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
——艾略特（T.S.Eliot）
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达尔文成功描述了我们融入其中的方式。即使科学提供的证据截然相反，我们还是经常以“天生”或“习得的”方式认识这个世界。这两种方式必须协调吗？极力推崇想象力和人文艺术的人可能会说“没必要”。极端科学还原论阵营里的人则会说归根结底所有的知识都是思维的产物，应当还原为基于脑科学的解释，也就是所谓的外遗传法则（epigenetic rule）。
我所追寻的路线显然与这些立场都不一样。通过审视我们精神生活的极致——意识如何在进化的历程中出现，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协调点。对意识的生物基础的审视，揭示了其是基于选择系统。这为理解现象体验的复杂性、不可逆性和历史偶然性提供了基础。这些影响我们认知方式的特性拒绝将艺术和道德这些我们精神生活的产物完全还原为科学描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解释意识感质的来源时必须依赖于奇异的身体状态、二元论或泛精神论。我们所有的精神生活，无论是可还原的还是不可还原的，都是基于我们大脑的结构和动力学。
达尔文成功反驳了华莱士认为人类心智不可能通过自然选择进化出来的观点[1]。事实上，我力图表明的是，一系列进化事件产生了折返连接的生理基础，并因此发展出了大量区别状态，也就是感质，人们称之为意识体验的特性。
折返式的丘脑皮质核的复杂特性所造成的方法上的局限，阻止不了我们研究神经与意识的关联。但是对这种关联进行研究的任何实验本身都无法为理解感质如何产生提供基础。这样的理解必须通过基于脑的认识论的逻辑和语言学分析来达到。
动态核心的神经连接结构的进化提供的适应性优势就是证据。这种神经连接结构的活动让动物能对大量内部和外部状态以及各种形态进行区分。感质作为一种区分与其他活动又不一样，因为它们来自完全不同的神经连接结构的整合交互。意识动物适应性响应的计划能力从而得到提高。虽然我们不像（通过经验和类似性）知道人类的感觉那样知道像蝙蝠这样的动物的感觉，我们却有理由推测蝙蝠的核心状态的区别感觉是各种回声占主导，就像人类以视觉作为主导一样。
一个关键问题涉及我们意识体验的有效性。将神经元活动与神奇的主观体验联系起来的问题通过因果分析解决。感质由核心神经元的活动状态生成，它们能产生出复杂整合状态，并转换到新的状态和意识场景。感质由神经状态决定，就好像血红蛋白的光谱由蛋白质结构决定——索雷特谱（Soret spectrum）由其分子结构决定。在大脑核心系统的情形中，即便其退化了，这种决定关系也很可靠。也就是说，其他所有的都一样，相同的核心状态不会产生出差别很大的感质。
感质本身不具有因果性，否则就会与物理定律相抵触。但也不一定非这样，只要我们称为C′的核心状态可靠并具有因果力。相应的感质——可称之为C——虽不具因果力但表现有力。事实上，在目前，由于我们缺乏核心神经元巨量交互活动的完整细节，C就成了我们了解核心状态C′的唯一途径。我们无法将思维和意识状态还原为细胞或分子活动，以及当我们用“C语言”交流时涌现出的道德和美学等领域，不能理解为是因为存在一些绝对无法研究的领域。
有了这些观点，虽然一些主观意识体验无法被还原，我们还是能理解我们的习得之性如何从科学可以描述的基础上产生。虽然对世界的科学描述比我们的日常感觉更接近世界的真实结构，对大脑运作方式的研究却表明，科学假说本身也是从产生了模式识别的模糊（并且偶尔无法还原）特性中涌现出来的。导致了这些特性的大脑结构和动力学是可以被科学描述的，即便这些特性本身无法被完全还原。相似的考量也可应用到产生了艺术和道德的文化交流，其关系并不完全遵循严格的科学还原论。这种观点并没有限制我们的潜力。社会经验的创新应用、艺术的发展以及知识的扩展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明显的界限。
总体来说，对于导致了这些活动的大脑事件，科学观测和理论能够加以描述。宏大的序列——大爆炸、宇宙、星系、地球、生命起源、进化、哺乳动物大脑、原始人类、语言、伽利略科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现代神经科学、意识的神经基础——也许最终能解释个体主观历史的背景。在这个序列中这些变化被依次包含，它们都是人类的产物。它们最终都来自于自然选择。这个宏大的观点完成了伽利略的跨越，并帮助完成了达尔文的计划。
这个来自基于脑的认识论的观点与蒯因的有何不同呢？我在本书开始的时候提到过，蒯因认为意识是一个谜，但将其正确地视为身体的特征。他驳斥了笛卡尔的科学确定性梦想，提出用我们的感知器官收到的外部世界信号的刺激将认识论自然化，而不是否定感觉本身。据此，他富有成效地提出哲学和逻辑分析可以与科学相联系。他将自己的观点局限在感觉器官，而没有关注精神生活本身，因为他感到将意向性引入科学理论会摧毁“如水晶般纯洁的外延性：即同一性的替代物”[2]。然而，在谈论这个立场时，他没有排斥对意向性问题的科学探索。我怀疑他认识到了他那个时代知识的局限性，如果他具有我们拥有的意识研究知识，他将会扩展他的领域。
