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德丽德·奥姆斯特德
我们在火车站偶然相遇。她住在克利夫兰郊外的农业小镇上，为一家图书批发商工作。她丈夫是个中层经理。他们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在上大学。
“你知道的，可能永远不会成功，但梦想支撑人们活下去。”
我总想变成有钱人，怎样变我倒不关心。家财万贯多好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很多钱。你总想要自己没有的东西。
美国梦是好东西。它激励人们前进。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梦想。要是你没有梦想，是很容易放弃的。人们总抱有伟大的想法，觉得自己就要成功了。其实，你知道的，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成功，但梦想支撑人们活下去。
我丈夫的弟弟就是这样。他总有些荒唐的空想。他不愿意每天辛勤工作。那不是他的作风。他总觉得自己明天就要当百万富翁了。如果他连这个念头都失去了，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他做什么事都觉得挺容易，什么事都容易上手。他现在就是这么生活的。他靠小聪明活着，总要欺诈别人。他开了一家洗车店。没装合适的下水道，也不交水费。他知道自己会闯出一片天地，这一点他毫不怀疑。我可不觉得他能行，他太容易上当了。他很容易被人忽悠。狡猾的人容易被更狡猾的人骗啊。
他从前是个受宠的孩子。什么都有，人见人爱。他能说会道，可以说服任何人，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有些事情不大对头。
什么事情出了问题，总是别人的错。他被坑了吗？是的。他似乎总要结交坏朋友。结果差点入狱。可就算遭遇了这点小失败，他还是觉得自己能把事情搞大。他曾经对我丈夫说：“在生活这盘象棋里，我只差两步就赢了。”他是从一本讲成功学的杂志里学到这句话的。他喜欢订阅这种杂志。他也在电视上看那些广告——怎么在二十天内变成百万富翁之类的。
我担心有一天他会彻底暴怒。我丈夫认为他对“他们”抱有偏执的妄想。他极其右倾，极其反政府，极其、极其反黑人。过去几年里，他的仇恨明显在递增。有时我们聚在一起谈论重大政治议题。从前这总是饶有趣味的，可最近几年，他越走越远，几乎没法跟他交谈了。他好像总想抓起一把枪朝那些人射击。这时我丈夫会说：“我不想再争论这个了。这么谈只会让大家都生气。”
他家就像一个小军火库。（笑）他老想给你看看他的枪。他有一把M-1还是什么，反正是一把大枪。他说：“子弹已经在膛。”我说：“你想拿它干什么？”他说：“他们来的时候，我要有所准备。”我说：“你说的是谁？要是你家孩子长大了，约会之后回到家，会发生什么？你会给孩子来一枪的。”但他还是时刻准备着，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到来。
他试图做个完美家长，但方法非常诡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孩子们也变得非常不自然，非常刻板、就像有程序设定好的一样。很自然地，孩子们也憎恨黑人。这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每个星期天都得去教堂，不去你就有麻烦了。他只知道自己想让孩子们做什么。可结果是，孩子们会起来造反的，如果他们能活到那个时候的话。他老婆是个很好的人。她没日没夜地干活。起初，她想让他走正道。可她后来和丈夫想到一块儿去了，甚至在用枪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我吓坏了。
假如我想弄到好多钱，我会去抢银行——（笑）如果我觉得自己能逃脱的话。一个人不是坏透了，没伤害别人，大家总会为他开脱。你会想：上帝啊，饶了他吧。真见鬼，肯定有人能还回他偷的东西，而另一些人……
堕落是一种生活方式。为了生存，有时你必须把游戏玩下去。有些事你就是会去做。有一次我和丈夫超速行驶，被警察拦下了。警官拿了他的驾驶证。杰克说：“我知道我超速驾驶了，不过我们真的有急事，要迟到了。我是市议员。”警察把证件还给我们，说：“最好小心点。”没有罚单。我说：“你这么做不对。该受惩罚。”杰克说：“我知道，可这是一种生活的游戏。”
（她忽然大笑起来）我在说一种双重性。我说我想抢银行。然后我又说自己憎恨堕落。哦，这是一种双重人格。
我想发大财，可我看到那些很穷的人的时候，这个想法又松动了。我会想：如果我有了很多钱，看到这些人这样，还是没法真正好好享用。我希望看到没有人——听上去像是共产主义国家（笑）——没有人一无所有。那样多好啊，你觉得呢？
P.S. 1979年5月25日，她死于美国航空公司DC-10型客机空难。
斯蒂芬·克鲁兹
美国大企业高管，墨西哥裔。这一年，他三十九岁。
“你越是上层，就不得不失去越多东西。这个梦是关于‘不失败’的。”
“一个家庭是一点一点从墨西哥迁来的。通常是爷爷、奶奶先来，做点小活、打打基础、攒些钱，然后把家里人带出来，每次带一个。那时边境控制不像现在这样严。”
