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后适当的时候，所有的Volksgenosse（同人种的同志）都要出具能够显示自己祖先的证明。对很多同人种的同志来说，尽早地证明他们的祖先是至关重要的。
——1939年德国公民登记员指令选自埃里克·埃伦赖希《纳粹的祖先证明》
当我初次见到73岁高龄的约·毛赫时，他从黑色公文包里拿出了一本薄薄的棕色书籍放在桌子上。书的封面正中间印着的那只金色的鹰已经褪了色，书的上方印有一行德文Deutsches Einheitsfamilienstammbush（《德国标准家谱》），这是一本关于德国家族树的书。
书中记录了毛赫的父母玛丽亚·卢茨和阿尔方斯·毛赫、毛赫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还有那些能够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祖先约翰娜·米夏埃尔·魏德、埃莱奥诺拉·魏斯和巴尔塔扎·卢茨。毛赫扬了扬眉毛说，他们都是很好的德国人，他们都有很好的德文名字，并且从不到国外旅行。《德国标准家谱》是一本家谱规则，也是一套文件集，又是一本全家族的护照。这本书里有全家族人的生日和婚姻记录表，官方的印章认证了毛赫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婚姻细节。家谱还为毛赫和他哥哥于尔根、姐姐伊丽莎白每人设有一页，记录他们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他的姐姐在三岁时死于白喉病。毛赫生于1940年，起名“约阿希姆”，在他的那一页，印有四个斯图加特的官方印章，其中一个印章是一匹前蹄腾空后仰站立的枣红马，还有一个印章是一只雄鹰，在一个圈起来的德国纳粹万字标记上方展翅高飞。
这本书还列了一些好的德文名字，如约阿希姆、约比特、尤利乌斯、于尔根等，供男孩和女孩选用。书的前后是一些文章，主题是指导20世纪30年代德国公民如何拥有富有成效的人生。“你看，”毛赫指着一篇文章的题目说，"Die Familie im Dienst der Rassenhygiene，为Rassen服务的家族，其中Rassen一词的意思是‘种族’，即‘种族纯洁’，保持种族清洁的意思。”还有一篇文章，论述为什么不应该和有基因缺陷的人结婚，原因就是怕把这些缺陷传给孩子。
毛赫既坦率诚恳，又若有所思。他时而停下来认真地思考，时而咧开嘴甜蜜地微笑，这微笑改变了他的整个面部表情。他的两只淡蓝的眼睛同时看着不同的方向，他解释说，虽然他两只眼睛都能看见，但是他的大脑对于右眼看到的东西没有反应。他出生以后就住在斯图加特的一条街道里，两边都是公寓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四年，那条街道遭到轰炸，当时他只有三岁。他说：“当时每次空袭都有两次警报，一次是持续很长时间的警笛声，意思是‘赶快隐蔽’；另一次是非常快的嗒嗒嗒的声音，意思是敌人的轰炸机已经到了，马上就要轰炸。”
他问我是否看过《五号屠宰场》那个电影，电影是根据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改编的，说的是德累斯顿空袭。毛赫说，无论那部电影的制片人是谁，他一定经历过那次轰炸。“当电影出现了轰炸的镜头时，我吓得几乎跑出电影院。那个镜头太真实了，镜头里没有炮火硝烟，只是展示了一群人跑进地下防空洞，接着是一阵晃动，墙上屋顶的灰浆直往下掉，房顶吊着的灯泡晃了几下就熄灭了，一片黑暗，这几个镜头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天，毛赫家隔壁的公寓楼被炸，这两栋公寓楼的地下室是由一条通道连接的。毛赫回忆说，空袭过后，人们把那些半死的人顺着通道拖进他们的地下室，他停了停接着说：“实在让我受不了的是那些大人们，我母亲情绪失控，大喊大叫，这对一个孩子来说简直糟透了，当时父母都崩溃了。”他们在地下室躲了大约半个小时，出来时发现右边的公寓楼不见了。从此以后，毛赫的两只眼睛就不能聚焦在一个方向了，谁也弄不清楚这是什么病症。
当时，毛赫的哥哥被送到一个亲戚家，父亲在俄国前线。毛赫只见过父亲一次，那是在他回来参加女儿葬礼的时候。几个月后，毛赫的母亲收到一封德国政府寄来的信，说她丈夫是个英雄，意思是他已经不在了。来信说他死得其所，却没有说具体是怎么死的。
