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景
约翰·霍华德·格里芬
这人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南方白人编辑，用他的大半生和仅有的一点钱来追求正直、欢笑和清醒。
“不管你爱上什么，都是在冒险。每一次。”
这个世界总是被少数亚伯拉罕式的先知式人物挽救的。在纳粹时代我有切身的体会。在大灾难时代，总有一些人敏锐地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的悲剧：人类不必要的牺牲。
这些少数人倾其所有，不遗余力，只为弥补多数人的麻木不仁。少数人的数量变得更少，直至最终消失，人类的历史却并不会终结，终结的只是我们所知的那部分人类。
如果我们不抱期望地看待人们，只会让他们变得更糟。如果我们对人们抱有期望，我们会变得更好。我们这里只看重人们此刻的样子。人们心目中只有“我”自己，便没有什么可以填充现存的空虚。如果没有超然的精神，我们是找不到出路的。
我们身处得克萨斯州沃斯堡。他正在家休养。谈话是在他的床边进行的。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经历人类所能遭遇的最严重的病痛：失明（这个他克服了）、心脏病、肺气肿、糖尿病、一个肾受损（在南方的土路上被三K党毒打的结果），还有骨髓炎，这让他坐了一年轮椅。
他是小说家（《魔鬼在外飞驰》的作者）、人类学家、神学家，而让他最出名的还是他的回忆录《假如我是“黑人”》。这是他借助化学药剂由白人变成黑人的记录，也是对挑战的回应：一早醒来拥有了黑人的皮肤，能够不以白人的视角思考问题。
我第一次遇到他时，他正在为P.D.伊斯特的案子辩护，这人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南方白人编辑，用他的大半生和仅有的一点钱来追求正直、欢笑和清醒。
我父亲是个我永远搞不懂的人。他是佐治亚州人。他成长在基要主义宗教氛围中，认为和欢乐哪怕稍稍沾边的东西都是罪恶的。他总是带着一种严肃持重的态度过星期天。他是在极端种族主义的环境中长大的。不过他从没给我灌输过这些思想。我父亲真是个人间奇迹，为人特别纯洁优雅。他是个极其正派、未受污染的人。
对他而言，把我送到法国读中学简直是一种可怕的牺牲。那时候还没有航空信。在南方人看来，法国是一个不道德而且信仰天主教的国家。他们不知道这两样哪样更可怕。
我有人们所谓过目不忘的本事。我能在一个星期内记住全部功课内容。我觉得特别无聊，所以他们把我送去法国，因为在法国的学校，只要你学得快，就能升级。而且那里有医学奖学金，而我当时对科学极其着迷。
我的青春期没在美国度过，不曾有过对父母的叛逆期。所以我和父母的关系比多数孩子更亲近。我写《假如我是“黑人”》的那段时间，他非常痛苦，尽管他什么也没有说。之后出现了糟糕的公众反应，我受到持续不断的威胁，我父亲在最大限度上保护着我。他坐在那里，警惕地拿着枪。他就是从这时开始变得激进的，对孩子的爱使他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当激进分子并不是我的天性。一个人的职业并不一定符合他的天性。我天生是安静的人，喜爱看书、做研究、搞哲学。可一旦受到号召，你是不能拒绝的。
这源自我的恐惧。我曾经在法国做把在德国的犹太人偷运出国的工作，直到法国也沦陷了。我那时二十岁，在图尔救济院当助理研究员。战争打响了，他们把所有的医生和医学院学生都征入了部队。他们不能征用我，因为我是美国公民。我收到立刻返回美国的命令。我拒绝回去，因为是法国培养了我，我怎能在它有需要的时候逃走呢？
我接管了那所救济院。之后我与法国地下组织合作，将犹太人偷运出德国，穿越法国送往英国。我们可以把难民包扎起来，用救济院的救护车运走。他们不必说话。他们中很多人不会说法语。当然也没有安全通行证。我们不知道怎么偷东西，也不知道怎么造假，完全是干这一行的新手，不过我们尽了全力。
纳粹正在涌入。那些恐怖的场景会一直在我脑海中回旋，直到我死的那天。我们把那些人带进屋子，把他们藏起来。我不得不告诉那些有十五岁以下孩子的家长，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突然间，我经历了一种双重现实。起初，一个家长说：“我们完了，把我们的孩子带走吧。”于是我们会把没有安全通行证的十五岁以下孩子带走。你坐在那里，忽然意识到，这些家长正在把自己的孩子送给陌生人。而第二幅画面却是：我下楼走到街上，看到那些看上去特别体面的人正在宣传种族主义。我想，除非我们在这些房间里多见识见识，否则我们会迷失方向的。
在美国，过去三十年我都坐在那样的房间里。克莱德·肯纳德【181】殉难后，我就是在这样的房间里见他母亲的。他死于癌症，因为他在密西西比州帕奇曼的监狱里不被允许接受治疗。人人都知道他的案子是个圈套。他们命令他从医院里出来，重进监狱，而且把他编入了体力活最繁重的劳动队。我在那种房间里接待了多少这样的母亲啊。
有一种糟糕透顶的舆论主义，也就是，因为某种普遍流行的看法，我们就得把伦理标准建立在上面。靠多数人制定准则是个好主意，但多数人没有权利把基于偏见的错误观点强加在别人身上。现在就有五个人——更多的人也是有的——都同意把我处死，因为我是个叛徒。（笑）可他们做不到。
我似乎总行进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小巷中。你不能沿着一条小巷走着，看到有人受苦，却自顾自地继续往前走。我很早就明白按照别人的标准生活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其实一个人可以简单地说一句：“所谓的成功标准见鬼去吧，按良心做事就行了，不管这有多愚蠢。”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哪里需要我，我就会去哪里。
