府部门——贸易、财政、工业、农业——而非环保单位的职权。
环境政治的可能性，也在国际层级面临局限。虽然20世纪80年代末期后美国更遵守国际协议，但还是努力让这些协议不会影响到自己。1992年里约热内卢所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美国明确表示该国的“生活方式”没有商量的余地。其他国家的立场也差不多。日本后来也顽强抵抗捕鲸禁令（挪威也是）及象牙交易。沙特阿拉伯与其他产油国反抗碳排放相关协议。巴西坚持有随心所欲开发亚马孙雨林的权利，不论焚烧全球最大雨林会有什么后果。印度与日本拒绝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以及之后与破坏臭氧层的氯氟碳化合物相关之协议，并坚拒为了它们自己或者全球环境的利益，而在工业发展方面有所妥协。在面对本国环保法律与富国接轨的压力时，墨西哥与其他许多国家都采取抗拒态度：法令（或执行）较为宽松的国家，跨国企业也一定更愿意投资设立新的钢铁厂与化学工厂。虽然20世纪末的国际环境政治圈中有许多断层带与联盟，最主要的分野还是在穷国与富国之间。也许不尽符合地理现实，但还是可以称之为南北对立。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会议就是这种对立的实例，而其中最棘手的就是气候变迁协议，直到1999年仍只达成一些不痛不痒的协议。
简而言之，无论是1970年之前还是之后，姑且不论好坏，真正的国际或各国环境政策都是传统政治与政策不经意所造成的边缘效应。撒切尔夫人通过破坏工会制度的政治力量，赶走了煤炭工业，英国因此得以在1985年后降低硫排放量。农场补贴（尤其是在日本与欧洲）助长并维系了依赖化学品的农业模式，并造成高密度的猪群与牛群数量，进而导致有害的后果。[51]苏联与中国的政策降低了中亚游牧民族的行动能力，使得过度放牧与沙漠化的现象更加恶化。[52]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集体化政策与“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原本乡村对婚姻与生育所加诸的限制，引发了后来自20世纪80年代起造成各方面多重环境危机的严重婴儿潮。[53]中国的集体化制度也引发坦桑尼亚仿效，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村庄化”（villagization）。这是非洲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新安置计划，并导致深刻的环境问题。[54]即使在环境政治与明确环境政策的年代，真正的环境政策都是源自其他顾虑，反而是传统政治对环境史有较大的影响。[55]
结论
人类为自己所建构的大规模社会与意识形态系统，往往会为环境带来严重的后果，其程度并不亚于对纯粹人类事务的影响。在20世纪各种观念、政策与政治结构的旋涡中，对生态最具影响的，可能是对经济增长的迫切以及对安全的焦虑（两者并非毫无关联），而这两者也主宰了世界各地的政策。两者都反映知识界与政治界相当脆弱的特性，两者也都在20世纪的想象与机制下站稳脚跟。两者都与人口、科技、能源与经济整合等同步趋势与轨迹相符合，尤其是对经济增长的迫切。的确，成功（也就是广为接受）的观念与政策必须符合这些趋势。
事实证明，与专制社会比起来，开放社会中的本国政治比较能针对扰民的环境问题做出回应。这种现象在1970年后特别明显，但人民所期盼的生态谨慎原则，明显有其限制。不管是何种政治系统，从地方到国际所有层级决策者，面对急迫危险（与机会）时都会迅速反应，但面对微妙而渐进的环境困扰时则不然。可能发生经济萧条或军事战败所引发的关注，是污染、森林砍伐或气候变迁所不能及的。增加就业、提高税收与增强军力都具有即刻见效的要求，这也是洁净空气或生态系统多样性所比不上的。
然而事情到1970年出现了新局面。相互联结且通常互相支持（并同步进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与科技系统，也就是我们简称的工业社会，此时产生了许多运动，对这些看来正常的行径的适当性与谨慎度提出质疑。这些运动中有些与工业社会对立，谴责科技、财富与大型组织。其他运动则要求更多与更好的科技与组织，并增加弱势者财富，以作为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至今这些新的运动只对事件发展带来温和影响，但它们毕竟才刚起步。在毛泽东时期长期担任总理的周恩来，是个相当老练的人，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约180年后，被问到此一事件的意义时，他说这时评断还为时太早。只发展了35年的现代环保主义亦是如此。