毛赫越来越憎恨德国，他和他的朋友都是在废墟和混乱中长大的，在这个国家里有1100万人被杀害，还有更多的人被关押在死亡集中营里。毛赫说：“没有人告诉过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一直在四处询问这些事，但是没有人给出一个合理的回答。“我们有时打电话，有时找人面谈，但是我们询问到的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行为端正的人，和这些事没有关系。”有时他的母亲很不情愿地跟他说让犹太人遭受恐怖境遇的也都是好人，毛赫当时就问她：“那你为什么不制止他们？”毛赫苦笑了一下，对我说：“当然，这样问她是不公平的。”可母亲总是回答说：“你是永远也不会理解的。”“没有人是纳粹，”毛赫说，“人人从一开始都知道希特勒是罪犯。”我问毛赫他的母亲是不是纳粹，他说：“我认为她不是。但是他们这些人当着孩子的面说话都得特别小心，因为老师会让孩子揭发父母是否说过希特勒的坏话。”有一次，毛赫的母亲告诉他当希特勒在电视上发表演讲后，有一个邻居过来质问她是否听了他的演讲。因此毛赫断定他母亲不是纳粹，如果是的话，她就不会跟他说这样的事了，但是她说她哥哥是纳粹。那么，毛赫的父亲是纳粹吗？毛赫说：“我想他也不是，我听说他是个非常严守教规的天主教徒，他根本不可能同时又是一个纳粹。”
到了毛赫上学的时候，他的生物课本有好几页都被白纸盖住了，后来有人告诉他，被盖住的段落鼓吹雅利安民族在生物学上至高无上的地位。毛赫说：“当时只有一位教师是以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为己任的。”毛赫现在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但依然记得那是一个义愤填膺的年轻人。有一天，这位教师把一份集中营的建筑图带到班上来，把屠杀室展示给学生看，并解释道：在其中一间屠杀室，纳粹朝人们的脖子开枪，当人们中弹倒地后，血液会从地面上设计巧妙的沟槽排出去。老师对学生们说：“现在，想象一下那些绘图人员坐在那里设计这些东西的景象！”回忆到这里，毛赫评论道：“我至今仍然无法理解人们怎么能够那样做。”
1960年，毛赫逃离德国，去了澳大利亚，因为他不愿意被征召入伍。但他不会说英语，所以开始时只能同德国人住在一起。他说：“那时我才第一次真正见到了纳粹，这些人也认为希特勒不是好人，纳粹干尽了坏事，但他们仍然为纳粹的行为找借口并为之辩护。”因此，毛赫就同他们疏远了，长期以来他为自己是德国人而感到耻辱。
当毛赫开始结交当地人时，他惊奇地发现有些澳大利亚人积极地寻查自己的家族信息。对他来说，这种事充满邪恶的味道。当然了，他的那本《德国标准家谱》支撑了批评家谱学的人的某些观点，也使得这些人的惶恐之情顺理成章。不仅仅是那些富人和志向远大的人在乎自己的家族历史，纳粹也很在乎。
《德国标准家谱》由德意志帝国联邦公民登记部门在20世纪20年代印制，很快在全国成为标准的家族家谱的法律证明。埃里克·埃伦赖希撰写的《纳粹祖先证明》一书最为具体、详细地论述了纳粹把家族家谱官方化的过程，他认为，家谱登记员很明确地表示希望家族家谱能够成为“宣传人种改良学的方法”。埃伦赖希把《德国标准家谱》和其他类似文件的发起追溯到了纳粹执政之前很早的时期，那时，家谱学家在德国已经很有社会影响力了。
早在1898年，德国历史学家奥托卡尔·洛伦茨就已经把家谱学描绘成连接历史与科学的桥梁了。他主张历史学家应该多思考一下遗传学，科学家也应多思考一下家谱学。在洛伦茨提出这个论点之前，家谱科学仅限于收集和整理记录等活动，但是大约就在此时，家谱学界便开始与研究遗传的医生、研究人员和精神科医生打交道了。他们首先研究的对象是皇室家族，这倒不是因为家谱学家都是趋炎附势的人，而是因为贵族家谱保存得相当完整，而且贵族成员留有肖像，从中可以观测到一些家族特征。譬如，洛伦茨很专业地注意到哈布斯堡家族几代人都有突出的下颚和嘴唇，他认为是这个家族近亲通婚的习俗使得这些特征在几代人身上凸显。
在那时的德国，探究家族历史的行为非常普遍。1903年，德国家族历史中心（Zentralstelle fǘr deutsche Personen-und Familiengeschichte）成立。1908年，这个机构正式承诺，要搜集家谱信息来帮助精神科医生和人种改良学家了解“遗传、退化和再生”等问题，目的是收集全国人口现有的和早先的家谱记录，从贵族阶级到资产阶级，甚至监狱和避难所里的人都包括在内。