社会制度要求你怎样，你就得拼命努力达到那些要求。我过去是个好学生，我个子虽小，却是个很出色的运动员。我觉得人们都喜欢我。我们的日子过得挺富裕，却偏要住在遍地是废物白人的地方。我家只能找到那样的地方住。我那时还是小孩，完全搞不懂这是为什么。我们什么事都没做错。我们说话没有墨西哥口音，我们也从来不靠救济金生活。爸爸为了良心安宁，宁愿死掉也不领救济金。他在大萧条期间也有工作。直到今天，他都为此感到骄傲。
五个孩子中，我是唯一一个真正进入商界的。我们很快学到，一个人必须寻觅机遇，快速反应。我本来是学文科的，可苏联的人造卫星一上天，天啊，该死，你知道钱在哪里了。我立刻冲到注册处，签字改学工科。1962年我拿到了学位。要是你再有个商科硕士学位，他们就会塞给你大把的钱。于是我就这么做了。果然，这一行的市场没得比。有十四家单位愿意让我去工作，如果我继续找，一百家也是可能的。
我从没把这些工作邀约和我的少数族裔身份联系起来。我知道1964年有一项民权法案出台，可我还是很自信地以为那些企业愿意接收我是因为我的能力出众。回头看看，我比别人得到更多的工作邀约，就是因为那项政府法案。我却还以为是因为我他妈的才华横溢呢。（笑）1962年，我拿的工作邀约比那些资历浅于我的人要少。你更想指责就业市场，而不愿去面对歧视问题。
我去了宝洁公司工作。两年后，他们告诉我，我是他们用过的最好的管理人员，他们打算提升我。好啊，我去了人事部门。又一次，我觉得这是因为我有才华。如今我开始能看透美国梦的套路了。我的办公室是玻璃外墙的，其他人的办公室则是密闭的，你看不到他们。而人人都能看到我。
他们安排我来接待大多数来访者。我一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直到我们那儿来了一个新的工厂经理，一个南方人。我收到了他关于怎样面试黑人的指示。看看他们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就行了，好吗？我所受的培训就是这样开始的。我禁不住疑问：我们为什么不多雇一些少数族裔人员？我意识到自己是管理层唯一的少数族裔。
我猜想，作为一个墨西哥人，我是更容易被接受的，因为我并不是真正的黑人。我是个不错的折中办法。谁看我都觉得挺不错。我雇了一个黑人秘书，这是被明令禁止的。等我休假回来时，她已经走人了。我的上司趁我不在时解雇了她。我追问过原因，但没有人给我一个过得去的解释。
直到那时，我还是没有质疑过美国梦。我相信如果你努力工作，就能取得成功。我一直没想过自己会有所不同。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受到各种歧视，我却从没把这与社会联系起来。我还以为那只是一些个人行为。他们是坏人，我母亲曾经这么说。到了1968年，我开始有所质疑了。
我混得顺风顺水。大学毕业的第一年就赚了两万美元。之后我离开了宝洁公司，因为在那儿我看不到任何前途。他们倒挺愿意把我摆在那儿的，但我自己的想法可不是这样。由于那个工厂经理的态度，我的反应可能有点过激，但我深感一个墨西哥人在那儿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我去了蓝十字会工作。那是1969年。当时“伟大社会”方案正如火如荼地实施着。过去从没意识到自己是少数族裔的人也行动起来了。人们做了很多唤起觉悟的工作。大学里出现了各种黑人教学项目，还有文化认同感等议题的讨论。可是这个国家的重要问题——经济方面呢？企业管理层几乎没有给少数族裔的职位，尤其是黑人。
那套老生常谈又来了。如果你是东方人，你就一定擅长数学。如果你是墨西哥人，你能让周围的气氛轻松愉快，你讨人喜欢，但有点情绪化。墨西哥人不是整天睡觉，就是整天大笑。生活本身是一件大大的乐事。明天也一样。只要你不处在决策人的位置，进入管理层还真是不错。
那时我认为，少数族裔进不了企业管理层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但也有可能因为他们本身确实是糟糕的管理者，没法担任要职。你看，我到那时还相信从小学到的美国梦：美国商人是无所不能、公平正直的。如果我们让那些不开眼的家伙看到雇用少数族裔能多赚钱，那些商人——优秀的经理、优秀的决策者们，将会有所回应。我还天真地以为美国的商人们他妈的在乎这个社会呢，这会让他们选择去做正确的事。我那时还抱有这个信念。
我急切地学习决策制定的标准。我还是距离顶级管理层太远了，看不到他们是怎么工作的。我需要学更多的东西。啊，多学习，你会获得成功。这部分梦想还没远离我。我仍然抱着一定要拼命工作的念头，要学得比别人更多，然后你就会进入社会上层。
在蓝十字会的第五年，我发现了美国梦的另一个弊端。少数族裔彼此间也像白人对少数族裔那样看不惯。白人老板最强大的武器还是老式的分而治之的那一套。我的错误在于以为我们的觉悟都达到了同样的水平。
我试图把一些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聚集在一起。这些人本来也不太多。东方人从来不会真的融入进来。黑人则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也许是我的表达不够清楚吧。他们当时正在致力于文化上的反抗。如果一个经理叫他们“黑鬼”而非“黑人”，他们就会对他大加诋毁。我说不管被叫作“黑鬼”还是“黑人”，只要能找到工作，别人叫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为此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管理层的人，当然了，对此一笑了之。整个斗争浮于表面。分裂导致了运动的垮台。所以我学到了另外一课。人人都有自己的打算。不管人们参加了什么团体，总是倾向于不管不顾地把别人踩在脚下。
