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必须概括20世纪，
我会说它实现了人类所想象的
最大希望，毁灭了一切幻想和理想。[1]
加速度
20世纪离我们实在是太近了，以至于我们自认为能够理解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比本书所讨论的任何其他阶段都难以把握。从大历史的观点看，20世纪也许是人类各发展阶段中最难以看清楚的。我们不知道有哪些事物可以坚持数世纪而进入未来。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论述“转瞬即逝的”20世纪的杰作《极端的年代》（1994年）中，赫然耸立的事件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共产主义的实验、去殖民化以及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繁荣。但是就大历史而言，20世纪的其他方面也脱颖而出。最令人吃惊的是人类与自然关系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一部论述20世纪环境史的新著中，约翰·麦克尼尔论证道，“人类种族不经意间在地球上进行了一场巨大的毫无控制的实验。我相信，到时候这将会成为20世纪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面，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运动、普及识字、民主的传播或者妇女解放还重要”。[2]
本章将关注20世纪变迁的速度和规模的极大提高。直到20世纪现代革命方才充分显露其自身的意义。变迁速度提升极快，变迁后果波及全球，以至于这个阶段标志人类历史、人类与其他物种以及人类与地球的关系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实际上，我们说20世纪标志着整个生物圈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
从宇宙学的角度看，变迁主要是以数百万年计，甚至数亿年计。生物世界的自然选择起到决定作用，重大变化发生的范围是在数千年或者数百万年间。人类历史上的变迁日益受到文化影响，速度就加快了。在旧石器时代，重大变迁需要数千年才能发生。农业时代，由于人口数量的推动，变迁的时间大为缩短，整个农业社会只需要一千年，而农耕文明则还可以缩短一半。现代革命的巨大动能再一次加快了全球变迁的速度。时间本身似乎在20世纪被压缩了。
从空中旅行到互联网的现代交通和通信形式，使我们的空间感也发生了革命。并非只有望远镜能够延伸到宇宙的边缘以及时间的开端。在人类社会范围之内，信息和金钱能够几乎在全球同步转移，而人们的旅行只是略慢一点儿而已。集体知识如今遍布世界，但是所需时间则犹如私人之间的对话。罗伯特·赖特发现：“看不见的社会头脑时有时无然而持续不断地将各种意向相互结合，最终形成一个更大的头脑，这是历史的核心主题。这一过程——构建一个全球性大脑——我们今天亲眼目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带来各种破坏性的然而最终一体化的后果。”[3]空间也像时间一样被压缩了。流行病学家D. J.布拉德雷（Bradley）勾勒了他家族四代男性的“一生旅行轨迹”，生动地说明这些变迁对于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的曾祖父一生的旅行轨迹包含在一个每边长仅40千米的正方形里。在以后三代人的每一代人中，这个正方形分别大约扩大了10倍。他祖父一生旅行轨迹的正方形每边长为400千米，他的父亲为4000千米，而布拉德雷本人的足迹遍及全球。[4]
1940年德国文化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人类社会在20世纪经受的疾风暴雨般变迁的令人难忘的图景：
有一幅克利（Klee）的画，名“新天使”（Angelus Novus），表现一位天使仿佛要摆脱他所沉思的对象。他的眼睛注视着，他的嘴巴张开着，他的翅膀伸展着。这就是人们所描绘的历史的天使。他的脸朝向过去。我们沉思一连串重大事件，他却只看到一场大灾难，残片在不停地飘落，他把它收拢到自己的脚下。天使原本想留住，唤醒那死去的，修补那被打碎的。但是天堂刮起一阵狂风，狂风猛吹天使的翅膀，天使竟再也无法收拢他的翅膀。这狂风不可抵挡，把他吹向他所背对的未来，他面前的废墟堆得如天一般高了。这狂风我们就叫它进步。[5]
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论证的，这种疾风暴雨般的变迁已经威胁要割断我们与过去的联系，以至于它竟然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思考本身。[6]
从许多重要的尺度衡量，20世纪发生的变迁比以前人类历史所有阶段发生的变迁都要多。本章所论仅涵盖一个世纪，而同样论述农耕文明时代的章节（第10章）却跨越了4000年，这个事实仅仅是现代社会所发动的转型范围之大的一个指数。
为了描述这些变迁，从人口增长开始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因为不管其他因素，如新技术和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究竟发生怎样的影响，每一次人口增长都不可避免对地球资源提出新的要求（参见图14.1）。[7]在1900年，世界人口维持在16亿。一个世纪后竟翻了近两番，达到将近60亿。人类首次达到10亿人口，用了将近10万年时间，而另外5个10亿仅仅用了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人口翻番的时间，在上半世纪需要80年，而到下半世纪却只需40年就足够了。
人类社会的变迁
20世纪的创新浪潮
技术变迁的加速是转型的主要催化剂。首先，技术变迁有可能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农业的充分商业化到18世纪已经出现在了西北欧，但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增长却发生在20世纪。在1900—2000年间，世界上种植庄稼的土地增加了3倍，而整个谷物收获增加了4倍，从4亿吨增加到近20亿吨。[8]20世纪的农业产出比人口增长更快。食品生产的增长部分依赖于推广使用一种旧技术，即灌溉以及在世界不同地区连续交换农作物，如玉米和大豆的种子。但是新技术也十分重要。尤其重要的是使用人工肥料以及新的农作物育种法，其中又以各种高产和杂交谷类最为重要。
除农业外，20世纪最重要的技术变迁如同潮水一般涌来，其影响和规模都超过了19世纪。[9]创新的第四次浪潮肇始于19世纪末，几乎持续了整个20世纪上半叶。安装在轿车、卡车、坦克还是飞机上的内燃机都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新技术，而石油则是犹如生命般重要的能源，虽然其他矿物燃料（煤和天然气）也举足轻重。在这个阶段，以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为基地的大型、多元分工的联合公司开始突破其所从诞生的国家的框架转而成为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进行生产。[10]跨国公司的出现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表现之一。在这段时期，工业化在地理上缓慢地传播着，但是那些已经开始工业化的地区，那里的生产能力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保罗·拜洛赫的结论（参见表13.1和表13.2）表明，在工业化核心地区之外相对和绝对的工业生产，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一直下跌了近一个世纪。
