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卢·沃尔夫
她是有九个孩子的家庭主妇，也是社会活动的积极组织者。
“我不喜欢‘梦’这个词。一个人本身就有太多的可能性可以实现。”
“我是在芝加哥西区出生长大的。我父亲是个精细木工。他的父母是世纪之交时从西西里岛来到美国的。他很小的时候，一家人搬到了伊利诺伊州，这里有男人们干的活。他们在西边修铁路，孩子们和妇女们留在这里耕种小片的土地。我家只有哥哥和我两个孩子。我们从没讨论过什么事情。”
这一年，她四十五岁。
我们在学校里学习历史课程。我总有点不自在。我小的时候去芝加哥历史协会时，常有种局促不安的感觉。我觉得那是为高层人士准备的。我感觉自己是外来的。我看到亚伯拉罕·林肯穿过的衣服，或是其他什么展品。可我一直记得那种坐立不安。“民主”“政府”只让我想起学校，还有给我们上课的修女。好像她们说的这些东西都已经陈腐不堪，和芝加哥大街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丁点关系。不过我也知道，我的生活正发生着变化。
我读了很多书。但都是南茜·朱尔系列【178】之类的书。里面只关心一种事，我想，那就是要结婚，当一群小孩的妈妈。我第一次对我也许能做的事产生模糊的概念是高中时，在圣玛丽学校。我加入了一个叫青年基督教学生的团体。我们阅读教会社会通谕一类的材料。我开始对劳工问题的社会政策等有所认识。我之前从来没听过这类事，尽管我的父亲就是工人。
我开始遇到从前我从没接触过的那类人。有些是从欧洲来的，有些参加过工人运动，他们偶然来到这里。还有一些是学生。我喜欢到那边和他们交谈。他们对我的态度似乎很认真，好像我真的了解他们所说的内容一样。我常常不能理解，他们却假设我理解。我喜欢这种感觉。
我去芝加哥一所天主教女子学校读了一年书。那并不是中上阶层的学校，我却以为它是。我到那儿的第一个星期，他们为新生举行了欢迎茶会。他们告诉我们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你应该穿高跟鞋，戴一副白手套。这真让我为难，因为我没有白手套。我完全不知所措。所以一年后，我决定退学。
我那时有些浪漫的想法。我不知道我过去为什么会认为当一个工人、在工厂上班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现在我觉得那想法真是疯了。我希望自己当初留在那所学校。
我做过很多毫无前途的工作。我糊过纸盒，焊过收音机配件，当过餐馆招待，这些我都做不好。忽然间我意识到这一切是多么无聊。我很困惑。这就是我对工人生活的浪漫幻想，可实际上我并不喜欢。有一次我去糖果公司应聘，他们了解了我的背景，知道我只受过一点教育，最终没有聘用我。他们说：“我们觉得你可以组织工会。”可我跟那一点关系也没有啊。（笑）
在这些疯狂的工作之后，我去了青年基督教学生团体的总部工作。我编辑了一份劳动妇女杂志。我的工资很低。最后我抛开一切结了婚。那时我二十岁。有了几个孩子后，我重读了那些杂志，想到过去那些人，感到十分怀念。我对付这种蒙蒙眬眬的对现实不满的方式就是，我对自己说：“那都是小儿科的玩意儿。现在你有责任了。把那些梦想放在一边吧。都结束了。那些人又古怪又不切实际。”
我有九个孩子，他们占据了我的所有时间。偶尔有人想起我，说：“你能过来做个演讲吗？”我总是回答：“不行啊，我是个母亲，我太忙了。”有时候，我花几个小时坐在摇椅里抱着婴儿，看着他，心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我的朋友们都很好。我们聚在一起，交流咖啡蛋糕的做法。我们还会讨论想做的窗帘的样式。我很享受这些。但我回到家会感到一种蒙蒙眬眬的不满足。我花很长时间读书，尽管没有严格的计划。我随便拿起一本书就读，有时候是古典作品，可我发现自己希望周围有人可以和我讨论那本书。但是周围没有这样的人。
我丈夫努力想搞清楚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常常把双手一摊，说：“玛丽，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想说什么？你想出去买条新裙子吗？”
我最小的孩子大概三岁时，那是六十年代，教会开始产生激烈的演变。我们是活跃的天主教徒。越南战争开始了。人们开始讨论良心的问题，还有战争问题。那时爱德华有十七八岁了，我开始不安起来。这和政治没什么关系。我只是不想让儿子去打仗。