美国梦变得看上去他妈的如此复杂了，我开始想：该死，要是我愿意，本可以退回去，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那时我已经每年能赚两万五千美元了。我自己的情况开始好转，别人的境遇也好起来了。于是有人开始说：“哦，美国梦，你已经实现了。你为啥还不歇歇呢？”我不肯和他们站到同一队伍里去。
我的老板对我说，我有当高级管理人员的一切素质。他们需要的就是“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这句话总是出现。我想警告少数族裔和妇女们，不管何时你听到“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让你“安分守己”。只要你别玩出圈，荣华富贵有的是。我感到幻灭，我辞职离开蓝十字会之前，他们本来想邀请我当董事的，年薪是三万美元。
我要做的只是表现自己。我有当个好奇卡诺人的“素质”，和当个好黑人是一样的。我很机灵，精于算计。人们从我的言谈举止中根本看不出我是墨西哥人。有些人对我说，我看上去不像墨西哥人，倒像意大利人、黎巴嫩人，或者谁知道什么地方的人。（笑）
说来容易：“喂，你还抱怨什么？美国待你够好的了。闭上嘴吧，别瞎扯那一大堆了。”这的确是个问题。每次我回想起来，美国似乎真的对我不错。
真见鬼，我甚至想要放弃了，让那些事都滚蛋吧。也许我该在工厂里找一份工作。可发生了什么呢？工作邀约一份接一份地来了。我对自己说：“上帝啊，这不是很傻吗？你可以一边赚钱一边继续探索答案。”于是我这么做了。可我每次拿了钱，思想斗争总是更加激烈，而不是逐渐缓和下来。
哇，我的年薪升到了三万五千美元。那是一家做储蓄和贷款业务的企业。我信任这里的执行经理。他是那种我一直寻找的高层管理人员：通情达理、有人情味，也坚持照章办事。直到上面考虑让他升至全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忽然间一切都改变了。我看到这家伙的突变，才意识到既得利益的威力有多大。他出人意料地说出这样的话：“别捣乱，低调点，你要安分守己。”我又一次感到了失望。
这之后，我去了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我对自己说：“好了，这下我离那些决策人很近了。我要看看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哇，这可是一家咨询公司。”
咨询公司正在拯救美国的很多生意人。他们的做法完全违背了资本主义的观念。他们不让那些企业倒闭。洛克希德公司成功获得了美国基金的保证，正是因为咨询公司在帮他们美化公司。在这种工作中，你是看不到少数族裔的。你得先证明自己事业有成才能去那里。
美国梦，现在我看清了，它不取决于教育、机遇和刻苦工作，而是靠权力和恐惧摆布。你越是上层，就不得不失去越多东西。这个梦是关于“不失败”的。如今美国流行的观点就是：别失败。
离开咨询公司后，我每年能赚五万五千美元。我的上一份绩效评估是：你在这个行业大有可为，你能成为合伙人，但你要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又是老一套。这一次我不会再抱幻想了。一个上层人士是多么容易被控制这类人的同一套价值体系吞没啊。我也变成了那个样子。我担心自己失去每年五万美元的收入。所以我跑去问其他高收入的少数族裔：“你看，我们走到这一步应该感谢什么人吗？”回答是：“我们谁的情也不欠。”他们从民权运动中得到了好处，却毫不领情。他们很快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忘得一干二净。就像我刚大学毕业那时一样。啊，都是因为我自己，我太厉害了。我对这些人的愤怒和对那些上层人士的愤怒是一样的。
现在，情况很让人困惑。我在商界的十五年被认为是一个“成功”。很多英裔美国人嫉妒我的成就。每年收入五万美元的顶层人士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或2%。而且我太太每年还能收入三万美元。我们很富有。每当我放弃一份工作时，同事们总是以异样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个叛徒。“你把我们的一切都搞砸了，你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是精英，我们就该统治别人，该死的，你在干吗？”所以如今我的同类人也都用怀疑的眼光看我。
我目前在普拉特维尔的威斯康星大学教书。这里很不错，同事们都能和我说心里话。我在普拉特维尔附近买了一座农场。就目前的农场价格行情来看（笑），我们做的是亏本生意。不过有这份大学的工作，再加上我们过去存下的钱，日子过得还不错。
美国梦变得更难以捉摸了。这个梦是由某些人的看法左右的。有时候我觉得，一小撮金融家每年聚会一次，就决定了世界上的所有大小事情。
