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洛佩斯
他是东北大学附属上城中心的主任。
“我取得成功是因为我积极地对抗那些说‘不行，你永远成功不了’的人。”
我最初认识他时他才十二岁，那时他是个在学校和家里净惹麻烦的小男孩，芝加哥西部拉丁区众多孩子中的一个。
他是家里十个孩子中的老四。
我上公立学校的第一年，被编入了智力低下儿童班。当时我说不好英语。那个班里有黑人小孩，也有穷人家的白人小孩，都被归类为智力低下。我记得其他孩子说：“他们是疯子小孩。”我觉察到那些同龄的七八岁孩子都指指点点地取笑我。刚开始上学时，很多事情我都搞不懂。不过，我本应该把自己当成正常的七八岁的孩子。
我父母都没文化，不知道要到学校开家长会，也不知道怎么坐下来和教师交谈。我父亲上到八年级，我母亲完全不会读写。他们俩都在工厂干活。他们不知道怎么谈论孩子的问题。
我家在很多方面非常严格。只有男的才有自由，女的就留在家里做饭、打扫卫生。我们男孩可以无所事事，我的姐妹们却只有一条路可走，早早就都结婚了。只剩下一个小妹妹没出嫁，她十五岁了。其他姐妹都是十五岁就嫁人了。真是悲剧。她们没有机会去体验自己的人生。
我父母经常不在家。他们有活儿干的时候就要倒夜班。所以我们被留在家里，想干什么都行。
我二十七岁了，经历了些事情，去过不少地方……每当我坐下来给他们讲我的经历，看着他们二十一二岁的年纪就有了三四个孩子，就感到很难过。我本来是个普普通通的街头小子。九岁时每晚要在街头逛荡到十一点才回家。差不多九岁或十岁时我就接触到毒品了，学会了用鼻子吸那玩意儿。
我认为所有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最好的东西。可在我家，上学并不是头等大事。男孩子上完小学，或许再上一年中学，然后就退学找一份工作来养家。我竭力劝说几个弟弟继续上学，可他们还是退学了。我是我们家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
我每次回家都是一次尴尬之旅。他们拿我当偶像崇拜。我只是觉得好笑。人人都说：“萨姆回来了！他来了！来了！”人们都围坐在桌子旁边。我们的教授来了。（笑）让我觉得恼火的是，就因为我是大学毕业生，他们就以为你知晓一切。
我总是个反叛者，一直是所谓的害群之马。我是爱冒险的那种人。我不害怕尝试毒品、外出晚归这些事。我大哥是一个拉丁区的帮派成员。他会往家里带镇静剂和毒品。他不敢尝试这些东西。我却说：“不想要就给我吧。”（笑）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讨厌学校了。小时候我有一头卷发。别的孩子说：“看看那个绵羊头！”这倒是引起注意的一个办法，但会引起一场吵闹。我总是扰乱课堂的那个家伙，因为那些聪明学生本来就容易引人注目。
有一次我迟到了，一个老师把我推下了楼梯。我永远都会记着她。一个大块头女人，穿着短袜和高跟靴子。她站在楼梯的最高处说：“洛佩兹，你迟到了。”别人都叫约翰、吉姆、乔这类名字，只有我叫洛佩兹【234】。（笑）她开始使劲戳我的胸口，把我推了下去。我只记得自己气疯了，跑上楼梯出拳打她，然后跑走了。一眨眼的工夫，旷课督察官就来了。我在小学受过二十二次停课察看处理。
有一天晚上大约十点半，一个警察把我送回了家。我父母说：“这孩子跟我们没关系了。”我大脑一片空白。该死，他们这是什么意思？警察把我带去了安迪之家【235】。我第一次去那种地方。
“有个人从背后揪住我的衬衫，说：‘坐下，把鞋脱了。’他们弄了一整套必经流程。他们要搜我的身。这是座青少年监狱，似乎接收的是十二岁到十六岁的孩子。我坐在那儿，他给了我的后脑勺一掌。‘拎着你的鞋头，往地上甩。’要是你藏着什么东西，这样就会掉出来了，对吧？
“我只记得那是个寒冷肮脏的地方。做什么事都要分个一二三，如果你不守规矩，就要被关到‘黑石’那里去。那是监狱里隔离人的地方，一个小土牢。