“（笑）我没有殉道情结。这无助的一年里，最丢脸的事情就是人们那种想把我推向永恒的可怕愿望。（笑）一位年轻的神学家写信给我说：“在你经历了所有的磨难后，像圣保罗一样，你会在耶稣的怀抱里融化。去上帝那里吧。”我把那信扔进了废纸篓。（笑）我气坏了。我可不急着做这事儿。（笑）我还想活到最后一分钟呢。
“P.D.伊斯特这个人能把什么事都弄得很搞笑。他像约伯一样受难。临终时，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受苦了。’人人都关心我的病，他叫我过去，痛斥道：‘真可恶，格里芬，你受的苦竟然超过我。胆子够大的！’（笑）他死的那天，他妻子告诉我，他陷入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问问格里芬，他能超过这个吗？’”（笑）
失明后，我学习了全套布莱叶盲文。我学会了打字，写了六本书。他们说：“你很了不起。”我说算不上。我只是反对他们把我送进与世隔绝的工作间罢了。我最愤恨的是人们对盲人、年轻人、黑人另眼看待。对年轻人最大的犯罪就是看低他们。六十年代初，我们也曾求助于“一文不值”的学生在密西西比帮助我们啊。那是一种非凡的英雄主义。
天知道，最沮丧的莫过于一个人各方面都成熟了，却被迫退休，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这是怎样一种损失啊。就是这种事情在折磨着我们。我们没机会带着理想去体验最初的英雄主义。人们失去了爱心。不管你爱上什么，都是在冒险。每一次。
这就是我们滥用“分享”“爱情”这些词的原因。这些词现在我尽量不用，不是因为它们不庄严，而是因为它们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它们变得琐碎而庸俗了。我们使用这些词，就像吞食药片一样。
生活是一场冒险。要是你感受不到那些危险，那可是真的恐怖。你会丧失活力，一事无成。
我有心脏病，犯病时如果不在九分钟内抢救，就救不过来了。这很奇妙，我时刻生活在危险中。我天生有种感觉，我一定会熬过去的。
J.布罗诺夫斯基临终前，曾经说出了让我特别震撼的一句话：正义如今已经变成了人们的生理需要。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生理需要。这是我未完成的写作主题之一，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完成那样一本书。这个主题完全把我迷住了。
P.S. 一个叫马克·雷恩斯的年轻邻居端着一锅汤进了屋。
“我之前见过马克一两次，他是个极其敏感的年轻人，他站起来冲击那面高墙，却落得失望沮丧。他需要为别人做点事。当然了，我也很需要人帮忙。所以他来了。我没期待他来。他不是非得做这些。
“这是无助之人的特权之一。必须依靠他人是一种耻辱。但这会给他人一个宣泄自己渴求的出口。这个年轻人——让我没理由拒绝希望。我只愿，我们不要为实现它而受太多苦。”
乔治·帕特南
他是一位广播评论员，作为“奥兰治县之声”广为人知。
“每个年轻人都该有成为美国总统的梦想。”
他语气真诚友好、声音洪亮地说道：“哦，天啊，我们有六座美丽的乡村。我希望成为南加州之声。”
他们都是从南加州来这里寻找美国梦的。他们期待着树上的橘子伸手可摘。他们期待着能躺在沙滩上晒日光浴。他们期待着去山里滑雪。他们也期待着去荒漠看看。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期待过上比过去更好的生活。他们不希望继续在明尼苏达州耕田，从早上四点直到晚上八点都在田里撒汗，就像我过去那样。清晨要给奶牛挤奶，晚上还要照顾十六头小母牛。
我出生在明尼苏达州布雷肯里奇，正好处在北达科他州北侧。我祖父二十一岁就当上了北达科他州里士满郡的治安官。他是个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多公斤的家伙。他会把随身带的武器往桌上一放，对那些亡命之徒说：“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我祖父从没输过。
我曾梦想离开明尼苏达州，去当一名律师。我从前去电影院，在银幕上见过那些伟大的律师。我读过克拉伦斯·达罗的生平故事，梦想有一天我也会对陪审团说：“女士们先生们，我的诉讼委托人在这项指控中是无罪的。”大萧条来了，我发觉自己有必要离开学校去工作。
1934年，我在明尼苏达州一家小电台干活。我擦地板、擦窗户，作为替补播音员，有人喝醉了才轮到我上。我就是这么起步的。从那之后，我一共采访了九位总统。
在明尼苏达，我参加了工农党的活动，帮助弗洛依德·B.奥尔森竞选州长。他这个人比今天反动的共产党人还要左二十度。农工党的信仰是给穷苦农民公正的待遇。
富兰克林·D.罗斯福深深地引起了我的兴趣，他是个伟人。我去了纽约后，又开始倾心于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和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他们在我心中拥有父亲一样的地位。
每个年轻人都会有一番经历。如果一个人年轻时不是极端自由者或者激进派，我他妈的才不会在乎他呢。直到他有了工作和责任，有了妻子和家庭，需要进账养家的时候，他就会向着中间地带移动。等到他五六十岁时，他应该有着中间偏右的立场。这是一个人正常的成长和发展轨迹。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变得更有责任感。
有一次，我去参加美国社会党人诺曼·托马斯主持的会议，忽然间走廊尽头出现了一面斧头镰刀图案的红色大旗。这面红旗本来是属于社会党人的，后来共产党人把它偷走了。当他谈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国有化时，我开始很恼火。他们捏紧拳头唱《国际歌》时，我也觉得很讨厌。