如今的企业越做越大。小企业已经很难再生存下去。企业过于庞大，难以控制，从其内部是不能改变的。我们需要一股与之对立的制衡力量。
琳达·克里斯汀森
她回忆起自己曾在这个国家最富有的社区的生活经历。那是北方一座大城市的郊区。
“每得到一美元的财富，就伴随着两美元的麻烦。”
小镇里没有工业。店主和加油站老板都不住在这里。他们只是提供维持小镇运转的种种服务罢了。住在那儿的人都在大城市工作。人们搭乘公共交通上下班，早上搭哪班车去，晚上搭哪班车回都有严格的时间表。那些人每天都坐在固定车厢的某个固定座位上。
哦（笑），但愿你别在下午五点一刻或五点二十一分这类倒霉的时间去杂货店买牛奶。那时镇里的一切都停滞了。就像麦克·塞纳特电影里的场景一样。汽车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火车站。交通彻底阻塞。你困在那里，动弹不得。这种情况大约持续十分钟。男人们带着公文包从车厢里突然钻出来，急匆匆地朝四面走去。他们的太太都在固定的地方等着。那些人看都不用看就径直朝汽车走去。
我想，这个镇每平方米上的梅赛德斯汽车比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要多。在这之前则有很多福特旅行车。不是别克，那东西太朴素。我们买得起凯迪拉克，不过这车又太笨拙。但在某些其他场合，它倒显得挺华丽的。如果你刚从曼谷、马达加斯加或香港回来，要用从那里带回来的食品举行一次晚餐派对，届时对邀请来的宾客吹嘘一番，这种车还是能充充门面的。
那些在车里等待丈夫的娇小太太们，如果把她们排起来，简直就像站成一排的小企鹅。同样款式的轻便大衣，无处不在的原色哔叽，同样的鞋子，同样的裙子，几乎同样颜色的头发，是那种带一点金色的浅棕色。没有人是金发的，哦，绝对没有。也没有人是深棕色或黑色头发。只是脏老鼠那种褐色。
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我小时候看的电影、读过的故事书，讲的全是同一套东西。作为一个女人，我会长大，有一幢白色房子，花园有白色的木栅栏，还有一个从事某项职业的非常富有的丈夫。我们会穿着很漂亮可爱的衣服。丈夫下班回来时，我还穿着方格条纹围裙，从烤箱里端出巧克力薄片小甜饼。我们会永远快乐地生活下去。这就是美国梦。
有种不成文的说法：这里有取之不尽的存款，男人们工作，但是工作地点较远。他穿西装而不是工装上班。你们去世界各处可爱的地方度假，孩子们留在家有人照看。他们不跟着一起去。你和你丈夫去那些浪漫的地方度假。一切皆有可能。你可能就希望这样，事实也确实如此。我就是抱着这种梦想长大的。
我在欧洲住了一年，学会了足够多的语言来让我在一家制造公司当处理外国事务的翻译。我很快离开了这份工作，因为我的老板决定玩“在办公室追求我”这个小游戏。我又在一家经纪公司找到工作。我果然遇到并嫁给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男人。
他家是城里最富有的。他家不仅有钱，而且在政治上有权有势，大学里很多教授也是他家的朋友。
我发现他家和我家简直有天壤之别。邀请他们共进晚餐时，如果在餐桌上摆好了餐具垫，我婆婆立刻会问：“买这些花了多少钱？”她会说“我买那辆新车花了八千美元”，却不会说“我买了这辆新车，激动坏了，乖乖，我等不及开车带你到附近兜兜风啦”这种话。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学会了怎么对付这些。我不吹嘘某样东西花了多少钱，而是彻底反着来。我要吹嘘某样东西是多么划算。“我有两件小古董，我在旧货店发现的，才花了两三美元。”有客人称赞时，我就说：“是的，1966年我花两美元买到的。”话一出口，我接着说，“哦，别这么说，我现在已经不怎么喜欢这个了。”
我工作的那家经纪公司的人都住在这个社区里。他们都是些呼风唤雨的人物，是各个公司创始人的孙辈和曾孙辈。一个年轻雇员在这里干得很不错，他既聪明又受过良好的教育，你准以为他能轻易地进来。但他和他妻子犯了个大错误。他们没从城市搬到能当垫脚石的郊外社区来。如果你祖父或曾祖父没有创立一番事业、几个世纪里都没进入社交花名册，而你又想钻进这个社区的后门，办法倒是有的，不过你得慢慢来。你必须站稳脚跟。你丈夫得在公司证明自己，至少要做到执行副总裁这一级。妻子则要在慈善界有一席之地。你要一步一步来。
那男人和他妻子的两个孩子已经在这里注册过了。他们想在这个社区盖一幢房子，特别兴奋地和我说起这件事。有一天，我老板和另一个高级合伙人一起抱怨从城里搬来的人，连声音都不愿压低。他们以为自己是谁？他们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我离开公司后，有一次又遇到这个人。他那天无意中听到了那番话，自尊心受到的伤害他永远也忘不了。他本以为自己已经能融入进去了。我说的这个人是个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一个文雅且受过优质教育的人。我说的可不是那些奇怪团体或是其他种族来的人。就算这样他还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靠着我丈夫的地位，我的日子过得并不艰难。不过，我还是要谈谈一次煎熬的经历！我发现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是没有小孩子的。房子都很大，草坪就像足球场似的。说到那个街区的房子，你可能得走过一个街区才能到达另一幢房子。我有两个幼小的孩子，我希望他们有地方玩耍。我听说镇里有个私人俱乐部，那里面向孩子的夏令营项目是最好的。你得加入这个俱乐部，这样你的孩子才能参加活动。想加入的话要得到主任们的准许，有一个人不同意你都加入不了。于是我们举办了一次鸡尾酒会，这样那些主任们才能见见我们。