表14.1 1900—2000年的世界人口
资料来源：马西莫·利维-巴奇，《简明世界人口史》（牛津：布莱克韦尔，1992年）第147页；1910年的数字有所改动；2000年的数字采自莱斯特·R. 布朗的《生态经济：为地球建构的经济学》（纽约：W. W. 诺顿，2001年），第212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五次创新浪潮以原子能和电子技术为主导。电子技术提高了许多其他技术的效率。但是因为它们还极大地降低了使用、获得和处理信息的价格，因而提高了集体知识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并使集体知识如今能够传遍全球而不是局限于地方。这一浪潮令从前几次浪潮未曾触及的许多地区极大地提高了工业生产，尤其是在拉美、东亚以及西南亚。它还见证了跨国公司的财富和影响力的增加。尤其是在比较工业化的地区——世界经济的动力之源——战后的繁荣似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降低了速度。
接着在第六次浪潮中，经济增长再一次得到提速。这一浪潮直到现在的21世纪初仍是汹涌澎湃。其主导技术就是电子技术和遗传学，而其早期最惊人的影响就是将世界各部分比从前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论证到，20世纪最后20年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到了一个他称之为“信息时代”的新阶段。[11]他主张，在这个阶段的信息流是获取利润的关键；个人与企业的界限被抹杀了，因为生产和服务通过不断改变企业联盟或者网络而组织起来，许多企业将其工作分包给个人或者小型公司。信息的控制和运动也许变成了唯一一个最大的工业部门。[12]全球的信息和财富的流动变得如此之快，毫不在乎传统的界限，以至于它们模糊了国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界限。在2000年，许多跨国公司的市场价值与许多大国等值，而这些大型联合企业都是与通信相关（参见表14.2）的。
表14.2 按照市场价值排列的经济体（2000年1月）
资料来源：《悉尼晨报》，2000年1月15日[13]
总之，第五次和第六次创新浪潮所维持的生产繁荣时期，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要长久许多。在1900—1950年间，全球经济的所有产出从2万亿美元增加到了5万亿美元。在接下去的50年里，则增长到了29万亿美元。这些数字表明，全球生产在20世纪几乎增加了20倍。仅在1995—1998年三年里的增长，据估计就超过1900年前1万年的增长。[14]
创新：消费资本主义和新生活方式
变迁的积极一面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惊人的财富。这些地区的大量人口享受高档的、水平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们看到了它制造贫困的能力，却低估了它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有些人确实欣赏其生产潜力（如罗莎·卢森堡），他们论证到，资本主义异乎寻常的动力恰好证明了它的衰落。它生产得越多，就越难找到购买者。在人类早期历史，匮乏是人民和政府所面临的根本问题，而现在的主要问题竟是如何应对丰富。（马克思称这是一个“实现”的问题——通过出售而实现利润）。然而。从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经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不再把工人仅仅当成工厂的要素，而是当成倾销他们所生产的数量庞大的产品的潜在市场。正如病毒为了免于被食而进化一样，资本主义也（以一种马克思主义似乎并未预见到的动机）学会保护，甚至恳求它的无产阶级与之形成一种新的、不那么失衡的共生关系。这种动力就产生了20世纪的消费资本主义。其重要特点就是要求大多数人应当为了整体利益而消费掉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为了确保巨大的消费市场，不得不提高工资，消费品必须具有市场竞争力，过时的勤俭节约精神，那种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社群共同体中占主流地位的经济伦理必须抛弃。这些变迁肇始于19世纪，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引起普遍关注时，现代消费资本主义才真正成了气候。某些早期对消费资本主义的批评——如辛克莱尔·刘易斯1922年的小说《巴比特》——也在20世纪初也随之出现了。
当然，对于政府而言，处置这些剩余产品是一个比消除贫困这个大多数早期国家的中心任务还要棘手的难题。具有极大生产能力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为处在社会底层的阶级提供了令甚至早期历史阶段王公贵族都感到心满意足的生活水平，从而得以消除他们的敌意。通过这种方式，消费资本主义改变了传统的政治难题，使现代精英有可能通过大规模的小恩小惠而获得忠诚。正是这种变迁，解释了在世界大多数高度工业化地区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何以能够存在下去而且具有强大的适应性。
消费资本主义改变了历史变迁的节奏。农业世界受到马尔萨斯循环的制约，因为人口增长总是超过其生产能力。在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首次表现出经济增长由于生产过剩以及生产不足的共同作用而衰退。那些生产能力高速增长的制造部门发现市场太小了，根本无法消化它们的商品。在以后数十年间，人们清楚地发现，在一个生产能力不断增长的世界里，寻找（或者创造）市场的问题就像在以前在农业时代生产不足的问题一样决定着经济行为的节律。因此，现代社会是由一种不同（一般而言更短的）周期行为的循环所决定的，我们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商业循环。如何应对这个循环，在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中的企业家、政府和消费者创造了许多新的行为方式。首先，许多政府和企业家相应地要求保护本国市场，并且在殖民地开辟受到保护的市场，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的水平。但是这证明乃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不仅会滋生出许多不可忍受的军事冲突，而且将19世纪的工业增长大量提供动力的巨大的世界市场分割得支离破碎。经过长期观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以及其他学者认识到，要避免周期性的衰落，就要维护和支持现有的市场而不是垄断它们。因此20世纪消费资本主义极为关注如何开辟和扩大市场。这一变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一场伦理革命，这场伦理革命使消费成为一种基本美德，就像在前资本主义世界节俭是一种基本美德一样。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由广告商组成的新的教士阶层，他们在电视上现身说法，喋喋不休地为消费进行辩护。