那时候，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些人十分关心苏俄的战时救济问题。美国广播艺术家联合会还把我放进了理事会中，这个联合会是左翼分子掌控的。我吓坏了。他们不关心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而是去关心苏联。
当我看到他们的名字出现在《赤色频道》杂志上时，我说：“啊哈！”去他们的吧。还是回到我们属于的中间地带比较好。
《赤色频道》不是最终名誉扫地了吗？
我对《赤色频道》的撰稿人毫无尊敬。我知道那都是药店店主和杂货店老板写的。
其中一个列入名单的人，约翰·亨利·福克，以受到诽谤而起诉，获得了三百万美元的赔偿。
哦，是的。我在好几个场合采访过约翰。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沃尔特·温切尔在广播里听到了我的声音，说我有副天生的好嗓子。而且在他的专栏里写了出来。一夜之间，我结束了一个月只赚几百美元的日子，每年能赚几十万美元了。
发生改变总是有原因的。年轻人是极端激进的，他们总在寻觅新的主张。我从未丢掉人道主义的本能。我从小就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员。我还是都市同盟的终身会员。在以色列，有数千棵以我的名义栽种的树。我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毫无关系，只关心人们的实际生活。可如果我们不能让这个国家继续存在下去，又何谈其他事情的价值呢？
我相信我们需要B-1轰炸机。我们需要三叉戟潜艇。我们需要巡航导弹，我们也必须拥有MX导弹。我们需要中子弹，这样就可以抵消掉覆盖了欧洲西部的四万辆苏联坦克。战争是上帝禁止的，可如果下一次战争来临，还将是常规战争。只有紧急时刻我们才会使用核武器。
我认为，关于失业和犯罪问题，总统有两件事可以做。我们为此都非常头疼，可很少有人能想出解决办法。我的建议如下：把那些已经辍学、居无定所的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召集起来，放进类似平民保护军的组织里，直到他们满十八岁。重新设立征兵制，把那些孩子编入后备军，学习怎样做人，直到二十岁。到那时，美国未来的一些领袖人物已经塑造出来了。让他们远离街头，就会杜绝大多数犯罪。他们积攒下的一部分钱可以寄回家，这样一些家长就不用去领救济金了。与此同时，一支军队也建立起来了，它不是为了发动战争，我再重复一遍，而是为了预防战争。
关于超量摧毁力的争论是建立在错误前提上的。估计苏联会首先发动打击，我们所说的是以牙还牙的问题。他们有民防措施来保护人民。我们却没有。警报响起，你他妈的往哪里躲？苏联可以冒损失一千万人口的风险，可我们会丧失1.5亿至1.75亿人口。没有哪个国家能承受这么大的损失。
我的信息都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任主席海军上将穆勒、美国武装部队前任情报局局长乔治·基根少将，还有简所著的《世界战舰》一书。太多人不肯把他们在台面下讲的话公开讲出来了。可人们有权知道。我这个人，乔治·帕特南，不左倾也不右倾，我的信条是生存下去和防患于未然。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被苏联包围着。再往后，我担心中国和它庞大的人口。我看到世界将经历长期的动荡，有人富有，有人贫穷。他们想要我们已经得到了的东西。他们希望把我们宝贵的自由夺走。
我担心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拥有能保卫我们生存方式的梦想、勇气、力量和热血吗？我们的祖辈来到这个国家，寻找的就是这些东西。他们建立的这个国家，我要说，是以信仰上帝和神圣宪法为基础的。每个年轻人都该有成为美国总统的梦想。当然了，我信赖霍雷肖·阿尔杰那套理论，我喜欢他的精神。
我永远是个乐观主义者。我有个朋友曾说：“如果在狂暴的激流中，你的独木舟翻了，还失去了一只桨，你大概还是会说，我们会成功脱险的。”
伊丽莎白·罗斯
“我来自特拉华州的阿登地区。这里是由弗兰克·斯蒂文斯在1900年建立的，他是亨利·乔治【182】的信徒。我父母也一样。他们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相信资本家和劳工是朋友，地主才是最大的恶人。
“斯蒂文斯极其迷恋莎士比亚的作品。他根据莎士比亚作品中出现过的‘阿登森林’，把这地方命名为阿登。”
我是1911年搬过去的，那年我六岁。之前我们住在费城一座肮脏破旧的公寓里。大人们从来不让我走出门廊，而且说：“如果有陌生人给你糖果，你可不能跟他们走。”（笑）阿登对孩子们来说就像天堂一样。
那里是一片开阔的原野，到处绿草丛生，树木成荫，还有大约二三十座红瓦顶房子，房子两边环绕着森林。森林没受过人为开发，没有成排的房子，房子都是零星散落的。这里一条柏油路都没有。道路十分泥泞，如果你是个小孩子，雨后光着脚在地上走的感觉真是美妙极了。
我母亲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她是理发师的女儿。为了躲债，她总是搬家。我父亲是在肯塔基州出生的。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参加了内战，一个为北方而战，一个为南方而战。（笑）我父母都是劳动人民，哦，天啊，绝对是。
我外祖母去世时还很年轻。我母亲被寄养在宾夕法尼亚州一户荷兰人家里。他们把她送到一所速记学校学习。她成了一个出色的打字员，感觉自己能独立生活了。他叔叔是个激进派德国人，让她成为亨利·乔治的信徒。她在一次集会上认识了我父亲。