我甚至连越南在哪儿都不知道。也就是在那时，大一点的孩子开始说：“我不想去教堂了。”我没办法心安理得地对他们说：“你必须去，因为我们就该这么做。”我有时候端着一杯咖啡，想着孩子们说的有道理的观点。那时各种状况全凑到一起了。我已经能把最小的一个婴儿交给大一点的孩子照看。一位年轻牧师来到了我们的牧区。我对他说：“教会工作的很多内容是关于教育孩子的。我们大人都对目前的许多问题、动乱和改变搞不清。你为什么不举办一个让大家都能坐下来讨论讨论的活动呢？我对成人教育很感兴趣。”
几个星期后，啊，你瞧，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找来了这些人。他们在附近住了许多年，可我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们聚集在教区长住所的地下室。让我很惊讶的是，人们都在说：“是的，我们觉得很孤立。我们找不到能讨论这些问题的人。我们当然很愿意谈谈这些改变。”
我们决定建立一个组织。那年很多榆树死掉了，还有儿童犯罪、交通拥堵等各种问题。如果我们能把那些死去的榆树砍掉，会是个不错的开端。这是一看便知的事。
有人说：“我们和市政委员谈谈吧。”其他人都立刻表示反对：“我们为什么去找他？他本来应该做这事，却袖手旁观。我们要直接去相关部门说说。”有个叫多洛雷斯·克鲁兹的女人，把我们社区的每条街走了一遍，列出名单记下每棵死掉的树。我们这伙人把这单子给了负责街道、卫生和林业的领导。他收下了单子，放在一边，什么也没做。这对我们是个教训。
多洛雷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她给这个地区每棵死树挂上一个牌子，写着：这棵树死了，应该砍掉。这是拿那些官员取笑，因为他们总把人家门前的树砍了，该砍的却不砍。我们一共挂了二百二十五个牌子。不出几天，那些树都被砍了。我们学到了第一个经验：要引起注意、取笑官员、越过市政委员这一层。
还有颇有戏剧性的一件事：修建肯尼迪高速公路的时候，有一条街被划入了快车道。居民区内的这条小街变得危险起来。我们花了好几年呼吁加装交通信号灯，但没有结果。发生了一次摩托车事故，两个孩子死了。我们挨家挨户拜访，得到的回应非常强烈。有三四百人来参加了我们的第一次会议。我们开始建设我们的组织。
我又一次感到：好，我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现在我要回归自己的家庭了。我回到家，又开始烤曲奇饼了。
之后又有一伙妇女说：“我们为什么不弄一个名著讨论班呢？”我们都笑了。这附近没人会对这个感兴趣的。这个社区没有那种人。可不出几个星期，名著讨论班建起来了，来参加的都是地道的工人阶级。《独立宣言》是我们最早阅读的篇目之一。我们花了三个小时讨论第一句话的前半句。这是我作为一个成年人，第一次和另一个成年人讨论《独立宣言》对我而言的意义。那些真正有才学的人和我们考虑的是同样的问题啊。
我常常拿起报纸阅读“反污染运动”的消息。杜比神父是领导这个运动的一位年轻牧师。他们打破了一些规定。他们与联邦爱迪生公司展开对抗，最终取胜，制定了一项反污染法令。他们又参与了其他问题的解决，并把名称改成了“公民行动项目”。
我们的社区正处在跨城区高速公路要修建的地方。人们过来问高速公路到底要修在哪里，这样我们就知道究竟要动哪条街了。我们该反对它通过这条街，还是反对它通过那条街？最后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同意修这条高速公路呢？”人们瞬间沉默起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得对啊。我们根本不想要这条高速公路！另一个人说：“那太傻了，我们没办法阻止他们，这件事多年前就已经计划好了。”我们其余人说：“不行。我们就是不能让这条路修成！”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都去了市政委员办公室。杜比神父是我们的发言人。市政委员普辛斯基说，办公室里容不下这么多人，所以他可以出来。普辛斯基说：“我要站在这辆车的车顶上讲话。”他把麦克风从杜比神父手里抢过来，爬上了汽车。杜比神父把麦克风从他手里夺过来，说：“这是我们的麦克风，我们正在用呢。”我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一个牧师竟然从市政委员手里夺过麦克风！