这些变迁的受益者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和全新的自由生活。在富裕国家里，医学发展增进了健康，消除了许多曾经不可避免的肉体痛苦。实际上，生活方式有了极其重大的变化，以至于能够对人类身体产生重大的革命性影响。在美国的研究表明，20世纪末，人们不仅比他们一个世纪以前的前辈更加高大而且骨骼也更加紧密。营养和医护设备的改善以及更为休闲的生活方式，对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产生的压力也许比我们所认识到的更大一些。[15]
人际关系也发生了转型。虽然人对人的暴力仍然居高不下，但是现代社会对于这类行为嗤之以鼻；与传统的贡赋社会相比，大多数人更加能够不受暴力的威胁，在贡赋社会里，肉体的强制是一种比较被接受的统治形式。民主的政治结构虽说败笔多多，但是也为个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法律保障。过去为了维系精英的特权而对信息加以管制，现在也因为大众教育的普及而有所放松。尤其令人吃惊的是，那些限制了妇女获得各种机会的传统性别角色慢慢被打破了。避孕以及较少依靠体力的新型的雇佣方式，使得妇女能够从事许多家务以外那些在传统社会为男性所垄断的工作。因此，虽然在大多数最工业化经济的大多数部门里，妇女的工资和晋升速度仍旧落后于男性，但是从较发达国家的长远趋势看，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机会有了重大改善。1990年，工业化国家里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男女一样多，每100名男性有偿就业，就有大约80名女性就业。相比之下，全世界每100名男性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却只有80名女性接受中等教育，65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每100名男性的有偿就业，仅有大约60名女性就业。[16]
富裕国家在20世纪取得的巨大收获表明现代革命具有惊人的创造性。而这种创新又为世界其他地方描绘了一幅前景更加美好的未来，令人心旌摇动。
资本主义的矛盾：不平等和贫困
虽然20世纪有那么多引人注目的积极的变迁，但是对于许多人而言，现代革命的许多方面并不是那么温文尔雅的。原则上，现代社会逐渐增加的生产能力第一次有可能建设一个各社会部门摆脱物质贫困和压迫的社会。这正是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但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明白，虽然资本主义为这样一个社会创造了物质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本质上是不平等的。生产的动力这个看似资本主义的最大长处，乃是受到掌握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分配所推动的。资本主义似乎需要财富分配的巨大梯度才能生存和繁荣。马克思论证到，这个制度没有对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和非拥有者的适当组合就不能运转。他的结论似乎意味着，只要存在资本主义，不平等就会与日俱增。社会主义认为，这就是说，为了建设一个具有高度生产能力所产生的利润能够为社会各部门所有人共同拥有的社会，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本身。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具备资本主义的高度生产能力吗？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能够达到资本主义那样高水平的生产力，而社会主义希望最终靠着这样的生产能力来建设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20世纪要对这些令人烦恼的问题做出某些回答。
20世纪的发展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许多批判是正确的。那些产生20世纪极大的物质丰富的力量也加剧了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财富逐渐累积在几个巨大水库里，令无数贫困的山谷相形见绌。资本主义证明有能力生产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迄今它已证明不能平等地、人道地、可持续地分配全球财富。
虽然我们衡量这些不平等的尝试是粗略的、近似的，但是仍然清楚表明某些趋势。全球人均收入表明，该指标从1900年的1500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6600美元。在此同一阶段里，全球预期寿命——生活幸福的最重要指标，从大约35岁增加到大约66岁。[17]这些都是意义重大的成就，但是正如表14.3和表14.4所示，它们的分布却是不均衡的。美国2000年国民人均收入大约为34 100美元（而最高收入国家平均27 680美元），但是巴西的国民人均收入大约为3580美元，而中国（200年前的经济超级大国）仅为840美元，印度（另一个前经济巨人）和布基纳法索则分别为450美元和210美元。而比率则使这些差异变得更加惊人（参见表14.3）。这些数字表明布基纳法索的国民人均收入不到最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1%，而印度和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仅及平均值的1.5%。当然预期寿命统计的比率不那么极端，现代医疗知识提高了全世界的预期寿命。尽管如此，统计数字清楚表明相对贫困缩短了寿命（参见表14.4）。
表14.3 2000年国民人均收入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数（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02年），表1.1《经济规模》，第18—20页
表14.4 2000年期望寿命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数（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02年），表1.5《发展中的妇女》，第32—34页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财富鸿沟似乎拉大了。1960年，世界上20%最富有的人赚取的收入为20%最贫穷的人的30倍；1991年则陡增到了61倍。[18]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尤为糟糕。在20世纪70年代初，非洲粮食生产尚能自给，甚至还出口余粮。因此到90年代，如将南非排除不计，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4.5亿人口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人口仅为1100万的比利时还少，这就令人大为吃惊了。[19]
