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亨的土著称他们看到的第一批欧洲人为巴兰达（Balanda），这是巴哈沙（Bahasa）印度尼西亚人称呼欧洲人的用语，起源于“荷兰人”（Hollander），当时对荷兰人（Dutch）的称呼。[1]
本章将考察公元1000—1700年的世界史，当时已经产生了某些变化，为现代革命预备了道路。我们将首先集中于全球化进程，证明交换网络的规模扩大——16世纪较慢，以后逐渐加快——是如何为信息和产品，如何为创新提供新的可能性的。我们将论证16世纪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化交换网络，极大地扩充了信息和商业交换的范围、意义和多样化。全新世时代不同的世界区走到了一起，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个革命性的时刻。
其次，本章将描述全球交换的地志学变迁。随着交换网络的地理变迁，信息流和财富流进入了新的信道。这些后果对于西欧尤为重要，西欧从前处在非洲—欧亚世界交流的边缘，如今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人类首个全球交换系统的枢纽位置。这些在交换网络的范围和地理方面的变化为现代革命打下了理智的和商业的基础并且决定了其地理分布。
思考一下三种不同的解释标尺也许不无裨益。首先，在一定意义上现代革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全球性进程；如果对此没有一个正确评价，就不能正确理解现代革命。其理智的、物质的和商业的原材料来自世界各地。将两个世界区——非洲—欧亚区和美洲区——联系起来而产生的创造性的协同作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也许是并且仍然是现代世界变迁的唯一杠杆。现代革命带来的后果也是全球性的，既有创造性的一面，也有毁灭性的一面。在某种形式上，其影响很快在全世界都感觉到了。
但是不同世界区的现代化经验各不相同，需要认识到各自的差异性，这就要求第二种解释的层面。不同的世界区走到一起来了，对于原住民（不论是人类自身还是非人类的）而言都是一个残酷的毁灭性的过程。在非洲—欧亚区的不同地方，以后在“新欧洲”的不同地方，如美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就非洲—欧亚民族移民到其他三个区所创造的新社会而言，其优势的形成是极不均衡的。在某种意义上，非洲—欧亚区的历史确保了当其民族遭遇到其他世界区的社会时，非洲—欧亚区的社会总是占据上风。
我们已经看到造成这种霸权的某些原因。有的与非洲—欧亚家畜的存在有关。用于运输和拖拽的家畜，通过延伸并加快在最大的、最多样化的世界区里的交换速度，使得其优势得到更大显现。无远弗届的充满活力的交换网络有助于解释非洲—欧亚社会享有的技术优势。但是动物驯化也将疾病传播给动物的拥有者，因此，人畜共居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效的交换体系，使得非洲—欧亚比其他世界区的人口更加容易受到疾病的拖累。[2]这在非洲—欧亚地区的征服过程中比先进的军事技术更加管用。例如天花，正如克罗斯比写道，“在白人帝国主义向海外推进中所起的作用和火药一样重要——也许比后者更重要，因为原住民可以先用滑膛枪再用来复枪抵抗入侵者，但是天花却很少站在原住民一边投入战斗。”[3]
可是甚至在巨大的非洲—欧亚世界区内部，现代革命的优势也是飘忽不定的、分布不均的，这就是我们需要用第三种区域性的研究尺度进行观察了。如果我们认为现代革命是第一个全球体系的新的理智的、商业的协同作用的产物，那么一开始我们自然会觉得现代化的理智的、商业的原材料应该优先在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交换枢纽和引力中心积累起来，也许就在地中海世界或者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北印度或者中国。事实上也许这样的情况也有个别发生。在本章所论及的时期，这些地区的增长率，甚至创新率本身都相当高而且一直维持了下来。[4]但是尽管所有这些古老的区域中心是由这个全球交换网决定的，但是现代革命的全部力量与重要性却出现在了其他地方。作为现代化象征的创新之异军突起首先是在非洲—欧亚世界区的边缘地区变得明显起来，这个地区直到公元第一个千年时仍未被整合进不断扩张的农耕文明。甚至到了1176年，现代化的预适应意义在这个地区也不那么明显，当时亚当·斯密评论道，“中国比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富有。”[5]
要对现代革命做一个恰到好处的解释，就必须从各种不同层面上解释它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正如伊斯兰教学者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在1967年首次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
正如农耕水平的文明在一个或者几个地方出现，然后再传播到全球更多地方，新的现代生活类型并不是在上述民族各个地方同时产生的，而是首先产生于某个特定的地方——西欧，然后再向其余地方传播。不是说那个产生新的生活方式的条件仅仅存在于西方。正如最早的都市的、文学的生活，没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社会习俗和发明达到一定积累程度是不可能的一样，伟大的现代文化的聚集也是以所有上述几个东半球民族的贡献为前提的。不仅是大量必不可少的发明和发现——早期大多数基础性的发明不在西方。同样必不可少的还有相对密集的、城市化的人口区域，通过跨区域的巨大的商业网络联系在一起在东半球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市场，正是在这个市场里欧洲才能找到它的运气，欧洲的想象力才能够得到充分发挥。[6]
如今霍奇森写下这些文字后已经30年过去了，甚至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现代革命是全球化进程的产物，即使它的全部意义最初是在非洲—欧亚世界区的西方边界显现出来的。
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已经看到，交换网络的规模、变化和强度可以成为创新的主导因素，而在较小规模上，人口增长、国家行为以及商业扩张也是比较重要的。所有这些因素均受到马尔萨斯循环的影响，这个循环是大多数农耕文明的特点。商业的、政治的以及信息的交换网络在人口膨胀时代扩张最为迅速，它们经常在人口衰落时也会萎缩。在扩张阶段，交换范围的增加、人口增长、国家行为以及商业行为都会产生创新。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000年里，有两次大的马尔萨斯循环在整个非洲—欧亚世界区——间接地在其他地区——的历史形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参见图10.4）。第一次循环始于第一个千年后半期的人口复兴，大体上到14世纪中期黑死病时结束。第二次始于黑死病以后，结束于17世纪的一次人口缓慢衰落。
后古典时期的马尔萨斯循环：14世纪之前
扩张阶段
马尔萨斯循环更容易在人口增长的节律（参见表11.1和图10.4）中看出。在所有马尔萨斯循环里，可能找出某些使人口得以增长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创新。后古典时期的循环部分是与农业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欧洲引进的重型马拉犁铧、新农作物，如黑麦或者新种稻子（在政府行为鼓励下，虽然稻种是由农民改良的），以及设计更完美的水利灌溉系统。在中国、欧洲北部以及伊斯兰世界，农作方法在8—12世纪之间发生了革命。在其他地方，人口增长刺激了殖民化运动。实际上，在那些曾为古典时代的边疆地区，如中亚、北欧和东欧以及中国南部等发展最迅速。在中国，60%的人口住在黄河俯瞰之下的北方；250年后，只有40%人口住在这里，而华南成了中华帝国的人口中心。[7]
就西部而言，在我们现在称为欧洲的边疆地区，随着曾经被认为荒地的土地开始种植，内部的殖民化使人口中心北移。在英格兰，沼泽地、林地和灌木丛在12和13世纪得到开垦。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注意到，“例如达特摩尔的‘荒地’得到开垦。威尔特郡（Wiltshire）和多塞特（Dorset）的梅尔（Mere）……的山坡开始种植植物；苏塞克斯的巴特尔修道院僧侣沿着绵延的海堤围垦灌木丛。到13世纪末，开垦的土地比12世纪之前任何时期开垦的都要多。”[8]沿着欧洲西北海岸，殖民者及其地主从莱茵河到卢瓦尔河沿岸的沼泽和湿地开展围垦，开始了将尼德兰改造为一项伟大的国家艺术的进程。在东欧，大量大多不见于史载的农民移民运动自6世纪以来奠定了最早的俄罗斯国家的人口基础。
人口增长刺激了城市化。在公元1000—1300年间的欧洲和俄罗斯，人数超过2万的城市数量从43座增加到103座。[9]伊斯兰世界的城市也是繁荣一时。在9世纪，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人口可能达到250万。但即使在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地带，咸海畔的花剌子模，那些联结西伯利亚的林地、草原以及南方未城市化地区贸易线路的中心地带的城镇也相当繁荣。花剌子模显示了大多数现代城市所特有的文化和道德败坏的高度混合。阿拉伯地理学家穆卡达希（al-Muqaddasi）写道，其首城柯提（Kath）有一座无与伦比的清真寺和一座王宫，那里的穆安津在整个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都以“声音妙曼、声情并茂、风度翩翩、学识渊博”闻名。不过，“城里河水泛滥，居民们都迁移到（越来越）远离河岸的地方去了。城里有许多废弃的排水沟，大路上到处污水横流。居民们把街道当成厕所，从粪坑里捞污物，装袋后运到大田里。由于充斥着大量污物，外地人只能在白天到大街上行走。”[10]