我们之前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冲突平息后，人群还逗留在那里。普辛斯基又站出来了。莱恩说：“你确定你没持有任何股票吗？”普辛斯基气疯了，说：“如果你不是牧师，我肯定要一拳打到你鼻子上。”杜比牧师解开领口说：“来打啊，你试试看。”
和我一起去那里的人说：“啊，要打架了。”他们就这样走掉了。我却认为这样很好。这恰好与我对空话连篇忍无可忍的心情不谋而合。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喜欢直接的行动。不只因为这更刺激，更因为我意识到空话太多根本不能成事。在这个紧要关头，你必须有所行动。
行动，这个词变成了我的关键词。“反污染运动”的成员打来电话说：“我们明天早上要在市政厅开展行动。”到时会和官员产生冲突。我们要求看跨城区高速公路的修建计划。官员们拒绝给我们看。事情一开始就是一目了然的。他们会说：“这不关你们的事。你们也看不懂。”或者：“我们还没准备好，还在研究。”我们听过这种话很多次了。他们已经研究了好几年。
忽然间，这里出现了一些我敬佩的人，他们说：“你们不必总是客客气气的。”这真让人惊讶。从小我们就学习要彬彬有礼。要是你想得到什么，必须有礼貌才行。根据这个规章，假如有官员说“坐下等着”，你就会坐下来等。
这些人说，你可以站起来，提出自己的要求。一开始，我觉得很困扰。这意味着什么？算不算侮辱别人呢？然后我意识到，不，我并没有看到有谁在侮辱别人。我只看到人们在大胆行动。他们没做错任何事。他们只不过是不肯遵守别人强加的规章。
我开始意识到，一些人制定了规章，目的并不在于维持秩序，而是为了把你圈住。打破这些规章也许就是你的责任。我喜欢这样做，十分享受这个过程。
有一次，我们在县长会议期间去看乔治·邓恩【179】。委员们坐在下面的会场里，我们就像古罗马圆形剧场的观众，坐在那里眼巴巴地看着。委员们坐在漂亮的红色天鹅绒椅子上。我们早到了一点。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去过那里了，乔治·邓恩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干扰了会议，他就把我们赶出去。所以我们提前到了。
大家都站在走廊里。我们说：“咱们别站在这儿了，到下面去吧。”可我们怎么下去呢？没有门，但观众区和演员区是由木质栏杆分开的。很简单，翻过去就行了。每个人都翻了过去，来到了主要区域。我们说：“咱们已经过来了，就坐坐那些椅子吧。看看那些椅子，乖乖，真不赖，是不是？”秘书们吓坏了。他们说：“你们不能坐在这儿，快离开。”我们说：“凭什么？我们是纳税人。”我们都坐在那些椅子上。邓恩先生过来了，他也吓坏了，说：“你们这些人最好赶快走。”我们说：“不，我们是来找你的。”他拒绝了，回到了办公室。于是我们就坐在那些椅子上开我们的会。这不算什么大事，可这样的冒犯，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第一次。
有一次，我们想见见银行的领导。我们去了一大群人。门卫说：“别踏进铺着地毯的区域，那是公司办公区，你们的人不能进去。”我想，踩不踩地毯本来没什么要紧的，可这时我们必须要说：“你开玩笑吗？我们当然可以踩上去。看啊，看着我们的脚，我们就要踩上地毯了。你打算怎么办？”（笑）很多人认为我们在挑事。但并不是这样。你常常要坐下来考察那些规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些是好的，可有些只是为了把你圈住。
我一向是安静、有礼的人。要是我非得站在人前讲话，我会脸红，会觉得尴尬。不过“反污染运动”的成员却看到了我这个人的另一个侧面。他们用我不曾对自己用过的方式来对待我。他们期望我做的事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做到。也许我这个人并不符合我曾经对自己的看法吧。
人们说我是个组织者。我从前不知道一个组织者究竟会做些什么，还以为他们是很神秘的人。后来我发现他们并不神秘。他们仅仅是在工作而已。他们给我一些严肃的书看，内容关乎主导美国社会的大企业、高速公路等等。通常我会想：让我丈夫去读吧。家庭主妇可没有时间读这些。可他们说：“读读吧，然后告诉我们你的看法。”我觉得他们在讨好我，我只好应付一下这种讨好。可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意识到，他们真的相信我有足够的才智搞清那些严肃的话题。我渐渐学到了一些政治方面的知识，我个人也产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