鸡尾酒会定在五点二十开始。多奇怪的时间啊，我想。为什么不是五点或五点半呢？我们早到了一些。突然间许许多多小汽车出现在车道上，太太们穿着她们精心准备的衣服——平纹小棉布裙子、彼得潘领的素雅白色上衣，从车里下来。男士们穿着非常服帖的西装，带着公文包，下了车。他们踏着沉重的脚步走了进来。
他们很快走进酒吧间，拿起一杯饮料，一个一个朝我们走过来。几乎没人说“你好”或是“过得怎么样”，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哪个妇女联谊会的？然后是：你上的哪所学校？你娘家的姓是什么？之后他们就转身走了。男人们也问了我丈夫类似的问题，然后也转身走了。最多只花了四十分钟，一切都完事了。我从来没参加过比这更不同寻常的社交聚会啊，简直像部落仪式一样。我就是祭台上的肉食和羔羊。感谢上帝，我连开胃小菜都没来得及吃。
在这以前，我婆婆已经教过我应该怎样穿衣打扮了。我那天穿了一件两年前添的衣服，几乎没化妆。我说话轻声轻气，声音柔和悦耳。我通过了，因为我没说什么有争议性的话。其实什么话我都没机会说。
那些女人梳的发型，穿的衣服，一切都能让她们回到大学时代。一个姑娘穿着卡迪根式开襟毛衣，双臂露在外面，用带子在脖子那里打一个结。那是一种很文静的东部女学生打扮。她们都活在自己的过去中，没为自己创造出任何新的生活方式。
她们都是从享有盛名的七姐妹学院毕业的，丈夫也都出身常春藤名校，可他们没法谈论书籍或音乐，不会谈论政治。他们的世界是干燥而贫瘠的。他们关心的是谁被邀请去了谁的聚会，谁都穿了什么衣服。男人们聚在房间的一头，女人们聚在另一头。这些太太们谈论着约翰尼的麻疹，以及她们去哪儿给丈夫买袜子。男人们都谈论着股票市场和银行投资，他们没有人做其他职业。如果他们在法律界工作，也是从事公司法的。所以谈来谈去总是那些。
我关心我的孩子会受到怎样的教育。于是我开始留意附近的环境。我去了公立学校，发现债券的八年期限还没过。那些人的孩子已经长大了，该去上高中或大学了，或者他们已经送孩子去了私立学校。镇里送不起孩子上私立学校的人极少，力量不够，无法投票通过任何事情。美术课取消了，音乐课也取消了。学校里四年没添过一件科学仪器。我说的可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社区啊。
多年来，很多寡妇继承了大量股票、财产和大房子。那些房子要二三十个，甚至四十个用人照管。那些可爱的小老太太要比她们的丈夫多活二三十年，随着各项支出的增长，用人被一个个打发走了。这些老太太也被迫离开了家，或者死掉了。所以这些大型房产被分割了，房产经纪人来了，把地产分成每份一公顷大小。其他人也来了，这是年轻的有钱人的时代。他们还没得到社会承认，但手里有的是钱。在他们的美国梦里，旗帜飘扬，凯歌高唱。他们带来了学龄儿童，但这个该死的地方没有一所公立学校。
这里还有一个潜藏的社区：那些退休扈从和用人的家庭。还有那些人们聚会时从来不会谈到的人：住在店铺楼上的老寡妇们。高贵之人的行为理应高尚？我曾经在上百个晚宴上与宾客讨论大量靠领救济金的人的生活问题，把那些聚会搞得不欢而散。
我有编织的技能。有一天我接到社区娱乐中心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教老年班编织课。于是我接触到很多可爱的靠救济金生活的小老太太。她们住在镇里店铺楼上的公寓小房间里，多数人连厨房都没有，只有个小电炉。她们中一些人的丈夫曾经是市里首屈一指的银行家。钱都不见了。也有些人不靠福利金而是靠社会保险过活，靠一张又一张的租金支票。
有几个我熟识的老太太的孩子在国内其他地方住，房子都很漂亮。他们每年给母亲寄一张飞机票，准许母亲过来住十天，看看孙辈，然后又把母亲打发回去。
我有几件曾祖母留下的爱尔兰亚麻织品，特别好看。有一次我邀请编织班上的一个老太太来家里喝茶。我说的这些小茶巾现在看来简直微不足道，值不了几个钱。（笑）她却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抚摸着它，不舍得放开。她说：“我从前有三十个用人。”真是个天文数字。然后我们聊起了那些往事。我只对她过去的生活匆匆一瞥，就看到了那富丽堂皇的餐厅、长长的餐桌、蜡烛、漂亮的水晶制品和银器。我能看到她坐在长桌的一头，仆人们在身旁来来往往。可她现在却坐在我的起居室里，穿着小小的居家便服，抚摸着我家茶巾上的蕾丝，回忆着往事。
对我而言，这是个难以生存的世界。我离婚的事搞得一团糟。在这种社区里，一旦女人离婚了，地位就一落千丈。她可能曾被人们接受，可能是这个协会的主席，或那个互济会的主任，就像我过去那样。不过她很快就被隔绝在外了。哦，是的，人们曾经在文章中描述我出现在怎样怎样的舞会，穿着怎样怎样的礼服。可我后来像烫手的土豆一样被人们扔掉了。圈外人都亲切友好，圈内人则对我保持疏远的礼貌，或者干脆十分粗鲁。