这些统计数字令人想到，对于数百万人而言，现代化导致了更为恶劣的生活条件。成年人感染艾滋病的数量在富裕国家一直保持在1%以下，因为他们拥有医疗和教育资源，因而能够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津巴布韦26%的成年人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呈阳性，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斯威士兰和赞比亚的水平也大致相当。[20]食品短缺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指标。饥荒不过其最极端的表现形式，通常短缺意味着可悲的慢性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寿命缩短。正如保罗·哈里森（Paul Harrison）写道：“第三世界营养不良的日常现实乃是……成年人勉强度日、身心俱疲、容易生病。儿童常常不是死于经常挨饿，而是死于饿着肚子带病工作，但是更多幸存下来的人却已经奄奄一息了”。[21]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估计大约有8亿人口（约占全世界人口14%）营养不良，而12亿人（大约占全世界人口20%）不能获得清洁和安全的饮用水。[22]表14.5概括了1994年的人口和经济指标。
表14.5 1994年全球部分人口和经济指数
资料来源：艾伦·芬德利（Allen Findlay），《人口危机：马尔萨斯幽灵？》载于《全球变迁的地理学：重绘20世纪末的世界地图》，R. J. 约翰斯通、彼得·J. 泰勒和迈克尔·J. 沃茨（牛津：布莱克韦尔，1995年），据《1994年世界人口资料表》绘制，华盛顿特区人口资料局编
传统生活方式遭到破坏
以上图表中的这些数字不仅反映了与富裕国家的差距，还说明传统生活方式遭到了破坏——其所建立的安全网络如传统善会和常平仓（emergency granaries）等特别机构也遭到了破坏。从表13.2可以看出，那些在20世纪中叶尚未工业化的国家，其生产能力的持续衰落十分明显，而衰落的生产能力又拆散了所有传统的安全网络。18世纪英国农民面临的圈地运动的命运今天则因为人口压力、债务或者战争而重演。关于城市化的统计数字间接为这种变迁提供了指数。1800年，世界人口97%生活在少于2万人的聚居区内；到20世纪中叶，这个数字降低到了大约75%；到1980年，大约60%；2000年，人类历史上首次高于2万人的聚居区和居住在小型社区的人数终于平分秋色。[23]在1800年，英国和比利时是世界上仅有的农民和渔民人口不到总人口20%的国家。如今，世界上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地区仅存三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以及中国——在这些地区的许多社区，农民也几乎看不见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论证道，“20世纪下半叶最戏剧化、最具深远影响的社会变迁，将我们永远断绝与过去世界相联系的变迁就是农民生活的消亡。”[24]
统计数字是描述这些变迁的最赤裸裸途径，而下文的描述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这些变迁对于家庭和个体意味着什么。我们摘录了保罗·哈里森于20世纪80年代对位于科特迪瓦、加纳和汤加以北的布基纳法索的一位家长所进行的访谈。与萨赫勒（Sahel）大部分地区一样，布基纳法索的农业主要基于林农轮作。居民开垦数十年没有耕作的土地，砍倒树木，放火烧荒。在覆满灰烬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小米和高粱充作口粮，棉花和花生用于出售。在一两年之内肥力通常较高，然后很快降低，以至于社群必须迁移，开垦一块新地。这种方法能养活的人数很少，理由是明显的：在一定时间内，大多数土地都撂荒了。但是最近几年，人口压力迫使农民加快林农轮作，在土地尚未恢复肥力之前就进行耕作。终于，过度使用土地不可逆转地破坏了土地本身。
保罗·哈里森见到一位年龄60岁、名叫穆穆尼（Moumouni）的农民，对他进行了访谈，穆穆尼经历了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界上的传统庄稼地遭开发危机破坏的几个阶段。
穆穆尼还记得，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父亲的居住区只有12个人。现在有34个，另有5名年轻人离开家乡到科特迪瓦去打工。村里的土地由族长各按所需进行分配……不过村里传统的土地根本没有增加过……需要额外的土地就通常从休耕的5/6土地中划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休耕期就慢慢变得越来越短了，现在就只有五六年的时间，而至少需要12年耗尽的地力才能得到恢复。
穆穆尼把他的土地指给哈里森看。
即使靠近居住区的土地看上去也很贫瘠，乱石掺杂，尘土飞扬，毫无肥力。这还是唯一用一头驴和几头山羊施农家肥的土地。在住房半径50米之外的土地里，就是一片暗红色土地，十分坚硬。前一年开垦过，但是产量极低。穆穆尼说今年那里也长不出东西来。[25]
这些困难波及全国范围。1988年布基纳法索“种植、牲畜和木柴因土地退化而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全国生产总值的8.8%。[26]
传统食物采集者的生活在20世纪也同样受到严重打击。但是奇怪的是他们的变迁并不那么彻底，虽然在规模和资源方面，食物采集者社群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实际上这种差异本身就解释许多社群有强大的能力守住自己的过去。当他们的土地需要用于居住或者采矿，他们就被野蛮地、毫不客气地迁移到其他地方；在其他情况下，他们经常可以相安无事。他们与现代社会的军事冲突经常采取游击战或者小规模军事冲突。冲突是真实的，而且常有多国直接卷入冲突，就如美国的印第安人战争，以及从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的其他许多亲属制社群之间的战争。但是每当战争结束，亲属制的社群经常能够从那些榨取他们甚多的社会获得利益。因此，从一定意义上看，他们幸存了下来，对于现代社会有所贡献，相比农耕文明中的农民社群，他们保存了更多的过去。现代世界从那些比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长久许多的生活方式学习到不少东西。
传统贡赋帝国遭到破坏
现代资本主义还破坏了农耕文明时期庞大的政治结构。在农耕文明占据主导的著名的贡赋帝国转瞬之间就消失了。1793年，当马戛尔尼受乔治三世委派以特使身份使华，要求平等的外交代表和贸易权利，他的请求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绝，乾隆认为英国“远在重洋”。然而皇帝道贺乔治三世的“恭顺之诚”，派遣“使臣”，鼓励他今后继续表示恭顺，“以保义而有邦，共享太平之福乐”。[27]这些倨傲的态度，一个世纪后，欧洲自己也将向全世界表露无遗。在当时，他们似乎非常现实；毕竟欧洲当时能够生产的东西中国几乎都能生产，而且更好、更便宜，因此欧洲人不得不拿银子购买大量中国商品。