“你整天坐在那个小房间里，听广播，看电视，《约会游戏》很受欢迎，因为它跟女人有关。没有教学计划，也没有咨询帮助。要是你上法庭前要在那儿等两个星期，你就待着，什么也不干，只剩下堕落的份儿。所有人都挤在一间屋子里，一个个脾气都暴躁极了。除掉吃饭的时间，我们从早上六点一直坐到将近晚上十点。如果你要在那儿待一个月，就会被带到楼上，分配你上课和干活。
“我在那儿的第一晚就被一个小子性骚扰了。忽然间，那人爬上我的床。他用手捂住我的嘴，我吓坏了。我们刚扭打起来，警卫就进来了。那小子对我说：‘你敢说出来试试。’警卫问：‘怎么了？’没人说话。正值冬天。他打开窗户，我们挨了一整夜的冻。
“睡觉前，他们要你手脚伸开趴在床上，检查你的屁股。他们还让你用手指去拢头发。他们是要搜查香烟和小刀。
“那里的孩子个别有严重问题，有的只是从家里跑出来了，这些人混在一起。我也在其中，进进出出，第一次待了一个星期。”
我们上了法庭，然后我父母把我接回家。我当然不想回家。我也讨厌学校。他们一把我放出来，我就又回去和小混混们在街角厮混。我后来成了那片旧社区的头头之一。在我们眼中，谁问题最严重、莽撞胆大，谁就最厉害。
有时候我不回家，就和朋友们待在一起。我记得我睡过一栋破烂楼房。那时已经过了某个钟点，我父亲威胁过我，要是我回家晚了，他就要把我的胳膊掰断。如果我回家晚了，我就干脆两三天不回家。我只有知道他不在家时才会回家。我的兄弟姐妹悄悄把我领进屋，拿吃的给我。那是个艰难的年代。我父亲失业了。我记得家里的孩子们曾经为了抢最后一片面包打架。如果还有一点肉或是什么，是要归我父亲的。他仍旧是一家之主。我记得我们这些小孩为争他剩下的一口吃的大打出手。这常常让我很气恼。我只记得，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后来，一些人走进了我的生活。我们搬了家，那里住的大多是意大利人，墨西哥人不多。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和那些家伙混熟了。他们怎样，我就怎样。很快我的名字就在那一带广为人知了。我是老大。要是那一带出了什么事，我就是要负责的那个人。雪莉·加扎图就是这么听说我的。
她那时大约二十八岁，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我之前从没接触过会画画的艺术家。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她给我介绍油画、雕塑和写作。带我去一些艺术机构。通过她和圣·提摩太俱乐部，我们很多人都被介绍去看“白雪溜冰团”的演出。我以前从没去过，那是不怎么时髦的家长带孩子看演出的地方。（笑）
那段时间，我结识了罗兹。我们本属于两个对立的帮派。那边想要接管我们的街区。她那时大约十五岁。我十三岁。该死的，这姑娘是谁？就是她管着那些人。（笑）慢慢地，雪莉和她丈夫冈萨雷斯把我们都团结起来了。哦，他们那儿似乎是个真正温馨的家。人们彼此关心。他们回到家，坐下来聊天。墙上挂着画。
雪莉和冈萨雷斯决定送我去上学。我放学就回到他们家，把白天发生的事一股脑儿讲出来。我在自己家从来不能这样。我开始喜欢这种生活了。有人坐着那儿帮助我。我想：哦，干吗不待在这儿？我父母很不高兴。他们去找雪莉和冈萨雷斯吵架。我最终离家出走了。有一两个星期都待在外面，在老楼里找地方住，在朋友家借宿。警察到处找我。事情上了法庭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我父母不想让雪莉和冈萨雷斯收留我，对吧？他们找了律师来把我送到别处去。第一次判决，法庭同意雪莉和冈萨雷斯做我的养父母。我继续上学，也渐渐不再混街头了。但我父母决意把我从他们家弄出来。
我们大约上了八次法庭。每一次开庭我都情绪激动。我常常失眠，早上醒来时忐忑不安，就像要死了似的。你得去站到那些人面前，他们一点也不了解你是谁。一切都是冷冰冰的。没有人问我：“萨姆，你感觉怎样？”法官高高在上地坐在那里。缓刑监督官站在四周。一个州里派来的人被指定作为我的代表。就是这些人要决定是否把我送走。他们只是自言自语。我气急了，说：“等一下。你们怎么不问问我？我究竟是谁？我就站在你们面前，你们却不问我的意见。我觉得自己像个橡皮球，让你们拍来拍去。”我在庭上闹了闹。他们决定把我送到南达科他州。我进了那个州的看守所。那年我十四岁。