我祖父是个生财有道的人物。他用大号火钳打铁，在别的工人每星期赚六美元时，他能赚六十美元。贝塞麦转炉出现后，他再也没能找到工作，必须靠儿子们来供养。生活很艰难。所以他们的目标是到东部去。年轻人，那里是获得成功的地方。我父亲去了费城，读了夜校，而且受到了亨利·乔治的影响。他们认为自己是普通人。他们有那个时代的一切道德价值准则。
在阿登，土地为社区所有。你可以租到土地，租期是九十九年。只要第一个申请，就能得到地契，不管这个人是谁、经济地位怎样、是什么种族、有什么宗教信仰等等。当年，你可以每年花十五或二十美元租半亩土地。你知道半亩土地有多大吗？那是很大的一片。我们曾经在上面有一个大花园，还有一个果园和一片草地。
斯蒂文斯是演员和讲师，他靠赤土陶器生意赚了一大笔钱。他用那笔钱和费城一个建筑师一起，在特拉华州买下160亩土地。他们决定把这些土地永远租给人们使用。
最初来到阿登定居的人们都是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乔治的信徒，不过乔治主义者人数不是太多。（笑）他们的信条是：如果土地为公共所有，没有人会比别人多占便宜。人人都得到平等的利益。
初来时，人们都住在帐篷里，直到他们有能力建起房子。他们自己变成了木匠。他们逃离了产业年代，逃离了唯利是图之类的念头，回到了过去。那几乎是一个不存在地主的封建社会。
斯蒂文斯希望建立一个手艺人生产陶器并彼此交换的城镇。不过这完全没能实现。那时正有大量廉价制造品涌入美国市场。弗兰克自己有一个锻铁的铁匠铺子。他儿子是个出色的木匠，能做漂亮的橡木雕刻桌椅。在阿登，我们这些居民是买不起我们自己做的物件的。我们得把东西卖到威尔明顿和费城去，阿登只是我们生活的避风港。
在那里当个小孩子真是美妙极了，因为大人们对我们很尊重，待我们就像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记得有一次在谷仓跳舞时，我骑到了司科特·尼尔灵的肩膀上。他哥哥，盖伊，是诗人和植物学家，一个天生的教师。他会把我们小孩子带到森林里去，教我们花朵和蘑菇的知识，也会在夜晚带我们出去，教我们辨识天空中的星座。我们和大人们关系非常好。我们一点也不觉得他们专制。
我们那里一所学校也没有。多数人只在夏天去上学。我们是冬天也留在那里的极少数几户。总共只有八到十个孩子吧。建一所学校不太值得。我们的父母雇了一个当过教师的母亲，她每天给我们上不到两个小时的课。其余时间我们都在外面野。（笑）
每当想到自己的孙辈被圈在该死的让人窒息的学校里整天呆坐着，我就十分难受。还有那些纪律，他们关心的只是怎么把那些孩子管住。他们不关心孩子们是否学到了什么。他们在意的是孩子们是否守秩序。我们小时候没经历过这些，我内心十分感激。我们那时很自由，在树林中游荡。我们认识每一座小山丘、每一块石头。
我们在中学里比那些城市孩子表现得更好，因为我们是带着求知的好奇心去上学的。如今的孩子不是这样了。那时学读书认字是很容易的。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学的，不过就是学会了。我后来遇到过在那里长大的人，他们都说：“那个镇子对我而言真是奇妙极了。”
斯蒂文斯建起了一座漂亮的小剧院，现在仍在那里。夏日里，我们每天晚上都在那里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每个想演的人都能得到角色上台。有个约克郡来的老人想扮演布鲁图斯，于是后来他每年都扮演布鲁图斯。我从十五岁到三十岁，一直扮演蒂坦妮亚。蒂坦妮亚不该超过三十岁对吧？所以我后来把这角色让给别人了。我还扮演过奥菲莉亚和朱丽叶……（她的眼睛里闪着光）整个镇子的人都受邀来观看，从来不收分文费用。
这个镇子建成后，必须在法律上属于某人。于是就产生了三个托管人。我父亲去世前一直是托管人，我母亲去世前也一直是托管人。当时有镇会议，由镇里收取地租。我们搬到那里时，地租是每年十四至二十美元。
不幸的是，国家的这片地区发展太快了。从波士顿到华盛顿带状区域的人口急剧稠密起来，工业快速发展，土地价格剧增。阿登不征收财产税，只交地租就行。
这个消息传开了。有些人不像从前那些理想主义者，他们看到这里有利可图。他们说：“看，咱们不花分文就能得到那片土地。咱们可以要求行使占地者权利，把托管契约扔到一边去。”我离开后，他们大张旗鼓地提起了诉讼。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们人数多到已经可以形成真正的反对派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其他价值观。那些新来的人会谈论中欧或东欧佬、波兰佬、犹太佬和意大利佬。我们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战争爆发后，镇里分成两派。斯蒂文斯是个和平主义者。西奥多·罗斯福去菲律宾时，他说：“我祈祷你的军队打败仗。我不会把嘴闭上的。如果你们说这是叛国罪，那随你们怎么说。”1917年，他给伍德罗·威尔逊也写了一封类似的信。战争带给我父母那类人极大的震惊。他们本来相信世界已经文明起来，战争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美国决不会参与这场战争。威尔逊再度当选是因为他把我们阻隔在战火之外。1914年最流行的歌曲是《我养儿子不是为了让他去当兵》。战争一来，我父母完全垮掉了。
我们常去威尔明顿的电影院，在大银幕上看到德国的暴行。回来后我们说：“那些德国人简直是野兽。”我父亲说：“别再去看那些该死的电影了。”镇上的和平主义者有自己的蓝白色旗帜——白色背景，蓝色大字——写着：“世界要和平，人类要友善。”我现在还记得。那些爱国者，那些新人，却举着巨幅美国国旗。
