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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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论述文体兴替的规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四言诗衰微之后兴起楚辞，楚辞衰微之后兴起五言古诗，其后代兴有七言古诗、律体诗、词。一种文体流行得太久了，参与创作的人太多了，也就越来越程式化，即便是天才作家也很难再出新意，所以人们会自然转向另一种文体，以从旧文体的窠臼中解脱出来。所以文学并不会后不如前，但就任何一个特定的文体而论，确实永远都会后不如前。
任何事物都要经历成、住、坏、灭的过程，文体亦不例外。所谓月盈则缺、水满则溢，发展到顶点的时候恰恰也正是衰落的开始。顾炎武早在《日知录》里讲过这个道理：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
顾炎武这段话是针对明代“前七子”和“后七子”的复古风尚来讲的，核心意思就是说：文体势必会随时代而变，所以写诗之道，因袭和创新不可偏废。一味因袭古人就会失去自我，一味创新写出来的就不再是诗。顾炎武的这个意思，前一半说中了明朝诗人，后一半说中了现代诗人。
康熙四十三年（1704），纳兰性德的挚友顾贞观曾在写给陈聂恒的一封信里讲过类似的观点：我虽然受知于龚鼎孳（号芝麓），却于填词之道最服膺曹溶（号倦圃）。纳兰性德曾经问过我这两位先生对词学的见解如何，我便转述曹溶的话说：“词境易穷，学步古人最怕了无新意，勇于创新又怕有伤大雅。”您如果能够避免这两种缺憾，就不怕超不过欧阳修、秦观、辛弃疾、陆游这些古代名家。纳兰性德听过我这番话之后，词就写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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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是接着顾炎武和顾贞观的意思来讲的，尽管他未必看到过顾贞观的这封书信。王国维在本章所说的观点虽然局限于传统诗体，其实可以扩大到一切的艺术体裁。譬如一部西洋美术史看下来，各种美术流派的嬗变莫不遵循着这条规律。时代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古典式的绘画、古典式的音乐还是古典式的诗歌，一律走向了穷途末路。然而取代它们的新的体裁，虽然已经有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今天却依然看不分明。
现代艺术变成了一种毫无标准可言的艺术。以诗歌为例，只要分行断句的就可以称之为诗，甚至不分行、不断句的也可以称之为诗。没有格律，不再有字数的限制，就连有没有韵脚都无所谓，人们于是越来越难判断印刷品上胡乱排列的几行字究竟是不是好诗，甚或究竟是不是诗。
诗歌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已经彻底消亡了，但原因并不在于文体嬗变的规律，而是因为今天的社会结构已经和古代有了天翻地覆的差异：古代的精英社会变成了今天的平民社会，精英文化消亡，平民文化兴起，这才是古今本质的差异，并且是一个世界范围里的变化。今天的文化风尚已经不再是由知识精英决定了，而是由千千万万的普罗大众来决定。文化变成了商品，销量决定了它的一切，而销量最大的文化商品必定是最大多数人最低级的审美趣味，而在古代的精英社会这里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有必要摘引日本艺术评论家冈仓天心的一段文字：
在此不禁想起小堀远州的故事。远州以前被弟子们恭维，说他在收藏方面显示出了非常高雅的品味。“不论哪一件藏品都会让所有的人赞叹不已，可见老师的品味超过了利休。因为利休收藏的东西，真正能够欣赏的，千人中仅有一人。”远州喟然答道：“这只能证明我是多么的平庸。伟大的利休，敢于收藏哪怕只有他自己认为有趣的东西，而我却在不知不觉中迎合了多数人的爱好。利休才是千里挑一的茶师啊。”（《茶之书》）
冈仓天心所讲的已是太久远之前的局面，近一百年来我们的世界已经向着平民化的方向走得更远了。诗歌面临的转变并不是词之后还要有什么新的文体代兴，而是诗歌作为一种文学门类已经彻底成为博物馆里的古董了，这是王国维当时尚无法逆睹的事情。电影、电视、报刊、网络，一切快餐文化成为美丽新世界里的主流，即便是小说都遭遇了纯文学彻底失守的败局。从这个角度来看，词，可谓全部诗歌体系里的最后一件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