中国的城市也十分发达，尤其在比较商业化的南方。到12世纪，中国可能已经是“世界上最城市化的社会”，城市化水平或许已经达到了10%。[11]杭州（马可·波罗称之为“京师”，南宋首都）当时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至少有100万居民。各色人等聚居在一起：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有拥挤的多层住房；侨民聚居区有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突厥人；一个巨大的穆斯林居住区有许多外商；富有的南区住着政府官员和腰缠万贯的商人。[12]在这个城市里进行各种贸易，从谢和耐列出的行会名录中可以领略一二。用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的话说，其中有“珠宝、金饰匠、制胶工、古董商人、卖蟹的、卖橄榄的、卖蜂蜜或姜的、医生、算命的、清洁工、澡堂老板以及……兑钱的。”[13]此时的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4]
城市化刺激了当地的以及国际的商业。整个自上而下的市场形成了。在最低层面，市场仍然采取以货易货，正如12世纪的中国人所描述那样：
包茶裹盐作小市，
鸡鸣犬吠东西邻。
卖薪博米鱼换酒，
几处青帘抚醉叟。[15]
但是地区的和国际的市场同样发达。在公元1000年的西北欧洲，人们多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在更南面的地方，即使在例如意大利等古老的城市地区也是如此，大多数产品出自乡村。然而早在第二个千年初期，随着人口和城市的扩张，贸易和商业网络也有所增加。香槟地区著名集市将佛兰德地区和古代意大利和地中海的贸易网联结起来。在欧洲，贸易和城市的扩张如此惊人，以至于历史学家罗伯特·洛佩兹（Robert Lopez）称这种“中世纪商业革命”是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另一位历史学家卡洛·奇波拉则认为，“欧洲10世纪和12世纪城市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职是之故，也是整个世界史的转折点。”[16]这些评论表达了欧洲变化的速度，不过他们低估了非洲—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变化的规模和重要性。
这种商业化在整个非洲—欧亚区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从存在一个统一而牢固的兴旺发达的跨地区贸易体系上就可以看出来。13世纪的世界体系——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对此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研究——将中国、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伊斯兰世界、中亚、非洲撒哈拉以南部分地区、地中海以及欧洲连接成了一个商业网络，从事的贸易超过了古典时代。[17]正如托马斯·埃尔森（Thomas Allsen）所证明的，无数政治的、文化的以及技术的信息在这些网络里像货物和疾病一样川流不息。[18]游牧民族充当了这些体系的保护者、向导以及有时是商人的角色。这个由穆斯林主导的商业和文化网络，伊本·白图泰在回忆录中做了生动描写。他是一位摩洛哥学者，于1325—1355年间，从摩洛哥出发行至麦加、欧亚大草原、印度、中国。[19]在蒙古人统治下，跨欧贸易体系甚至更加活跃，因为蒙古人在他们统治的地方积极保护贸易。虽然陆路网络从各个方面刺激了整个欧亚贸易网交换，海路也许更为重要——尤其是连接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海上贸易。欧洲商业早熟的一个象征，就是商人在这些体系中扮演了相当积极的角色。到了10世纪，从格陵兰岛（甚至纽芬兰）到巴格达和中亚都可以发现维京商人和定居者。早在14世纪，意大利商人（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经常在地中海和中国之间穿梭往返，以至于出版了导游书为他们的旅途提供帮助。但是他们不是什么独行客。亚美尼亚和犹太商人在跨欧亚交流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基督教、祆教、佛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各大宗教也沿着这条非洲—欧亚贸易网络自由自在地传播。与之同行的还有疾病。最后，自东至西，腹股沟淋巴结炎也蔓延开来了。即使这种疾病终结了后古典时期的扩张，它的传播本身就说明了非洲—欧亚交流的范围和强度。
这些网络的枢纽依然位于伊斯兰世界，因此伊斯兰教在这个时期有所扩张就没有什么可以吃惊的。在公元1000年以前的数世纪里，就在非洲—欧亚交流网络萨珊王朝和伊斯兰教帝国中明显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其历史的第一个千年里，控制这个地区的伊斯兰文明鼓励思想、商品和技术在非洲—欧亚不同地区的交流，由此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以及商业和信息网的协同作用。正如安德烈·沃森（Andrew Watson）已经证明的那样，伊斯兰教的扩张持续不断，部分是由于早期国家对创新尤其是在农业方面的创新的开放。[21]在好几个世纪里，伊斯兰世界的农民进口并学会了种植大量新式农作物——有果树、蔬菜和谷物，还有纤维植物、辛辣调味品和麻醉品——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阿拔斯王朝的交换，就像以后我们所称哥伦布大交换一样。许多新的农作物来自印度、非洲或东南亚。而且由于信息就像农作物和技术一样汇聚到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也成为欧亚科学和商业的中心。正是在这里，而不是在欧洲，古典地中海哲学和科学的最大成就为未来而得以保存。在公元1000年，无可怀疑非洲—欧亚四墺既宅的枢纽位于伊斯兰世界，伊斯兰的扩张持续了整个后古典时代的马尔萨斯循环。到公元1500年，伊斯兰教国家包括地中海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奥斯曼帝国、波斯的萨法维帝国，以及从菲律宾到东南亚、南亚到撒哈拉以南非洲一系列国家。
但是，虽然非洲—欧亚的交换网络的枢纽在西南亚洲，但是它们的引力中心却在印度和中国。经过东地中海的交换可能更加多样化并且来自一个更大的地区，但是最大的交换量却仅见于东亚。欧洲商人被吸引到了亚洲，尤其是中国，因为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个由世界上最多人口和最具活力的市场动力所维系的最大市场。东亚经济历史没有像欧洲那样得到广泛研究，而且自18世纪以来，亚洲经济史的模式基本上受到了静态的“亚细亚”的经济和社会的想象所局限。实际情况与此不同。[22]不仅亚洲经济是世界上最大的，而且它们有世界上最高水准的商业化程度，在社会各个层面上以及最高水准的生产能力，不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是如此。
实际上，正如第1章所言，琳达·谢弗曾经论证，这一时期世界史的主要地理特点可以用“南方化”来概括。[23]她提出，南方化类似于最近的西方化，始于纺织品生产、冶金、天文学、医学和航海等方面的技术和商业的创新，这一切皆以印度和东南亚为先锋。在公元9世纪，有一位穆斯林作家贾希兹（al Jahiz）写道：
就印度人而言，他们是天文学、数学……以及医学的领军；只有他们拥有后者的秘密，并且将这些秘密运用于各种形式的医疗手段。他们有雕塑和人物绘画的技艺。他们有象棋的游戏，这是最高贵的游戏，而且比其他游戏更加需要判断力和智力。他们锻造吉达（Keda）剑而且用于实战。他们有美妙的音乐……他们拥有能够表达各种数不胜数的语言发音的文字，他们有大量诗歌、大量长篇论文和深刻理解力的哲学和文学……他们完备的司法制度和得体的风俗习惯使他们能够发明别针、软木塞、牙签、衣服折裥以及染发剂……他们发明了解药（fir），在服用毒药后能够用解药使之丧失毒性，也是辨认星相的科学的发明者，后来世界其他地方都纷纷沿用。当阿丹从天园降下，他就直接来到他们的土地上。[24]
印度次大陆开始并保留的创新传播到东南亚和中国，然后传播到伊斯兰世界，为古典时期的马尔萨斯循环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谢弗指出，“到2000年南方化过程创造了一个繁荣的南方，从中国到穆斯林地中海世界”。[25]
商业化及其影响
后古典时期的马尔萨斯循环期间非洲—欧亚市场的扩张，使得商业以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获得了一种他们从前根本无法享有的文化的、政治的重要地位。我们已经看到商人在一切农耕文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他们通常是上层阶级中次要的有时甚至是遭到藐视的那个阶层。尽管如此，随着农耕文明的贸易网络经过数千年的扩张，大量的财富也随之集中到了商人的手中，而且那些支配商业财富或者以此为生的人数量也随之增长。到古典时期的马尔萨斯循环结束时，在大多数地中海和伊斯兰世界、印度次大陆和中国，商人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富有的、与众不同的社会范畴。在某些地区和国家，例如意大利或尼德兰的城邦以及东南亚，商人在一些小国家里占统治地位。
