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者在世受熬煎
听我歌郎道一番
你在山西为好汉
抛下妻子挣银钱
到头做了家乡鬼
一抔黄土实可怜
正月初五，陕南的夜空飘下雪米子，触面含有疼痛。天气陡变，院坝里新添的几点灯光，和丧歌一起抖索起来，坐夜的乡邻凑近了火炉。都官吩咐歌郎，开歌头烧纸的地点离大门近些，孝子只有两个女孩，跪远了受不住。
这是一场陕南山区常见的葬仪，逝者的灵柩停放在堂屋，歌郎带领孝子围绕棺材整夜行走歌唱，亲戚乡邻围炉坐夜，陪伴最后逗留家中的亡者灵魂，清晨落土为安。在亲友们看来，棺材中的死者尚有知觉，能呼吸领受生者情谊，并非只是尘土的遗骸。
稍为特殊的是亡者黄均兵的身份年龄：四十六岁，尘肺病矿工，死于2013年农历除夕，正是一家掌灯吃年夜饭时分。
黄均兵没有奢望亲尝年夜饭，他只是想吃半个橘子。刚在妻子刘金芝的臂弯中仰坐起来，肺里的气立刻接不上，只好马上倒下，中断的呼吸却没有回来。小女儿手里剥好的半个橘子，成了他留在世上的最后念想。他没有呼吸到2014年新年的清冷空气。
作为一个有呼吸和感到疼痛权利的人，他实际上过世更早。命归尘土之前，肺部已提前化为尘灰。芸芸无计的矿工，在山西的矿井中出卖了廉价的劳力，却无偿搭上了呼吸的权利。
失去劳动力之际，他们的性命像弥漫的粉尘毫无价值，在远离国家、社保和法律的地界飘落，亲人的手指也无从握住。
在陕渝鄂三省交界的平利县广佛镇，更著名的是华南虎的传说，尘肺的故事并不动听。拥有一场丧礼和身后歌咏的黄均兵，已属同侪中的幸运。歌郎的唱词并不写实，黄均兵的居家并不亮堂，光线有所欠缺。和多数从高山搬下坝子的扶贫搬迁户一样，买的是原住居民的老土屋，贴近山坡，遮掩在靠马路联排的“新农村”楼房后面，含有初来者的卑微内敛。
由于长期治病的花销和补偿阙如，这些房子内部往往徒有四壁，和斑驳莓苔的瓦顶，正像主人被疾病剥蚀的身体。
在正月初六的丧堂上，火炉旁坐夜的一圈人中，三五成群是尘肺病人或家属，从高山搬下镇子，买了本地居民闲置的老宅子，就近看病。这像是一个尘肺病人的生死聚会，火堆旁的活人背后，有更多逝者的身影，像灵前的烛火闪烁飘动。
飘忽的亡魂中，很多人无缘度过丧堂一夜，得到歌郎言词的讽赠。银池队的谌启冬卖掉了镇子上买的房子，回到高山上自家的老屋场死去，搬空的山村里只有风声。鸡公峡口的柯尊玉在亲戚家的灶屋里断气，相依为命的哥哥正在屋外洗碗。断气前漫长的辗转消磨中，病人们的生计和亲情往往先行断裂。
这份断裂是软弱无声的，没有矿难现场的硝烟和响动，似乎无需问责赔偿。和相邻八仙镇的瘫痪矿工一样，尘肺矿工的余生是一个拉长了的消音过程。连亲人的悲痛也被时光损耗，像歌郎转夜的调子一样低回无力。
但这份断裂又是真的。在富强梦和病人肺部被掠走的呼吸之间，在城镇化的熙攘和像眼睛一样搬空了的山坳之间，有什么东西破损了，什么地方仍在疼痛。
即使，这是微不足道的尘土的疼痛。
赊欠的呼吸
“气不够了。”
刘金芝用这个尘肺病人的成语，描述丈夫的临终。
每口吸气都不顺利，像是利息高昂的赊欠，有一口没下一口。日常最无需代价的权利，成了无法承担的劳作。无处不在的空气，则如借贷者显出了吝啬。
呼气同样艰辛。肺中的废气出不来，拉长为嘶哑的喉音。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像是拉坏了的风箱，维系着奄奄一息的生命炉火。
成家立业在鸡公峡高山地带、生下一双女儿的黄均兵和刘金芝，长年感受的是经济和劳力的短缺。为了养家，只有无尽地出卖劳力。没想到有一天，空气会不够用，呼吸要拿钱买。
去世前几个月，黄均兵吸掉了二十几钢瓶氧气，外带众多的吸氧包。这些数字背后是累积的负债，像勒紧的喉头不可持续。