“我这辈子第一次坐那么大的飞机。我晕得像条狗一样。在飞机上，我遇到了那个黑人小孩凯利，我只记得他的姓。我们变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差不多和我一样大。一眨眼的工夫，飞机降落在一个全是牛仔的地方。我记得每个人都问我：你是印第安人吗？我还记得我们的大旅行车行驶在一条漫长的土路上，路的两旁没有树，也没有房子。
“那地方叫作天空牧场，由方济会的人经营。你准以为天主教的慈善机构按照人道主义布道。我觉得那些人倒像是看守，他们就是这号人。要是你表现不好……他们有一个板子，橡木做的，上面有十二个孔。扁平的板子会受到空气阻力，如果上面钉了孔，风就能穿过去，这样打人更疼。你就挨这玩意儿的打。我记得有个孩子，长得很胖，大约十二岁。他挨了这东西一顿暴打，屁股给打开了花。他们还用手里的钥匙打孩子们的头。
“凯利和我向大伙儿明确表示，我们要当这里的头头。那些孩子都比我们大。人人都为当头而战。我们每晚睡觉前都被强迫念玫瑰经。到那儿的第三个晚上，我决心不念了，我不是这种人，不想待在这儿。所以夜里我叫醒凯利，偷偷溜了出去。
“那条土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走过大草原，吓得要死。有辆卡车开过来，我告诉司机我们是兄弟俩。（笑）我们没动脑子，对吧？我们说父母的汽车没油了，我们想去最近的城镇。我们搭上了顺风车，从车子后面跳了上去。车大约开了十分钟，那家伙说：‘我们到了。’那座小镇只有七十五个居民，加油站也是消防站，兼做百货店和邮局。我们来到了一座全是白人的小镇。我们逃出去的消息已经传开了。我们坐在小吃吧里，那个人给了我们一瓶可乐。我猜他给管牧场的人打电话了。他们过来把我们抓了回去。
“他们把我们的头发剪得特别短，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们干了坏事。我们挨了板子的打。我只记得自己下定决心，不在打我的那个人面前流露感情。我不能让他在我的哭声中获得满足！
“我读到雪莉和冈萨雷斯寄来的信时，有些字已经被抹掉了。该死的，我们又不是罪犯。他们说抹掉的那些字对我的心智没有好处。
“我还想起一件事。我们很多孩子都和一只猫玩。有个修士，他很高大，身高接近两米，他看到我们玩得开心，就把猫抓到一个饼干盒里，拿一把点12口径的霰弹枪，当着我们的面把它一枪打死了。为什么要这样？
“只要你不听他们讲话，不干活，就挨揍。所有活儿都是孩子们做。我们是那些修士的仆人，给他们做早餐，洗碗碟，铺床。
“修士们买来汽水和糖果，从来不分给孩子们。凯利和我决定弄点汽水喝。我们知道修士们把汽水藏在哪儿。结果我们喝了24瓶七喜汽水。（笑）我们全喝光了。把那些瓶子灌上水。第二天午饭时，那人叫一个孩子拿七喜给他。他喝了一口就全吐出来了。他跑过去拿出了一整箱，把每一瓶都打开尝了个遍，说：‘好啊，谁干的？’没人说话。凯利和我的人缘很好。孩子们都挺崇拜我们，于是那人说：‘既然没人说话，我要你们排好队，站成单行。’我们沿着螺旋楼梯排了三层楼那么长。每个人都挨了一板。他知道是我们干的，狠揍了我们一顿。
“我什么也没学到，只感到特别孤单，希望自己能撑到回家。我们被放回去过圣诞节了。我径直跑到了雪莉家。我父母不知怎么发现我回家了。上法庭那一套又来了。他们说如果我不回天空牧场，麻烦可就大了。
“我厌倦了每晚躲来躲去，于是露了面。法庭依然判定我不能待在雪莉家。由于我不想回父母家，他们又把我送走了。这一回是另外一座天主教慈善学校，在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
“他们让我坐下，对我说，如果他们不能把我扳过来，那我就真无药可救了。他们也有一块带孔的板子。我们发明了很多办法逃避惩罚。要是我们被罚不许看电影，我们就在鞋子上放个指甲钳或者小镜子，背对着屏幕看电影。