20世纪的环境变迁无论在规模、密度与多样性方面都相当惊人，一定有多重且互为条件的起因。最重要且直接的原因，就是经济活动暴增。其次就是能源利用与人口增长长期处于荣景。经济增长之所以有其环境意涵，在于20世纪的科技、意识形态与政治历史。这所有的历史（以及更多我已省略的）相互影响，它们决定了环境史，并在某种程度上也由环境史所决定。
很少有人会停下来思索这复杂的关系。在追求生存与权力的过程中，以及利益与消费的喧嚣中，一般人很少会想到自身行为或观念所带来的生态冲击，会想到的统治者就更少了。即使1970年后环保意识仓促崛起，过于简化且善恶二分式的神话，主导了公众与政治论述。在这样的情况下，环境成果就如同过去那样，持续因为无意中带来的后果而持续浮现。许多特定的成果都是意外产生。但人类造成的冲击与影响日益增加，已是全面的趋势，正如本书所述影响了无数层面。虽然是无心之举，但主要还是受人类历史轨迹所决定。未来该何去何从？
[1]这可能也代表赢家接收的速度较快，因此随着时间、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与政治变化）也发生得比较快。马克思主义散播得比佛教、基督教，甚至是伊斯兰教都更快。
[2]在《圣经·创世记》9：1–3中，上帝对诺亚及他的儿子们说道：“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同样地，《古兰经》31：20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吗？真主曾为你们制服天地间的一切。”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解读为允许人类挪用地球初级生产力？
[3]White 1967探究了犹太教与基督教共享传统中有关环境的指示。Tuan 1968断言东方宗教并未在中国历史中遏止对环境的伤害。另见Asquith and Kalland 1997（有关日本宗教的环境影响）；Bruun and Kalland 1995；Hou 1997；Livingstone 1994；Toynbee 1972以及Zaidi 1981（主张伊斯兰教对生态特别友善）。
[4]有关此一看法请见Ehrenfeld 1978、Merchant 1980与Opie 1987。
[5]一直要到大约1850年后，科学才有助于塑造科技。在此之前，科技变革主要来自对科学一无所知的技工。
[6]这些估计数字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由Prager 1993：61–2所引述。
[7]阿伯克龙比（Patrick Abercrombie），由Buller 1992：70所引述。
[8]Walter 1989.
[9]Gröning and Wolschke-Bulmahn 1987a,1987b,1991；在此感谢丹尼尔·英克尔斯（Daniel Inkelas）介绍这本文献给我。同时请见Nolte 1966：419–20；Rollins 1997。
[10]Kizaki 1938.
[11]墨索里尼也影响了意大利生态。他深信山羊这种动物不适合法西斯国家。在他统治期间（1922—1943年），山羊数量下滑1/3（McNeill 1992b：337–8）。希腊独裁者扬尼斯·梅塔克萨斯将军（General Ioannis Metaxas）在1939年针对森林发表了一次狂热的演说（Metaxas 1969,2：214–9）。有关葡萄牙森林复育与萨拉查（Salazar）的独裁，请见Brouwer 1995。罗马尼亚的法西斯团体铁卫军（Iron Guard），则誓言要“捍卫山林不受破坏”（Bramwell 1989：162）。
[12]请见Weiner 1988 and 1999：355–73。
[13]引自Shiva 1991a：17及Guha and Martinez-Alier 1997：156。后者第8章内容是关于甘地的环境思考。
[14]Chesnais 1995：171–73,177–8。齐奥塞斯库下台后，罗马尼亚的孤儿院仍是人满为患。
[15]有关民族主义与提倡生育，请见Ipsen 1996与Quine 1996。
[16]本段所引述摘自Ponting 1991：157–8（恩格斯与伯克洛夫斯基）、Manuel 1995：163（马克思），以及Hillel 1991：294–5（查祖宾）。古巴革命中典型的共产主义者切·格瓦拉（Che Guevara）对他的孩子表示：“长大后要做个好的革命者。要用功读书，以熟知能够让你主宰自然的技术。”（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19 October 1997：10所引述）
[17]Andreev-Khomiakov 1997：29–38.