我在美国梦里生活过。我嫁给了千万富翁。我立刻拥有了地位。我住在价值百万的房子里。我环游世界，有很多用人。这些都是不劳而获的，但也付出了该死的太多代价。每得到一美元的财富，就伴随着两美元的麻烦。
我正在回到我从前的价值观。我并不是从喝酸牛奶那样的糟糕境地起步的，所以我离奶油蛋糕也不是很远。我不认为自己能忍受贫穷的生活。我头脑聪明，应该不会陷入贫困。我能得到够用的东西，但多少算够用呢。我不知道。
卡罗尔·丹洛与托尼·丹洛
1975年2月，他们赢了伊利诺伊州彩票大奖：一百万美元。
“我们现在就活在美国梦里。对我而言，这就是生活。”
洛克波特位于芝加哥西部郊区：农田上起了高楼，这里是一片仍未确立法人的新住宅区。她对邻居们的描述是：“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工作的人，他们的房子特别奢华，一般的年轻夫妇基本无法企及。”他俩的房子也在其中，布置得非常有品位。
她说：“我们之前住的房子比这儿更豪华。我们在常青公园有一栋办公楼，还有一套十间卧室的公寓，比这儿大多了。真的特别棒。我们有漩涡式浴缸，餐厅里有上菜架，以及各种各样的漂亮玩意儿。”
尽管三个子女都已成婚，他俩看上去却惊人的年轻。“我们成家早。”他笑着说。他俩都四十七岁。
卡罗尔：我们一直喜欢小赌几把。从一开始我们就买彩票，每个星期花十到十五美元，不过从没想过中大奖。
托尼：我在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当了二十八年卡车司机。我喜欢那份工作，对其他事情也满意。一旦你中了彩票，周围的人对你的态度就改变了。他们觉得你不该再出去工作。我仍旧去上班，可忽然间他们都特别诧异为什么要这样。他们觉得你做的这份工作是另外一些人真正需要的。就连公司老板和工会官员也不站在我这边。他们工作赚的钱比中彩票得的钱多得多。他们自己继续工作是没问题的，却认为我该放弃这辈子干了二十年的工作。如今一年赚五万美元算得了什么呢？山姆大叔扣完税之后就不多了。很多人都赚这么多，有的人会更多。
卡罗尔：每年五万美元，干了二十年。我们的钱就是这么赚来的。
托尼：我们本来有两份不错的工作。我们坚持上班，直到实在受不了那些诋毁为止。我们挺走运的。我们了解一点房地产，于是进行了投资。我们就是在这上面赚了很多钱。这实际上是中彩票之前的事。
卡罗尔：那天我们到了米尔伦大厦的晚宴剧场，抽签就是在那里举行的。那是一座大礼堂，你可以带自己的助威团过去。我们抱的希望真是很大。有人给我们发了一个小球，上面带数字，代表马的位置和编号。他们把小球放到一个大桶里。叫到我名字的时候，我当场就歇斯底里了！（笑）太疯狂了。这是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我一会儿发冷，一会儿颤抖，什么滋味都尝遍了。
托尼：我们的儿子当时二十三岁。他一下蹿过了六排椅子，嚷嚷着他再也不用去工作了。我说：“该死的，你敢辞职试试！”他在建筑行业当木匠。
卡罗尔：大家似乎都为我们高兴，可还是有些眼红妒忌的人。我们失去了几个本以为是朋友的家伙。可能是出于嫉妒还是什么，忽然间我们的友情就冷淡下来了。
托尼：中奖一周之内，情况还不错。可在那之后，人们都觉得我应该辞职，因为他们自己中奖的话肯定会这么做的。他们总在我们背后瞎议论。但是我真的喜欢我的工作啊。我想工作。辞职倒没什么，因为我们本来就打算五十岁退休。当时我们已经四十四五岁了。
卡罗尔：我是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的收款员。人们说：“你怎么还工作呢？”尤其是有个老板在我们中奖后也抱怨说：“我觉得她是想要个金柜台。”全是这种话。本来都是些无足轻重的蠢话，可听多了还是让人很恼火。
托尼：我觉得如果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没解雇我的话，我是不会辞职的。两个老板碰了碰头，以违抗指令为名解雇了我。
卡罗尔：人们觉得得用不一样的方式和我们说话了。我辞掉工作后，又到一家旅行社工作。好吧，我刚开始这份工作，《太阳时报》就大写特写我中奖的事，而且配了照片。那些女人看了报纸，还互相打电话：“你看报纸了吗？”“没有。”“好吧，快打开看，看看你在跟谁一起上班。”那个人照做了，她又说：“对吧，你打算怎么办？”她说：“咱们明天跟她说什么呢？”她们全说：“不知道。”
她们都是很好的人，我们在一起相处得挺和睦，可我总觉得，她们以为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我。第二天我照常上班，她们都有点羞答答的。突然间，一个女士说：“我在昨天的报纸上看到你了。”“哦，真的吗？”她说：“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她们现在觉得我是个不一样的人了。
托尼：最早有这么一对中奖的夫妇，他们上了年纪，爱去街角的小酒馆喝几杯。中奖后，每次他走进小酒馆，人们都想让他请客，让在场每个人免费喝酒。这么做是不对的。洛克菲勒也不能走进鸡尾酒酒廊请每个人喝酒。（笑）
卡罗尔：美国梦？我们现在就活在美国梦里。（笑）对我而言，这就是生活。我们想去打高尔夫就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我们还干得动。除了美国，还有哪里能实现这一切呢？
我们睁大双眼寻找新的投资项目。哪里最适合、最赚钱就把钱投到哪里去。