然而，不久以后，英国商人发现中国消费者还想要别的什么——印度产的鸦片，此物在中国严禁销售。英国商人起初进行非法买卖，19世纪40年代以其坚船利炮，在所谓鸦片战争期间迫使中国政府允许这种遗患无穷的新型贸易。1839年，中国地方官在广州迫使英国商船交出鸦片，予以销毁。中国官员林则徐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说：“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固明知鸦片之危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28]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宣称，问题的实质是自由贸易而不是鸦片，就派遣一支舰队封锁广州，与中国兵船发生冲突。在以后的两年里，英国舰船攻击了其他港口。最后他们控制了长江流域的城市，而北京正需要从这些地方沿大运河获得粮食供应，这就迫使中国人在1842年做出让步。中国军队和海军技术自马可·波罗以来几乎毫无变化，与英国人的装备不可同日而语。工业化拉开的技术和生产水平的鸿沟，终于令中华帝国在20世纪初崩溃了。到20世纪末，符合埃里克·沃尔夫的“贡赋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国家已经荡然无存，即使它们在两个世纪之前还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
正当古代贡赋帝国迅速消亡成为过去两个世纪令人瞩目的特性，另外一个特征却不为人所注意：许多传统贡赋世界的特性保留在20世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了。[29]在革命运动的领导下，共产党相继在俄罗斯和中国掌权。但是它们的意识形态既是反资本主义的，也是反独裁的。这个特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此种意识形态会感染某些社会，在这些社会中，精英分子强烈地感受到资本主义对他们传统的尊严和文化造成的极大冲击。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集体化期间激烈反对资本主义，这表明苏联不得不在没有资本主义创新推动的条件下与主要的工业化列强竞争。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控制经济和学术交流，阻断了商业和学术的传播这一资本主义的生命线，而新闻检查制度则破坏了市场经济中产生的无数小发明的集体知识网络。中国在1949年之后学习苏联模式。市场的力量遭到压制只能诉诸利用税收和类似于主要贡赋帝国的社会经济组织等传统手段——再加上从电话到坦克的20世纪的现代技术手段获取各种资源。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调动资源的能力高过提高生产力的能力。最近的测算表明，在斯大林主义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效率水平的提高对生产增长的贡献率不超过24%，也许低至只有2%。苏联时期大多数工业化成就的驱动力依靠的正是资本、原材料和劳动力大规模、高度控制的调动而实现的。[30]苏联政府决心迎头赶上其资本主义对手的工业化军事实力，连苏联劳动力和资源也得跟进。
有时——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本身陷入了危机，在50年代再次陷入危机——这些新型的、国家控制的社会结构似乎焕发出了一种赶超资本主义的动力。他们在企业家方面的匮乏，通过系统的高水平的教育、引进现代化技术以及国家大规模、有组织、不遗余力、坚定不移地利用现代交通技术而得到弥补。但是创新乏力，这种曾经让农耕文明时代的创新缓慢下来的同样特性，使他们的生产水平、创新以及军事实力最终还是落后于他们的资本主义竞争对手。建设时期铺张浪费的顽症难以改变，而苏维埃的指令性经济从不设法从资源消耗型增长转化为资源经济型增长；最后出现了资源短缺。按照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理解，苏联的垮台就在于经济和技术竞争的失败。从长远看，动员力不能弥补创新之乏力：
在某些阶段——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某些初看上去令人费解的事情。这个国家开始丧失动能……形成了某种影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刹车装置”。而所有这些发生在科学和技术革命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开辟了新的前程之际。某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强有力的机器的巨大飞轮还在旋转，而连接飞轮和工作面的传输装置却在打滑，传输带太松了。
在分析这种情形时，我们首先发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在这个国家的最后15年里，国民收入增长率下滑将近一半，到20世纪80年代下降到经济近乎停滞不前的地步。一个曾经很快接近世界发达地区的国家开始从一个领域又一个领域黯然退出。此外，在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科技发展、高技术产品以及高技术运用方面的距离开始拉大，对我们极为不利。[31]
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放松计划部门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引入一种新的动力，从而避免整个体系瓦解。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不得不开始重建资本主义，几乎是从头干起。
中国面临同样的挑战，但是它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透过其外表，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了各种苏联领导人决不接受的方式，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因素和习惯没有像在苏联那样被彻底消灭。社会主义时代的经验表明，抛弃资本主义不一定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制造的难题。20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未能赶超资本主义这个对手的生产力，但是资本主义也未能消除极大的不平等。
冲突
一个如此不稳定的、不平等的梯度日增的世界陷入各种冲突，是不足为奇的。过去100年经历的暴力冲突比人类史上任何一个世纪都多。人员和物资因为战争而遭受损失的规模反映了军队和武器的“生产力”以及投战争的军队和人力在现代逐渐增长。威廉·埃克哈特（William Eckhardt）粗略统计，在截至公元1500年的战争中，大约有370万人死于战争。
他估计，16世纪有160万人死于战争；17世纪和18世纪分别有610万人和700万；19世纪为1940万人。在20世纪，战争死亡人数达到1.097亿人，几乎相当于1900年以前所有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参见表14.6）。[32]仅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就达到了5350万。同样，如果现在不是（有幸？）避免了核战争，它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也是引人注目的。但是核战争无时无刻不在准备之中。截止到1986年，几乎有7000个核弹头，其爆炸相当于180亿吨TNT炸药——地球上平均每人分得3.6吨。[33]一旦投入使用，这些武器将造成一场灾难，其规模及其后果颇类似于白垩纪晚期那场灭绝了大多数大型恐龙物种的毁灭性事件。