这些国家的税收越来越依靠商业，导致了立场观点、国家结构以及政策方面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与主要商业体系关系密切的政体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商业税收而不是贡赋税收。在欧洲，后古典的马尔萨斯循环结束后小国林立，因为在这里（与地中海东部、北印度和中国不同）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庞大的贡赋税收的帝国继承古典时期主宰一切的大帝国。就像部分南亚和东南亚一样，欧洲发展成了由许多小的高度竞争的国家。它们的规模还不够向其收取大量的贡赋；激烈的竞争抬高了生活价格；邻近商路则便于收取商业税收。在这些条件下，税收的商业资源就不再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权宜之计：它们不仅在财政上拯救了许多小国，而且形成了它们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甚至它们的价值和社会的组成部分。
富有进取心的商业城邦群出现在意大利和西南欧洲，尤其在佛兰德和汉萨同盟中有许多小城市——它们经营皮毛与大西洋和波罗的海鱼类。因为这些国家过度依靠贸易，它们的统治者经常与商人结成联盟；有时候它们的统治者就是商人。这些国家以全部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支持商业行为，致力于将贡赋和商业交流混合使用，凡是能动武之处就动武，但凡必要便大耍商业手段。托马斯·布雷迪（Thomas Brady）发现，在意大利，“这个由商人和土地拥有者所统治的国家……在公元1000年以后很快就兴起了。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领先一步，但是整个中欧很快就遍地开花了，从托斯卡尼到佛兰德斯，从布拉班特（Brabant）到立窝尼亚（Livonia），商人们不仅供应武器——在整个欧洲都是如此——而且端坐在政府部门宣布战争，有时候还亲自披挂上阵。”[26]这些贸易的政治组织偶尔甚至强大到在军事上打败强大的收取贡赋的政治组织，就像1500年以前雅典城邦（分别在公元前490年和公元前480年）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打败波斯帝国一样。1176年，在莱尼亚诺（Legnano），北意大利的一个公社联盟打败了德意志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而从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巴巴罗萨的一个叔叔解释了这一奇特的现象：“在意大利的公社里，他们并不蔑视将骑士的腰带或者荣誉地位授予地位低下的青年人，甚至授予丑恶的器械制造者，而其他民族却将这些人视为瘟疫，禁止他们进入比较令人尊敬的高贵的社会阶层。”[27]
这些军事上强大的商业国家反映了一条长期而有效的规则，那就是，随着商业网的扩张，转移到他们手中的财富增加，同样商人精英的潜在影响也与日俱增，他们有时会不仅在商业上，而且在战争中都能够挑战周边的收取贡赋的精英。现代革命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那些经济建立在商业交换而不是较为传统的收取贡赋行为——如对土地征税——基础上的国家，它们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上升了。但是直到19世纪情况才变得昭然若揭——随着越来越多的财富在国际商业网中运转，这些国家便动用武力，最终令那些甚至最强大的收取贡赋的国家都黯然失色，而且是在那些帝国的土地上。
宋朝一次流产的工业革命？
中国就提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例证，即使在强大的收取贡赋的帝国内部商业化也具有潜在影响。到公元前1000年，商业活动遍及中国大部地区，甚至土地也可以买卖。到那个千年的中期，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商人阶层出现了在春秋晚期的文学经典，包括孔子（大约公元前551——前479年）的著作里。到了汉初，商人满足了统治者和贵族的需要，小商人在省城中心做买卖，而小贩们则到村庄做买卖，由此将村庄同商业网联系起来。汉朝的都城长安（今西安）面积大约在34平方千米，比同时代的罗马大得多，后者仅13平方千米。[28]在较大的城镇里，根据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公元前2世纪末著书立说）所言，可以买到“酒类、熟食、丝绸、麻布、染料、皮革、裘皮、漆器、铜铁器。”[29]有一份同一时期的文献表明，与众不同的富有的商人阶层越来越明显了，而且透露出商人一般不为传统贵族所认可的气氛：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30]
逐渐增长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新的国家税收形式，最终对国家体系施加微妙然而重大的影响。但是要改变那些轻易能够获得传统税收，如土地税的国家，尤其是像汉朝那样掌握大片土地的收取贡赋的庞大帝国却是不大可能的。尽管如此，凡是传统的税收方法失去效力的地方，商业化就能够改变哪怕最强大的收取贡赋的国家。在中国的后古典马尔萨斯循环时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随着公元3世纪初汉朝的解体，在经历了长期衰落后，中国于隋（公元589—617年）、唐（公元618—906年）时期重新统一。在唐朝统治下，强大的中央集权和相对有序的政府，使得城市人口和商业活动尤其在南方有可能迅速增加。而唐朝对待外来的影响，不管是宗教（这是中国佛教的辉煌时期）还是贸易都极其开放。但是唐朝并不十分支持私人的商业行为。他们的税收主要来自土地，直到安禄山叛乱（公元755—763年）为止，他们以无可匹敌的高效率征收土地税。因而不需要商业税，对此也不感兴趣。相应地，唐朝的大部分时期对海内外的商业和商业行为抱有传统的蔑视态度。例如，不允许商人参加科举考试。
然而，宋朝（公元960—1276年）统治者长期积弱。唐朝亡于10世纪，中国北方大部落入契丹（辽）王朝之手。公元1125年，宋朝对北方仅剩的控制权易手给了女真（金）王朝。宋被迫迁移到商业化观念较强的南方，由开封迁都至杭州。面对北方连续不断的军事挑衅，没有在统一中国范围内的巨额税收，而且置身于中国南方的商业化环境内，南宋统治者开始宽厚地对待商业活动以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的重大影响。在12世纪，他们甚至许可成功的商人买官鬻爵，而马可·波罗得知，宋朝皇帝邀请富有的商人到宫廷里来，这在唐朝是根本不可能的。[31]这种态度的转变是由于严酷的国家财政现实所导致的。到13世纪中叶，宋朝税收的20%来自对外贸易，而200年前仅为2%。[32]无怪乎南宋开始积极推动商业活动和技术创新。在唐朝统治下，广州是唯一允许从事外贸的港口，而宋朝开放的港口则达到了7个。南宋还有非常发达的帆船制造业，促进了此类贸易。他们使用罗盘和艉柱舵，还有水密舱壁和特别的浮力舱。[33]国内贸易也很繁荣，尤其是在南方，那里人口众多，与东南亚和日本的贸易迅速发展。为了支持货币统一，宋朝大量铸币；到1080年，他们大约每年铸造600万贯钱币（或者大约每人200枚），而唐朝每年发行的铸币不超过10万到20万贯（大约每人10枚）。[34]
我们已经看到，商业交换比纳贡交换更有可能产生提高效率的创新，因为后者的强制压抑了效率。但凡国家宽厚地对待商业行为，营造支持商业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就可以合理地期待开启创新的迹象出现。理论上的预期似乎在宋朝历史上化为现实，因为虽然宋朝政治积弱，但引领了一个增长和创新的时代。
到11世纪中期，中国分成三大政权，宋、北部和东北部的契丹人的辽、西北党项人的西夏。这个分治时期拉开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技术创新时期的序幕，是漫长的南方化过程的顶峰。首先，宋朝经济的农业基础发生了一场革命。伊懋可认为，
农业革命……包含四个方面。（1）因为新知识而学会更有效地预备土地，改良或者引入新工具，更广泛地使用粪肥、河泥和石灰作为肥料。（2）引进高产或者抗旱品种，或者早熟品种，以便在同一块土地上每年收获两次。（3）水压技术和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灌溉网络的建设提高了效率。（4）商业化可能增加了农作物品种，不仅是基本的食用谷物，而且有效利用了各种天赋的资源。[35]
实际上，他得出的结论是，到13世纪，中国很可能拥有了除印度外，世界上最多产的农业部门。
政府的支持刺激了其他经济领域里的创新。政府和官员广泛使用活字印刷传播技术知识，确保探矿、武器、耕作、医药和工程技术迅速传播。煤和木炭用于制铁。官方统计表明，到1078年，铁产量每年达到了11.3万公吨，大约相当于每人1.4千克。这一生产水平大约是唐朝产量的6倍，而欧洲直到18世纪才赶上这一产量。[36]大约在同一时期，两个政府的武器库每年生产多达3.2万副13种不同规格的盔甲。黄铜生产急剧增长，以至于今天格陵兰岛的冰川表明这一时期的大气污染曾大为增加。[37]火药技术在宋朝也是遥遥领先，但是它们的爆炸特性却为他们的北方竞争对手女真人在1221年的战争中首次利用。[38]到11世纪，发明了一种缫丝机——已知世界上第一次尝试机械化纺织生产。在商业方法上也有重大创新（参见图12.1）。早在11世纪政府甚至开始支持发行纸币。[39]
