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树树皆秋色，山山尽[唯]落晖”“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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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诗经》《楚辞》、唐初五言古体诗与秦观词并举，不仅大大恭维了秦观，亦大大推尊了词体。这样的比较手法，如同说一首现代流行歌曲与巴赫、贝多芬、瓦格纳的作品“气象皆相似”，而原本流行歌曲是不堪与后者做比较的。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出自《诗经·郑风·风雨》：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50。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51。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三个诗节反复只在说同一个意思：风雨大作，天色晦暗，雄鸡报晓的声音响起，终于见到君子，真让人心情愉快。当代《诗经》注本往往将这首诗解释为妻子与丈夫久别重逢之作，甚至将这一对小夫妻的身份限定为平民。现当代学者将《诗经·国风》向民歌方向解读，往往矫枉过正。《诗经》时代，“君子”是指封君之子，或多或少都有贵族血统。
《毛诗序》说《风雨》一诗的主旨是“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并非纯属臆测。若从文本出发做最保守的解读，这首诗无非是摹写与某位君子在清晨相逢时的喜悦，而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背景中，“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分明令读者感到有一种乱世之中对气节之士的渴慕。
《南史·袁粲传》，刘宋前废帝刘子业荒悖残暴，喜欢看男女裸奔，甚至强迫名臣袁粲也加入到裸奔的行列里去。袁粲一向注意仪容举止，虽然被扒掉了衣服，却只如闲庭信步，从容不迫，还回头吟诵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诗句。
古人每每以《风雨》一诗砥砺气节，任世界如何“风雨如晦”，雄鸡依然于不懈中呼唤日出，这不正是“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的绝佳象征吗？如袁粲这样的人，历史上并不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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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语出屈原《涉江》，是《九章》当中的一篇：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52，吾与重华53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
乘鄂渚而反顾兮，欸54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55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56。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入溆浦余儃佪57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猨狖58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59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60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61固将重昏而终身。
乱曰：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62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侘傺63，忽乎吾将行兮。
《涉江》一般被认为是楚顷襄王时屈原因忠被斥，远放江南，抒发忧愤而作。诗意不妨简译如下：我从小便爱好这身奇装异服，暮年时依然兴致不减。身上佩戴长剑，头上戴着高冠。身上以明珠装饰，美玉佩在腰间。浑浊的世道里无人识我，我高飞驰骋不再留恋人间。驾龙远游，与舜帝逡巡在天上的花园里，登上昆仑山品尝那美玉一般的花朵，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辉。可叹那南方的夷人不懂我的心啊，我只有渡过湘江，来到江南。我在鄂渚回望，慨叹那秋冬时节的狂风凄厉，让马儿在山边歇息，让车驾停在林畔。乘船溯沅江而上，众人举桨荡开水波，怎奈船儿在激流旋涡中徘徊不前。清早从枉陼出发，晚间留宿在辰阳。只要我心中坦荡，这偏远的地方又怎能使我伤感？我在溆浦中迷茫，那幽深的丛林只有猿猴栖息。高峻的山峦遮住了阳光，山下阴雨绵绵，晦暗无光。雪花纷纷扬扬，弥漫于无垠的天空，浓重的云层低低地压住了屋檐。可叹我这一生凄苦，只有在山中独守寂寞。我无法改变节操去随波逐流，所以只能在穷愁潦倒中终老。接舆与桑扈佯狂避世，忠臣贤良未必得到信用。前代伍子胥与比干因忠受祸，我又何必怨恨如今的君主？不要犹豫，循着正道而行吧，我原本就准备在这晦暗中度过一生。我在这首诗的终章这样唱道：鸾凤一天天远去，燕雀却在庙堂上安居。芳草枯萎，腥臊恶臭者却受人喜爱。世界已阴阳颠倒，而我正生不逢时。怀抱忠信的人却只能失意彷徨，且让我离开这里，去往远方。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景物总是主观的，这样的景物不是屈原自然之眼所见，而是心中之眼所见。天地苍茫，却只给人无穷的压迫感，欲寻一线光明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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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语出王绩《野望》。