“在厨房帮厨是个好差事，因为修士们吃的上好食物都放在那里。我们还得当修士和牧师的仆人。他们有满满一柜子酒，而且经常办派对。我把各种饮料全倒在一个玻璃杯里喝。于是惹了麻烦。
“有个修士要抓我。我到这儿的第一天他就说：‘你小心点儿，我要收拾你，要把你……’我当时是新来的，之前没招惹过他，早餐时我得服侍他。我穿着白制服，戴着领结，胳膊上搭着一条餐巾。我负责照看好几张桌子，他们有个小铃摇来摇去。
“那家伙要喝咖啡。我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加热。我用防烫布垫端着壶，把它放在桌子上，我尽量快地跑走了，知道他肯定要在拿壶的时候挨烫。他果然拿了那壶，只听见‘啊！’的一声惨叫。他喊道：‘洛佩兹！’他把我赶到专门打孩子的那个房间。我摊开手脚趴在那里，双腿叉开，双手握着脚踝。他说：‘洛佩兹，终于让我逮着了！’我能看到他眼睛里的欢快，他要好好打我一顿。他用那板子打了我一十大板。这一次，我还是没有哭。我没有退缩，没有求饶。打完了，我站起来说：‘你满意了？开心了？’我说得很讽刺。他说‘洛佩兹，你趴下’这一次，我上了当。要是我知道他要踢我，我本该有所防备。他拿着板子过来，又把板子丢掉，抬起脚踢向我胯下，我立刻瘫倒在地。我记得我哭了起来。（笑）他们把我弄到楼上，让我躺着。
“他们有几个问这问那的心理咨询师。让我看一堆纸片上的图案，然后问我看见了什么。（笑）我和一个修士关系不错，他是唯一一个真心关心孩子的。他说：‘你们没法从这里逃出去的，除非听话按要求做。’所以最终我决定老实干活儿。他们后来把我放了。那年我十六岁。”
我父母在特雷霍特接我。去芝加哥的路上，我告诉父亲我不回家。你可以打我，把我送走，但我不回家。我在家待了一晚，第二天就走了。我试着回中学上学，但功课跟不上。雪莉把我送到了艺术学校。我上了雕塑课，画了些油画。有一段时间，因为雪莉的缘故，我希望当个艺术家。她拿给我一些书读，比如《破落街头》《希望之乡的男孩》，等等。在这些书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猜她是要我树立自立自尊的念头。
我找到一份当运务员的工作。我很兴奋。可左等右等，其他同事也没有出现。我去问上级。他说：“其他人？你就是运务员的头头。”（笑）我参加志愿服务工作，为厄普顿的孩子们读书，也在戒毒项目中帮忙。
我不喜欢那些中产阶级的社工，他们一进社区就表现出一副恩赐的态度。他们还有一套解决问题的理论。我记得我遇到过会心团体【236】的人，那些人喊着：“摸摸我吧，感受我的存在！”幸亏人们不理那套。
我那时差不多二十岁。我一边上大学，一边在中心工作，帮着设计项目。我在东北大学主修心理学专业。我对课程很感兴趣。我修了人类行为和青少年方面的课程。如果说我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它们帮我了解了自己。我不认为这会帮我找一份工作，但这些课程帮助我理解了自己的存在。
我们在厄普顿招募的学生里有从监狱释放的犯人、吸过毒的人、辍学的人、失业的人。我觉得除非我们先解决导致他们现状的社会顽疾，否则很难解决他们的问题。一个人如果住房有问题，就没法好好上学。健康有问题，也上不了学。如果我们要帮助这个社区的人，就要走出去，解决影响人们生活的种种问题。
不久之前，我下楼时遇到了罗兹，她是过去我们那一带和我敌对的那个帮派的头头。我心想：哦，不——我要不要说你好呢？最后，我喊道：“罗兹！”我们四目相对，不知道要说点什么好。她告诉我她正准备去上居民区办的大学。我说服她到中心去，聊聊上学的事。现在罗兹在我们的社会福利项目工作。一位东北大学的官员打电话过来说：“嗨，罗兹，我有个学生要申请福利，你能帮帮忙吗？”各式各样的人都打电话过来：“我们听说了你做的事。你能帮帮我们吗？”她可真了不起！
我一直在鼓励罗兹。我希望她三年后毕业。我们还聊到读研究生的事。她对人和人的需求有很强的洞察力。我觉得他是MSW【237】学位的有力竞争者。
人们必须受教育。这个社会让穷人和工人阶级学到，他们天生就是一文不值的劳动者：你们要在工厂干活，给我们制造汽车，把我们养得肥肥胖胖的。而我们进行教育时，首先要让他们意识到，有些事情是不合理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愚笨。