当时，家谱学、遗传学和进化论是宏大的科学运动中可以娱乐大众的主要话题。1910年德国种族卫生协会成立，并于1911年在德累斯顿承办了一次展览会，这是一个生物学盛典，展示了细胞的活动和杂交的原理。展览会还用家族树来说明遗传规律，表明音乐天赋、“道德沦丧”，还有一些更具体的像夜盲症这类的症状，都具有遗传性。家谱学家在展览会上举办讲座，这表明家谱学家和医学界的交流逐渐增多。这种学科之间的密切交融还体现在家谱年鉴中，那时的年鉴开始登载有关家族树在精神病学和人类学方面应用的文章。同时，精神科医生还参与了有关患者家族史记录标准化的讨论。
科学与家谱学的结合发挥了民族团结的作用。但没过多久，对于遗传和家族特征的关注就自然而然地与对残疾和种族的关注交织在一起了。实际上，家谱学已经处于历史、科学以及民族主义等领域的核心地位。从种族方面来讲，当家谱学家越来越专注于种族群体，科学家也越来越关心进化如何对人产生影响时，他们不仅仅看到了家族之间的不同，更看到了整个种群之间的不同。当一个种群被隔离，不同种群通婚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寻找到生活在岛屿上的族群和那些坚持本族内通婚繁衍的族群。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研究的是在殖民统治者桎梏中生活的、与统治者关系紧张的土著人。据一位历史学家说：“瑞士人类学家研究的种群是生活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居民，这些居民很少与其他种群交往。对美国人来说，美洲土著族群就是最有研究价值的独居群落；而对印度和英国科学家来说，研究的重点要放在印度种性制度上。”有一位遗传学家迫切希望探讨种族纯洁性和种族混合性的问题，他说：“研究种族混合必须在美国黑人中进行，因为那里几乎具备了实验室般的理想条件。”
反犹太人的情绪与德国家谱运动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埃伦赖希写道：“人们持有两种观念：一是生物学意义上截然不同的种族是存在的，二是这些种族之间具有不同的价值。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在德国，犹太人被认为是血统单一的外来种族。就像达尔文用来作研究的鸟雀一样，犹太人是遗传学和进化论有用的研究对象。其他种族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和对他们的歧视比比皆是，这使得科学家们试图从遗传学，而不是从种族偏见方面来解释对犹太人的社会评价。
在20世纪20年代，家谱学家及相关工作人员通常要清查有犹太血统的家族，并公布他们的名单。1925年，有人呼吁在公民登记部门中建立一个专门的人种改良机构来记录四至六代的家族史和生物信息。阿希姆·格尔克是家谱学领导人，后来进入大学任教。他在1928年到1932年间，出版了八卷本的《犹太人的影响与德国的大学》一书，书中列出的教师名单有犹太人教师、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教师，甚至有与犹太人结婚的教师。同时，家谱学杂志越来越频繁地呼吁，必须采取措施来控制遗传疾病的威胁，譬如，采取绝育或其他更为严厉的措施。
回想起来，人们很容易认为保持种族纯洁的观念是在纳粹的权力上升的时候才开始发展的，其实，正像埃伦赖希所写的那样：“纳粹开始执政以前，种族人种改良理论的基本内容就已经出现在魏玛时代的家谱学杂志上了。”的确如此，如果家谱学不是从帝国时代就已形成，并延续到魏玛时代，那么纳粹就无法要求德国公民出具血统证明。
即便是在纳粹执政以前，纳粹党员也必须证明他们是纯粹的雅利安血统。一篇纳粹党报刊登的文章认为：“狗和马都有家族树，牛都要在种群册中登记，这是保持血统纯洁的首要条件，也是在亲属群体中建立纯粹的雅利安族的立足点。”当纳粹在1933年掌权时，他们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管理机构来给六百万德国公民的血统分类，分类标准是纯粹型和混合型，并在此基础上给全体公民的权利定位。历史学家贝恩德·高泽梅厄写道：“对于家谱学的兴趣在纳粹统治时期达到高潮，当时无数个人种改良学数据库建立了起来。那时，人的生存权利几乎取决于他们的家族家谱图表。”