他们准备在麦考米克广场举行集会，到时将有五六百人参加。我们需要一个主题报告人，这个人要能把观众的情绪带动起来。杜比神父说：“我提议让玛丽·卢来讲。”我完全惊呆了。如果在过去，我肯定会说：“哦，不，我不行。”但是如今我想：要是他们觉得我行，就算我有点胆怯，也要试试看。于是我回到家，自己动笔写发言稿。那一天到来了。瞧啊，我知道那是一次不错的演讲，因为我看到了听众的反应。
在演讲的结尾，我说——调子有点感性——“每次我们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决心斗争到底，如果杰斐逊和像他那样的人就在附近看着，一定会感到激动，说：这就是我们心里想做的事。”
从那时起，我开始相信，尽管艰难，但民主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是一种试验，有风险，也有机会成功。但是你不能说：“好了，我们已经实现民主了。”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每一代人的不懈坚持。所有这些我都在写发言稿的时候想到了。此后我读了更多书，也思考得更多了。我知道这是正确的。我第一次意识到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个选举日，我们的工作人员走遍了整个选区之后，一个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老人说：“这是我第一次投票。”我想他可能是新来的移民。可他说：“不，你不知道，我投票很多年了，不过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投票。我了解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投票。这是我第一次搞清民主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不喜欢“梦”这个词。我甚至不想明确地把它和美国联系起来。我搞清楚的是，人类的潜能很大。一个人本身就有太多的可能性可以实现。在社会和政治上，人们也有太多的可能性可以实现。
特定的条件必须凑到一起。你怎么让它们凑到一起呢？值得兴奋的地方就在于此。如果你能加入其中的一部分，就会觉悟，充满活力。这就是我的梦想。如果非得这么说的话。这不是一个梦想，而是一种可能性。是人们每天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南希·杰斐逊
她是中西部社区委员会的主任，这是芝加哥西区的一个草根组织，由五百个街区俱乐部组成。
“在南方乡下，我们一有问题就敲钟，吃饭也要敲钟，总要去拉那条绳子。也许直到你的手快磨破皮的时候，才能听到一点轻微的叮当声。我也是这样看待社区工作的。我父亲说：‘如果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最后一个做这件事的人，你就必须要去做。’我们会继续拉那条绳子。我相信钟声会响起来的。”
“我们的目标是把人们组织起来，发表看法，决定自己社区内的事。我不觉得工作累，我每天大约要工作三十个小时。”（笑）
我是农民的女儿。我们住在田纳西州山区的帕里斯，我是家里十三个孩子之一。我父亲现在还住在田纳西，他不会读写，却给了我们太多有益的东西。他希望我们每个孩子都学会读书写字。我父亲没受过正规教育，可他是我见过最有教养的人。
我对芝加哥西区的人们说：“教育孩子这件事全取决于你自己。”多数家长觉得：我帮不了自己的孩子，我才上到四年级啊。我们组建了一个知识小组，我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他们听。我父亲签名时只会打一个叉，可他教过我怎么读书。我记得我们十三个孩子都坐在壁炉前，油灯里有时有油，有时没有。没油的时候，父亲把火生得旺旺的，用火光给我们照明。我们每天晚上都要读书。
我十一岁时才知道父亲不会读写。我们朗读时把某个词读得磕磕绊绊，父亲会说：“再读一遍。你把那个词读得磕磕绊绊的。”我们还以为他知道那个词是什么呢。他只是觉得那个词听着不大对。他会对我们说：“把那个词拆开读，就像锄棉花地似的。你们知道怎么把杂草从棉花地里除掉吗？读的时候把那个词拆开，再连起来。”真是个教读音的好方法。（笑）