这一时期的创新不纯粹是中国人自己的。它反映了政府和精英们逐渐愿意利用新的生产和商业思想，而不管它们来自何处。许多中国的创新基于来自非洲—欧亚体系中其他地区积累的知识集聚。例如，维系南方人口繁荣的新稻种是从越南进口的。许多其他技术是从印度和伊斯兰世界进口的。水压技术在伊斯兰世界尤其发达，灌溉有数千年历史，而机器纺织术在印度也是高度发达的。李约瑟对中国技术的研究突出了中国技术的活力，但是，忽视非洲—欧亚世界体系其他地区地方发明的技术也是不明智的。[40]
尽管如此，宋朝的创新速度还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宋朝的商业化和创新的范围十分惊人，以至于令人想到中世纪的中国已经走到了工业革命的边缘。但是即使有过一场革命，但它并没有维持很久，因此不能使整个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有三个主要原因未能使变化广为传播。第一，宋朝的统治者支持商业和企业是暂时的；第二，中国处在非洲—欧亚交换网络的边缘而不是中心，这就降低了其技术创新传播到其他地区的速度；第三，世界体系在整体上还不够大，或者说还不够一体化，不能确保中国的创新迅速影响到其他地区。
图12.1 中国宋朝的商业活动
北京故宫博物院惠允使用
在中国，一个充满竞争的国家体系原非常态。根深蒂固的政治和文化统一性，以及完整的交流体系，使中国早晚会重新得到统一，而宋朝的商业和技术的创新也会被再度用来支持强大的统一王朝。事实上，这个过程在1279年忽必烈汗征服中国南方后完成了。重新统一后，鼓励国家商业化的三个条件中的两个（规模小、强大对手）已不复存在，而第三个（靠近富有的贸易体系）只是持续得稍微长久一些。中国不再是一个脆弱的，由几个竞争的、从任何可能的资源获取国家税收的国家所组成的地区。在元、明统治时期，政府税收又回到了更为传统的贡赋资源上，如农业税等。[41]统一中国的巨大规模意味着商业税收竞争不过更为传统的税收资源。在以后数百年里，这一庞大体系的巨大惯性使之从传统国家税收的转型，比由小型的、竞争的国家所组成的地区更加复杂和艰难。
在15世纪，中国政府几乎完全脱离了世界贸易网络，即使许多臣民不顾阻碍继续从事贸易。宋朝的航海传统一直延续到15世纪。实际上，在1405—1433年间，一个穆斯林太监郑和率领由60艘船、4万名士兵组成的舰队七下西洋（参见图12.2）。[42]他们到达锡兰、麦加和东非，也许还到了北澳大利亚地区。但是这些并不是出于贸易使命，政府在背后提供支持，不是寻求商业税收，而是宣示对中国的象征性臣服。此举因国赀所费糜多，无怪乎难以为继。终于，明朝政府决定将货币投放在防御脆弱的北方边界，再无兴趣进行这些昂贵的远征了。数十年内政府就禁止了一切中国海运，虽然意志坚定的中国商人总是有办法绕开这些禁令。
削弱宋朝经济革命影响力的第二个因素乃是中国的地理位置处在非洲—欧亚交换网的边缘。虽然在中国的交换量极大，但是中国的交换网络延伸得并不遥远，不能像伊斯兰教的心脏地区以及美索不达米亚那样交换网络的枢纽地区那样，传递各种不同的信息和货物。中国的创新当然对其他地方产生过影响：许多发明创造，包括使用活字印刷、纸币（以及造纸术）、使用火药等都传播到了西方，在那里产生了革命性影响。此外，中国巨大的商业动量吸引商人通过陆路和海路到东方来。但是这些发展在中国以外几乎没有留下直接痕迹。
第三个并且与前一个因素有关的因素，乃是非洲—欧亚网络的松散联合以及与其他世界区的网络相隔绝。其他地方采纳中国创新的缓慢程度，表明世界性的工业革命既不存在于中国，也不存在于世界其他地方。货物、思想、财富的交换仍然受到自公元前第一个千年起就几乎没有变化的交通手段的限制。信息交流有限性的一个标志就是，中世纪的欧洲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中国也不熟悉非洲—欧亚地区的西部，两者可谓等量齐观。
图12.2 15世纪中国和欧洲的造船业
大船是中国海军统领郑和所用船的复制品。1405—1433年间，郑和7次率领多达60艘船，4万名士兵的中国船队，远航到东南亚、印度和东非，所到之处都带着惊人精确的海图。他最大的船至少5倍于哥伦布的圣塔·玛丽娅号，还有水密内舱。哥伦布要在郑和航海之后50年才环航世界。他的舰队没有中国人船队那样技术精良，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尽管如此，哥伦布的船操纵更加灵活，也许更适合于对陌生大海的探险。承蒙北京文物出版社惠允复制此图
总之，在后古典时期马尔萨斯循环期间，非洲—欧亚的交换网络虽不及现代那样联系紧密，但是比之前更具有统一性，在各主要农耕文明中，商业活动盛极一时。创新比在古典时期传播得更为迅速，尤其是在宋朝统治下曾出现过一个惊人的增长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创新，就像从前的时代一样，起因于国家统治者与商人精英结成紧密的联盟，从而联结成广为传播的商业和信息的交流网络。
现代初期的马尔萨斯循环：从公元14世纪到17世纪
第一个全球交换网络
14世纪，在经历了与黑死病相关的长期萧条之后，整个非洲—欧亚地区的人口再次上升。人口增长又一次促进了商业和城市化。前一次循环形成的商业网，在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前期已被破坏殆尽，到16世纪早期得到复兴——但是现在它们延伸得更远了。这些如今主要通过海洋建立的联系，欧洲商人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欧洲商人和航海家的活动通常得到政府的支持，最终导致这一时期一个最重要的突破：首次出现了全球性网络。16世纪早期大西洋两岸的连接是一个具有真正世界史意义的事件，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尤其是那些遵循马克思传统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过去1000年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绝非偶然。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言：“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解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43]
最早出现于16世纪的交换体系将非洲—欧亚、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最后美拉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波利尼西亚的市场联结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世界体系。[44]新的体系的规模几乎两倍于任何从前的体系，包含更多的货物和资源。新体系的规模和其中发生的交换规模意味着比从前世界历史更多的财富在流动。如今在国际交换体系中流动的巨额财富令世界最大的财富储藏库和最小的储藏库之间的梯度变得更大，增加了掌控这些财富交换的商人和金融家的影响力。富人和穷人之间逐渐拉大的鸿沟令各种商业流动充满活力，而在新的全球体系中积累起来的经济“电压”给商业的发动机以前所未有的动力。西班牙从美洲掠得的白银给欧洲和世界商业注入活力，因为它在欧洲畅通无阻，或者经菲律宾转移到印度，然后再到中国。中国对白银的需求（纸币和铜币贬值、乡村普遍商业化、税收的货币化使然）更是刺激了全球的白银贸易。[45]
其他交换也十分重要。由于非洲—欧亚和美洲世界体系的联结而使农作物、技术、民族甚至致病病毒大肆蔓延，这在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1972年）中做了详细的描述。疾病流传对所有较小的世界区是一个毁灭性过程。到1500年，疾病在非洲—欧亚地区人口密集的居住区流传提高了整个地区的免疫力。但是这种抗病力并没有发生在美洲或者其他澳大拉西亚或太平洋地区的一些比较与世隔绝的族群里。例如，欧洲人在16世纪到达美洲时带去了疾病，美洲人主要死于欧亚的疾病而不是其他原因。[46]
我们的数字只是不无依据的猜测，但是在中美洲和秘鲁等人口较为密集的居住区，16世纪人口的下降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人口下降大约70%，而在美洲的人口整体下降了50%——70%。[47]同时代的人，在各自分水线两边都感受到了疾病交流的不平衡性。正如在尤卡坦的一位当地美洲人说，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那时没有什么疾病；他们那时没有骨头疼痛，他们那时没有高烧；他们那时没有天花（参见图12.3）；他们那时没有胸口灼热；他们那时没有肺痨；他们那时没有腹部疼痛；他们那时没有头疼脑热。那时候人的道路是有秩序的。外国人一来就全都变了。”[48]英国殖民者1585年在罗阿诺克岛（Roanoke）看到了同样的情形，只是从流行病学的另外一面来看待这事而已。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iot），一位殖民地的考察者，在造访了当地村庄之后写道：
图12.3 16世纪阿兹特克的天花受害者
采自16世纪西班牙的“新西班牙”的历史。转引自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物扩张》（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图版9：转引自《新西班牙帝国史》，第4卷，第12部，Lam. Cliii，图版114。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惠允使用
在离开这些城镇之后的数天内，有人开始很快死去，而且许多人简直死得快极了；有的城镇20人，有的40人，有的60人，有的120人，实际上数字十分之高……这疾病十分奇特，以至于他们不知道叫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治疗；根据这个国家最年长的人讲，以前从未发生过。[49]