弗兰克的思想中有明显的民主特色，他认为镇上所有居民都应该有选举权，而不仅是持地契的人。甚至孩子也要投票。但在每月一次的镇会议上，那些新人的票数超过了他，他们说：“哦，不行，我们是有地契的人。”阿登不再属于我们了。
那时镇会议上出现了奇怪的争论。新人向托管人争辩道：“我们要那些额外的钱干什么？我们给州里和县里纳税。我们修了路。还要额外留出来的钱干什么？”乔治主义者说：“我们要买更多的农场，之后就能有更多的人享受我们现在得到的好处了。”那些人不予理会。他们坚持压低地租，好做投机买卖。
我母亲终于看到有个人的土地上立着牌子，上面写着：土地出售。她气急了，简直是暴怒。土地出售！这片土地不为任何人所有。她当晚跑到镇会议去，眼睛都急红了，试图解释亨利·乔治的原则。她讲着讲着就倒下来，死了。她这样英勇地死去，我真为她骄傲。这是二十三年前的事了，她当时七十六岁。
我父亲是在那之前几年去世的，死时七十岁。他一辈子都在拼命干活。他做一份保险调查员的工作，要花大量时间在外旅行。我母亲常常好几个月独自在家。那时妇女的生活十分艰辛。我们孩子的日子很轻松。她却一直要干活。和其他工人阶级妇女一样，她受一种强烈的动力牵引，那就是被人尊重。她要给我们浆洗衣服，要熨烫我们的内衣。她常常用洗衣板洗一整天衣服。即使这样她还是很高兴待在阿登。直到1940年，我一直住在那里。我一生有一半时间不是在那里度过的。
阿登镇现在还在。曾经有人起诉企图打破契约，不过没有成功。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当然了，他们会付高得多的租金。但那里不再是穷人可以住在帐篷里，直到他们能盖起房子的那个地方了。从前阿登周围是大片的旷野。如今那里都盖起了房子，就像城市郊区一样。杜邦公司的职员住在那里。草坪修建得整整齐齐，看上去十分美观。
我们曾经对二十年代的一切深深着迷。这让我们的父母感到难过。我们迷恋爵士乐年代，还有飞驰的汽车。我们还是小孩时，在阿登，一个星期也见不到一辆汽车或卡车。我们的邮件是一个妇女赶着轻便马车递送的。到了二十年代，阿登有了汽车。（笑）镇会议为此起了很大的纷争。有汽车的人们希望把钱花在铺碎石路上。有越来越多的富裕公民来到了阿登。
阿登没有避开时代的潮流。
那时的我作为一个孩子，并没有意识到表面之下的暗潮涌动。我父母教育我，美国没有阶级之分。富人是存在的，可他们和我们的分别并不大。我必须在离开了阿登这个几乎人人平等的无阶级社会后，才能意识到美国有着极其明确的阶级分别。全能的上帝啊，我每天拿起报纸，读到的是母亲开煤气毒死自己和所有孩子的新闻，因为他们不知道第二天去哪里弄食物。这种绝望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我母亲非常失望。她有她的主张，不想放弃。她英勇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回望阿登，我看到一个美梦，那里的人们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我认为现在的美国梦不如从前鲜明了。我父母相信美国会是个例外。我不再相信了。世界其他地方的种种东西正在涌入美国，就像当年美国其他地方的东西涌入了阿登。全球性的压力正在渗入。我再也看不到一个独特的美国梦了。这是一个世界梦。
三年前，阿登举行建成七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有一个盛大的庆典，人们从加州那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那情景让人潸然泪下。他们演出了《第十二夜》。我带着我的小孙女去了。我们坐在草地上，我说：“哦，要是有引火的干木头就好了。”小时候，我们常点干木头驱赶蚊子。果然，他们搬出了很多木头，人人都去点。演员从树林里走出来，唱着迷人的歌。我的小孙女坐在那里说：“我真想看一百万次呀。”
那就是公爵的阿登森林，不是吗？它是虚幻的，是你父亲和母亲的一个梦。
可对他们而言，那却是真实的。
乔治·阿珀姆·贝利斯太太
她是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的会长。
“我没法评价什么是美国梦。我所能说的就是对国家的爱。”
这个机构的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D街1776号。“我们的电话号码也是1776，当然了，还得有个前缀。我们的办公建筑是华盛顿妇女组织中最大的。”
要加为会员，申请者必须追溯出一位为美国独立战争出过力或战斗过的祖辈。“我们为新一代公民学习怎样当美国人编了一本DAR【183】指南。已经免费发放了近九千万本。”
我没法评价什么是美国梦。我所能说的就是对国家的爱。每当游行时看到国旗飘扬，你的心中充满自豪，感到很高兴生活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我觉得美国在六十年代及越南战争中受到的批评是被错误地引导了。我不喜欢看到我的国家受批评。
五岁时，我成了美国革命儿童协会的会员。我是DAR的第三代会员。对我而言，这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了。当年我祖母和母亲到华盛顿参加大陆会议，我姐姐和我总是说：“她们干吗总去华盛顿？”没想到后来我也追随了她们的脚步。
我父亲是一名准将，他给我和两个姐妹灌输了大量爱国主义思想。我们每天清晨都升旗，每天日落都降旗。这是一种仪式，也是一项特权，我们总是很兴奋。
父亲为人严厉，军人作风十足，可我们都很爱他。他参加了波士顿的每一次阅兵，骑在马上，像马歇尔将军那样压在队伍后面走。我们会被带到特定的俱乐部，把头探出窗口观看。有一次，法国总统在场，我也在父亲身旁骑着马。他刚从海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归来，给我们带回了那些法国式帽子。