表14.6 1500—1999年与战争相关的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莱斯特·R. 布朗等，《1999年的世界状况：世界观察研究所关于朝向可持续社会的进步的报告》（伦敦：全球概览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转引自威廉·埃克哈特，《自公元前3000年以来与战争相关的死亡》，载于《和平倡议杂志》22，第4号（1991年12月）：437—443，以及鲁斯·莱格·希瓦德（Ruth Leger Sivad），《1996年世界军事与社会支出》（华盛顿特区：世界的优先权，1996年）
小型战争也会造成与世界大战和冷战一样的伤亡。从1900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过大约275次战争。[34]在1945—2000年之间，有9次超过100人死亡的地区性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平民伤亡超过了战斗人员伤亡。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造成的人员伤亡分别占到总人口的10%和13%。[35]冷战结束后，发生的变迁从长远看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军备下降了大约40%，各种武器储备也有所下降。（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之后发动的“反恐战争”也许改变了这种倾向。）战争变得更加具有地区性质，逐渐发生在数国之内，或者在国家和各种游击队之间，这种变化表明战争范围缩小了（虽然对那些卷入战争的人而言恐怖丝毫没有降低）。[36]这些数字表明，战争的特点发生变化，冲突的数量却并没有降低。波及全球的巨变带来的紧张和错位将令冲突更具地方性，而且现代武器装备将令地区性冲突继续造成巨大的痛苦。
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发生变迁
20世纪人类社会的规模及其生产（与破坏）力的程度使得现代革命对环境的影响不仅是区域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环境对于人类影响的重要指数“在过去300年同样呈现为几何级数增长。”[37]
关于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大致可以通过人类社会对能源的需求变化加以粗略统计（参见表6.1）。这些数字清楚表明整个人类的能源消耗在20世纪增加了许多倍。在20世纪末，人类消耗的全部能量为新石器时代初期的60 000—90 000倍。由于这些变化，人类社会在20世纪成为影响整个生物圈的主要因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全球土地的“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的分配测算表明，其中25%，甚至可能高达40%为我们人类所吸收（参见第140页）。
由于生物圈的资源有限，人类以此种规模利用能源、资源以及空间不可避免降低了其他物种对资源的利用。生物多样性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后果。人类与家畜、兔子、山羊和野草等结伴而行，毁灭或者侵占其他物种的栖息地，降低了生物的多样性。1966年，大约20%的脊椎动物面临绝种的危险。[38]正如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所论证的那样，现代生物灭绝的规模证明可以与古生物学家所知道的另外五次灭绝事件相媲美，在这些灭绝事件中，至少65%的海洋物种消失了。[39]
我们将会有足够的资源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养活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吗？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让120亿人吃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有没有可能依靠生物医学的新技术确保食品生产继续保持20世纪那样的快速增长呢？与此同时，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我们正在接近某种重要的极限。我们靠农田、牧场和渔场养活自己。牧场再也无法增加许多，而现有土地许多已经严重退化。而且人们一致认为渔业也不会有很大发展。与此同时，农业产量非常依赖增加灌溉；自从1950年以来，可灌溉土地从9400万公顷增加到2.6亿公顷，现在提供我们全部食品生产的40%。[40]然而在许多地区，柴油动力水泵的使用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其后果表明，在这方面的扩张空间也是有限的。从生态学上讲，现在的情况是，数百万年以来构造形成的地下水库正在数十年间被抽空。
资源的过度利用只是人类影响生物圈的一个方面，浪费则是另一方面。人类造成污染之严重的最强有力证明在于，我们也许会根本改变地球的大气层。莱斯特·布朗论证道：“农业革命改变了地球的表面，工业革命则改变了大气层。”[41]地球表面温度依赖在地球大气层内捕捉到的阳光量以及释放或反射到空间去的阳光量的不确定平衡。火星由于没有大气层，很少能获得太阳的能量，因此异常寒冷，没有生命。金星因有一个具有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大气层，温度高达450℃，异常酷热，生命也无法生存。决定有多少太阳能保留在我们地球表面的重要（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乃是大气层的二氧化碳。最后一次冰川期的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9℃，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大约在190—200ppm（百万分率）。到1800年，二氧化碳的水平提高到280ppm。当时工业革命开始大规模利用煤炭和石油等无机燃料，极大地增加了排放入大气层的二氧化碳数量。现在二氧化碳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大约350 ppm，是冰川期的两倍。如果继续保持排放二氧化碳的话，到2150年，它们就可能再一次翻番，在550—600 ppm之间。数千万年前的石炭纪储存在树木里面然后掩埋在泥土中的碳在数十年间被回放进了大气层。一般要经历数百万年间的部分碳循环在若干个层面上被加快了。自然过程不能如此快速吸收碳。
这种爆炸式碳排放实际上究竟意味着什么还不太清楚。大家一致认为会导致气候变缓，全球温度已经比20世纪初更温暖。气候变暖在某些地区会增加生产能力，当然也会产生某些或好或坏的全球性影响。平均气温似乎至少上升了20年，造成不同寻常的干热时期，也造成了不同的气候类型。到2050年气温增加2.5℃（这是比较温和的估计）等同于最后冰川时期的全部变迁。水的体积扩张将导致海平面上升，冰帽将会融化，这对世界低洼地区——太平洋岛国、荷兰、孟加拉以及其他地区将会造成悲剧性后果。气候变暖也会影响到现存物种，其中某些物种对于人类而言至关重要的。水稻不耐高温，因此随着气候变暖，产量将会有所下降。[42]
