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追寻着祖先的脚步，谁都无法置身其外。
——Midnight Oil乐队
一个人不能，也绝不允许，仅仅因为过去不适应现在就把过去从历史中抹去。
——戈尔达·迈尔
飞机从正北朝着正南飞行，我朝窗外望去，看到了喜马拉雅山的顶峰。这山峰先是呈云朵状，然后化为冰雪覆盖的悬崖峭壁，完完全全矗立在云海之中。这样的景象尽管我过去看到过多次，但每一次都让我非常惊讶。看到这景象，我实实在在地感到我正处在非常高远、非常奇特的环境之中。三万英尺的高度，阳光洒满机身，前方夜幕降临，我们正朝着黑暗急速飞行，然后迅速穿过黑暗，几个小时后当飞机降落时，我们将迎来清晨。
“看哪，CB!”我让男友注意窗外的景象。他问我山上是否有人，可能有吧，我想，但即便是有人，此时此刻也只是山上的人和我们这些长途飞机里边的乘客。我们正沿着人类环境外壳的边缘飞行，我们的下方，有60亿人在呼吸，在生活；我们的上方，却没有任何能够呼吸的生物。
这个时候，我有点疲倦，看不了书了，何况还喝了不少葡萄酒。我所能做的就是凝神沉思。这时，现实又回到身边，飞机上有一半人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另一半人怕惊醒这些人，总是从他们身边小心翼翼地跨过去，厕所门前也老是排着长队。在这次飞行之前，我和男友有过几次令人兴奋而且寓意深长的飞行。我们是在英格兰相识的，这次旅行是飞往墨尔本去看望我的父母。将来某一天，我们俩也会成为父母，当时，这真是个非比寻常的想法，但是对于如何当父母，我们却知之甚少，连这事的一半都不了解，甚至不知道自己不了解的那一半是什么，这话听起来有点像老生常谈。
当飞机飞过印度洋时，我想起了一件事，这件事我一直都不太了解。我有一个高祖爷爷名叫迈克尔·迪根，170年前，就在同一时间，他也朝着这个方向乘船航行，从北半球一路南下，前往南半球。当时他只有15岁，乘坐的是金尼尔号三桅帆船，整个航程是105天。船驶离都柏林港时，船上有174人，等到达澳大利亚时，有两人死去。迪根离开家时，那个国家正要闹饥荒。在那以后的10年中，有100万人饿死，250万人外出逃荒。迪根是因为偷了一条手绢而作为罪犯被流放到范迪门地（塔斯马尼亚岛）的，即便是他能有幸在刑满时活下来，也不允许返回家园。乘坐金尼尔号船的都是罪犯，但在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当中的很多人已变成顺民了。航行结束时，船上的医生在每个囚犯的行为报告上都做了记录：“好”“守法”，甚至“非常好”。但是，不知怎么的，迪根得到的记录却是“总找麻烦”。
在21世纪，我们乘坐快速航船穿越海洋，乘坐小型飞机穿越时空。通常我们知道上一两代人，也知道下一两代人，但是，死亡是横亘在我们与祖先和后人之间不可逾越的一条线。这条线使我们既见不到祖先，又见不到后辈。在西方，能够看见或非常了解上三代的人是不多见的。暂且不论我们了不了解他们，现在要考虑的是这些人究竟是不是对我们产生了影响呢？
从古至今，人类进行过一些重大的迁徙。在几十万年中，我们曾在非洲繁衍生息，后来，又大批地离开了非洲大陆，流向世界各地。人类的环球旅行在6万年前就开始了，在后来的45000年中，我们继续旅行，直到在地球上所有可以居住的大陆定居下来。
从9世纪的北欧海盗驾驶着维京大战船向海洋出发开始，在人类经历的扩张、奴隶制、香料贸易和终结于20世纪的殖民主义等各个时期，有许许多多的船只驶过海洋。这些航船载着远离出生地的冒险者、囚犯、奴隶和移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无法返回家园。19世纪下半叶被称为人类大迁徙时期，在这次大迁徙的高潮中，有5500万移民从欧洲、亚洲、非洲大陆的旧世界涌入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新世界。就整个人类而言，无论是在许多人的生活中，还是在他们后代的生活中，那些航行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文化方面讲，迁徙永远改变了他们家庭的历史。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这些船满载着人类基因组的混合样本，每到一地，他们都使整个人类的基因结构发生了改变，并在当地的人类基因库里释放新的变体，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人体物质的重组形式，继而建立新型血统，这些血统又进一步扩展开来，形成分支，世世代代繁衍了下去。