当欧洲人移民到澳大拉西亚和太平洋，那里的人口也遭受同样惨痛的经历。撒哈拉以南非洲通常得以幸免，因为他们一直以来是广义的非洲—欧亚网络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他们甚至居住在比大多数欧亚人还要危险的充满细菌的环境里面。在其他地方，欧亚疾病赶走了当地的居民，使得欧亚移民的定居更为容易，以至于最后将小型世界区的大片土地变为欧亚殖民地，上面满是欧亚农作物、牲畜和疾病。[50]
正当欧亚大陆驯化的动植物的输入改变了美洲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交换网络之际，美洲驯化的动植物的输入同样改变了非洲—欧亚地区。从美洲引入了玉米、大豆、花生、各类西红柿、甘薯（casava）、木薯（tapioca）、西葫芦、番瓜、木瓜、番石榴、牛油果、菠萝、土豆、红辣椒和可可。[51]木薯已经成为非洲—欧亚许多热带地区的大宗产品，而玉米和土豆也是许多温带地区的大宗产品。自从16世纪葡萄牙人输入了美洲的农作物后，中国采纳的速度比在非洲—欧亚地区其他任何地方都迅速。[52]甘薯早在16世纪60年代就开始种植，中国种植的农作物超过1/3原产地在美洲。[53]因为这些农作物可以在那些常见农作物生长不好的地方种植，美洲的农作物有效地扩大了耕种面积，因而使得非洲—欧亚地区在16世纪的人口有得以增长。
增长与创新的范型
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巨大的财富和信息流深深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国家和社会。在美洲，最初的影响是迅速而毁灭性的。全球的整合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以及传统帝国、国家、文化和宗教的终结。欧洲人每进入一个地方，从毛里求斯到夏威夷，这种情况就会重复一次。
在非洲—欧亚地区造成的后果较轻微，而速度也比想象的更慢。但是在非洲—欧亚地区的许多地方，当然也是在人口密度较大的核心地区，新的扩大的交流网、人口增长、国家行为以及商业化刺激了增长和创新。正如乔尔·莫吉尔所言：
发现的时代……乃是曝光效应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技术变化采取的方式主要是，观察外来的技术和农作物并且从别的地方将它们移植进来。富于进取心的欧洲人采纳了美洲的农作物，而将牲畜、小麦和葡萄输入新世界。此外，他们还将非欧洲的植物从美洲移植到非洲、亚洲，或者非洲和亚洲移植到美洲，从事大量可以称为生态学的套利行为。例如他们把香蕉、砂糖、稻米引入美洲，又将木薯（又称manioc）移植到非洲，最终成为那里许多地方的大宗生产的农作物。[54]
人口增长部分是因为是欧洲、中国和非洲采用了美洲农作物这种“创新”所致。这些新农作物的耕种在整体上要求一系列小型的农业创新，包括不同类型的作物轮作法、耕地和灌溉法。在中国，新作物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在不适宜种植稻谷的地方播种；它们也给非洲带来了巨大变化。[55]但是在航海和战船（为16世纪统一的世界体系的诞生提供了技术资源）、采矿技术、战术和商业方法方面也有重大发展。
尽管如此，创新的速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任何地方的创新都没有达到工业革命的水平。甚至在欧洲，全球世界体系的出现产生最大影响的地方，第二个千年中期的技术创新——在战术、造船、建筑以及冶金之外的领域——也是惊人的缓慢。[56]总之，正如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所注意到的那样：
（1770年的）西方技术和生产方法依然固守农业社会的基本传统，尤其仰仗人力和畜力。农业本身自从14世纪以来在方法上几乎毫无变化。制造业虽然有重要的新技术，仍然必须将技巧和手工工具结合起来，通常在很小的作坊里进行。西方对新的制造业发展机遇的最重要回应就是极大地发展了乡村（家庭）生产，尤其是纺织和小型的金属货物。[57]
在非洲—欧亚地区，新的全球交流网络的大范围影响是细微的、间接的。在所有核心区域，人口有所增长，商业行为有所扩大。中国在1400—1700年间的人口由大约7000万增加到1.5亿。印度同期人口由7400万增加到1.75亿，而欧洲则由5200万增加到9500万（参见图11.1）。根据最近统计，亚洲人口增长比欧洲快，一直持续到18世纪，但是亚洲占世界总人口的66%，而生产出的产品其价值占全世界的80%。[58]历史学家通常断言东亚的人口增长率可能导致这个地区更大的贫困，但是这种断言是错误的。相反，正如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说论证的那样，似乎亚洲人直到1750年或者1800年在世界经济和体系中的优势，不仅表现在人口和生产，而且表现在生产效率、竞争性和贸易上，总之，表现在资本形成上。此外，与后来的欧洲神话不同，亚洲人拥有技术并发展了与之相称的经济和金融机构。因此，现代世界体系中积累和权力的“中心”在这几个世纪里并没有多大变化。尤其是中国、日本和印度一路领先，而东南亚和西亚紧随其后。[59]
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述，甚至18世纪晚期的欧洲观察家如亚当·斯密也认识到亚洲经济的统治地位。而且欧洲在技术方面并不占有主导。菲利普·柯廷写道，在17世纪，
世界史的“欧洲时代”的黎明还没有到来。印度经济仍然比欧洲更具有生产效率。甚至17世纪的印度或中国的人均生产率可能也比欧洲高——虽然根据现在标准是很低的。欧洲的技术领先仍然只是表现在有限的领域，如海运等，16世纪到17世纪的航船设计非常发达。还有，欧洲进口亚洲制品而不是相反。[60]
整个这一时期亚洲的白银顺差，也表明亚洲处在正在出现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位置。这些变化不仅是表面的：商业活动对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国，政府开始以纸币收税而不是16世纪的那种方式，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表明甚至在乡村的商业变化达到了何等程度。正如彭慕兰所证明的那样，白糖的消耗量或者布料或者其他非必需品等的指标，以及预期寿命等统计，都表明在18世纪中国和欧洲的生活水平是不相上下的。[61]
根据所有这些指标，近代马尔萨斯循环早期的扩张时期——虽然交换网络规模大为增加——仍然温和地刺激了某种程度的创新，但不是现代社会所具备的那种高水平创新。我们因此可以期望，世界大部地区都陷入了某种形式的马尔萨斯衰落。在17世纪的非洲—欧亚大部地区增长的速度放缓，虽然不像上一个循环结束时的急剧衰落。不久以后，在世界许多地区又恢复了增长，即使在印度和中国到了19世纪出现停滞。最晚到1800年，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这样的观察家仍有理由认为，我们看到的在农耕文明发生作用的马尔萨斯循环范型是经济生活的永恒特征。[62]某些现代研究者论证到，要是没有一两个像英国煤矿储备那样的偶然因素，他们的情况也会差不了多少。[63]
尽管如此，在近代的马尔萨斯循环早期，还有其他的变化为19世纪的决定性的发展预备了道路。
商业化对贡赋社会的影响
以社会结构论的模式对创新的研究表明，当各社会部门紧密综合进一个商业网络里，因而各社会部门都受到效率和生产率的影响，确保在竞争的商业环境里获得成功，这时我们可以预期发生迅速的创新。我们前一章所描述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的简化版提到了关注日渐增长的商业化在两个领域里发生影响的重要意义：首先，商人精英日益增长的影响和权力；其次，（占到农耕文明人口大多数的）乡村人口卷入到了各种商业行为，直到最后，债务和征地使他们全部脱离了土地，成为雇佣劳动者，生活完全受到商业网络的制约。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曾经做过许多研究，证明在非洲—欧亚的大多数中心地区，这个过程发生的速度很快。商人和市场即使在最初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其功能也是至关重要的。不甚商业化的国家，如波兰和俄国，积极支持商业活动，只要有可能就进行殖民扩张，尤其是进入到潜在获利的地区，如西伯利亚盛产皮毛的地区。通过这些方式，由各种亲族社会占领的世界大部地区被拖入了商业交换的网络里，经常深刻地影响了它们的生活方式。[64]
随着国家收入逐渐依赖商业资源，削弱了从封建税和土地税得到传统贡赋收入的意义，甚至迫使大型贡赋国家也对商业行为发生兴趣，上述变化就能够改造国家。就像许多传统国家一样，俄国人垄断了大多数有利可图的贸易，包括贵金属和皮毛贸易。但是在17世纪，他们开始探索从国内贸易课税并且收取盐，特别是伏特加的销售税。这些税收是颇具心机的，因为在大多数农民都是自给自足的国家，这些商品都不是可以在家庭作坊里生产出来的，因此必须购买。盐是保存食品所必需的，而伏特加很快就成为农村的宗教和社交仪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724年，酒类销售税已经占到了政府国家岁入的11%；到19世纪初，伏特加税构成国家岁入独一无二的最大源泉，占政府全部收入的30%——40%。[65]随着商业税收日趋重要，俄国政府虽然对商人充满敌意，但仍不得不与其达成交易。在19世纪50年代的某些时候，政府担心不能对那些缴纳酒类税的经营农场的商人开出有吸引力的条件，它就有可能破产。由于俄罗斯帝国直到19世纪在许多方面仍为典型的贡赋社会，其国家收入转变的事例是特别令人震惊的。