也许最值得忧虑的是，全球变暖的不可预测性。气象学家明白，气候系统就像其他许多混沌系统一样容易发生突如其来的、急剧的变化。它们在一定时间内的变化是缓慢的、可预告的，然后就变得不稳定，毫无征兆地转变为另外一种新的状态。最后冰川期的结束就具有这种突然变化的特点。如果今日气候变暖的规模也有相似之处，我们就不能排除全球气候会发生某种突如其来的质的变化——这种情况可能在一个人的一生范围内发生。
生物多样性的衰减以及碳排放的增加是人类造成影响的最重要指标。《世界状况》年报的前项目主任莱斯特·布朗写到，在20世纪末，人类行为的大多数危险影响显然表现在六大领域：饮用水、牧场、海洋鱼类、森林、生物多样性以及全球大气。[43]最后三大领域对大多数人而言是间接的，因此更容易受到忽视，前三个领域受到的影响比较明显，而且从多方面限制了对于人类养活逐渐增长的人口的能力。难以获得饮用水威胁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的健康，阻碍了灌溉农业的增长潜能。此外，对于鱼类和牧场的利用似乎达到了最高水平。[44]
20世纪90年代初在人类对环境影响的大规模统计中，罗伯特·W.凯茨、特纳二世以及威廉·C.克拉克做了一个有意思的尝试，衡量在若干不同范围里的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他们选取10种基本的衡量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指标，测算公元前1万年到1985年之间的整体性影响，然后试图确定每一种变化在什么时候分别达到25%、50%以及最后75%；这些数字都罗列在表14.7里。最快捷的理解此表意义的办法就是要观察每一种影响在什么时候达到其在1985年水平的50%。对于7个变量而言，在1945—1985年的40年间发生的变化比之前10000年更多。[45]至于剩下的三个变量——森林消失、脊椎动物灭绝以及大气层碳排放——所有变化的50%都发生在20世纪中叶以后。表6.1告诉我们人类使用能源的类似历史。从编年史角度看，20世纪仅为历史的一个小片段，但是其所见证的转型的规模却超过了过去全部的人类历史。
表14.7 公元前1万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类引发的环境变迁
资料来源：罗伯特·W. 凯茨、B. L. 特纳二世和威廉·C. 克拉克，《大转型》，载于《人类行为造成的地球变化：过去300年生物圈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变化》，B·L·特纳二世等主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页
在20世纪的进程中，人类造成的变迁如此重大、如此迅速、如此广泛，以至于迫使我们再一次将人类历史视为生物圈历史的一个综合的组成部分。本章收集的统计数字使我们对于变迁的范围和速度留下了某种印象。但是它们不能让我们看清任何长远后果，而只是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好像什么庞大的东西在做高速运动。也许这正是我们简短地考察20世纪历史中最令人忧虑的事情——我们担心这就像低速运动的交通事故。变迁能够持续加速而不对人类社会以及整个生物圈造成危险后果吗？作为现代革命的另一面的惊人的创造性将会导致与自然环境的比较稳定、比较可持续的关系吗？下一章将从几个不同的尺度考察未来的可能性，其实就是要从考察这些问题开始。
本章小结
20世纪发生的变迁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比此前人类历史上的变迁更为剧烈。随着现代革命大踏步前进，生产力突飞猛进；工业化枢纽地区的生活水平扶摇直上，因为政府和商业机构开始将其民众在物质上的满意程度视为一个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但是在枢纽地区以外，现代革命的影响大抵上是破坏性的。在这些地方，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建筑其上的安全感，正如统治这些地区的国家一样几乎被破坏殆尽。20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国家寻求赶超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军事成就，同时力图避免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不平等。但是它们既没有赶上它们的对手，也没有创造另一种吸引人的社会制度。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人类对于生物圈的影响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迅速地增加。在21世纪初，人类社会开始对于整个生物圈产生影响，有越来越明确的证据表明，人类开始生活在可持续界限的边缘。20世纪历史的变迁加速和范围拓展也许是最令人吃惊的，（对于同时代人而言）也是最令人恐怖的。如今人对生物圈的影响以及对于其他人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以至于20世纪的变迁将会是这个星球历史上十分突出的现象。
延伸阅读
约翰·R. 麦克尼尔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00年）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1994年）提供了相互参照的导论：前者集中于生态问题，后者集中于一般的历史主题。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3卷本，1996——1998年）是一种颇具野心的尝试，欲就20世纪末的变迁进行理论概括。B. L.特纳二世等主编的《人类行为造成的地球变化》（1990年）试图将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加以量化，而莱斯特·布朗等主编的每年一卷的《世界状况》（1984年——）则提供了生态学统计数字。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的《全球变迁》（1999年）对全球化做了面面俱到的讨论，而保罗·哈里森的《深入第三世界》（1992年）对第三世界的生活现状提出了许多深刻见解。保罗·肯尼迪的《为21世纪做准备》（1994年）则考察了许多长期趋势。
[1] 开篇词：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语，转引自E. J.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伦敦：维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1994年），第2页，复转引自焦万纳·博尔杰塞（Giovanna Borgese）：Mi pare un secolo: Ritrati e parole di centosei protagonisti del Novecento（都灵：1992年）。
[2] 约翰·R. 麦克尼尔：《太阳底下的新鲜事》。
[3] 罗伯特·赖特：《非零：人类命运的逻辑》，第51页。