我很想知道我的那位囚犯祖先是否想到过，他的后代有一天会审视他的生活，或者仅仅把他当作去世很久的家族成员中的一员，就仿佛是过往的一缕云烟。在那次恐怖的旅程之后，他又活了很多很多年，尽管我是在他故去多年后才出生的，但是与我说过话的人、与他说过话的人，也曾经一起说过话的。你看，我又回到人类的状况上来了。他和我分别接触过的人，互相之间也曾有过接触。虽然我们永远无法交谈，我无法见到他，也无法听到他的声音，但是可以说他现在仍然同我在一起，而且并不只是在我的思绪之中。这可不是比喻，而是事实，就像喜马拉雅山一样真实。我身上的某些信息就来自于他，如果我和男友结婚生子，这些信息中的一部分也会传给孩子。
我们本身就是一种器皿，每个人体内的每个细胞都是一个巨大的DNA储存库，存储着前辈们遗传给我们的30亿个碱基对。这是一个既定法则，这个法则对于与我同机的466位乘客来说都适用，无论他们乘坐的是几等舱，出于什么目的旅行。他们身体里都带有他们高祖辈的基因，带有他们祖辈和先祖的痕迹。在这架飞机上的是一个巨大的群体——在历史的长河中由千百万人传下来的1.4万亿个碱基对。我们能够一同起飞，这本身就是奇迹。
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作业，让我们回家询问父母的家族情况，并画出家族树。当天下午我就同父母讲了做作业的要求，同他们说我打算先写出我的名字和生日，再在我的名字上画出枝干，在枝干上写出父母的名字和职业，然后我再添加他们父母的名字和生日，然后我把线向上延伸，把他们连接起来。
我以前从未想过多少关于祖先的事。我的父母告诉我，我父亲的父母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而我母亲的父母住在国外。但是在我精心制作的家族树上，我可以看出那些人曾经存在过，而且同我有关联。
老师告诉我，如果我幸运的话，我父母能说出他们的祖父母——我的曾祖父母的名字，还有他们生活的年代，都做过什么工作。
但是我不太幸运，虽然我父母对这个作业很感兴趣，但又为此感到很恼火，他们问我：“你们老师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是作业吗？这同她有什么关系？”
最后，我的父母提了几条建议，我自然把这些建议写了下来。当时他们本可以强压不满，对我撒谎，但他们并没有那么做，他们已经愤怒到无法去掩饰事实了。所以我很早就学到，一个人的过去可能会以奇怪的方式使人烦恼，对往事的记忆不但有意义，而且怪异。那件事使我对几个问题产生了伴随一生的兴趣：为什么家族很重要？家族对你有什么影响？尤其是为什么死去多年的人还在对活着的人产生影响？
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曾被问过类似的问题：“你是谁？”对于这个问题，最古老、最普遍的冲动反应是急着谈及自己的家族。多年来，我本能地想用这种古老的、普遍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没这么做——我在中学学习了生物学和历史，后来开始上学位课，并获取了各种研究方法。我偶尔在我妈妈那儿问一下我祖父母的情况，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对于我们家族、历史和特征等问题在我脑子里还是一团迷雾。
这种情况在1990年的一天发生了改变。这天，父母和我们兄妹五人坐在厨房里，爸爸郑重其事地说，到了该告诉你们真相的时候了。他说，那个生了他的人，也就是我们认为是爷爷的人，其实并不是爸爸的父亲，而是他的外祖父，已故去多年。爸爸的母亲是我们曾外祖父的女儿。