近来我们接收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会员。我们有三分之一的会员年龄在十八至二十五岁之间。我认为有更多的年轻人在关注我们这个组织。国家成立两百周年的庆典活动当然能产生重要的影响。我认为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们必须紧紧抓住自己的遗产和根基。亚历克斯·黑利在我们的图书馆做了大量相关研究。
人们对DAR存在误解，以为我们都是有钱人。并不是。只要能证明自己的后裔身份，每个人都能参加。如果一个人的祖先参加过美国革命（马上改口）——独立战争，她就有资格入会。
如果那些人不画漫画或者写文章讽刺我们，不是证明我们彻底完蛋了吗？有些会员为此很不高兴，可我恰恰能看到这些事好玩的一面。我既是严肃的人，又是爱趣味的人。我总想当个会腹语术的人，这样我就能站在一旁，让自己想说的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了。如果能这么做又不被发现的话，我觉得比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有趣。
我不想像个一百岁的老太婆那样讲话，不过如今的年轻人做的很多事我都看不惯。比如未婚同居那种事。（笑）那现在好像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我看不出是什么驱动着那些妇女。就因为她们的种种表现，有时候我甚至为自己是女人感到尴尬。我们有个很好的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菲莉斯·施拉夫利。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无比欣慰和满意。有些女人就是非要做傻事自取其辱。
我最担心的是来自苏联的威胁。前段时间，一位五角大楼的官员给我们放了一部关于此事的片子。我们反对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我们也反对《巴拿马运河条约》。
《巴拿马运河条约》怎么让你们不舒服了？
这个问题很复杂，得花一个小时来讨论。我希望自己已有了决断，可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没有。我们喜欢感觉到自己是世界第一、是最重要的。我对美国的任何方面都没有怀疑，尽管我认为有时候我们选举出来的官员会让我们误入歧途。并不是政府说什么我都同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
我已经当了四十一年DAR会员。这已经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我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回复全国会员的邮件。还有就是建筑的问题，比如漏水，以及其他种种问题。
在你们收到的信件中，有没有关于那个话题的……
是的，但我不想告诉你。（停顿）哦，我还是说说吧，玛丽安·安德森事件【184】。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把玛丽安·安德森那件事搬出来。说的无非就是，DAR拒绝让玛丽安·安德森使用宪法礼堂，因为她是黑人。人们谴责我们是种族主义者，可我们和种族歧视完全不沾边。事实上，我们确实有黑人会员。嗯，我特别想起了一个会员。她祖父是黑人，祖母是白人，我猜，或者是反过来，我现在记不清了。有些黑人也参战了。如果她们能证明自己是参战人员的后代，而且得到分会的批准，他们就能被接受为会员。
我们的会员被所谓的玛丽安·安德森事件搞得很不高兴。可我们为什么不说出全部事实呢？我们已经一遍遍讲述了真实的情况。事实上，她的代理人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场地预定给国家交响乐团了。我们希望这个代理人申请另一个时间，可他不肯。我们有文件来证明。他们在这上面大做文章。她的代理人说我们拒绝了，因为她是黑人。
当年事件发生时，如今很多年轻的报纸记者甚至还没有出生。只要一提到玛丽安·安德森事件，他们就会再把那套谣言讲一遍。所以这个故事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沃尔特·克朗凯特有一次对我说，谣言重复太多次也会变成真的。我对此深感不安和困扰。
一些学校也让我反感。DAR在阿巴拉契亚地区运营了两所学校，学生都来自破碎家庭。我们用爱国主义教育他们。就是我们小时候接受的那种教育。他们现在却说这过时了。你知道现在有些学校没有美国历史这门课吗？如果年轻人不学习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又怎么能像过去的男女英雄学习？
我们也对印第安人做了大量工作。我忘了说印第安人，这很不应该，我们的印第安人委员会是很受欢迎的。
一个女人插话道：“我们也有印第安人会员，还有一两个爱斯基摩人会员。”
我们为什么非得解释升国旗的原因呢？每天升旗有什么问题吗？我不懂那些问出“哦，为什么今天要升旗”的人。我丈夫和我住在科德角，每天晚上我们都升旗，注视着水面。国旗飘扬在露台上，配上聚光灯，真的非常美。有关国旗的法典规定，如果配上聚光灯，晚上也可以升旗。昨天晚上，我们升起了一面巨大的国旗，乐队奏起《星条旗永不落》。真是一种奇观。
惠特尼·阿丁顿医生
他是芝加哥库克县医院肺科主任。
“生活是不公平的。尽管如此，还是有希望的。”