王绩可以说是唐代诗歌史上的第一个诗人。他出身于隋朝一个并不显赫的官宦之家，早年间满怀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在西游长安时得到皇室元老杨素青眼相加，一举成名，随后举孝廉高第，授职秘书正字，从此正式踏入隋朝官场。
就在王绩精心打点前程的时候，仿佛不经意间，大隋王朝便陷入了天下板荡、群雄蜂起的时局。和平的人生总是相似的，动荡的人生各有各的理由：有迫于生计的作乱，有以暴力寻求正义的反叛，有机会主义者的政治投机，有浑水摸鱼的跟风起哄。这样的隋朝末世，是天真者的墓园，是野心家的乐园，而刚刚步入仕途的王绩，不幸属于前者。
不愿在名利场上穷形尽相地争抢，王绩称病，申请调离中央政府的重要岗位。但是，当他如愿以偿地调任到远在南方的扬州，却偏偏赶上隋炀帝下扬州的盛事，那个原本静谧甜美的扬州迅即成为天下目光的焦点，成为群雄逐鹿的战场，成为庞大乱象旋涡的中心地带。
王绩在扬州益发不能自安，每日里只管饮酒，不问公务，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来打消上级主管不合时宜的期待与同僚们几乎完全出于职场本能的妒忌。而此时的天下一日乱似一日，每寸都是污浊，让一切洁身自好的人找不到立锥之地。
审时度势之下，王绩再一次称病，也不管上级主管如何批示，急慌慌趁着夜幕乘上一叶轻舟飘然远去。就是在这一叶轻舟之上，王绩为世人留下了一句著名的叹息：“网罗在天，吾将安之？”长安待不下去，躲到扬州；扬州待不下去，还能躲到哪里？正如一只目光犀利的大雁，看到整个世界忽然间遍布罗网，从此再没有任何乐土可以栖息，再没有任何明哲可以保身。在这样一句满载着负能量的真理里边，蕴藏着怎样一种刻骨的绝望感。
回返故土，避世全身，这也许是所有道路中唯一行得通的一途。想想中原故乡，兄长王通多年来在那里教授生徒，名声一天大似一天，俨然化身为当代孔子，天下各大势力里都有他的门生。这样的人脉背景，倘若真到了什么万不得已的时候，总还可以借用一点吧？
于是，王绩以乱世避祸者的姿态回到了绛州龙门，只愿离天机更近，离人世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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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隋唐易代。史书只是翻过了一页，真实的生活却远不是这样容易挨过的。
大唐初建，一大当务之急便是妥善安置隋朝旧官，无论这些人当初究竟是清官还是污吏，无论是良臣还是庸才，来不及细加甄别了，为了所谓大局，为了新朝的稳定，要赶紧给这些人安排官做，千万不要因为一忽怠慢而使他们敏感的心里生出怨怼与狐疑，合起伙来做点什么动摇新政权的事。
作为前朝旧臣，王绩自然也在被征之列，轻易得了个门下省待诏的职位。新朝如此优容，前朝罪臣哪还敢不识抬举？然而个中况味，当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在面对至亲骨肉的时候才可以吐露一二。那一次是弟弟王静问起：“待诏的工作可还顺心吗？”王绩答道：“这个职位薪水微薄，境况萧瑟，只有按时供给的三升好酒勉强使人留恋罢了。”
从这一番问答里，我们分明看到了竹林七贤的影子，但王绩毕竟不是阮籍，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名头和背景可以使自己尽情放诞。幸而哥哥王通历年来积累下的人脉终于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一点作用：江国公陈叔达曾经跟随王通读书，如今贵显于新朝，在听闻王绩的这一点点抱怨之后，他以胜利者的豁达姿态动用特权，特批给王绩每日一斗好酒，王绩因此有了“斗酒学士”的雅号。
无论陈叔达对王绩的帮助还是王绩对陈叔达的攀附，仅限于这一日斗酒。对于习惯官场逻辑的人士而言，这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位陈叔达，毕生碌碌，虽然官至宰辅，却是初唐宰相里最乏善可陈的人物，名声不播于后世，只因为这一次特批，在文学史上留名千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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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年号从武德步入贞观，皇帝由李渊换作了李世民。若有足够预见力的话，当时的大唐子民应当知晓这位太宗皇帝即将开创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贞观盛世，以雄才伟略成为一代英主。
然而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先知先觉，在当时的唐人看来，这位年轻新君刚刚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弑兄逼父，屠杀了兄弟全家。尤为令人齿冷的是，他在灭掉亲兄弟李元吉全家后，将后者的全部家资赐给了政变第一功臣尉迟敬德之后，竟然还将元吉的爱妃收入自己的后宫。
修齐治平，这是儒家最核心的政治纲领，这意味着帝王的首要之务在于修身，身修则家齐，家齐则国治，国治则天下平，而一位修身不谨、治家不严的帝王，一位连父子兄弟之情都可以轻易践踏的帝王，又怎可以作为天下人的道德表率呢？又怎可能真心关爱全天下的每一个平凡百姓呢？
以这样的视角来看时局，玄武门之变分明是乱政的先兆。遥想李氏门阀当初起兵反隋的时候，战争檄文里历数隋炀帝在私生活上的滔天大罪，而李世民此时的所作所为，究竟比当初的隋炀帝好上几分呢？