幸亏有了现代神经科学，许多限制都被去除了。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的意向性概念——意识状态一般是关于对象或事件——可以由扩展的神经达尔文主义解释[3]。意识被认为最初是作为感知分类和记忆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产生。根据其本质，这种分类虽然是无意识的，却必然是关于对象和事件的。
我认为，在超越感知器官时，我们不必抛弃如水晶般的蒯因观点。相反，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扩展，进入到被传统认识论排除在外的领域。我所采取的方法确实没有遵守一些人强调的心理学和认识论之间的明确界限。我发现这样有一个好处：用这种方法，我能很好地处理语言中逻辑的起源、富有想象的模式识别能力对数学的作用、科学经验主义的历史和思想源头以及各种类型的艺术和常规问题。这些问题之间的界限当然必须明确。但是我们将不再仅仅依赖于语言来考虑证明为真的信念的起源，毕竟语言牵涉到高级意识。本质上，认同基于脑的认识论就等于认同神经科学的经验数据同心理学一样，支撑了我们对人类知识的起源和本质的观点。
这个认同并不意味着基于脑的认识论就解决了一切，或是否定了传统认识论具有科学依据的常规功能。基于脑的方法的主要好处是其为真理的多元观点提供了科学的基础。与此同时，它还为我们如何获取知识提供了有用的约束。通过引入对意识的科学观点，它驳斥了认为自然主义削弱了主体地位的观点，那是对意识的错误认识。根据其对语言起源和文化的作用的立场，基于脑的观点的规范判断无疑超越了传统认识论的论证。它与认为认识论的主要作用是确保推理规范的观点一点也不矛盾[4]。
真理来源虽然各不相同，其本身却是规范的，因而值得关注[5]。确立真理需要许多不同的方法和方法论。这无法直接追溯到大脑生理的进化[6]。本书的一个要点就是，虽然我们必须承认进化和神经元群选择机制提供了获取知识的基础和约束，却是历史、社会文化和语言因素设定了真理的规范准则[7]。关键是这些准则可以通过这些方法以自然化的方式建立。
通过用科学的语言分析意识，神经达尔文主义驳斥了笛卡尔基础主义和二元论。只要认识到物理学和生物学在人类经验中都有其历史源头，就能让它们共存。用一句话描述一下经验与科学的关系也许有用。随着人类的进化以及文化的协同进化，发展实验和理论物理学成为可能，很明显最初是由伽利略的工作引发的。然后科学观测者和实验人员发展了让普遍规律形式化的描述方式。必须强调这些描述并不是其所描述的事件本身。虽然具有科学提供的预测和创造能力，它却并不是对世界进行复制。
此外，在达尔文之后，当对大脑和意识进行全面科学研究变得可能时，一个类似的限制显现出来：科学描述不等于体验。当然，对意识的描述能以物理学无法单独做到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体验。然而，在对经验本身的基础进行描述时，认识到经验的优先性还是很重要。
一旦高级意识和语言相互作用并与思维、情感、记忆和经验联系起来，区分组合的数量就会爆炸式增长。我们进入到了数学洞察的确定性和《仲夏夜之梦》的幻想这类思维的门槛。我们的习性中看似最具真理的部分往往正是必须建立新真理的部分。当然这些还不够。建立各种真理时必须应用各种各样的原则。关键是真理不是天生的，它必须通过个人努力和人际交互影响才能得到。毫不奇怪这种交互的丰富性正是由大脑中折返连接交互作用的联系和冗余提供的。
在我们对世界事件以及意识的科学描述中，如果我们没有复现事件或经验，那个体的经验是否又算是知识的一种形式呢？根据高级意识的覆盖范围，虽然感质有主观性，我们还是必须承认感质事实上是知识的另一种形式。如果将模式识别、隐喻和复杂性的各种可能也包括进来，这些知识就超出了可证真信念的形式。
如果再加上语言游戏，我们就必须限定知识和真理之间的联系。根据这个观点，知识和真理不是一回事。如果采取这种立场，就得承认个人创造性经验甚至精神病变也属于知识。当然在欣赏艺术时交流的经验也是。我承认，当想到通过主体间交流涌现出来的真理的各种方面时，我们倾向于否定这样宽泛的观点，或者至少对其进行限制。但既然真理是由知识的各种形式产生，我们就必须至少认可这种不严格观点的某些方面。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假设某人完全知道自己大脑的运作细节。我们能期望这个人放弃信念、期望和意向这些对他人的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吗？我认为不能。但是对大脑运作的了解，也许至少会让那个人能有拒斥荒谬假设和伪善的能力。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简要总结基于脑的认识论的前提来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一个关键问题与艾耶尔（A.J.Ayer）提出的问题有关：感知系统如何会发展并成为信念的基础？[8]我把这个问题改了一下，在“感知系统”后面加上“以及对意识的考量”这几个字。艾耶尔还说过知道就是会做。这个实用主义观点没错，但还必须修正一下，以涵盖比如情绪知识等不涉及行为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基于脑的认识论的前提会有怎样的答案。