[4] D. J. 布拉德雷，转引自安德鲁·克利夫（Andrew Cliff）和彼得·哈吉特（Peter Haggett），《全球变迁对于疾病的意义》，载于《全球变迁的地理学：重绘20世纪末的世界地图》，R. J. 约翰斯顿、彼得·L. 泰勒和米歇尔·L. 瓦特主编（牛津：布莱克韦尔，1995年），第206—223页，材料载于第207页；图表载于第208页。
[5]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载于《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编辑，哈里·佐恩（Harry Zohn）翻译（伦敦：乔纳森·凯普，1970年），第9篇，第259—260页。
[6] 霍布斯鲍姆说，“切断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过去与现在的联系。”（《极端的年代》，第15页）
[7] 罗伯特·W. 凯茨（Robert W. Kates），B. L. 特纳二世（Turner II）以及威廉·C. 克拉克（William C. Clark），《大转型》，载于《人类行为造成的地球变化：过去300年生物圈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变化》，B. L. 特纳二世等主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8] 本段资料基于莱斯特·R. 布朗（Lester R. Brown）等主编：《1999年的世界状况：世界观察研究所关于朝向可持续社会的进步的报告》（伦敦：全球概览出版社，1999年），第115—116页。
[9] 在这里，我一直遵照丹尼尔·R. 赫德里克，《技术变化》中的阶段划分法，该文载于特纳二世等主编的《人类行为造成的地球变化》，第55—67页。
[10] 理查德·巴尔夫：《跨国公司与新国际劳动分工》，载于约翰斯顿、泰勒和瓦特主编的《全球变迁的地理学：重绘20世纪末的世界地图》，第51页。
[11] 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的论证，见于其三卷本巨著《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牛津：布莱克韦尔）：第1卷，《网络社会的兴起》（1996年）；第2卷《身份的力量》（1997年）；以及第3卷《千年的终结》（1998年）。
[12] 赫德里克：《技术变化》，第59页。
[13] 原文如此，疑误。——译者注
[14] 布朗等：《1999年的世界状况》，第10页图表。
[15] 这些对于人体变化的观察，援引了诺克斯维尔的田纳西大学的理查德·扬茨和李·梅多斯·扬茨（Richard and Lee Meadows Jantz）的工作成果，转引自J. J.斯坦堡（Stambaugh），“研究表明，人体自1800年以来已经发生改变”，载于《圣迭戈联合先驱报》，2001年12月22日。
[16] 苏珊·克里斯托弗森（Susan Christopherson），《全球经济中妇女状况的变化》，载于泰勒和瓦特主编：《全球变迁的地理学》，第202页。关于妇女状况的扼要考察，参见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310—319页。
[17] 布朗等：《1999年的世界状况》，第10页。
[18] 莱斯特·R. 布朗等：《1995年的世界状况：世界观察研究所关于朝向可持续社会的进步的报告》（伦敦：全球概览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
[19]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为21世纪做准备》，（伦敦：丰塔纳，1994年），第215页。
[20] 布朗等：《1999年的世界状况》，第10页。
[21] 保罗·哈里森：《深入第三世界：解剖贫困》第2版，（哈蒙斯沃思：企鹅出版社，1981年），第11页。
[22] 布朗等：《1999年的世界状况》，第12页。
[23] “98CD不列颠百科全书：多媒体版”（芝加哥：不列颠百科全书，百科全书中心，1994—1997年），“都市化”条。
[24]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289页；更为概括性的论述，参见第289—291页。
[25] 保罗·哈里森：《深入第三世界：解剖贫困》，第67页。
[26] 布朗等：《1995年的世界状况》，第12页。
[27] 徐中约：《现代中国的兴起》，第2版（坎布里奇，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213页。
[28] 此位官员的话转引自阿诺德·佩西：《世界文明中的技术》（剑桥，麻省：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43页。亦可参见戴维·T. 考特莱特（Courtwright）：《习惯的力量：毒品和现代世界的形成》，第31—36页。
[29] 我在《帝国的与苏维埃的俄罗斯：权力、特权和现代化变迁》对这个问题做了论证。
[30] 罗伯特·刘易斯（Robert Lewis），《苏维埃技术和经济的转型》，载于《1913—1945年苏联经济的转型》，R. W. 戴维斯（Davies）、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以及S. G. 维特克洛夫特（Wheatcroft）主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2—197页；此信息引自，第194页（参见图41，第310页）。
[31]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关于我们国家和世界的新思维》（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87年），第18—19页。
[32] 亦可参见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修订本（坎布里奇，麻省：布莱克韦尔，1992年），第73页的图表，反映了欧洲国家的战争伤亡人数。
[33] 布朗等：《1999年的世界状况》，第154—155页。
[34] 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第67页。
[35] 布朗等：《1999年的世界状况》，第155—156页。
[36] 布朗等：《1999年的世界状况》，第159，163页。
[37] 约翰·F. 理查德，“编辑前言”，载于特纳二世等主编：《人类行为造成的地球变化》，第21页。
[38] 莱斯特·布朗等：《1998—1999年致命的迹象：构筑我们未来的倾向》（伦敦：全球概览出版社，1998年），第128页。
[39] 海洋有机体为这些变迁提供了最充分的因而也是最直接的证据；参见理查德·利基和罗杰·卢因：《第六次生物灭绝：生物类型与人类的未来》（纽约：达布迪，1995年），第45页。
[40] 布朗等：《1999年的世界状况》，第116—117页，第123页。
[41] 莱斯特·布朗：《生态经济：为地球建构的经济学》（纽约：W. W. 诺顿，2001年），第93页。
[42] 保罗·肯尼迪：《为21世纪做准备》，第112页。在2001年，太平洋岛国图瓦卢的居民由于海平面上升决定背井离乡。
[43] 布朗等：《1999年的世界状况》，第11页。
[44] 布朗等：《1999年的世界状况》，第116页。
[45] 凯茨、特纳和克拉克，《大转型》，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