现在，每当提到这些事，我和哥哥们都会大笑起来，我会说：“拆开读，拆开读，然后再连起来。”结果，我们这些孩子都很擅长朗诵。
我们是收益分成的佃农。我们总是欠债，父亲对儿子们说：“现在你们去田里干活吧，除了你和驴之外，那儿没有别的人，没有人能看见你，但有些事你不能做，因为这关乎你这个人。你不能自己把自己贬损了。”
我母亲能够读写，她还会写一点诗。她为社区里的每个人写诗。她把写的东西叫作“闲篇”。她把我们每个人的未来都筹划好了。我要去教书，把人们组织起来。她不知道社会工作之类的是什么意思。“塞西尔以后要当个黑人总统。”（笑）她把我们每个人的未来都计划好了。
我们的东家，和我们住在一起的白人，不想让我们去上学。他希望我们下地干活。我们必须早起，在上学之前去摘棉花，下午放学以后也得摘棉花。
我永远忘不了有一天，我们的东家骑马来到我家后门口。他对我母亲说：“我要那姑娘，你们家最大的姑娘，今天下地干活，今天我们要把棉花弄完。”我母亲说：“不行，她得去上学。”我一天课也没落下过。他说：“你们打算让她将来怎样啊？”记得我母亲叉着腰说：“她以后可能去当妓女，但也是个有教养的妓女。”（笑）
我想就是这样。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投资。如果社区将要改变，邻里间将要改变，社会将要改变，世界将要改变，都要靠个人的作为，而不是靠官僚、埃里克森石油公司之类的东西。全靠个人做决定：我不会贬损自己，也不会让你来贬损我。（笑）
大约在1959年，我带着年幼的孩子住在一座经济住宅里，为肮脏的街道和堆满了旧汽车的空地忧心不已。我是从南方来的，我认为自己无能为力。这是在城市，这座城市作出什么决定都与我无关。我想人们早已对这些事情司空见惯了。在南方，我们非常、非常贫穷，可周围的景色十分美丽，到处是绿草和鲜花。
有一天，一个家伙把一辆报废汽车拖到那片空地来了。我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我是社区负责人。我径直走向那人，说：“谁授权你把车放在这儿的？”那家伙说：“我替一个公司开车，老板一会儿就到。”我说：“你最好让他过来。因为我想让你把车开走。”几分钟后，老板开着他的高档车来了。他是个白人。我朝他走过去说：“我没有授权你把车停在这儿，我希望你把车弄走。”你知道吗，他真把车弄走了。
如果我们花些时间教育人们，他们就会有行为准则。没有人想当愚昧的人。如果一个人有行为准则，他就会懂得：这是你的街道，这是你的房子，不管你是租户还是房主，这里都是你的社区。我们怎样让人们与他们住的地方产生亲密关系？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失去了曾被教导过的做人之道，也就是那种人情味。想要一个人一个人地、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一个城区一个城区地教育那些人是很不容易的，但我对此有信心。
今天早上，有个年轻人来找我。所以我刚才来得有点晚了。他曾经从我们这里拿走了一笔钱，本来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放话出去：“注意提防，他是个坏蛋。”可就在今天，毫无征兆地，他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想和你谈谈。”大家都知道他是我们需要提防的人。他说：“我愿意每月还五十美元，逐渐还清我欠的钱。我找到工作了。这之前我一直不愿见你，直到找到了这份工作。”
他醒悟过来了，我感到无比欣慰。我的努力没有付之东流。我给他讲了些道理。悔悟是需要勇气的。你很有勇气，你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他笑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改过自新的。是社区精神吗？
在南方，是乡村牧师把人们团结起来的。你会和牧师谈谈，寻求帮助。教育方面则靠教师。他们都住在社区里，是社区的一部分。在这里，是街区主任让社区团结起来的。
