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一切或相信一切：这两种都是很省事的策略。两者我们都用不着思考。
——庞加莱（Henri Poincaré）
认识论是哲学的分支，关注知识的本质、范围和起源。说简单点，就是知识的理论。因此，它在哲学思想的发展中扮演主角。但是大致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关于这个领域有各种观点，甚至严重质疑就哲学本身来研究它是否有用。随便看一看就会发现这个词如何被不断修饰——“女性主义认识论”“美德认识论”“传统认识论”“自然化认识论”（naturalized epistemology），甚至“认识论之死”[1]。
我不想深入这个充满争议的领域。但由于这本书的目标是将人类知识和大脑科学联系到一起，我还是要多解释一下。事实上，从科学的立场来看，知识的理论还远未完善。我将简要介绍一些核心问题，最后转到与基于脑的认识论相关的问题。
传统认识论将知识视为证明为真的信念。许多这方面的哲学争议围绕着术语“知识”、“真”和“信念”进行。就此来说，可以视其为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描述的语言游戏，他质疑这整个领域[2]。传统认识论的中心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基本思想[3]。在现代，则可追溯至笛卡尔的观念，孤立的思想者探寻不容置疑的信念。他的核心观念“我思故我在”正是二元论的起源，这是为大部分现代科学家所否定的形而上学立场[4]。他希望能消除疑惑，建立起知识的坚实基础。产生自笛卡尔思想的基础主义者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认识论关注思维运作本质的起点。他们的立场也关注这门学科的常规方面：我们如何判定或证实真信念？
传统认识论的整个立场围绕着思维的主体和主体必须面对的分离的世界。理性主义者强调先天的思维运作，经验主义者认为知识主要来自与世界交互感知的数据，而康德哲学则通过将先验的和后天的思想结合起来解决问题，毫不奇怪他们之间会产生争议。
还有一些思想家认为这些观点都不能反映人类与他们活动的世界的交互，从而反对这整个领域。在罗蒂（Richard Rorty）和泰勒（Charles Taylor）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种观点，两人的观点可以被归入“认识论之死”一类[5]。这类意见的中心论点是我们不是与世界分离的观察者，通过头脑中的“表示”操作。相反，我们是嵌入世界的主体，通过在世界中的行动获取知识。不仅如此，我们的大脑也是嵌入的，并且这种嵌入对大脑如何获取知识的解释很关键。
我不再详细讨论传统认识论以及其对立思想。这些都是空中楼阁，虽然他们的观点有正确之处。相反，考虑将认识论与科学联系以来，将其自然化，也许会更为有效。
我已提到，一个重要的思想是蒯因提出的自然化认识论。他首先提出认识论关注的是科学的基础。意识到基础主义者的缺陷之后，他提议我们要考虑产生关于世界的信念的心理过程。蒯因认为物理学应当既包括物理也包括人类主体的感知器官。他认为这能让我们保持物理学的“外延纯净（extensional purity）”。主体接收“受控输入——各种特定的辐射模式……然后输出对三维外部世界及其历史的描述。源源不断地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关系……以了解证据如何联系到理论”[6]。
这个提议成功地将认识论问题转化成了因果问题。但是关注范围仅局限于世界、皮肤和各种感知器官，对人类主体本身发生的变化——意识、意向性、记忆，我在前面章节讨论的所有对象——并没有清晰的思路。我在后面将考虑如何修补这个缺口。现在，还要阐释一下皮亚杰（Jean Piaget）的“心理”认识论。
在蒯因的思想之前，皮亚杰就研究了他所谓的“遗传认识论”[7]。他意图用这个术语解释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基于其历史、社会发生学，特别是其所依赖的概念和操作的心理起源”。与蒯因不同，皮亚杰实实在在地主持了一项经验研究课题，主要研究儿童的发展。他提出在智力背后存在身体和精神事件的模式（认知结构），表现为发展的特定阶段。根据皮亚杰的理论，有四个阶段：感知运动（0～2岁）、前运算（3～7岁）、具体运算（8～11岁）和形式运算（12～15岁）。在感知运动阶段，人们看到运动形式的智能；在前运算阶段，人们看到直觉的出现；在具体运算阶段，出现了逻辑，但只是通过具体的参照物；而在形式运算阶段，人们看到抽象的涌现。