[18]Oschlies 1985就此主题讨论的保加利亚的例子。同时请见Ordos 1991；Jele.ek 1988,1991（有关捷克斯洛伐克）；Stebelsky 1989（有关乌克兰）。
[19]引用语摘自Adabashev 1966：110–4，主张将鄂毕河导往南方，制造出一个比里海还大的水坝，让北极冰帽融化，进而使日本的黑潮转向，并让苏联远东地区气候更为温暖。
[20]1974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由Rees 1992：123所引述。上述有关长远前景的预测来自朱利亚·西蒙（Julia Simon），由Dryzek 1997：48所引述。
[21]这些边缘性观念，也就是生态经济学，Costanza 1997及Krishnan et al.1995均有列出。MartinezAlier 1987则讨论了这个领域的开路先锋。
[22]同样出身爱荷华的埃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跟华莱士与博洛格一样），在美国林业署工作，并著有《沙郡年记》（A Sand County Almanac，1949年）。
[23]（西方）环境思潮概况请见Bramwell 1989；Corvol 1987（有关法国）；Deléage 1992；Glacken 1967；Graaff 1982（有关荷兰）；Grove 1994；Hermand 1991与Ditt 1996（有关德国）；Pepper 1996；Teich et al.1997；Votruba 1993（有关捷克斯洛伐克）；以及Worster 1977。
[24]当然，环保主义本身也引发了对立说法：大意是说生态变迁其实微不足道或者相当自然，又或者是由于一些无须忧虑的原因所引起。
[25]Lear 1997是最近的一本传记。卡逊的书可能是美国人所写过最重要的一本书。马汉上将（Admiral Mahan）针对海权的巨著，则是另一本足以角逐此一头衔的作品。
[26]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早在1946年就曾有人针对DDT的伤害提出警告（但说法较为模糊）。
[27]例如马文·盖伊（Marvin Gaye）、琼妮·米切尔（Joni Mitchell，加拿大籍）、亚拉巴马合唱团（Alabama）的歌曲。这些歌手涵盖了美国流行音乐多种领域，包括都会灵魂乐、流行民谣与乡村音乐。
[28]有关新教的绿化请见Oliver 1992。部分基要派基督教徒认为，让上帝创造的生物灭绝是一种罪恶，因此支持生态保育。《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1 December 1996：108–9）曾检讨全球宗教与环保主义之间的关联。
[29]或者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官员是这样认为：1997年约有2000个科学组织进行全球变革研究计划或监控活动。
[30]该调查由国际环境学调查公司（Environics International，位于多伦多）进行，由《华盛顿邮报》报道（Washington Post,22 November 1997：A15）。人民最支持将环保列为优先于经济增长的国家为新西兰、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亚与荷兰。倾向程度最低者为乌克兰、尼日利亚、波兰与匈牙利。同时请见Guha and Martinez-Alier 1997。
[31]吕克·费里（Luc Ferry）在一篇论文中（1995年）主张，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这种属于环保主义之下的边缘性运动，是首次针对300年前笛卡尔思想所提出的重大挑战。深层生态学反对以人类为中心，认为所有生物形态、自然体系与自然现象均有其内在价值。
[32]有关法国森林，请见Amat 1993。有关亚马孙雨林，请见Wood and Schmink 1993与Pichón 1992。有关美国州际公路系统背后动机，请见Lewis 1997与Gifford 1998。有关中巴高速公路，请见Ispahani 1989：145–213。有印度草地，请见Ali 1988。
[33]Gerber 1992.
[34]Fioravanti and Makhijani 1997；USDOE 1995.