我想这就是我父母让我痛心之处。我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随时渴望起身出发。每当我看到有些人过着真正消极的生活，没有醒悟到要去经历不同的事情、尝试改变时，我就非常恼火。
我们不太会谈到过去那段往事。只是有时候我的某个弟弟捣蛋时，会听到我妈说：“我们要用以前对付萨姆那招来治治你。”我的所有兄弟姐妹都是很消极的人。爸妈对此毫无反思。
我不认为我的生活和美国梦有什么关系。我走到今天不是因为什么美国梦。我不认为美国帮了我，如果你所谓的美国是白宫，是体制和构成这个国家的种种要素的话，我取得成功是因为我积极地对抗那些说“不行，你永远成功不了”的人。我的成功是因为我在生命中遇到了一些人，那些帮助过我的普通人。
我感到乐观。我看到自己正在前进。我不知道两三年后自己会身处何方。也许我会在得克萨斯州，谁知道呢？但我知道，我会一直努力改变，不管是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还是一个社区。我喜欢挑战。总有需要我做的事情。
我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惊喜。我挺为自己骄傲的。我心里仍然有很多愤怒。可我正在努力克服。眼下我真是忙疯了。唯一的苦恼就是我还想做得更多。（笑）
罗兹·里斯比
我第一次遇到她是十三年前。她白皙的手臂上纹了一颗黑色的心。“有人对我说‘你这人没有心’，所以我摆了一颗在手上。”
她在芝加哥某个中下层白人社区的同辈中相当知名，因为她曾是一个帮派的头头。十四岁那年，她写过一首诗：
我不是我母亲或上帝的孩子
而是我自己的孩子
我不靠泥土的滋养而活
一个独立的孩子，没有人牵着我的手
一个不属于尘世的孩子，不属于这片土地
如果我只为自己而活
我又算得了什么？
她中学上了三个月就退学了：“我卷入了一场麻烦。”她没被“送”进市里或州里的教养所时，就和母亲、继父、十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
她曾给一个十五岁的朋友写了一封长信，他被“送”去州里的教养所两年，信中写道：“……别再像过去一样了，不然你会变得和我一样，在上帝眼中是一个又大又胖的‘零’。”
如今我在上大学，为厄普顿中心工作。我要和人打交道，工作对象不是普通学生。不仅要处理学习问题，还有整个人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连温饱都做不到，你就不能对他说“我只关心你能得多少分”。这样毫无意义。学生们过来说：“我今天没法去上课了，我没找到替我照看孩子们的临时保姆。”“房东把我们的暖气停了。”“我连坐车的钱都没有。”于是我们就要帮助他们。
这儿有我的位置。我感到有人需要我。感到为人所需是很重要的。十三年来，我不认为上帝和我走的是一条路。（笑）我确实觉得自己在他眼中是一个又大又胖的“零”。我之前从没想过自己能在这世界上找到一个容身之地。可现在……
如今很多人不能感到自己为人所需。他们天天去上班，变成了一个空壳。比如那个填表格的女士。她把表格填得那么顺手，以至于你说什么她完全听不到。你可以坐下来肆无忌惮地跟她说最无耻的话，可她只是继续在那里填表格。
她问我有什么信仰，我说了些混话。可她说：“把那个词拼出来。”她问我的种族，我说是黑人。她就这么写上去，因为她不肯抬眼看看我。她对我视而不见。
看看十三年前我的生活，再看看现在，真是难以想象。我沿着那条街走着，带我儿子去看病，有个人从旁边经过，叫我“罗兹”。我转过身，看看他，说：“萨姆。”我七年没见过萨姆了，真是出人意料。我们聊了几句，他告诉我厄普顿正在运行的项目。感觉这个项目是非常现实的。哦，这是件我能做的事。他说：“来吧，来看看。要是你喜欢的话，这里能有你一个位置。”就这么简单。我对他说，这就是命运。（笑）