对于父亲来说，承认这个事实是很尴尬的。他在说这件事时说话都有点困难，现在我的记忆中还时时浮现出他那弯曲的胳膊和支撑着额头的手。那时母亲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无声地安慰着父亲，而我们五个孩子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盯着他们俩异常痛苦的表情，没有一个站起来分担他们的痛苦，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自从我父亲出生以后，社会在迅速发展，至少在我们看来，如今很少有人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在意生父身份的问题了。说来也真是奇怪，尽管我的父母非常保守，总想按照他们的意愿把我们培养成他们那样的人，但是我们五个孩子谁也不随他们。
这并不是说，我们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在那以前有一个事实我们谁也没有质疑过，这就是祖辈是一块小小的基石，奠定了我们后代的特征。这个说法是很合理的。但是听到父亲说出了真相，这个事实就破灭了。但凡听到这样的事情，人们往往都会举止失态，当时我就大声嚷道：“我早就知道这里边有事！”我现在仍然对我这样的反应感到内疚，我发现爸爸虽然没有哭出来，但很明显，他把眼泪咽了回去。
后来怎么样了呢？我父亲不想再谈这件事了，可是我想谈。那个人，我实际上的祖父，叫什么名字？我应该姓他的姓吗？他到底是谁？我父亲长得像他吗？我长得像他吗？像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经想象着如果父母突然离世，我会怎样活下去（我的旅行背包已经准备好，以防万一）。当时有半分钟的工夫，我又陷入了这个想象之中，没有注意周围的人，只知道身边有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故事，一个解不开的谜。
但是，我父亲停止了这个话题。他说以前他曾经听人说过那个人的名字，但是他没有书面证据证明这个名字同他有什么关系，因此他也就不便告诉我们了。
然而，这正是我的症结所在，当你把亲人和信息放在一起时，你肯定会有一种神秘感和痛苦感，但是实际上你又能从中了解到什么呢？
我们那次飞过喜马拉雅山的旅行仅仅是个开始，之后我们又乘飞机多次旅行。现在CB和我已经结婚，住在墨尔本，我们在一无所有的境况下生了两个孩子，两个美裔澳大利亚孩子。
一天早晨，一个普通的早晨，我们全家人坐在厨房里，这所房子离我从小长大的家不远。吃过早饭，我们四个人把盘子往桌边一推，就开始盯着眼前一个盛满盐水的容器、一瓶冰凉的杜松子酒，还有四个盛满发着荧光的绿色液体的杯子，就像是要调制给人提神的鸡尾酒，可那时才上午十点，而我们的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六岁。其实，我们是在做实验，要从我们的唾液里提取一些细胞，并分解这些细胞，找出隐藏在里面的DNA.
“DNA就是……”我开始说话了。
“我知道DNA是什么。”我九岁的儿子打断了我。
“那好，是什么？”
“是你全身流动的一种物质。”他边说边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个螺旋形圈子，“这种物质能告诉别人你是谁，说明你从哪里来，还形成了你的血型。”
我本打算上网查查维基百科，抄一下现成答案，可儿子的回答已经很圆满了。在上高三之前我没学过DNA，高三那年，按照老师的规定我学了一遍孟德尔的基因表，譬如，增加一两个显性基因，或一两个隐性基因什么的。孟德尔数据计算得很精确，我喜欢。但除此以外，我没想太多。当时，“基因”这个词还没有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但是很快情形就不一样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无论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新闻记者，谈论什么话题都言必称“基因”，人的智力、语言、性格，就连红头发，都通通在基因里找到了体现特性的根据。虽然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当年流行的很多理论今天仍在流行，譬如：
·基因是生物世界的原子。
