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事物在心灵中总是持久弥新，并且不断带来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康德（Immanuel Kant）
我们对基于大脑的认识论的讨论承认真理有多种形式，并且对不同形式的真理也有不同的验证标准。除了科学研究的可检验真理，还有逻辑和数学真理，以及在历史文献和法庭上的真理。有多种哲学研究处理各种真理的形式，包括从先天综合判断到归纳、演绎和数学证明的深度分析。
我的立场是认识论的自然化不仅要考虑科学真理，也要考虑人类思想和意识中其他各种真理形式的生物根源。在这里，我想讨论一下科学和人文（包括所谓的人类科学）的长期分离。在追溯这个分离的起源后，我将提出与科学的大脑理论一致的方法来解决它。但是在追溯这些根源之前，我必须指出当我使用“科学”一词时，我是特指起源于17世纪的西方科学。当然，对科学的追求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古希腊，甚至黑暗的中世纪[1]。但是我所说的分离肇始于伽利略和笛卡尔，并由哲学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在18世纪早期明确提出[2]。
历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将科学与人文的分离追溯到维柯。这个不那么著名的人物挑战笛卡尔的观点，并否认人类拥有永恒的灵魂。人类创造历史和理解自身活动的方式不同于他们对外在自然的理解。我们从“内部”——我们的“习得之性”——获取的知识，不同于我们通过观察外部世界所发展得来的。与将一组原则应用到所有知识的启蒙观点相反，维柯应用这些对立的思想并抨击新科学方法的总体主张。就像伯林所指出的，这开启了一场“看不到终点的”争议[3]。
维柯的思想在他1744年去世后才被人注意，他挑战了只有一种建立真理的途径的思想。与维柯相对，人们可以发现，从笛卡尔和培根直到现代，存在一条思想的主线，试图建立科学、自然和人文的统一思想体系。在这里我不列举这一边（著名的启蒙思想）的所有思想家，我将首先强调争论的另一方，可以被追溯到维柯的一方。然后我再比较还原论或统一科学的现代支持者所持的对立观点。
一个关键人物是德国思想家和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他将人类的知性视为解释性的，物理因果的概念在其中没有位置[4]。在他1900年以前的工作中（他于1911年去世），他否定人类本质为理性的观念；相反，其中混杂着愿望、情感和思考。他将心理学、哲学和历史归为Geisteswissenschaften，即人文科学。与之相对的是Naturwissenschaften，即自然科学，关注的是物理世界。
与维柯的设想相近，他认为描述心理学是人文科学的基础。后来他又将历史本身也作为基础，尤其是其社会历史学背景。本质上，狄尔泰的观点是基于诠释学，在某种历史文化内部对解释以及其条件的研究。
许多现代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立场。另外，也还有其他支流。比如科学与宗教的分歧，最近还有“科学战争”，后现代主义者极端地认为，科学本身也不是客观的，只不过是观察事物的另一种模式，与其他模式相比没有优越性。
在这里我不想追究这些争议的细节，我只想提出如果想要弥合各方观点必须考虑的一个方面。在我看来，如果笛卡尔的二元论成立，分裂就必然存在——人文科学关注res cogitans（思维之物）而自然科学关注res extensa（广延之物）。这看上去似乎有些怪，因为笛卡尔想的是将所有知识建立在思维之物的基础上。事实上，维柯驳斥了笛卡尔的立场[5]。显然我所讲述的基于意识的立场也拒斥笛卡尔二元论。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威廉·詹姆士也反对物质二元论，他否认意识是某种实体，而认为其是以认识为功能的过程[6]。
这个分裂所导致的困难使得许多思想家采取极端立场。哲学家怀特海就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并构造出一种形而上学——机体哲学（philosophy of the organism）——想绕开这个困难[7]。后来斯诺（C.P.Snow）又再次给这个问题推波助澜，他认为，存在着两种文化或群体：人文学者和科学家[8]。物理学家薛定谔没有走极端，他指出一个有趣的事实，伟大的物理学理论没有考虑感觉或知觉，而只是简单地假设它们[9]。
对于科学一方，极端的立场也被热情地采纳，就像历史学家和诠释学家们一样。比如，源自沃森（John B.Watson）和斯金纳（B.F.Skinner）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流派认为所有心灵主义（mentalism）解释都应被排斥[10]。有些人，比如斯金纳，承认精神事件但否认精神作用的因果效力。在过去10年，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消除式唯物主义（eliminative materialism）的观点，认为不存在精神事件或过程[11]。
另一种思维哲学流派——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则提出科学是知识唯一合法的形式。这里“逻辑”指的是其依靠逻辑和数学研究，并断言作为先验知识所必需的真理能与经验科学相一致。本质上，其观点是这个框架以外的所有陈述既不真也不假，而是没有意义。不幸的是，也没有方法能证明这种观点本身满足有意义的标准。逻辑实证主义最初来自维也纳小组，其中一些思想家希望能构造出完整而统一的科学。比如纽拉特（Otto Neurath）希望能为社会学建立坚实的科学基础，可惜他没有实现这个梦想[12]。不过他的一些观点与蒯因后来的自然化认识论观点相近。
最近还出现了另外两种科学还原论尝试。最为野心勃勃的来自理论物理学——想要构建所谓的万有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 TOE）。寻找一致的形式化描述（本质上是数学的）来统一四种基本力——电磁力、弱相互作用力、强相互作用力和引力[13]。有人声称弦论（string theory）能实现这个目标。不幸的是，目前这个理论还没有一个可证实的形式，并且即便如此，它也肯定不会像薛定谔所说的，会包括对感知觉的解释。
另一种极端的科学还原论由威尔逊提出，是基于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14]。他认为一旦我们了解了大脑形成和运作的后天规则，我们就能应用这些规则来理解人类行为，包括标准行为。威尔逊声称甚至伦理学和美学也能这样还原分析，他称之为协调（consilience）。“协调”一词是威尔逊从休厄尔（William Whewell）那里学来的，休厄尔在他的小册子《归纳科学的哲学》（The Philosophyof Inductive Sciences，1840）中曾经使用过。其意指多个学科的事实和理论“合到一起”创造出解释的共同基础。
威尔逊写道：“既然人类行为由物理因果事件组成，为什么社会和人文科学就不能与自然科学协调一致呢……人类史课程和物理学史课程没有根本性的分别，不管是谈论恒星或是组织多样性。”[15]
双方立场的极端说明需要有一种不同类型的协调，现在我将这样做。在此期间，我将展开前面简略叙述的一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