当然，那些胸怀“大局意识”的人不会这样多想，处心积虑的投机客们也不会这样多想，只有一些在儒家义理里浸淫得执拗而天真的人——像王绩这般执拗而天真的人——才会这样多想。而官僚体系中一名理应为王朝尽职尽责的臣子，一旦这样多想，或多或少地总会耻于在这样一位帝王手里赚取俸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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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绩于是开始了一生之中的第三次称病辞官，重返故乡，以古井不波之心做回了沉潜的隐士。作为儒学世家的子弟，作为名儒王通的弟弟，王绩终于抛弃了一切的儒家经典。是的，这些经典的道理虽然不错，但一旦参照现实，便只会令人心烦。真正的诗人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虚伪，而现实，尤其是政治，从来都是场场无休的奇幻魔术秀。
王绩的床头从此只有《周易》《老子》《庄子》这三部书，即魏晋名士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三玄”。儒家经典不再看了，省得给心里添堵。王绩终于懂得了魏晋风骨之所由来，而假若生活可以选择，他一定宁愿对此懵然无知吧？王家毕竟是当地大族，虽然改朝换代，多少还剩得一点家底。所以，王绩不乏隐居的资本，他的隐居生活至少比陶渊明舒适许多：一切耕种、酿造、畜养之务都有若干仆人在做，他自己乐得逍遥，在饮酒赋诗之中优游卒岁。他不再是隋朝的神仙童子，也不再是大唐的斗酒学士，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全新的字号“东皋子”，表明自己只是一名与世无争的小地主罢了。“东皋子”也可以翻译成“东坡居士”，苏轼自号“东坡居士”的时候，处境正与此时的王绩类似，表达的态度也很类似。
小地主的唯一理想就是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或者说保住自己最后的一片精神家园，与广袤喧嚣的现实世界井水不犯河水。王绩固执地坚守着这一点底线，哪怕是当地最高长官亲自来访，他也避而不见，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姿态对贞观盛世表达自己一点微不足道的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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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绩的诗，《野望》是最传世的一首，也是被误读最深的一首：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若不晓得时代之背景与人物之生平，便很容易将这首诗理解为一首单纯的田园牧歌。
诗句确实有田园牧歌的腔调：东边高坡上已有薄薄的暮色，天很快就要黑下来了，而我徘徊着将要归向哪里呢？层林间只有秋意，群山上唯余落晖。牧人驱赶着牛犊，打猎的人将猎来的飞禽挂在马鞍上，纷纷走上归家的路。而我茫然四顾，竟看不到一个相识的人，只有唱起《采薇》之歌，遥想古代的高士。
其实，这首诗的主题不是田园，而是孤独。
天色黯淡了，正是归家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归宿，唯独自己寻不到任何一条属于自己的归路。相顾无相识，难道真的在东皋之上没有熟识的面孔吗？不，这里分明就是王绩的故土，到处都是世代熟识的家乡故老。只是所有这些人，所有东皋附近的人，所有绛州龙门的人，所有大唐帝国的人，没有一个可以与自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如果一定要找这样的人，便只能从历史上找。那是武王伐纣的时候，伯夷、叔齐叩马而谏，说纣王纵然无道，武王也不应该以下犯上。后来殷周易代，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居在首阳山上采薇充饥。传说他们作有《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在伯夷、叔齐看来，武王伐纣不过是以暴易暴，实在不足为训，但世界从来不听道德家的规劝，那些严苛的道德操守终归抵挡不住历史的车轮，更抵挡不住野心家的战斗热情。上古神农氏的太平盛世再也找不到了，而只有那样的道德世界，才是如自己一般的恪守道德之人的安居之地。
伯夷、叔齐寻不到归宿，王绩也如他们一样寻不到归宿。有道德洁癖的人终归不能以虚伪的态度应对世界，然而在尔虞我诈、云谲波诡的现实世界里，真诚的人从来都无法获得心安理得的幸福。
但这还不是《野望》之孤独感的全部含义。倘若王绩知道千百年后，贞观之治赢得了非凡的荣誉，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同，没人在意领袖的私德，只在意他是否开创了一番丰功伟业，在意他是否给我们带来了足够的福利；倘若王绩知道自己的道德操守就这样被历史的车轮轻易碾碎，自己诗句里如斯的孤独苦闷被后人当作田园牧歌的小小情调来轻松吟哦……倘若他知道这一切，他一定更是孤独得不成样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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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这三句诗所表达的，皆是乱世君子感时伤世、自守幽独的情绪。而这些诗句里所显出的君子节操，在王国维看来，在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的词句里分明也有同样的呈现。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有评语说：“‘可堪’两句，景中见情，精深高妙。所处者‘孤馆’，所感者‘春寒’，所闻者‘鹃声’，所见者‘斜阳’，有一于此，已令人生愁，况并集一时乎。”可见即便仅从写作技法上讲，“可堪”一语与“风雨如晦”三者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凄怆悲苦的绝境里，人只会感到天地万物逼仄已极，一切景物除了献愁供恨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意义。而既然四者“气象皆相似”，那么词作为一种文体，无论其表现力抑或地位，又何以必在《诗经》《楚辞》与唐诗之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