“氧气打得没希望了。”前年10月的广佛镇病房里，文清香不忌讳地谈着丈夫林志学。林志学半躺在病床上，对着床脚斜倚的氧气钢瓶。仰卧并不能使他觉得舒适，他坐了起来，佝下头。这个姿势也没能使他呼吸得容易些。他往前倾倒，手肘和头部倚住生锈的氧气钢瓶，似乎最后的依靠。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瓶氧气。
文清香刚从东莞的玩具厂车间赶回来，她只请了二十天假，有人说她是“专门回来拔管”的。在医院病房里，脸色鲜艳、一身红色工装的文清香抱着一岁多的孩子，似乎是对面如死灰的林志学的某种抚慰。却又使人不免悱恻地感到，这对夫妻或曾相濡以沫，眼下却咫尺天涯。尽管他们一起呼吸着病房中有药味的空气。
睡眠是另一项奢侈。白日黑夜，没有一种姿势可以片刻安顿，没有一秒钟可以用来入睡，只能勉强靠着。也就没有可能解脱呼吸的重担，没有在无知觉中放弃呼吸的机会。清醒却无力地感受肺叶的风化，数算自己剩余的呼吸，直到最后一口。去世之前，胸片上只剩下一把黑心的棉絮。
棉絮似乎即刻要燃烧起来，却又在缺氧的胸腔里闷熄。柯尊玉去世前的一个多月，每天晚上要喝掉一热水瓶水。三九寒冬，黄均兵总说自己心里烧，要脱衣服，体温计却测不出。“让他喝水，他又不肯，说没用。”妻女只能一次次把他掀开的被子又盖上。
空气的短缺稀释了血液，循环微弱，看似完好的四肢已成摆设。最后一个多月，黄均兵的大小便都在床上，由刘金芝和大女儿拾掇。血流循环不足以供养视网膜，松河村二十九岁的李仁平在去世前半天，告诉妻子说他看不见人了。
呼吸欠缺之下，食欲变得不重要，床头柜上的洋瓷碗里，瘪瘪地干结着半碗剩下的面条，似乎已不适合称作食物。身体单单靠着呼吸供养，日渐衰竭，然而在呼出最后一口气之前，并不提前退场。
退场之际，身体衰竭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说是皮包骨头，他是皮都包不住骨头。”中等身个的黄均兵，去世时只有五十斤左右，上初一的小女儿黄燕已可抱起来，“像小弟弟”。提到这里，她眼泪下来了。柯尊玉去世时的身体是“一包刺”，扎疼了哥哥的手指。
最终的离世，看起来是宁静的。身体完全放弃了求生的斗争，没有恐惧和疼痛挣扎的体征。尘肺救助组织“大爱清尘”，曾经用监听仪器录下垂危矿工肺中的声音。像是落满尘土的磁带，只余嘶嘶的回音，让人怀疑，生命及一切有价值之物，在这里本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
甚至也算不上有一场真正的死亡。
白色的阴影
2011年秋天，谢有钱站在半溪湾的庄稼地头，将一捆刈割好的玉米秆子抱上三轮车。万物成熟干枯，院坝上收割的玉米成堆，未剥开的苞壳半露着金黄色。
这看起来是一幅完好的收割者油画，却在不起眼的地方破了一个洞。
一年多前，在铜川矿务局医院里，长年抱着钻机打眼的谢有钱，被医用钻头在自己的胸腔上穿了一个眼，像在矿坑底层排涝那样，抽出胸腔里的积水。
胸口上有了这个洞之后，谢有钱不再是一个完好的矿工，被矿上辞退，并无补偿。回到家乡，他也不再是一个完好的农民，不能干重活，爬上坡。半溪湾玉米地里的收割场景，只是他勉励支撑下的最后一幕，再也不会重现。
在黄均兵的丧礼上，谢有钱凑拢着炉火，避免使变得敏感的胸腔经受寒意。他已经放弃了老家的庄稼地，在镇子附近过着无所事事和打针消炎交替的日子。街上的热闹他并无份额，搬下镇子目的是便于就诊。
棺材里的黄均兵身上也有一个洞，只是在肋部。他和炉火旁的很多伙伴一样，也曾经是能干的炮工。在山西和甘肃矿井下的诸多行当里，炮工是工资高、有技术含量的角色，一般要和包工头有老乡或亲戚关系才能抱上钻机。
炮工是雪白的，白得望不见自己的手指，白得要用钻机的风将脸上身上的粉尘吹干；运煤工和渣工才是人们熟悉的只露出眼仁的黑色。尾随炮工开创的工作面，裸体背着一袋袋矿渣匍匐而出的多是大凉山区的彝族人，在矿工们的行话中被称为“背佬”。炮工身上的白色粉尘和他们抱着的银色钻机一样，在黑暗的井下是某种颜色的骄傲。