在德国，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建立祖先证明档案的需求和迫切程度与日俱增，甚至开始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关注。1934年，有一则新闻报道说，德意志帝国的邮政部长要求所有下属职员都要出示自己是雅利安族后裔的证明，而在此之前，只有当人们的种族状况出现疑问时，才被要求出示这样的证明。同年，希特勒政府发布命令：只有雅利安人才能在即将举行的莱比锡交易会上拥有展位，而且所有参展的制品必须是德国制造。但是，对“参加交易会的犹太人或其他非雅利安人”却没有限制，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购买德国制品。
1935年，据《纽约时报》登载的一篇文章报道，有一位年轻女性因伪造祖父的出生证明在柏林被判四个月监禁，她祖父是犹太人，这个女孩把“犹太人”的字样涂掉，改为“基督教福音派信徒”，因为她要想保留那份工作，就必须证明她的祖父不是犹太人。有些部门要求员工从1800年起就不能有犹太血统。在当时，报道雅利安民族排斥其他种族的文章远远不止这一篇。
纳粹的家谱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反犹太人而进行官方社会分类的一种方式，还是一部加强和记录纳粹种族主义与人种改良理想的庞大社会机器。数以千万计的德国人身陷档案文件造成的大混乱之中，他们每天必须在登记处或在其他政府代表面前排队出示能证明他们祖先的文件。埃伦赖希写道：“作为营销策略，很多公司会分发家族家谱表格，就像现在有些公司发钢笔和日历一样。”因此，帝国政府对于祖先的特别关注使很多人从中获益，其中不仅包括科学家和家谱学家，就连公民登记处和教堂的信息管理员也从中受益。他们不但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还从日益增长的政府资助和不断提升的声望中获取了经济利益。家谱学杂志很畅销，类似于《如何找到我的祖先：迅速证实雅利安族的捷径》的书籍也大卖特卖。
对于家谱学家来说，由此带来的新权势令人陶醉。1936年，有一篇文章写道：“几十年来，血缘关系研究就是科学界的灰姑娘。其他学术门类在大学里都有教授职称，并受到国家的鼓励，但是人们对我们家谱学家却不重视，还报以苦笑。现在，由于有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统治，这一切发生了改变，家谱学成了国家级的研究项目。”
1936年，德意志联邦帝国的公民登记处制作了一种新的家庭护照Ahnenpass.就像《德国标准家谱》一样，这是一本携带方便的口袋书，书中列有家族信息，一旦经过官方盖章，它就可以当作法律文件使用。官方一共发行了几百万册，私营公司又制作了20多个版本。德意志帝国对这本家庭护照非常重视，就连最高军事指挥官，甚至元首秘书办公室都提倡使用这本家庭护照。有一个版本还把希特勒的语录放在了第一页。
其实，许多德国人仅凭宣誓就足以“证明”他们是雅利安族世家了。地方行政部门有权自行决定个人的身份——前提是战争一旦结束，人们可以提供进一步的证明材料。但是，在20世纪的早期，许多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德国人。他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一般都成为基督徒，也认为自己是德国人。如果人人都必须出示他们家谱的细节，谁知道第三帝国会对他们采取什么举措呢？
很多人无法通过宣誓得到身份认证，他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和帝国家族家谱部门打交道。埃伦赖希梳理了数百封战争期间普通德国人写给政府部门的信，请求当局尽快做出对他们有利的裁决。其中一位女士写道“没有人能了解我那难以名状的、深痛的悲伤”，她悲伤的原因是她的儿子希望能娶一个雅利安族女人。还有一个人写道：“请留给我一线希望吧，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会活不下去的。”