商业化就像它影响到城镇和国家一样，也影响到了农村地区。事实上，在公元第二个千年的中叶，在非洲—欧亚各大文明中几乎没有几个农村地区的农民是不从事某种类型的商业行为的。在所有这些文明里，人口数量的庞大以及增长都极为依赖赚取工资收入的劳动力。中国乡村早就商业化了。伊懋可注意到，早在公元1000年的中国宋朝，与市场逐渐增加的联系使得中国农民进入了适应性强的、理性的、追求利益的小企业主的阶层。农村发展出了更广泛的职业，山坡上的树木成长起来，供造船业之用，供逐渐扩大的城市建造房屋。蔬果生产供应城市消费。压榨各种油料以供餐饮、照明、防水，制作发膏和入药。砂糖精制化、晶体化，用作保鲜剂。鱼类在池塘和水库里面放养，以至于培育鱼苗成为一项很好的生意……种植桑叶本身就是一项获利丰厚的职业，还有特别的桑树苗市场。农民还制作漆器和铁制工具。[66]
但是在中国，正如在非洲—欧亚大部，这些过程是有限的。虽然卷入许多这类的商业行为，各地农民仍然拒绝割断与土地的最后联系，而且政府提高传统的土地税，支持他们的这种抗拒。王国斌指出，在18世纪的中国，“许多农民拥有至少某些财产，有的还出租土地。实际上所有土地都是在家庭生产的水平上进行生产的；地主扩大他们直接生产的基础以回应市场机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67]传统农民经常在道德上恪守一条古老的原则，就是他们对土地拥有权利；他们相信土地不像许多袋稻米一样可以买卖。这些观念在许多农村地区一直保持到20世纪。在俄国，直到1906年，在一份支持新成立的杜马中农民代表的请愿书中，起义的农民士兵仍坚持认为：
在我们看来，土地是上帝的，土地应当是免费的，谁也无权购买、出售或者抵押；买地的权利只对富人有利，对穷人却是糟糕透顶……我们士兵是穷人，退役之后我们没钱买地，每一个农民都绝对需要土地……土地是上帝的，土地不是谁的，土地是免费的——在上帝自由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的，是上帝的劳工，而不是绅士和富农雇佣的劳工。[68]
虽然中国农村在18世纪就已经高度商业化了，但是对土地的所有权结构和控制限制了大多数人卷入商业网。而根据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这些局限性必然限制了创新的长期增长速度。
商业的态度和实践已经深深地进入农村生活，甚至影响到了某些最传统的贡赋帝国的政府活动，但是它们并没有削弱传统农业社会所特有的权力和生产结构。
新的全球地志学：欧洲角色的变化
在西欧，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商业化比其他非洲—欧亚地区都更彻底，欧洲社会比其他中心地区更年轻、更具可塑性；它们的国家比较小，对于国际商业压力比较敏感；它们对商业性更开放，原因我们以后再讨论；也许最重要的是，全球交换网络的地志学变化确保了现代马尔萨斯循环初期，欧洲大量的、多样化的和高密度的信息和商业交换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巨大。
全球交换的地志学变化
全球交换网络的诞生极大地影响到了欧洲，因为与之俱来的是全球交换的地志学的重新布局。就整体而言，非洲—欧亚地区交换体系的结构相对稳定了数千年，枢纽地区在地中海东部、北印度和中亚；自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引力中心东移到北印度和中国这些定居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方。但是随着非洲—欧亚和美洲世界区的联结，西欧和整个大西洋沿岸就突然成为新的枢纽地区，成为联结非洲—欧亚区和美洲区交换流的中心，一度处在非洲—欧亚区边缘突然变成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交换中心的最重要枢纽。即使全球交换体系的引力中心直到1800年仍然位于远东，而交换的多样性却出现在西欧新的枢纽地区。
这个事实造成了重大的后果，尤其是对于欧洲的未来而言更是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偶然性。欧洲恰好处在能从这个全球交换网络获益的有利位置。数千年来一直处在非洲-欧洲交换网络边缘的欧洲到了16世纪突然幸运地发现自己处在历史上最大的、最变化莫测的全球交换的枢纽。由于位置的调整而处在新的全球网络中心，令整个地区的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现在经过欧洲的交换比之前所有这类流动都更为巨大。16—19世纪的白银从美洲流向欧洲、伊斯兰世界直到远东，只是欧洲作为中介商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的一个范例而已。[69]显然，我们不需要用欧洲例外论来解释欧洲在现代世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像我们不需要把城市文明在苏美尔的滥觞当成该地区例外论的象征一样。正如安德鲁·谢拉特所指出的：
西欧只是由于新世界的发现和大西洋链的建立而一跤跌倒在这个角色上面而已。因此，社会的或者经济的成熟，与地区发展方式之间没有什么先决关系；从地方观点看，变化经常是随意的、不可预言的。世界体系的扩大及其形态和联系，迫使某些地区进入一个一时间看上去并不合适扮演的新角色。[70]
正如在4000年前的苏美尔，交换规模的剧增以及交换网络突如其来的重置，刺激了这个原本死水一潭的地方进行全新的投资。[71]
但是我们不应当过多强调偶然性，因为欧洲的战略位置不完全是偶发的。非洲—欧亚其他地区本来也会建造并资助商业船队进行环球航行，也许这些船队与郑和指挥的明朝船队极其相似。如果他们果真这么做了，那么，将会是他们而不是大西洋圈成为新的全球体系的枢纽。实际上，一个枢纽和引力中心在中国叠加的世界，也许会发生一场甚至比我们所知其枢纽和中心长期位于世界不同地方的更迅速、更无序的现代革命。新体系的地志学并不纯粹由地理所决定的，欧洲变成了新全球交换体系的枢纽，部分是因为它已经预适应了这样一个角色。
西欧社会通过两种方式为在这个于16世纪出现的新全球商业体系中生存下去做好的准备。首先，它们是年轻而易于变革的国家。在西欧出现国家只是过去1500年间的事情。到那时，强大的、成功的国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存在了3000年了，而在中国也已经存在2000年了。这些庞大的、收取贡赋的国家的成功标志着它们的政治和军事结构、阶级联盟及其价值观适应了农业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的生态。相反，欧洲年轻的政治组织则进化成为一个比较商业化的世界。它们政府的结构和传统、特有的阶级联盟和立场，及其战争传统已经适应了这种很不相同的社会政治环境。当然，不同的欧洲国家也存在着惊人的差别，查尔斯·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修订本，1992年）做了极好的描述。尽管如此，基本的规律仍然是：地中海以北的欧洲国家体系（以及在更大程度上新的美洲殖民国家）在一个比传统时代更商业化的世界里发展出了它们的基本结构和立场。
其次，我们在前文（第10章）曾经提到，欧洲国家体系具有的一些特点，共同刺激了精英更加宽容地对待商业行为。西欧有别于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在古典时期统治该地区的帝国崩溃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的收取贡赋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对于这个角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西欧在后古典的马尔萨斯循环期间出现了许多小国家，相互之间竞争不断，而且靠近地中海世界主要贸易通道。这是一个似曾相识的组织。[72]在有限的商业化时期，正如古希腊城邦的鼎盛时期，这些因素创造了具有惊人的商业和军事优势的政体。它们的商人在整个已知世界里旅行，而且，正如前文所述，它们的军队有时甚至能够挑战庞大的收取贡赋的帝国，就像希腊城邦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战役中驱逐波斯人那样。但是它们不能指望永远取代帝国。在18世纪商业化程度高得多的世界里，国家和地区之间类似的差异证明更加重要。
这两个因素解释了为什么西欧社会已经很好地适应了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解释15世纪以来欧洲贸易体系竞争激烈甚至到残酷的重商主义。在黑死病之后的扩张阶段，欧洲国家卷入了一场生死之争，以便在扩大的欧亚贸易网带来的商业利润中分一杯羹。甚至最传统的国家，诸如将穆斯林赶出西班牙的军事政体或者路易十四统治下强大的法国也明白商业税收的重要性。西班牙王室在其鼎盛时期十分依赖商业税收和贷款，而17世纪的法国依赖大量新的消费税和商业税。[73]日渐增加的商业行为，政府的利益和支持有助于促使欧洲改进船舶设计和航海术、纺织工艺（纺织品是大多数前现代经济中第二大经济部门）、水闸，甚至也许还有印刷。它们是伊比利亚征服大西洋贸易网络以及接着征服美洲农耕文明的间接因素。[74]从美洲攫取的巨大财富——而巨大的商业的、政治的、军事的力量可以这些收入为基础，就像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例子所明确证明的那样——强化了富于进取心的重商主义，这成为现代欧洲的一个标志。这种国家权力依附于商业税收的复杂情况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的船只到16世纪就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了。
因此，欧洲发现自己处在了全球贸易体系的中心。一个高度竞争的世界以及商业化国家在大西洋沿岸的出现，确保了大西洋最终充当起桥梁作用。实际上，脆弱的、非常短暂的桥梁已经由维京航海者在前一个马尔萨斯循环建造起来了，他们预示了以后几个世纪里欧洲国家富于进取心的扩张主义。
全球交换网络对欧洲的影响