抱上钻机，需要某种老乡或亲戚人脉。20世纪末山西矿井的“战国”年代，数万矿工云集金矿产地繁峙县沙河镇，广佛镇人曾叱咤一时，他们推举“领袖”，械斗火拼掉了贵州人，占据了繁峙国有大矿和“黑口子”的劳务和承包权，延续至今。以后又扩张到甘肃，广佛镇涌现出连绵成片的炮工，带回家乡的工资变成了松杉河两岸第一批洋楼。往往走到一条沟岔深处，迎面撞见扎眼的贴瓷砖门面。
没人想到瓷砖的颜色会黯淡，炮工会成为炮灰。谢有钱的一个哥哥，并不会打炮，只是帮着扶了两个月钻机，“两个月就够了”。如今这个哥哥已经躺在地下。即使是渣工，由于总被老板催促在放炮后烟尘未散时进入工作面，也会被株连。
一个如今身价过亿的“大老板”当年从矿工行列中一路打拼出来，肺部也积下了灰尘。当躺在手术台上等待插管洗肺的一刻，顿时感到“性命成了很悬的一件事情”。在洗肺后的观察室里，他想到了留下遗言。
白色的粉尘附着肺泡，变成X光片里完全的黑色，像一件下井穿的棉衣，无论怎么样的冲洗也不能使其透明。二期以上的，像棉衣穿久了经不住冲洗，只能等待慢慢腐朽。更多的人，由于无钱清洗而坐等腐蚀。
2012年秋天，我在广佛镇中心街头遇见向德才，他完全是黑色的，身形从肩头向下削减到极致，似乎除去了世间任何身外之物。他站在两架摩托车、一笼呱呱不息的活鸡和一家“太阳雨”热水器的门面之前，吸收了小镇落到他身上的全部光线，却不挥发出任何活气。
这个我童年的玩伴与同学，自从父亲在颤泥荡的庄稼地服敌敌畏去世之后，已经在山西各处的煤矿里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像影子一样飘荡，只有年节偶尔在家乡现面。我问他有没有去查过尘肺，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还没去查过，但有些担心。
我们似乎都看到了检查的后果。向德才的亲哥哥向德林，个子略高一些，经历、面容和身形却和弟弟完全一律，在前年查出了尘肺，眼下只能回到山村里，和老母亲一起依附哥哥度日，在院坝里晒晒太阳。在春天的李子树下，他说到自己半年来加重了许多，只能走平坡路，经常咳嗽，继而无言。
李子树在他肩头落下淡白色的阴影。从很久以前，它在那里，生长着，扩张着范围，却无从察觉。直到有天将一个人完全占有，变为黑暗。
死亡的预备
最初的日子，不易忘却勤劳的习性。头一次在广佛医院住院，王祖成对拖了个把月的消炎不耐烦，挂念着家里的几桶蜜蜂，背着媳妇悄然回了家。
打电话过去，他正在爬坡回上湾的路上，手机屏幕里似乎传来喘息。你气换得过来吧？一两步的气够，连爬几步就不够了。那你能爬得拢吧。家里有两桶蜂子，要分桶了。我用一天时间，慢慢总爬得拢。他的解释听起来是慢条斯理，似乎为避免被他人指摘冒失，还带着一点压抑下去的微微兴奋。我听见了野蜂漫天飞舞的嗡嗡。
不知道王祖成让他的蜂分桶了没有。年底在镇医院重见，他已经说不出话，像林志学一样佝偻在床沿。无法把眼前这个面如尘灰的人，和电话里显得年轻而有几分羞怯的声音联系起来。这是一张提前化为尘灰的面容。
王祖成在查出尘肺之后，仍旧出门下了几回矿，“稍微能做都出去了的”。柯尊玉的哥哥柯尊贵，起先在广佛镇街上卖菜，亏本之后又回到鸡公峡口打豆腐卖。生计之外，他们并不容易在内心接受，自己已经从生活场地被放逐，和从前那个养家立业的人完全无关。闹阳坪村的小伙子李元国十六岁出门下矿，生病后长期被人喊“殃鸡子”，自尊心强的他不肯住院，最后吐血身亡。
一些人讳于检查，他们害怕从确诊的一天，完全失去正常人的身份，被昨日的世界遗弃。无可避免地，他们会成为废人，放弃先前的念想，退回求生的唯一本能。