首先，基于脑的认识论以物理学和进化生物学作为其主张的基本平台。因此，它排斥理想主义、二元论、泛精神论和任何不是根据大脑结构提出的心智观点。基于脑的认识论认为我们的知识既不是体验的直接复制也不是记忆状态的直接转移。但是它与以语言和经验为基础的逻辑系统的构造完全相容，与研究稳定的思维对象的数学也相容。
现代物理科学的认识论不涉及这些问题，这让人意外，但也许并不让人吃惊。与此相对，基于脑的认识论没有回避感知器，不管是历史还是创造性，感知器都位于物理科学之前。我们的确能用科学手段解释感知器的进化起源。但神经达尔文主义和自然选择仅仅提供了影响我们知识和行为的一系列具体历史和文化事件基础。当然，任何接受神经达尔文主义和这里探究的观念的人都将会发现，很难完全接受进化认识论的看法和进化心理学的思想，因为两者都过度还原。
我们没有采纳思维语言（language of thought）。相反，概念是从大脑本身的感知映射匹配发展出来的，从而概念最终是关于世界的。思维本身是基于运动区的活动产生的大脑事件，这些活动没有被表示为行动。脑干这样的子皮质结构对于确保大脑事件序列产生出某种前语法很关键，这是基于脑的认识论的前提。因此，思维能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产生。思维最初依赖于隐喻方式，语言学家拉克夫（George Lakoff）、哲学家约翰逊（Mark Johnson）称之为意象图式（image schemata）[9]。这种隐喻活动受到大脑中冗余回路连接能力的有力支撑。当然，获得语言之后，这种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不管怎样，具有了模式识别、填充和完形等能力的大脑，就像布鲁纳（Jerome Bruner）指出的那样，得出的远远超越了被给予的信息[10]。
根据基于脑的认识论，逻辑和一定程度上数学的成就都依赖于高级意识，而高级意识本身的充分表现则有赖于真正的语言的获得。基于脑的认识论认为，在直立行走、声带、基底神经节用于运动的前语法和更大的大脑皮质进化出来之后，语言就出现了。这个理论不认为存在遗传的语言器官。相反，它认为语言的获得是后天形成的。语言的获得和传播会让具有语言的人种明显比不具有语言的人种更有优势，虽然通用语法是否能够直接遗传还存在争议。当然，使用语言的人种的语言能力促进了其学习能力，从而在自然选择中更占优势。
那具有语言能力的个人的“世界”是怎样的呢？什么是客观的？什么又是主观的？基于脑的认识论拒绝理想主义，而接受一种受限的实在论立场[11]。这种实在论因承认我们表型的局限而受到限制。受限于进化的身体特征以及选择性的大脑，显然只允许对世界事件进行有限的采样，而事件的数量是无穷的。我们已经考虑到选择性大脑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修改特定神经元群突触强度的实际选择性事件。在正常大脑的运作中，不存在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精神状态。我们甚至还会有现象状态的错误——有内容却没有对象的幻觉。此外，我们也讨论了大脑活动具有寻找完整性的倾向，会进行填充完形，有必要时甚至进行虚构。不仅如此，我们还具有某种必要的幻觉。一个例子就是我所说的赫拉克利特幻觉——认为时间是一个点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运动。但事实上，过去和未来都只是概念，而只有记忆的当下可以联系到爱因斯坦时空的实际事件。
所有这些特征的背后是大脑折返丘脑皮质系统或动态核心的活动，其复杂的整合神经模式导致了意识。加上潜意识系统的活动，从而产生出学习、记忆和行为。将精神活动等同于意识的行为主义被基于脑的认识论完全摈弃。这并不意味着潜意识大脑系统就不具有与动态核心交互并对其进行影响的结构和动态行为。在这点上，弗洛伊德的行为的潜意识来源的观点是有远见的[12]。事实上，皮质中子皮质系统与记忆系统的丰富互动产生出了局部世界事件，而如果像我们这样的意识系统没有进化出来，这一切将肯定不会发生。
从高级意识的神经基质中涌现出来的是艺术创造、伦理系统和将我们置于万物之中的科学世界观。这个观点提供了可验证真理的来源，让我们能将大脑作为理解所有真理形式的必需器官来加以研究。不管怎样，基于脑的认识论摈弃了认为艺术和伦理可以被还原为大脑活动的一系列外遗传法则的观点[13]。
科学还原论不能穷尽一切并不是一个损失。我在前面说过，科学是由可验证真理支撑的想象。当然，它的终极力量在于理解，并且就如我们看到的，它在技术上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科学想象力的大脑源头与诗、音乐或伦理体系的建立所必需的没有区别。由于神经达尔文主义的模型承认人类思维的历史性和创造性的一面，因此，在科学和人文之间的背离是没有必要的。
科学产生自各种文化事件，并且总体上也没有必要推动或预测这样的事件。但是虽然科学理论必然会证据不足，它仍然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世界和我们本身以及我们得以了解这些的结构性条件。我们能满怀信心地期望对意识的最新研究分析会进一步揭示我们的习性的起源和局限，正如它拓展和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知识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