欧洲的战略位置肯定令欧洲受到这个新全球体系变化的影响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重大。信息交换经常在世界近代史的叙述中经常被忽视。可是，正如我在前几章所论证的那样，总体而言，在不同共同体之间信息交换的数量和多样化是创新速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早期近代欧洲发现自己被新的信息所吞没。在新交换体系的中心，欧洲最早接受大量关于新世界以及非洲—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知识。欧洲变成了某种新地理和文化的全部知识的情报交换所。因此，正是在这里，通过首个全球交换网络而川流不息的新信息洪流最早地、极大地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和行为。
对大量新信息的吸收消化改变了欧洲知识分子的生活。玛格丽·雅各布写道，16、17世纪日积月累的“游记文学”“令长期以来尤其是被教职人员认为至高无上的宗教习俗的绝对价值受到质疑”。[75]随着信息交换场所的扩大，随着印刷出版物流通更为迅速，传统知识体系所宣扬的真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不得不摆脱许多狭隘的地方观念。正如安德鲁·谢拉特最近在一篇强调在人文历史中广泛交流之作用的论文中所写的那样，“‘学术进化’……主要包括适合于越来越多人群的思维模式的出现……这种改变表现在最近500年科学的成长，以及它争取接受文化自由的标准方面。”[76]这种对新信息和知识的吸收最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对现实的传统解释持激进的怀疑论态度处在现代科学计划的中心，早在16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十分明显了。17世纪以来，欧洲“自然哲学家”就知道他们正在处理急剧扩张的信息，许多都会破坏传统关于现实的描述。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观察到，“仅仅就是这个原因，以有限知识为基础的哲学框架很可能都是错误百出的，而例如通过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而得到拓展的人类经验，则极大地推动了早期近代对传统哲学的怀疑主义的潮流”。[77]怀疑各种知识的基础、寻找更多的宇宙结论（牛顿的万有引力原理便是例子），以及更加精确的测试过程（例如伽利略所使用的方法）可以视为逐渐显现的全球信息交换网中知识体系的检验框架日益扩大之后所造成的后果。
全球交换网络对于欧洲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影响我们是耳熟能详的，同样也是意义重大的。欧洲商人和支持他们的统治者获得了极大而且迅速的回报。西班牙士兵征服了中美洲和秘鲁的农业中心，而葡萄牙、法国、荷兰和英国的远征军开始纷纷向美洲以前无国家的农民和食物采集民族居住的地区殖民。美洲白银的横财维持了16世纪的西班牙强权。实际上，西班牙如此依赖美洲白银，以至到17世纪白银供应中断，它的商业和政治影响力就一落千丈了。美洲白银也帮助了通常得到政府支持的欧洲商人通过战争或者购买的办法进入亚洲富裕的贸易网。正如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所提出的，在这段时期，他们用海盗般的方式打破了南亚和东南亚商业网的大门，与三个世纪以前蒙古军队控制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路线一样。[78]欧洲商人现在开始取代13世纪蒙古人在世界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他们却是在更大的新的全球贸易体系中扮演这样的角色。
这些活动的回报刺激了商业精英和国家之间建立以前曾经尝试构建的联盟。极度依靠商业税收形成了国家特别的结构和与众不同的政治。首先，在这种政治组织里，商人通常享有较高地位；在有的国家，如威尼斯或者荷兰，他们就是国家。其次，国家既然依靠商业税收，就不得不支持商业行为，因此极其热情地保护商人的权力，与大型的、更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有所不同。最后，这种环境甚至对于统治精英的立场也会产生某种微妙影响，刺激他们不仅不断地思考如何攫取税收的办法，而且思考如何积累新的工商业财富。17世纪欧洲国家的重商政策——如英国的航海法，保护英国殖民地的英国商人——证明了新的政府立场以及由这些变化而采取的行动。还能说明这些潮流的是，滥觞于15世纪威尼斯的专利法在整个欧洲如今突飞猛进。政府还建立了科学协会或者提供奖金以推动创新。（最著名的奖金严格说来属于下一章论述的内容。1714年，英国政府设立了一份奖金，鼓励制作一种仪表，它应坚固可靠，可带到船上供水手测量经度。直到1762年约翰·哈里森方才赢得了这笔奖金）。[79]
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化改变了传统的收取贡赋的精英。这些转型很可能发生在精英们的收入因商业收入而大量增加的时候。英国羊毛贸易提供了一个经典范例，因为它引诱土地拥有者赶走佃户，以绵羊取而代之，尤其是在16世纪因为王室解体有新土地可以选购的时候。在英格兰，传统的收取贡赋的贵族日益投身于商业或者为佛兰德的市场提供羊毛，或者投资海外贸易和走私（例如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约翰·霍金斯的远征），或者与商人联姻。在一直维持到早期近代的贵族特权的繁文缛节背后，我们还要看到贵族的个人和性质的缓慢变化。在整个西欧，贵族的名分不知不觉从收取贡赋者转移到从事商业和拥有企业的土地拥有者身上。许多贵族，例如法国司法专家查尔斯·卢瓦索（Charles Loyseau）都坚信，在这整个时期“一切收益不是肮脏的就是自私的，与贵族精神背道而驰，贵族合适的角色就是收取租金。”[80]但实际上，这种作为一个收取贡赋阶层的贵族的理想化形象正在逐渐变得不合时宜。审查一下他们的账簿我们就会发现，许多贵族正在慢慢变成资本家，尽管得知这样的情况，他们自己也会吓一大跳。与此同时，商人通过联姻、购买贵族头衔（尤其是在法国），或者与那些热心开发其熟悉的金融和商业知识的贵族建立合作伙伴而把贵族“商业化了”。贵族如果拒绝更加富于创业精神，或者拒绝与帮助他们这样做的商人联盟，他们必定一败涂地。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里，这种失败的经典象征包括斯捷潘·奥勃朗斯基（安娜·卡列尼娜的兄弟）和契诃夫《樱桃园》中的郎涅夫斯基夫人。
商人与政府的结盟最终形成了一种共生现象。许多政府以前就与商人紧密共事，有的在其机构中就有商人的影子，但是如今这种合作开始甚至在比较大型的国家里也发生了，而且范围遍及全球。在某些情况下，商人开始被结合进政府部门。最为极端的就是荷兰，那里的商人就是政府；另一种极端情况就如西班牙和俄国，传统政府仅仅偶尔依靠商人获得贷款或开展重大商业活动。居间的是英法两国，商人和各种商业活动逐渐整合进政府机构。[81]
政府与商人共生现象的最引人注目的后果就是战争的高度商业化，最终使商业国家在与收取贡赋的帝国的竞争中获得战争和商业两方面的成功。欧洲内部激烈的竞争环境不仅使欧洲国家商业化，也使战争商业化了。这种状况在美洲白银流的支撑下导致军事技术的革命，使得战争的破坏性和战争费用都达到了一个新水平。查尔斯·蒂利论证到，在欧洲，国家的形成就是为了战争的需要。[82]正如早期苏美尔和许多其他相互竞争的小规模或者中等规模国家的地区性体系，战争屡见不鲜。因此预备战争和动员必要的士兵、兵器和粮秣是政府的中心任务。这些体系的军事后果，在耶稣会士艾儒略与一中国友人的对话中也有反映，这个中国人问道，“国王既多，战争能免乎？”艾儒略答到，诸王彼此联姻，而且教皇的权威也足以维持和平。实际上，他的中国朋友是完全正确的：艾儒略的对话恰好发生在三十年战争期间。[83]中国本身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对照，因为在17世纪中叶，满洲人为推翻明朝，一时间战事连绵不断。在这些战争中，由在华欧洲人根据奥托曼和南亚的设计，以中国规格精心制作的大炮和滑膛枪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旦清王朝建立统治，军事创新就再度延缓下来，中国和欧洲军事技术的鸿沟迅速拉大，导致19世纪的中国不堪一击。[84]
不过，虽然战争的基本类型还是古老的，但是在欧洲国家动员战争的方式与众不同。蒂利注意到，15世纪前，战争动员是通过我们所知道的广泛收取贡赋进行的：“部落、封建税收、城市民兵以及习惯形成的武装力量在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王室则从他们能够控制的土地和人员收取贡赋或者租金作为所需要的资本。”[85]然而，自15世纪到18世纪初，国家依靠从资本家那里贷款，购买或者雇佣军队的办法越来越普遍了。通过这种办法，军事胜利逐渐成为衡量商业成功的尺度。早在1502年，罗伯特·德·巴尔沙克（Robert de Balsac），一位意大利老兵，在对战争进行一番研究之后评论道，“最重要的是，要赢得战争就要为这一事业提供足够多的金钱。”[86]在以后的100年里，新财富的涌入极大地提高了欧洲延续数百年的军备竞赛的赌注。