托尼：我在报纸上读到过，有人相信轮回转世。我不希望有这一出。因为我不希望来生的日子没有此生这么富足。我对我们这辈子的生活非常满意。如果非要重过一遍，我希望来生与此生一模一样。
海伦·聂尔宁与斯科特·聂尔宁
他九十五岁。那张坚韧的脸上爬满了皱纹和被人殴打留下的伤疤，反映出他一生的坎坷遭遇。可他仍旧屹立不倒。他已经写了五十本书。
她七十七岁。走路的样子还像年轻姑娘那样优雅轻快。
他手里挥着斧子，正在用力砍一块铁杉木。她则在简陋的石头房子里忙来忙去。“海伦盖了这座房子，还有外面放杂物的房子、厕所。每一块石头都是她亲手砌的。”他说。在那些希望回归自然的年轻人心目中，他已经成了一位民间英雄。
沿着缅因州的海岸去往哈伯赛德的一路上惊涛拍岸。那是一段蜿蜒的土路，距离新英格兰各个小镇特别远。那些小镇里有很多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广告牌：麦当劳、肯德基、邓肯甜甜圈、假日酒店，还有各类汽车经销商。
斯科特：美国梦？你真是个没道理的乐观主义者。你知道那个从纽约坐飞机到芝加哥来的人的故事吗？他们快到机场时，机长宣布：“你们旅程中安全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你们正在进入芝加哥航道。请当心。”（笑）
我们这里有森林，也有小海湾。大西洋和佩诺布斯科特湾的漂流物遇到涨潮会冲到海湾里来，落潮后，有一些原木留在那里。我们有一些非常简单的工具。我们把一块原木切成大约十二段，冬天烧来取暖。
海伦：我们并不是完全遗世独立。我们不自己做鞋，也不自己养羊剪羊毛。我们极其接近自给自足，但也不会给自己找麻烦。我们不是纯粹主义者。我们不说“如果那东西是商店里的，我们就不要”这种话。虽然不大情愿，我们还是要去商店买点东西。斯科特会去纽约的梅西百货公司买鞋带，出来的时候真的只拿着一副鞋带。百货公司的其他所有东西他都不感兴趣。（笑）我得承认如果我去买毛衣，我可能还会带着买到的围巾和袜子出来，但斯科特不这样。
你们在佛蒙特住了二十年。在那儿盖了自己的房子，制作和售卖枫糖浆。你们已经适应了那里，扎下根了。为什么要搬走呢？
斯科特：我们住在荒野的边缘地带，斯特拉顿山。我们住在那儿的时候，他们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然后把木材运走。造纸厂把那座山转让给了滑雪集团。那地方离我家只隔着一条路。我们决定不再住在那里了。我们希望跟用普通手段而非旁门左道谋生的人住在一起。我们更喜欢农民。
那片土地的价值直冲云霄，从每公顷两美元七十五美分激增到八千美元。离滑雪场越近，地价就越高。小块小块的土地上都建起了滑雪度假别墅。我们有七百五十亩地，买的时候只花了两千两百美元。现在却值六百万美元了。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或不劳而获。我们什么都没做，没办法让升值显得有道理。是朝鲜战争使土地升值的，这是发战争财。如果我们按新的价格出售土地，就是发战争财。我们反对投机倒把，也反对战争。于是我们把土地上交给文荷镇了。依照佛蒙特法律，是我们创建了文荷镇林区。
他们召开了镇特别会议，讨论是否应该接受这七百五十亩土地的馈赠。决议时以二比一的票数同意接受土地。他们连句“谢谢”都没说。他们甚至都没写信告诉我“我们接受了那片土地”。
那时朝鲜战争还在继续。反对接受土地的人把我们叫作共产党。他们以为我们想用某种方式贿赂镇政府。具体怎么操作他们却不知道。但我们怎么会把这么棒的一片森林白白送出去呢？一定是个陷阱。
海伦：也有人以为我们在用这种方式避税。
斯科特：我们参加了镇里所有的会议，办了所有手续。
海伦：就算这样，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像是异乡人一样。
斯科特：他们一直把我们看成局外人。
一战期间，我们的一个邻居过来说：“你们愿意买点德国公债吗？”想都没想，我就说买。我花了八百美元买公债，然后就放在一旁不管了。后来，那些公债值数万美元了。但我把那些债券扔进了火炉里。我不想发国难财。
你怎么会这样理解呢？
斯科特：我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座煤矿和木材工人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我祖父是那里的主管。那里的木材、道路、房屋、学校、教堂都归莫里斯伦煤矿公司所有。只要你能想到的东西，都归公司所有。在镇里居住和工作的人都得规规矩矩的。镇里的一切都和公司有关。我则出身于特权家庭。
有一天，当时我还是个五六岁的小孩，我和祖父一起出去，站在运木头的火车车皮旁边。地上有一条拉木头的大铁链。铁链的圆环每个有约一厘米长，一共六米。一个男人拾起链条，把它拖到车里去。我心想：这家伙怎么不快点拉呢？他怎么不紧不慢的？我跑过去，也拾起一根链条。当我试着把它抬起来时，立刻就知道他为什么走得那么慢了。（笑）这是我最初学到的一课。有些人必须干搬链条、劈木头等等需要体力、决心和精神头的活儿。有些人却躺在吊床里整天懒洋洋的。
我十四岁才上学。之前有私人教师教我。我家搬到费城之后，我去了公立学校。我开始学法律，但发现这并不是理想的职业。于是我决定教书。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当老师，并且开始写书。