·基因是刻在细胞中的时间老人、宿命、命运之手、生命的故事，无法逃避。
·基因也不是绝对的，仅仅是有时起作用而已。
·一个单一基因和一个单一特征之间的联系可能是清晰的，可观察到的。
·一个单一基因和一个单一特征之间的联系可能是模糊而复杂的。
·多个基因和单一特征之间的联系可能是可观察的，但是复杂的。
·一个基因的变异、缺失或增加，或者一部分看来不起任何作用的DNA，仍然可能对你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或者一点儿影响也没有。
·基因组是人的条形码，是无法规避的、最为真实的特性。
·你就是你，这是令人震惊的、非常有力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无论你去过什么地方，你都不能不留下痕迹——一根头发、一个细胞、一点儿口水痕迹，而这些痕迹都只属于你，都有可能让别人找到你。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甚至出现过一个短暂但是引人注目的希望——不久以后我们就可以复制自己了。克隆人类几乎是当时每一个主流杂志和报刊上的题目，有时人们觉得如果哪个星期没有一篇关于克隆的文章，就跟这个星期没过似的。这些文章的语气如此急切，以至于我们觉得自己的复制品就要来敲门，索取车钥匙了。人们对克隆人的伦理问题进行过无休止的辩论，好像要讨论克隆人，伦理问题是最佳开场白。1998年，美国最知名的记者巴巴拉·沃尔特斯对非常有影响力的软件设计者、商业巨头比尔·盖茨进行了一次难得的采访。沃尔特斯对这位亿万富翁在世界上的影响和他个人对公司的影响提出了质疑。紧接着，她追问了一个让大家感到更尖锐、更应景的问题：“你愿意被克隆吗？”盖茨非常明智地回答说不愿意。
直到2014年，仍然没有克隆人出现，记者们也早已不再问人们想不想被克隆的问题了。很多克隆出来的动物，像克隆羊多利，还有据说“已经绝种”后又复活的北山羊，都已死亡（有的夭折，有的死得很惨）。其他一些克隆动物，像世界上第一只克隆宠物（生于2001年）“拷贝猫”现在活得还挺不错（但是制造这个拷贝猫的公司已经不存在了）。在2013年，科学家有史以来第一次仅仅从一滴血中就克隆出了一只老鼠。在2014年，一家叫作秀岩生物的韩国公司宣布一只叫作“迷你威尼”的克隆腊肠狗诞生了，这只狗是为一位比赛获奖的英国女士制造的。
在世纪之交，我们坚信有一个比我们更具有“我们的特点”的种族即将出现，后来被证实是愚蠢的、根本行不通的，就像20世纪50年代我们预计现在所有的汽车都会飞一样。然而，这种痴迷会引发一个更为有趣的疑问，就是克隆人这个信念为什么行不通。我们现在知道：如果你提取了一个人的基因组，并打算从中培植出另一个人时，那个复制出来的人当然与第一个人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但也会有差异。这是因为，起码从理论上讲，你能够复制出一个基因组，但是你不能复制出促使这个基因组成长的准确的条件。基因对于它周围的环境是有反应的，这些基因随着环境变化，时而发展，时而停滞，而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就像我们的母亲告诉我们的那样，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在同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在身高、面部表情或者其他特征方面也是不一样的。而且一对双胞胎的年龄越大，生活经历越丰富，他们看起来就越不一样。
从科学方面来讲，真正使克隆人成为不可能的，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各自独一无二的生活经历，而且因为生命中那无数个会引发基因做出反应的因素都是不可预测、不可复制的，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不可知的。我们怎么能把在一年中影响一个单一基因的因素量化呢？我们又怎么可能把人一生中影响到基因组的因素，按照准确的顺序和数量重现呢？比方说，在你八岁时经历过一个极为炎热的夏天；在你十岁时有过一次痛苦的遭遇；你在学校吃的所有面包都是由一种从外国进口的小麦粉做的，而这种小麦粉本身还拥有一段无法简化、难以复制的历史。