你还记得多年前芝加哥有个跑来跑去卖玻利希彩票【180】的人吗？他早上三四点钟就在街上转了，带着一卡车准备付给中奖人的钱。（笑）他从没遭过抢劫，尽管他做的是违法生意。大个子吉姆·马丁是老爹式的人物，谁有问题都会去找他：不管是谁短缺食物，谁的房子遭火灾了，或是有什么家具的问题。他总是在街角待着，而且他总有时间。他把商品和服务带给每一个人。他在社区内很知名。他是社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管辖着十个街区。我们把这里看作是一个小城镇。每个街区都有一个主任。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总主任。他是总管十个街区的市长式人物。大家关心各种各样的问题：垃圾处理、交通灯，等等。我们常说：“不要看轻自己，也不要让别人轻视自己。”如此这般，你参与了这座城市的政治。
芝加哥民主党核心组织有人负责这个街区，他们是这一带的头头，声称会给人们提供帮助。他们让自己在这里人尽皆知。他们一个叫罗斯玛丽，一个叫查理。有哪些事是他们不能做而你们能做的呢？
我认识那个查理。如果我饿了，去找他说“查理，我饿了”，查理就会给我找点吃的。要是我儿子进了监狱，或是出了别的什么事，也可以去找他。正是这种邻里观念塑造了这个社会。但他和罗斯玛丽是以那个核心集团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考虑问题的。而我们的罗斯玛丽和查理是我们的街道主任，他们考虑的是街区本身的最大利益。
我们刚刚完成了两个街区的改造工作，这同时也是社会改造，大家都参与进来了。我们雇用那些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来修缮这两个街区的房子。这让人们产生了很大兴趣：在组织社区活动时，我们究竟能成就些什么？这个过程特别了不起。
现在的芝加哥西区，人们在政治上比六十年代更加老练聪明了。我甚至对人们说：“别太信任我。最好去信任你自己。我也许明天就死了（笑），那时你怎么办？你得靠自己。”
我们有一句座右铭，写出来是：“你的房子是街区的一部分，街区是城市的一部分，城市是这个州的一部分，这个州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部分。你和这一切息息相关。”
今年夏天，我们在芝加哥西区的林荫道上举行了一次抗议活动。这条路一直没有种草，让人烦恼。每年相关负责人员都推说草籽用完了，这种情况持续了五年。今年他们又说：“八月才能去你们那儿，我们没有工具。”我们开了个会。我说：“咱们算算税款，看看有多少税是付给林业部门买草籽的。”我们有两位会计师。
我们和官员开会说：“我们算了上缴的税款，并不打算告你们渎职罪，我们明天要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到时宣布把我们缴的那部分税款收回来，购买我们自己的草籽。我们要自己雇人工作——有不少失业的小伙子可以做，我们会用那钱买机器设备，播种我们自己的草坪。我们办这事不会遇到任何问题。”
第二天早上九点，他们带着上百磅草籽来了，还有所有需要的工人，我们的草坪都种上了草籽。
现在我会说：凡是我们出了钱的事情，我们尽可以作出决断。垃圾、卫生、警察、犯罪、教师等问题都是如此。如今我们过得十分畅快。我们有了一个所谓的“觉悟教育班”。
我们那个地区的警官说，这里的犯罪率降低了。他笑道：“我不想说这里的犯罪率降低是因为你们做的事情，不过很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找来十七个大汉，我对他们说：“你们就站在街角那里。”我们还找来四五个宣传员和他们站在一起。这种做法产生了效果。
电视上不会报道这种事，因为它不够轰动一时。但对在此地生活的人们来说，又的确够轰动的。我父亲谈起过这件事，他说：“别担心那些报纸说什么。重要的是你内心的平静。”我有宗教信仰，我深信基督的教义。如果基督在此，他一定会说：“我们来一起做吧。”（笑）
在南方乡下，我们一有问题就敲钟，吃饭也要敲钟，总要去拉那条绳子。（笑）有时候，尤其是特别寒冷的日子，你得一遍又一遍地去拉，好像怎么都难以听到那声音。也许直到你的手要磨破皮的时候，你才能听到一点轻微的叮当声。我也是这样看待社区工作的。我们都坚持去拉那条绳子，双手都要磨破皮了，可我们确实听到了一点叮当声。这确实带给你一种希望，等一会儿钟就会响起来的。我们要这么做，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别无选择。就像我父亲所说：“如果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最后一个做这件事的人，你就必须要去做。”我们会继续拉那条绳子。我相信钟声会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