我没上完八年级，学校就把我踢了出来。我并不想走。我学到了什么？我会读会写，会做加法。其他还有什么呢？那里毫无挑战。我考试得到那些分数又有什么用？他们只会叫你顺从一致，宣誓效忠国家，信任那面国旗，唱什么“上帝保佑美国”。
我永远忘不了丘克叔叔给我们讲什么是美国时的情景。有个叫尼奇的家伙，说不想参军。天啊，我想当时起居室里就像开始了一场战争。我叔叔朝他大吼大叫，说什么从飞机上掉下来、挨枪子之类的。那个尼奇坐在椅子上说：“我就是不想参军。”他们说他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说：“你怎么了？孩子，你十七岁了，就应该上战场，到时候了。”然后我仿佛看到人们轰然倒地，感到炸弹会随时落下。他们喝了几杯。我们看着那孩子，等着我父亲和叔叔从两面夹击揍他。他只是坐在那儿摇着摇椅，说：“我不想做那些事。”“你必须要做。每个年轻人都要做。你得长大，成为战士。”可之后我发现丘克叔叔服役期间根本没上过战场。战争期间他一直在弹吉他。我父亲倒是得了紫心勋章。（笑）
他们告诉他必须要为国家而战，这样才能抵抗共产主义，否则他就是共产主义者。我们坐在沙发上，等着看他被围攻。看样子，那些人要么把他弄死，要么把他踢出房子。他们喊着：“我看着我朋友在自己身边死了。”他说：“我不想让我的朋友去送死。”他们说：“你怎么了？朋友们不能怕死。你得去参战，你这个共产佬！”他对他们说：“我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他们告诉他：“这个我们懂。查查卡尔·马克思就行，他会告诉你共产主义是什么。”于是他们都跑去查百科全书。他们要找到卡尔·马克思的条目。那孩子只是坐在摇椅上摇啊摇。
他们找到了卡尔·马克思的条目，把那几段话读出来，说：“你明白了吗？”他说没有，继续摇着摇椅。我从他们背后看到他们读的是什么。我看到了卡尔·马克思的照片，哦，天啊，他长得很像丘克叔叔。“安静点，安静点，”尼奇说，“他们会连你一块轰炸的。”我们非得把那家伙弄出房间不可。我真的觉得他们会把他打死的。那个晚上真是诡异。
美国是什么？你说给我听听？它指的是有一个车库两辆汽车，两个半孩子，树木都长得一样高吗？
我想着二十八岁时要重回学校。这样的话，如果今后我不同意某些人的看法，就更有能力跟他们比试一番了。我不是说我受教育是为了获得成功。但我也不能甘愿一无所成啊。
学校把我赶出来了，我成了一个麻烦。如果你不按别人说的做，你就是个麻烦。我们只会把问题儿童塞到这个机构或那个机构，然后就能眼不见心不烦了。我们用不着每天都为他们操心。我们已经消灭了这些问题。
我记得肯尼迪总统遇刺那天，我照常去了精神病院。一个大房间里的差不多一百人看着电视上的总统葬礼全都在哭，却意识不到自己为什么会哭。有些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试图弄明白其余的人为什么哭。我们孤立无援，只拥有彼此。我们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美国——这里有一百个疯子。我觉得外面也有很多疯子走来走去。他们说自己是清醒的，但并非如此。
我见识过有史以来最疯狂的司法制度，就是所谓的少年法庭。法律的规定程序在那里不存在。你没有为自己讲话的权利。他们派一个办案员替你讲话。没有人问你任何问题。他们只是互相交谈。
你的罪名是：屡教不改。我们把问题放到一边，直到这孩子长到二十一岁。如果那个问题儿童十三岁，这中间的八年怎么办？就是当那个问题而已。在公正的名义下，我们持续在疯人院里做着这样的事。我们告诉他们：待在自己的地方。如果有人反抗，我们就骂他一顿。我们给他们贴上标签定罪。
我家衣食无忧，但从来不谈上大学的事。钱是不花在这上面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念完高中。他们从来不谈论国家大事。我和母亲针对越南战争有过一场大争论。她说：“整件事是有解决办法的。”问题小孩？把他送走。问题国家？把它轰炸到大海里了事。