我是在森林湖长大的，那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我的早期记忆之一，是跟我祖父【185】一起横跨全国旅行。我们坐在“大北号”的火车驾驶室里，跟列车一起翻山越岭。前面是很大的蒸汽火车头，我记得自己惊异于这个国家是多么广阔，蒸汽机的动能又是怎样强劲。而且我是和祖父这样自信又有权势的人一起旅行啊。这也许可以解释我为什么如此喜爱托马斯·沃尔夫的作品。那大约是1940年，我七岁，整天无忧无虑。
“我祖父远远算不上右派。不过他做的很多事人们已经忘记了。他提出对西尔斯罗巴克公司进行极其重大的改革，因而被人们叫作激进派。那时人们都在缩小经营规模，他却在搞扩张。他看出国家的大幅经济增长会发生在东南部和西南部，于是在那里买下土地，兴建商场，人们都以为他疯了。他去世前常对我说，他最大的骄傲就是他为西尔斯的员工所做的事情：利润分享方案。当年很多商人都为此批评他。”
随着我继续受教育，我认识到生活是不公平的。但我并没有过多思虑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赶快超越同龄人。我去上了马萨诸塞州的迪尔菲尔德学院，然后进了普林斯顿大学。我是在1957年毕业的。我们是一群仍在沉睡中的学生。我们不游行，也不抗议，甚至都不去抢短衬裤【186】。我们只顾学习。我想尽力搞好自己的事情，希望进入医学院读书，拿到奖学金，进入医院实习。
我的病人中有很多是富人。也许因为我也是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的，一到周末这些人就成了我的朋友。相对在另一种世界长大的人来说，我并不把为这种病人治病看得那么紧要。在县里，穷人的人口数量是非常巨大的。这怎么能和在时髦的密歇根大街当医生相比呢？
实习期间，我开始意识到事情不大对头。我总认为做什么决定只取决于怎样对病人最好。然后我看到了他们有时候是怎么挑选外科医生的。如果是富裕的病人，或者是由某个医生介绍来的私人朋友……我从小以为医疗界没有这种事情。但其实从前就有，现在依然有。是我过去太天真了。我开始懂得，有些医疗界人士拥有的显要地位是靠医术以外的东西得来的。
美国医学协会的一任主席曾经说过：健康保险是一项特权，而不是普通的权利。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不加入美国医学协会。我现在仍然不是会员。我清醒起来，意识到自己曾经对医学的梦想是不现实的。
我原先以为医生是刻苦、聪明、乐于奉献的人，并不会只顾自己往上爬。我们本以为，自己进医学院是为了无私地服务大众。近十五年医学界竞争过于激烈，人们关心的只是如何出人头地。他们比我们过去聪明多了，但我不认为他们和病人间的融洽程度能赶上我和我的同学们所能做到的。他们不懂得关于人的事情。
他们在理科方面更高明。也许这和人造地球卫星或其他什么东西有关。但他们没有能力拿起笔写一个阐述性的句子。他们不太读书。他们大多数人从没听说过托马斯·沃尔夫是谁。但是他们更擅长数字、数学和生理系统。可要谈及病人的情况时，他们会感到为难。
我负责的一大批年轻病人患有囊性纤维变性疾病，这是一种不治之症。病人有些很穷，有些则不是。情形很让人伤心。不过，还是会有年轻的实习生问：“我们应该给病人加呼吸机吗？”“用这种药的合理性在于什么？”情况使人绝望，可他们不会谈及悲伤。医生对病人的死亡难以接受的原因还在于，这意味着医生的失败。
上周我去病房看一个二十七岁的女病人，当天下午她就死了。此前一个星期她就已宣告无药可救。她丈夫在场，父亲和母亲也在场。我走进病房，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在那里，正在给她量血压。他跟我走出来，说：“我想和你谈谈这个病人的事。”我说：“什么？”我以为他想谈谈这个悲剧。他已经照看她两个星期了。他却说：“我们为什么用这种抗生素，而不用另一种？”【187】
我父亲是个商人。而我一直想当医生。也许是我不喜欢自己周围的东西，尽管我当时并不能意识到我究竟看到了什么。或许想当医生是我的一种反叛。
我从前有个幻想，这个主意比国民健康保险更好。我要把穷人生病、富人健康的局面换一下，让富人生病、穷人健康。看病仍旧收费，私人开业。受利益驱使，整体医疗局面会比实施国民健康保险时好。作为胸科医生，我知道肺结核是穷人得的病。去年在温尼特卡和森林湖地区一例新增肺结核病例都没有。可如果我们能把肺结核放到温尼特卡和森林湖地区，五年内就可以消灭穷苦地区的肺结核病。治疗那些有钱人会对医疗体制有利。现在的情况对体制不利。照顾患病的人比照顾健康的人更费钱。因此，健康又富裕的人得到了更多的照顾。你能明白吗？不管怎样，这只是一种幻想。（笑）这就是我们需要国民健康保险的原因。我认为，如果你是卖鞋的，资本主义会是伟大的体制。可你不能像卖鞋那样用普通的衡量原则，也就是利润的盈亏，来衡量对病人的照顾。
我很忧虑。我有四个孩子，他们都目光敏锐，比我当年老练精明多了。他们很难被吓住。我年轻时却很容易被吓到。如果我认为什么事情是不公平或残忍的，我会被含蓄地告知不要去谈论。我们的孩子则对每件事都要评论一番。
我对自己的孩子感到乐观，对这个国家感到悲观。尽管如此，还是有希望的。也许我是个愚蠢的乐观主义者：一些病人的精神让我深深地折服了。直到今天，还有些穷苦的黑人家庭，这些家庭通常没有男人，当家主事的一般是母亲，她肩负着沉重的问题和责任。可我每天都能见到，她们有一种坚忍的力量。即使是在县里出现那些不幸的时刻，她们也使人们深受震撼和感动。
厄玛·小不点儿·莫顿
她是穷人，没受过教育，她丈夫也是。但又似乎不仅仅如此。
“就像蚂蚁一样，我在扭动着往前爬。我不责怪社会或任何人，只求改变我自己。”
“我丈夫心脏瓣膜上有几个洞，不能干重活。他没受过教育，我也一样。我是卡鲁索思维尔人，那地方在密苏里州与阿肯色州交界处的山脚下，是个农业区，出产棉花和大豆。那里小农户很少，土地都被大农场主接管了。
“生活非常艰辛，多数村镇的人口从七千减少到五百，而且留下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中间的人，也就是二十五到四十岁的人很少。这些人都走了，去了他们觉得好一点的地方。