海伦：是谁对你说“你怎么不领了版税，把嘴缝上呢”？
斯科特：（笑）是另一个老师。他说：“你个该死的傻瓜，你怎么不接受提升，领了书的版税，把嘴闭上，管好自己的事呢。你为什么非要谈论那些事情呢？”
那时我是宾夕法尼亚童工委员会书记。我们在试图为限制童工立法。约瑟夫·格伦迪却出现了，他拥有一座纺织厂，而且是宾夕法尼亚州制造协会的主席。当然，他雇用了童工。格伦迪对学校说：“除非你们摆脱聂尔宁，否则别想得到拨款。”
1965年6月15日，大学已经放假，教职员工都去过暑假了，学生们也都回家了，校长给我写了一封非常简短的信。他写道：“下学年学校将不再聘用你。埃德加·F.史密斯。”
系主任和教职员工都百分之百支持我。我那时住在特拉华州的阿登镇，那里当时实行单一税。收到解雇信的这天晚上，我登上了一列巴尔的摩—俄亥俄的火车。当晚我们就在全国范围内分发了一千五百封信。从那以后，战斗开始了。现在仍在继续。197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给我一个名誉学位。差不多六十年过去了。（他露出一个难以察觉的微笑）
1917年，联邦政府因为我写的一本小册子起诉了我。我在书里描述了1914年到1918年一战发生的经济原因。政府认为任何人读了这本书都不会去当兵了，因此我这是一种叛国行为。我在联邦法庭受审。我被判无罪，但出版商却被判有罪，罚款三千美元。案子上诉到高等法院，最终维持原判。我们筹集了三千张一美元钞票，在纽约交给了联邦当局。
本世纪初是美国历史上一段激动人心的时期。几乎每个团体都有发声渠道：城市俱乐部、商会、中央机构、公共论坛、古柏联合学校等等。这些团体的人有成千上万的机会聚在一起，发表自己的看法，接触志同道合之人。我曾经在托莱多大学待过，后来被那儿开除了（笑），不过我在那里时，中央工会每星期聚会一次。礼堂里的每个人，只要没喝醉，只要不说亵渎神灵的话（笑），都能起立发言，只要观众愿意听，想说多久都行。
基督教一位论派举办了公开讨论会。发言者从一个州跑到另一个州，一个镇跑到另一个镇，这里得十美元，那里得五十美元，跑到纽约，跑到加州，一直做这种事为生。愿意来听吉恩·德布斯、我自己，以及克拉伦斯·达罗演说的人有成千上万，放眼望去，人群挤满了麦迪逊广场公园。
我曾和达罗辩论“生命有价值吗？”这个问题，克拉伦斯说没有。我那时还很年轻，克拉伦斯比我大三十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活着没有价值，而一个年轻人说有价值。（笑）我说活着不仅有价值，而且必须要活着。
这本来是一个人们可以发声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这个局面。战争期间，人们的言论受到密切注意。到了二战，共用讨论会彻底关闭了。战争期间，军队的人掌权。1931年，我思考着人类应该做些更好的事情。环顾四周，我只能看到贫穷、无知、愚蠢和浪费。我们为什么不尽自己所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呢？
海伦：我们讨论过，为什么要在城市当穷人呢？我们要看看能不能在农村买下一处地方。我们两个人的钱加在一起也超不过一千美元。斯科特跑到佛蒙特花了三百美元，外加八百美元抵押买了一座在走下坡路的破败农庄。他有一辆旧的二手轻便福特车，花了多少钱买的来着？
斯科特：三百美元。
海伦：于是我们北上佛蒙特了。土地非常贫瘠，大约有六十公顷地，那时并不算多。我们发现在那儿我们能够自给自足。在农村我们也过着穷日子，但总比在城市当穷人强。我们不用去垃圾箱里翻找吃的，而是吃自己的菜园子种的菜。这对我来讲很是新奇。我家有菜园和菜农。
我们有这座破败、老旧、衰颓的房子，而我们希望让房间更多一些。于是斯科特说，在原有房子的基础上再盖几间就好了。那是我们的第一座石头房子。之后我们又建起了九座石头房子：主屋、车库、工作室、木柴间、温室等等。这是斯科特的林间工作室，他现在在写一本新书。
多数来这里的年轻人属于中上阶层。很少有工人阶级或黑人来我们这儿。那些年轻人什么都经历过了，能习惯于轻松地接受任何事情。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和社会决裂了。他们把舒适惬意的家抛在身后，背上了行囊。这是值得称赞的。很多人只是到处流浪，出来享受好时光，感受乐趣，就是这样。但我们惊讶于有些人的态度十分严肃，他们开始建起自己的家。我对此感到乐观。
斯科特：我曾经在阿尔巴尼亚待过。我问一个司机那个国家有多少辆汽车。他回答：“正好够用。”
海伦：我们在这里拥有的东西刚好够用。我们的穷朋友以为我们很富有，我们的富朋友以为我们很贫穷。我们建起了结实、宽敞、坚固、漂亮的房子，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一手修建的，是按我们希望的样子造的，这就足够了。如果明天有人给我们一百万美元，我们还是会住在这里，而且将为怎么处理这一百万感到困扰。斯科特可能会把那些钱扔进火炉。
斯科特：我们要做的就是自立谋生，并且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来让这个垂死的社会尽可能好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