我的工作是做顾问。我是没有头衔的。我也不想要头衔。我们有一对夫妇的案例。他们俩都去上学了。他们有两个孩子。人们说那个父亲应该去干活，而不是上学。他们都靠福利金生活，那个男人没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我们想做的是给这个人足够的钱来生活、养育孩子，同时还能上学。他有自己的梦想，对于家庭也有梦想。你能从人们的脸上看出来。他们一直听别人说自己的梦想一文不值。你看到他们回过头来重新开始，就想帮助他们坚持下去。我们的体制却说：不行，他是个劳力，让他去干活。
他说英语有困难。他是说西班牙语的。首先你得解决这个问题，他并不笨。只是语言问题而已。我们这儿有个了不起的律师，她做了很多工作，抓住那些人的立场，把他们击败了。这对那对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来说意义重大。我们给了他本来就该得的东西。在此之前我们奔走了八个月。我没法描述那种感觉。真是兴奋异常。我们都高兴得飘飘然了。
十三年前，我第一次遇到你时，人们说：“看，那就是罗兹，帮派头头——她可不是省油的灯。”
我从问题儿童的头头变成了解决问题的人，对吧？（笑）一段漫长的路途啊。那时我已经绝望了。我会待在那个地方，嫁给一个人，他打我，而且酗酒。我会生一大堆到处乱跑的小孩，有时候喂得饱他们，有时候喂不饱。本来可能是这样的。假如我有个每天都出去干活，每月只打我一次的丈夫，我就不该抱怨了。
我遇到洛佩兹的那天，刚刚拿到高中毕业同等学历证书，有资格按自己的选择去上大学。我参加了那个考试，因为在那个工厂干下去我是不会开心的。有一天我醒来，已经五十岁了。我会说：“哦，天啊，我已经做了九千块糖了，我一点也不开心。”
最近我母亲对我说，她为我骄傲。我等了二十九年才听到她这么说。我对她的理解比过去深刻多了。我现在不和她闹别扭了。她却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她总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生儿育女。忽然间工作都完成了。什么都没留下。她醒悟过来了，在五十二三岁的年纪说：“谁还需要我？他们都长翅膀飞走了。”她和我父亲非常关心孩子，但不知道该怎样做。她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帮帮她。情况真是来了个大转变。
她内心有许多恐惧。我觉得她害怕的很多东西源自她自己。其中有孩子的问题，她不知道怎么对付他们。其实主要是一个孩子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我。也许她在我身上看到了她自己希望的东西。那是某种力量，但她又害怕这些东西。我母亲不好斗，她是个性格安静、只会干活的女人。她害怕那些反抗的人。我想，人生第一次，她学会了质疑。
我们长大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偏见。黑人都站在一边，拉美人站在另一边。我们的街头帮派，他们的帮派。我们知道自己的地盘应该在哪一片。如今朋友们把这些都学得太好了。有个姑娘是我的小学同学，我看到她结婚、离婚、再婚，生了四个小孩。我告诉她：“你可以摆脱出来。”她说：“我做不了你做的事。我不够好，不够聪明。”人们说，他们不够好，就永远游手好闲。他们的家长、警察、学校、邻居都在窗外喊：“喂，滚开这个街角，你不属于这儿。你们这群废物！”他们这样长大，相信了这些话。我如今遇到一些人，很想摇着他们的肩膀说：“你不是非得相信那些话。”
还记得你十四岁写的那首诗的最后两句吗？
记得。（轻轻地说）“如果我只为自己而活，我又算得了什么？”我认为大家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想必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找到了与我密切相关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