先前的家长和青壮年，忽而变成乡村中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像秋天的雨点一样没有颜色、质地和用处，落进土地也没有声音。他们是无辜的游手好闲之徒，花尽自己先前挣到或者没有挣得的钱。
从最初的检测开始，性命走上一条迷离变幻却又全无出口的道路，注定的走向是一步步后撤，在费尽周折之后回到原点，刘金芝的说法是“从远往近看（病）”。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够豁免。
这也是一条抽丝剥茧之路，真相稀少，谎言和幻象并立，把以前的血汗积蓄层层剥去。最后一齐破灭，余下一贫如洗的病体，撂回到镇医院和土屋的病床上。
二十九岁离世的李仁平成了山坡上一座小小的坟墓，长满时光的莓苔。去世之前，他经过了两年多的辗转，走到了他健康时从未想象的远方。在他就诊的记录上，有十堰太和医院、西安、安康的几座医院，最远到了上海。2007年7月的一天，他自己打了个摩的，执意离开广佛医院回家，第二天就死在家里，完成了这段迂回之旅。一个叫贺军的金矿炮工，住院的履历则包括北京康益德、十堰太和医院、铜川矿务医院，以至北戴河的某家疗养院，花掉二十多万元。
在百度“尘肺”搜索栏中，各种呼吸专科名目琳琅，专家态度亲和，许诺着希望，却鲜有兑现。矿工求生的希望，随着时光和金钱的消耗渐渐澌灭，最后放弃。
以前的家底厚薄，决定着这条求生抛物线的起点高低和轨迹缓急。柯尊玉求医路的起点是在铜川医院，向外侄借钱洗肺，终点是鸡公峡再往深山走的白果坪村卫生室。一个叫万金银的医生为他开了一大包几千块钱的药，最后被柯尊玉在临终前几天扔进了溪沟，一同扔掉的还有X光片。
他包矿的外侄，则在洗肺之后症状好转。
所有的“路”费都是自付。像影子一样飘荡在异乡黑口子的工人们，也像影子一样没有合同和医保。即使是在国有矿，也是随干随走，只是包工头手上的一个数字。查出尘肺之后，面临的是断然抛弃。似乎他们的肺，和这个世界毫无关联，只是一种需要躲避的禁忌。
2012年，慈善组织大爱清尘曾经来到广佛镇，为矿工们体检。“我们就是指靠大爱清尘，却没了下文。”矿工谌赞凯说。在遍地尘灰中，这条仅有的救助线索，显得过于细小渺茫。
少数走上维权路的矿工，发觉进入了一条幽深的巷道，手上再也没有锐利的钻机，无法穿透烦冗程序和权势庇护叠加的地层。广佛镇的病人们大都知道开胸验肺的故事，却惮于仿效。“耽误求医问药，官司没赢人走了。”贺军的妻子说。这是两条难于一起走掉的不归路。
柯尊玉死去后，亲戚托词修房子，收回了兄弟两人曾栖身的灶屋。2012年初冬，柯尊贵迁徙到了峡口路外边撤并后的小学里，以一月五十块的价格，租下两间准备做灶屋用的石棉瓦平房。
柯尊玉曾经娶了一个云南妻子，得病之后他到妻家休养，几月后就被打发回来。去世之后，他遗下的一口人造革皮箱中只有户口本、一部屏幕细碎破裂的手机，和一张抱着侄女在黄帝陵前的照片，没有家人的任何痕迹。
这个照片上的可爱小女孩，同样和她孤身离世的父亲柯尊贵失去了联系。柯尊贵得病之后，妻子带着女儿出门打工，三年之间再也没有回家。
这个冬天，河风吹透了薄皮的石棉瓦小屋，柯尊贵已经打不动豆腐，他最后的生计终止了。不知道他怎么样度过了最后半年。去年7月的一天，有人发现他去世了，人有了隔夜的气味。
他留下的，除了一套锅碗，只有几百块的房租债务，和赊房东的一百五十块黄豆钱。
外侄出钱安葬了柯尊贵，埋在柯尊玉坟墓的旁边。墓地在鸡公峡口外的河坡上，似乎特意为兄弟俩生长了一块平缓地方。
2011年我曾经和柯尊贵一起，探访柯尊玉的坟墓，当时弟弟的坟头刚刚爬上藤蔓，吐出细小的菟丝。在保留下来的一张照片里，柯尊贵伫立在弟弟坟前，负手低头，神情凝重。他没有透露自己也患有尘肺。
或许那时，他已在心中预备自己的死亡。
身后的裂痕
离开李家坝正街，巷子走到底。一幢有裂缝的土屋，大门虚掩，只留下一条缝，似乎屋中已无人迹。这样露着塘泥土质，没有上石灰的房子，在低山被称作烂房子，像一个病人不宜抛头露面。