“低收入白人的情况也很差，很多时候甚至更差。他们不能团结到一起。情况很让人难受。我搞不太懂。至于我自己，我是穷人，一辈子都在受穷，大概死的时候也很穷。但是我经历了一些事，很难说清……”
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人们教育我说，我和别人一样好。别人能做什么，我也能做。长大后，我看到自己和我的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每一件都让我的感觉无比糟糕。我从小学到的那些事都被他们毁了。那些好事不是给我准备的。我说我要离开这见鬼的处境，如果这是我最后能做的事的话。所以我开始打零工，把孩子丢给我母亲照看，这里存一点钱，那里存一点钱。直到有一天我能说：“喂，拿开你的福利金支票，随便处理了吧。”
我所说的打零工就是去别人家里干活，在我应该照看自己孩子的时候去照看别人的孩子，还有洗衣服、熨衣服，等等。我受够了那些对生活的认识还没有我多的人奚落我，让我知道是他们在付给我工钱。“你一文不值，谁也不是。是我们在养活你。你在干吗？你也配有孩子？你根本照顾不了他们。”我是在正经家庭长大的，我认为拥有孩子和家庭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些话对我是迎头一击。我是个健全的女人，我也认为我父亲是健全的男人。我却经常要受别人言语上的打击侮辱：你不配有孩子，你不配得到人生的满足，不配当母亲。福利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我家问我愚蠢的问题时，我也觉得备受侮辱，他们问：“你丈夫去哪里了？他最后一次回家是什么时候？你怎么买得起电视机呢？你的房子怎么这么干净？你的孩子怎么能穿得起那种鞋？”那些人让我觉得自己什么也配不上。而从小我父母就教我要自尊自爱啊。
我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想是愤怒。我感觉到：啊，我要从这老一套里跳出来。我不要再受奴役了，我的祖辈从前过的就是这种日子。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们也开始认为他们一文不值，只是靠救济金过日子。
我迈出了一步，上帝啊，真是一大步。十二年前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第一份我认为体面的工作。从那时起我就加油向前冲了。我开始参加大学课程，读书、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我交不起大学的学费，不过可以读校外延伸课程。我工作的时候留意一切机会。我做两份工作，四个小时有工资，四个小时没工资，每星期工作五天。每星期有三个晚上去上课。余下的晚上我去别人家里做家务。我在教室里学习，也观察人，我的笔记做得很好。我从来没忽视过孩子，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受到的关注不够。
我们每星期有三个晚上的课，是在离我住的地方二十二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老师们从大学坐车赶来给我们上课。
我也在努力照顾孩子。我发觉当母亲并不意味着真的了解孩子。仅仅因为有孩子，并不能让我成为最好的母亲。所以我愿意学习关于孩子和人的一切知识。我开始学习儿童心理，这是第一步。我还学习英语写作，写点小东西。之后我开始上儿童发展课程。我又上了第二阶段的写作课，学了更多心理学。
我有一种动力。我觉得不只男人有这东西，而是每个人都有。我认为每个人都希望对自己感觉良好。他们迫切地需要喜爱自己。当你开始对自己好的时候，你也就开始对别人好了。这是问题的关键。我必须为我和我的家人，也就是我丈夫和五个孩子做些事。这促使我开始为他人着想。
真正发生的变化是，我认识了自己。第一次，我看清了自己。这就是我，“小不点儿”厄玛·莫顿，我有经济困难，有时候我们食物不够，有时候我丈夫和孩子们生病。我也会生病。但我继续撑着，假装自己没病。我生病的时候也干活，没病的时候也干活。我坚持去上课，并且保持家里一尘不染。上课时我坐得直直的，回到家再也没法学下去了，因为我太累了。在班里，坐在我身边听课的那些中等收入的人拥有我梦想的一切，我的分数和他们一样高。这为我证明了一些事，我可以像任何人一样优秀。
我晚上不能回家学习，不能去书店买教授指定阅读的参考书。我不得不找教授借书看，然后细细地读。我必须好好记笔记、认真听讲。我必须巧妙地让他告诉我考试时应该怎么答卷。我必须得机灵点。我对自己说：“啊，你为人挺灵巧的。你活在压力之下，取得了好分数，你挺会算计，你让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把他想怎么考你都告诉你了。哦，你会成功的，你知道这一点。”这种想法推动着我前进。
我说：对我而言，这还不够。我奋力拼搏已有七年。我不责怪社会或任何人，只求改变我自己。我只责备小不点儿。上帝在上，是我自己和一些人拖住了小不点儿。要想出头，小不点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过就像蚂蚁一样，我在扭动着往前爬。这就是我的处境。
美国梦对我就意味着，我的孩子能按照任何他们希望的方式生活，甚至也能回到他们出生长大的地方来，找一份好工作，把头昂得高高的。不被强加一些东西，只因为他们是黑人；也不会被拿走一些东西，只因为他们是黑人。不过他们应该得到一些东西，因为他们是人，他们值得。这就是我的美国梦。我确信事情正有进展。
我希望长命百岁。我想看到这个世界真的彻底转变，人民都团结在一起。因为世界不是非得像现在这个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