[35]Cochrane et al.1993；Nilsen and Bohmer 1994；Nilsen and Hauge 1992；Yablokov 1995。Holloway 1994广泛地研究了1956年以前的苏联核武计划，相当有用。
[36]请见Danielsson 1990（有关法国在波利尼西亚）；Makhijani et al.1995（全球性调查）。
[37]Smil 1994：185.
[38]越南（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森林遭砍伐后，复原时最先长出的植被以白茅属的草与竹子为主。生态演替（ecological succession）可能会在100年内重新复育热带森林。（Westing 1980：97–8）
[39]Clout 1996；Sobolev 1947；Westing 1990。有关加里波利的评论乃根据我1994年的观察。有关海湾战争，请见Burger 1997：69–73、Hawley 1992、Hobbs and Radke 1992。Aarsten 1946表示荷兰17%的农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盐水入侵而遭到破坏，但我相信这只是短暂现象。ElShobosky and Al-Saedi 1993指出，沙漠坦克战（例如1941—1943年间的埃及，1991年的科威特）会破坏脆弱的沙漠盖层（desert crust），造成异常严重的沙尘暴。
[40]Demorlaine 1919；McNeill 1992b：260–70；Prochaska 1986；Westing 1990.
[41]Celi 1991（有关铜）；Opie 1993：96（有关北美大平原）；Kuusela 1994：125（有关英国森林）。有关东南亚战争与林木，请见《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17 June 1995：35）。战争期间如缺乏有效运输系统，难民寻找食物与薪柴时也可能造成当地生态系统负荷超载。20世纪80年代巴基斯坦北部300万阿富汗人就有如此现象（Azhar 1985；Allan 1987）。
[42]Westing 1980：154（有关北大西洋鱼群）。Turner et al.1990有些篇章讨论了足以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的生物地球化学流动。《环境》（Environment 35（4）：22）有关于科威特沙漠生态的报道。
[43]Adams 1992：104；Hogendorn and Scott 1981.
[44]有关民主化与环境，请见Jänicke and Weidner 1996；Lafferty and Meadowcroft 1996。
[45]在1689—1725年间统治俄国的彼得大帝可能是个例外。他采用了野生动物保护、禁止森林保育、过度捕捞鱼类、土壤保持与圣彼得堡水源污染的相关法律。这些法律后来多被叶卡捷琳娜大帝废止（统治期间为1762—1796年）。请见Massey 1992：16–17。
[46]Dorsey 1998.
[47]Gadgil and Guha 1995；Guha 1990；Guha and Martinez Alier 1997.
[48]里根本人便曾宣称大多数空气污染均由树木造成。他手下的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有次主张环保分子不算真正的美国人，此外还多次暗示应该枪毙环保分子，而且（在参议院审议其任命案的听证会中）表示环境保护根本没有意义，因为上帝很快就会发动天启（apocalypse）。里根任内另一名内政部长唐纳德·霍德尔（Donald Hodel）则认为，戴上帽子与太阳眼镜，要比试图防止大气圈变薄更为合理（Rothman 1998：187–9）。
[49]有关大约1970—1995年富国的环保政治，请见Bührs and Bartlett 1994、Broadbent 1998、Cramer 1989、Dalton 1994、de Jongh and Captain 1999、Dede 1993,Diani 1995、Hays 1997、Lee and So 1999、Rothman 1998、Stevis 1993、Villalba 1997以及Votruba 1993。
[50]举例来说，请见Tolba and El-Kholy 1992：737–98以及Young 1997。布伦特兰报告的正式名称出现在Bibliography under WCED 1987。该报告由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所主导。
[51]OECD 1998.
[52]Humphrey and Sneath 1996,vol.1.
[53]Lee and Feng 1999.
[54]Shao 1986思考了这个计划的生态效应（1969—1975年）。此计划将80%的坦桑尼亚人，迁往依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非洲社会主义”概念所建设的村庄。
[55]有关环境政治，我曾参阅Dryzek 1997、Jänicke and Weidner 1996、Karan 1994、McCormick 1991、Mandrillon 1991、Panjari 1997、Price 1994以及Tolba and El-Kholy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