埃伦赖希的母亲于1939年逃离德国，虽然他的父亲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但是纳粹却夺去了他两个姐妹和很多家族成员的生命，这次调查研究对他来说是一次非常离奇的经历。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埃伦赖希就对纳粹的大屠杀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有人要杀光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呢？他查阅的信件都保存在德国档案馆里，档案馆是战时希特勒私人党卫军驻地旧址。如果他在白天翻阅到曾经住在附近的种族专家写的信件，晚上他就会特意从他们曾经住过的房子旁边走过。
1935年，纳粹发布了一条法律，禁止遗传基因健康的人和“不健康”的人通婚。1939年，阿道夫·希特勒制订了秘密的T4计划，把几千个残疾人，连同那些穷人、“已成为沉重负担的生命”，还有“无用的吃闲饭的人”重新划归为“不应该生存的生命”，在诸多方面，这一计划可以说是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先行试验。
起初，这个计划只针对儿童，他们要求家长把身患残疾的孩子送入特别中心进行治疗，但是孩子一旦到了那里，不是被活活饿死，就是被过量注射致命针剂而毒死。随着计划不断扩大，那些因患精神分裂症、癫痫、痴呆或其他疾病住院的人，被身穿白大褂的党卫军士兵分别转到六个杀人中心。随后，他们被领进伪装成淋浴室的房间遭毒气毒害而死，尸体被放进特制的焚尸炉里焚烧。他们的亲属会收到死亡通知书和伪造的死亡证明。后来不知怎么的，这个计划走漏了消息，甚至在纳粹政府里这个计划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最终，一场民间抗议活动迫使该计划表面上叫停，但在暗地里仍秘密进行，先后有20多万人在T4计划中丧生。
战争结束后，纳粹的血统和人种改良活动最终接受了法庭审判，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少将被逮捕，并在纽伦堡法庭受审。这个人曾制订了一项计划，把生病的、残疾的、老年的以及“非德国的”人送入毒气室，他杀人的唯一目的就是收集颅骨进行医学研究，还用活人进行医学试验，譬如，给人强行绝育，做手术试验、毒药试验，他还让人接触像天花一类的疾病，或把人放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例如高海拔地区）进行观察。为勃兰特辩护的材料包括一本麦迪逊·格兰特写的《伟大种族的传承》，勃兰特特别提请法庭注意此书中那些与作者所倡导的行为相关的段落，纳粹所做的是将这些行为付诸现实：
对所谓神赐法律的错误认识和对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感情用事，往往阻碍了对有缺陷的婴儿实施淘汰以及对那些社会渣滓施行绝育的计划。自然法则要求消灭不健康的人，只有对社会或种族有用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
然而，纳粹的人种改良计划不仅仅是要消灭低劣的人，还要为那些他们认为优秀的人提供便利。
吉塞拉·海登赖希的父亲死在了俄国前线。她的很多同学也没有父亲，但是他们都有父亲的照片，都知道父亲的名字。可吉塞拉既没有父亲的照片，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另外，她的朋友都是在托尔泽的巴伐利亚镇出生的，可她却生在挪威。母亲告诉吉塞拉，1943年她怀孕的时候正在奥斯陆的一家名叫生命之源（Lebensborn）的诊疗所打工，吉塞拉就是在这个诊疗所里出生的。吉塞拉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生命之源”这个词，她还以为这就是那个诊疗所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