向更为商业化的战争方法的转变部分反映了欧洲国家的商业化本质。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以火药革命著称的军事技术的根本性变化。[87]其技术的根源遍及整个非洲—欧亚体系。中国人在宋朝实验了火药，也许是受到在燃烧装置（这种装置创造出了希腊火）中使用石油的拜占庭技术的知识影响，这种知识经过阿拉伯人的中介传播到东南亚，再传播到中国。火药的爆炸性质最早于1221年为金人所利用，他们是宋朝的北方对手。[88]但是只有在欧洲这种技术方才得到充分的发展。早在15世纪，攻城加农炮就开始使战争革命化了，因为它要求建造更为复杂和昂贵的堡垒。机动的攻城加农炮将这些花费传播得更远。16世纪可拆卸式滑膛枪的频繁使用改变了步兵战术，令训练和纪律达到一个全新水准。战船上装置加农炮同样也改变了海战战术。陆军和海军装备费用的提高对于那些能够最迅速地筹集资金、府库充足的国家——也就是那些高度商业化的国家，如荷兰等——甚为有利。但是甚至传统国家，如俄国也开始寻求更为商业化的国家收入资源，以支付军事改革。伊凡雷帝在16世纪即开始首倡俄国伏特加专卖，到19世纪，它已成为俄罗斯国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支付了大多数防务开支。[89]
学者们大多同意，商业行为深刻影响到了早期欧洲。至于在欧洲乡村的影响如何则莫衷一是。在传统的史书里，西欧乡村一直被视为极具资本主义特色的，因此与例如中国或者印度的乡村完全不同。最近的研究迫使我们对于这样的结论有所调整，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甚至在东亚，农村地区的商业化程度到底有多深。尽管如此，仍然可能至少在某些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农村地区，乡村的商业化比东亚的商业化更为进步，开始改变传统对土地的拥有和控制的方式并且打破确保农民得到土地的传统结构。
在欧洲其他地方，商业在乡村是极其容易获得立足点的。从外面城市来的首饰或者生活必需品如盐等早就出现在乡村市场上了，即使那只不过是一种物物交换的贸易方式而已。不过这种贸易不可能使乡村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更重要的是要迫使农民寻找给薪的劳动作为农耕的补充。多种压力驱使欧洲的农民，就像东亚的农民一样进入市场来补充他们的农业活动。这类压力可以转化为国家税收。人口压力因丰产土地短缺，也会造成同样后果。在欧洲许多地方，后古典时期的马尔萨斯循环的人口增长意味着到13世纪，也许一半农民家庭缺少足够土地，不寻找某些给薪的工作就无法养活自己。凯瑟琳娜·利斯（Catharina Lis）和雨果·绍利（Hugo Soly）在研究工业化时期的欧洲过程中指出：
在皮卡迪，大约有300年时间……13%的人口是由失地穷人和乞丐构成的，他们居住在村外的小木屋里，靠支薪工作度日；33%的人口只有一小块土地，很可能被迫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以勉强维持生计；……36%的人口是穷人，没有牛马拉犁，但是一般能够成功地出卖劳动力；……16%拥有足够的财产避免任何困难；而……3%的人口统治其他所有人。[90]
土地出产不足以养活家人，不足以支付国家、地主的以及其他（包括教会）的义务，于是农民就有几种不同选择。他们可在当地市场上以比较有利的价格出售农产品，尽管在这里他们经常面临更大的生产商的竞争。他们可以从当地的贷款人借钱，利息较高时，这经常是进入金钱世界的最危险做法。他们还可以从事家庭商业活动，如纺织等。这些现在被称为原工业化的过程可以创造一些地区，在这些地区里，其乡村收入主要来自家庭工业行为。玛克辛·伯格（Maxine Berg）关于论述17世纪后期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家庭工业的叙述，可使我们对多样化的家庭工业有一个大致的概念：
在尼德伍德林地（Needlewood Forest）有木料车削、木工和箍捅工，南斯塔福德郡有煤业，在坎诺克·蔡斯（Cannock Chase）还有铁和金属制品，包括锁、门把手、纽扣、鞍具和针，煤业和铁。在西北的金威尔林地（Kinvel Forest）有大镰刀匠和锋利工具的制造者，在斯塔福德郡和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交界处的斯陶尔布里奇（Stourbridge）有玻璃工。西北的波尔夏姆（Bursham）有陶器工厂，东北有铁石矿。整个乡村则遍布着皮革和纺织，加工大麻、亚麻和羊毛。[91]
她还补充说，在1629年的埃塞克斯（Essex）已有40 000—50 000人以制衣业为生，以至于他们“除非连续工作，每周领取工资，否则就不能维持生活，”一场商业危机立刻就会造成数以千计的人陷入贫困。[92]家长可以送一些家庭成员外出挣工资，或者在乡村，或者到城里去。最后，在这条悠长的滑滑的斜坡的底部，有的工人发现他们必须彻底放弃土地，作为雇佣劳动者谋生。
这种策略如今在农耕文明的各个地区，凡是农民遭受到大商业的、国家税收的或者人口压力的地方都可以见到。每一份工作增加了家庭预算的现金含量，或者更加促使他们商业化。农民发现自己不情愿地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在这里，对于17世纪法国社会史上的这一过程进行一番描述：
面对自己所拥有的谷物与满足生活的最低需要之间巨大的和长期的不平衡，大多数农民不得不诉诸临时措施。他们出租一些多余的土地以弥补自身所需。他们每逢夏忙时节就去一些大农场打工。他们不辞劳苦地耕耘果园，在附近的市场售卖蔬果。有一头瘦弱的母牛提供奶品。在布瓦锡（Beauvasis）很少有猪，因为它们与人类争食。草场上有四五只鸡，一些绵羊与集体的牲口一同放养在牧场上，这也就是普通农民家庭所能够养得起的。加上在冬季纺纱织布取得的不多收入，每年基本上尚能弥补亏空。收成不好，农民就交不起税了。这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借粮食。这些债务早晚会使他们丧失最后一部分土地。土地贫瘠和负债累累，农民就会面临失去他们在共同体中享有的优厚地位，陷入无地穷人阶层的危险。[93]
随着农民和地主进入企业活动网络，这两个集团发现他们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对于精英集团而言，他们的收入来自日益增长的商业资源，在农产品数量不断市场化的环境下，以土地养活农民就变得不再那么至关紧要了。因为地主如今已经有了不必依赖于农民的耕作作为收入来源，他们能够用绵羊代替农民而生活下去，就像16世纪英国的极端情形那样。由于这些变化，国家、地主，甚至某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开始将土地视为商业利润来源，而不只是生产资料。在某些国家，如英国，政府鼓励土地商业化，取消或者买断对土地的古老权利或者剥夺那些只在习俗上拥有土地权利的佃户。在那里，通过圈地运动而剥夺农民对土地的传统所有权，一举摧毁了传统的农业制度。而在其他地方，农民有时因为更为令人烦恼的压力，如税收、债务、歉收以及土地短缺而慢慢地脱离了土地。有时，正如在大革命前的法国，他们对土地的权利得到了保护，但是商业压力使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变成小业主。还有些地方，随着商业化渗透到乡村，土地变成了商品，农民变成了工资收入者或小业主。通过这种办法，资本主义开始弥漫到了乡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土地的商业化使财富的梯度拉得更大了，因为它开始破坏农耕文明耕者有其田的基本规则。马克思用来描述这一变化的比喻是触目惊心的。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与前几章描述的更为简单的积累形式不同，这是一种社会“电解作用”，就像发生在汽车蓄电池里的电能积累一样。在这里，潜在的电力因一个离子的吸引走向电池负极而另外一个离子走向正极而产生的。[94]在原始积累期间，财产和财富流向资产阶级，而丧失财产就产生了一个无产阶级。尤其是在早期阶段，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损人利己的过程；原始资本主义就像任何新生的掠夺者（如最早的、最简单的收取贡赋者）一样最关心的是毁灭而不是保护猎捕对象。[95]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论证的那样，因这种社会电解作用而产生的日渐增长的潜在能量恰好解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活力。将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就决定性地、一劳永逸地迫使他们从事雇佣劳动。作为雇佣工人，他们发现自己要与其他雇佣工人竞争，而作为传统的农民，他们的主要任务就只是活下去。作为雇佣工人，他们为低效率付出的代价就是被解雇或者可能变得一无所有，而作为农民，他们只是陷于贫困，因为还拥有一块土地可以养活自己。因此，正如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把农民逐离土地是为了创造一个使大量人口都像商人一样关注效率和生产效益问题的世界。就像商人一样，他们必须从事买卖（因为他们不再生产只为养活自己的食品和衣物），而且就像商人一样，他们不得不更加勤奋地工作，只是为了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活下去。马克思用“绝对剩余价值”的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早期历史上有增无减的工作负担。最近简·德·弗里斯（Jan De Vries）论证到，至少在欧洲，在18、19世纪“工业（Industrial）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勤勉（industrious）革命”。[96]
仍然不明确的是，与非洲—欧亚地区的其他地方相比，这些过程在西欧更加超前一步。可以说到17世纪，大多数农民均参与市场活动，而大多数人实际上遭受土地被侵占的地区就只有西欧，尤其是英国。尽管如此，正如最近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差别不足以判断说西欧或“英国”现在是“资本主义”，而比如说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