皮亚杰强调了几种适应过程：同化（用已有认知结构来解释事情）以及顺化（改变认知结构以适应环境）。通过一系列天才的试验和超过半个世纪对儿童的观察，皮亚杰力图说明知识是如何构建起来的。他认为传统认识论的立场太过静态，忽略了知识的发展。他也批评了传统主义者对正确性和证明这些依赖于孤立观察者的观念的强调。相反，他认为通过了解科学的发展，我们能发现约束科学以及从中产生的知识的价值和规范。
皮亚杰无疑是伟大的先行者。然而，他的想法有一些局限。首先是他严格的阶段序列的观念。儿童心理学家广泛证实了皮亚杰的许多观察，但是质疑他太过严格和猜测性的框架。而且，术语“遗传认识论”也容易引起混淆；他的研究称为个体发生认识论更合适。
除了名称，皮亚杰的生物学支撑也有严重缺陷[8]。在他漫长研究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像弗洛伊德一样）倾向于海克尔（Ernst Heinrich Haeckel）错误的生物遗传律：个体发生重演物种进化。他还排斥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相信重演有关。此外，皮亚杰坚持个人发展过程中心理的发生序列与科学思想的涌现历史的关联。等于牵强地认为个人的发展阶段重演了西方科学的发展历史。尽管有这些奇怪的看法和过度泛化的倾向，皮亚杰的尝试对我们的思维发展观念还是有很深远的影响。
在最近将自然化认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尝试中，我们可以留意一下迈克尔·毕晓普（Michael A.Bishop）和特劳特（J.D.Trout）的工作[9]。他们对所谓的认识论标准分析（我们在前面称为传统认识论）进行了最深刻（而且最严厉）的批评。就此，他们提出了一个提高思维效能的计划。在指出思维过程许多环节的缺陷之后，他们提出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思维引导方案，与传统认识论等提出的方案比起来，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维。他们提出了一种认识理论，即策略可靠主义（strategic reliabilism），用来识别出成功的思维策略。其包括评估稳健可靠性的规则，计算给定策略的成本和效益，以及判断问题的意义——为这个问题分配资源的客观理由的权重。
这个方案在检验思维的实践功效时，用实用主义的规则替代了传统认识论的判定概念。另外，它的原则是：只要基于心理的思维策略产生出好的产出，就应当被采用。注意这个前提是对基于现实世界的表现的科学评估。这里提出的原则不应与错误的想当然混为一谈。我避免谈论道德和美学，因为在这些领域，非常缺乏基于科学的准则和数据。策略可靠主义的原则只有在适当的思维产生出可评估的产出时才应采用。
我在这里提到的基于心理学的研究，是对基于经验的和自然化的认识论的热身。它描绘了动人的前景，但是没有考虑我们关注的神经对行为的约束。应当指出两条途径互为补充：我们愿意将认识论建立在科学评价表现的基础上，但是我们也想知道在表现背后的神经根源。
现在是时候简要提一提另外两个基于科学的方向了。第一个方向，坎贝尔（Donald Campbell）命名为进化认识论，它有两个主要分支[10]。一个是达尔文选择如何约束特定物种的知识获取方式。进化认识论还有一个更可疑的分支关注选择主义对知识本身的扩大应用。经常被提到的一个较早的例子是波普尔（Karl Popper）的观念，科学思想的产生主要基于在一系列被检验反驳的猜想中进行选择。另一个例子是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的，思想“迷米（meme）”像基因一样被复制、遗传或选择[11]。
在这个领域中最近出现的一个观念是进化心理学。进化心理学是威尔逊（E.O.Wilson）的社会生物学在行为模式方面更为谨慎的应用[12]。威尔逊最初的社会生物学提出用基因解释利他等行为，这被严厉批判过[13]。不过，进化心理学仍然坚持用作为选择的基本单位的基因（道金斯称之为“自私的基因”）来解释行为，尤其是社会行为。
不管是进化认识论还是进化心理学，都是用某种泛选择主义来解释知识和行为。在某些情形下，这些研究提出的观点有些价值。但都是试图将行为和知识还原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范式。这有产生难以验证的假设的危险：逻辑和命题分析不仅仅是进化的产物，肯定也不是个体或群体事到临头的选择。此外，基因通常也不是进化的选择单位——个体才是。如果说皮亚杰反对达尔文进化过了头，这两个领域的学者在解释复杂实体时也过度地应用了选择主义。不过，在大脑功能层面，选择主义仍然是有价值的方法，提供了构建基于脑的认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