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我有幸上了大学，开始接受系统的医学教育，那同样是一段令人终生不能忘怀的时光。
记得有一次上课，老师边讲边走到我身旁，低声问道：“你怎么不记笔记呀？”我回答老师：“您讲的，我知道的，我没记；您讲的，书上有的，我也没记。您讲的，我不知道的，书上也没有的，您看我都记在书上了。”老师看了看，点点头说：“嗯，好，这样可以集中精神听讲，效果更好。”
1980年大学毕业后，我终于从山西回到了阔别12年的故乡——北京。回来不久，我就到了位于先农坛北京市体委大院内的北京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主要是搞运动医学的科研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我要学习很多新的专业知识才能适应那里的工作。相比之下，搞临床医学对我来说还算轻车熟路，因为在上大学之前，我已经整整“非法行医”了9年半，积累了一些临床实际经验，所以我更偏爱临床工作。当时刚回北京，人生地不熟，在体育科研所工作之前，我也曾找过市卫生局、区卫生局及几家医院的负责人，但都因“没有指标”而被拒绝，但我心里还是一直向往着医院，向往着治病救人。
1983年春节刚过不久的一天，《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介绍北京市急救站工作情况的文章，记得其中有这么一句：“北京市急救站的人员、设备都远远不能满足首都政治地位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看完这篇报道，尤其是看到这句话，我真有点儿热血沸腾了，几乎没有考虑，当晚就给北京市急救站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热爱急救事业、愿意到北京市急救站工作的意愿。后来，急救站的领导告诉我，他觉得信的内容写得特别好，还把我写的信给全体医务人员读了一遍。真没想到，第三天下午，急救站的领导、著名急救专家、享誉中外的李宗浩教授就约我面谈，当时就拍板让我到急救站工作。
可是，体育科研所的领导一直不希望我走。因为在当时，一个人要调动工作是“不安心本职工作的表现”，往往到最后人走不了，还会给大家留下坏印象，不像现在可以跳槽，甚至频繁跳槽。我十分敬重的老所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思想单纯、直爽，咱们这里的同志们也都比较单纯、直爽，这里很适合你。像咱们这样的单位不多，如果到了人事关系复杂的单位，我怕你适应不了。另外，这里的工作也需要你。所以，所里不希望你走。”
我心里也确实非常舍不得科研所里的同事们，那里的同事们都单纯、善良、热心、聪明、顽强，他们大部分都是优秀运动员出身，其中还有得过奖的运动员、著名的教练员，而且都是“文革”前各大名校毕业的大学生。至今，我总觉得辜负了老所长的一片心意，心里常感到愧疚。但是，为了我所热爱的急救工作，就这么一直坚持到了退休，这一干就是近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