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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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两地书》有说：“沪案之后，周刊上常有极锋利肃杀的诗，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情随事迁，即味如嚼蜡。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
感情正烈的时候正是“入乎其内”的时候，这种时候只想宣泄，一旦开始宣泄又往往口不择言、滔滔不绝。倘若沉静一段时间，给自己一点思量与反观的余地，这便是“出乎其外”，这时候写出来的诗会如同花粉经过发酵之后变成的蜜糖。
这是东西方美学共通的道理，创作家对此有朦胧的感受，理论家对此有深入的剖析。但细思之下，会发觉它只道出了一半的真理，或者说仅适用于解释某一类的文学创作而已，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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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诗，最是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他对他的国家有太深沉的爱，入得或许比任何人都深，而他几乎从不把深切的感触与激烈的情绪立即付诸笔端，不，他需要沉静一些时间，需要抽身出来，以旁观者的姿态来看待那一件件的亲身经历，然后有反观，有构思，甚至还有对遣词造句的精心打磨。
但李白不同，他是个“斗酒诗百篇”的人，常会在兴致高涨的时候信笔写来，将一切需要宣泄的情绪，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立即宣泄净尽。所以李白多写格律松散的古体诗，杜甫多写格律谨严的近体诗。只是因为李白有绝顶的天才，有远远超乎常人的文学修养，所以出口即可成章。
王国维是持有天才论的人，理应对李白类型的诗人抱以最高程度的欣赏，却疏忽了这一类诗人很少有“出乎其外”的时候。他们似乎永远活在懵懂的状态里，情绪的宣泄总如孩子一般来得迅疾。但偏偏王国维所举的“美成能入而不出”的例子令人匪夷所思，周邦彦如何会是只能入乎其内却不能出乎其外的词人呢？王国维或是认为周邦彦拘泥到生活里去了，缺乏一份超然的态度吧？至于“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自是王国维一贯贬损宋末词家的态度。若说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那些人对生活既没有真切的感受，又缺乏沉静之下的反观，实在是苛责了些。一部《乐府补题》的发现曾在清初词坛激起过多么大的人心震荡，这怎会是“于此二事皆未梦见”的词家可以做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