尽管如此，基因拥有的划时代的生命力仍在不断增长——媒体对于基因的报道无处不在，我们也想当然地把有关身体或情感上的一切都归因于基因，或者是明确地与基因划清界限。基因在涉及父母身份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它还可以为作案现场提供线索，以及在人类生命科学中起到关键作用。
CB和我拿起盛着盐水的杯子，往嘴里灌了一大口。我们应该把这水含在嘴里30秒钟，但是强烈的味道混着突然增多的口水，使我们很难把水含住。盐水从我们嘴里收集了细胞，盐分使细胞壁变软。最后我们把水吐到绿色的液体中，这液体的三成是水，一成是洗涤剂。“你身体里的细胞就像气球，"CB说，“在这些气球中还有一个小气球，叫作细胞核，洗涤剂先打破那个大气球，然后又打破细胞核，接着你的DNA就浮了出来。”
他拿起一杯盐溶液，说：“你们两个小家伙想试试吗？”
纳特挺浪漫，说道：“是不是有点儿海洋的味道？”
芬恩却无动于衷，说：“我可不试，我从来不干这事。”
我答应如果他试试的话就给他两块钱，芬恩立刻把水倒进嘴里。
当这两个孩子把他们嘴里混着细胞的盐水吐出来后，CB和我很小心地搅着混合液体，液体的颜色还是绿的，不过有点儿发混，表面浮起一层白沫，盐和洗涤剂正在分解细胞和细胞核。然后我们慢慢地加进杜松子酒，先把酒倒进勺子里，让酒顺着勺子流到杯子里，于是一层清亮的液体出现在绿色液体和泡沫之间。由于DNA不溶解于酒精，因此我们就能把DNA与漂浮在溶液上的其他细胞分开。我们等着白色的小块儿慢慢出现，等着蜘蛛网般的线在液体中形成。就在这条线迅速闪现的一秒钟里，我们四个人的眼睛都盯在同一点上，心里出现了同一个念头：要的就是这个！
我们拨弄着液体，一圈圈儿地搅动，观察着一缕缕顺水流动的块状物。在每一个块状物里都有一个密码，这个密码所包含的信息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科学家说，这些信息不仅有可能勾勒出几万年人类基因的发展史，还有可能在历史的坐标中标示出我们自身的DNA所处的位置。在这四个杯子中有我们全家人的基因密码，有我们的两个帅男孩儿的基因，他们的基因一半是我的，一半是CB的，这些基因都是通过我们聚在一起的，他们两个是一个家族的后代。在这杯满是泡泡的液体里游动的块状物里有着氨基酸组合对子，这些组合对子在他们出生前，或者说是在我出生前就排列好了，这是千百代人DNA不断重组的结果。
我们自己的DNA能够告诉我们世界的历史吗？如果说能，是不是太武断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宏观的历史不是个人的历史，而是我们乐于去了解的东西，是一沓公认为重要的人和事的快照。
这些快照的最上面是我们认为属于当代的一切，有iPhone，有普锐斯汽车，有叙利亚的冲突，有首例H1N1病毒感染者。继而往下是一些魅力十足的发型、世界重大事件，还有过去几十年里荒诞的技术发明，譬如：与运动鞋一般大的手机，房子一样大的电脑等。
再往下是18、19世纪留下来的有关工业、航海和新闻业发端的画面。再往前就是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精彩年代的画面了，在那个时期，人人作画，个个雕塑。再往下就是中世纪的画面，当时的农民身穿粗布衣，且疾病缠身。
在这些农民之前是北欧海盗（戴着有护鼻的头盔，乘坐配有很多船桨的帆船）。再往前是愚昧无知的黑暗时代（更肮脏的粗麻布衣服，更可怕的疾病）。在北欧海盗之前是古罗马人的画面（有马路、管道和狂欢场景），再往前是古希腊人的画面（神像、纪念柱、雕塑）。还有几幅《圣经》时期的画面（沙滩、骆驼、阳光），这些画面的下面就是一长串古埃及人的快照（金字塔、木乃伊，还有猫）。
当你看到木乃伊时，快照就剩薄薄的一层了，记录在图像中的是一段漫长的、混杂的野蛮时期。这个时期里的人都身穿兽皮，手执武器。快到底层的是石器时代的模糊图像（石头、凌乱的头发、穴居住所），再往下就剩几张照片了。这些照片太暗了，几乎看不出什么内容。一个洞穴，一堆赭土，最底层的一张是一个长得像黑猩猩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