推开里屋的门，不大的房间横支着一副床铺，黎远香裹着被子病卧在床上，虽是夏末，已有一丝清冷。
黎远香三年前失去了患尘肺的丈夫，以后她深陷在一场接一场的病里，眼下的这场是持续三天的重感冒。
当年黎远香和丈夫付作能是恋爱“裸婚”的，在街上租房子住，这座烂房子也是付作能去世后哥嫂可怜她出钱买的。床铺边放着几包九九感冒灵，床里叠着几床被子，有一台十四英寸的老式彩电，有些灰扑扑的，是这个屋里唯一的电器。
丈夫给黎远香留下一个十岁的孩子，不喜欢落屋。在这间清冷的屋子里，缺乏对他有吸引力的东西。病中的黎远香，需要自己下床买菜做饭。为了这个孩子，黎远香经受了结扎和随后的宫外孕，以至卵巢囊肿切除。以前和别人一样出外打工的她，身体成了有裂缝的泥房子，一受风寒嗡嗡作响。
孩子成了唯一的盼头，又是重新嫁人的最大负担。一句“不听话”，眼水随即滑落，在枕头边变冷。
丈夫遗下的孩子，是女人们最大的念想和负担。矿工刘仕兵在县医院上吊身亡后，妻子带着四个未成年孩子，无人敢娶，在镇街上做布鞋卖度日。
在广佛医院拔管之后，林志学正午回到罗家院子，晚上八点过世，打了半夜丧鼓。冬天，笔者在罗家院子的老房子里再次见到文清香，她坐在一条磨得发光的长板凳上，脸色鲜艳如故，身旁带有一个五岁的女孩，自从一岁多做了附耳手术，她就不再开口讲话。
这是一幢身世卑微的老房子，它出生时就比别的房子矮半截，墙脚陷在厚厚的褐色煤灰里，门窗像穷人的狭小口鼻。在整个罗家院子翻新为楼房之后，只有它保持着半截在土中的原状，向后延伸演变为窝棚，接着凌乱的水管子。在这间逼仄的老屋下，文清香脸色的鲜艳似乎极不协调，却和身边残疾的孩子一样，恢复了无辜意味。
林志学的岳母坐在同一条长板凳上。这个少女时从远方流落到此的女人，在文家老屋里生养了三个女儿，嫁的三个矿工全部身亡，其中两个是林家兄弟。林志学另一个没成家的哥哥，也寄居在这座老屋里，先于林志学七天死于尘肺。
“老三是个好女婿”，她喷着旱烟说，“我自己出钱，给他打的半夜丧鼓。”任何的心情，都消失在她脸上像烟丝一样的无穷纹路里。
黄均兵去世后，在家里停了六天。
“想到是初几里，不好惊动邻舍，总要让人家过完三朝年。”刘金芝说。
母女三个轮流守着逝者，每夜只是快天亮时分轮流打一会盹。丧礼之上，神志昏沉的刘金芝仍要穿梭忙碌，她的整个人像被悲伤的清水洗涤过了。
对于病中的黄均兵尽心服侍，让刘金芝获得了“好德行”的名声，这也是丧礼上人们愿意来帮忙的一个动机。
“那哪么办，看到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唦。”对于坚持毫无希望又花光了家产的治疗，刘金芝简单地说。黄均兵睡的杉木棺材，花了四千多块，也是她德行的物证。
黄均兵埋在了自家的菜园里，这是搬下低山之后仅有的几分地，尚存的青色，被下殓的人群踩入了泥土。一场倒春寒，把稍稍舒展了的世界重新包扎起来，连同对季节过分敏感而冒险绽露的地头小花。
亡人入土之后，家里少了个人，刘金芝一直“不习惯”。但她和两个孩子更需面对的，是沉重的债务和今后的活路。丈夫得病那年，读初一的女儿黄琴辍学，远赴江苏做保姆。如今小女儿黄燕又在读初一，父亲的病重让她不错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对于这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握在手心的橘子，和父亲轻得像小弟弟的体重一起，将成为心上永远的重量。
初六有微雪，却对活人和死人都是个“好日子”，进县城的面包车里挤满了出门打工的人。大部分人的行李装束显示是下矿。
一个人的消失，就像倒春寒结束，什么也没有发生。无人可以说出，什么样的生机曾被摧残。但在心底，一道裂痕已经产生。
中国大约有六百万尘肺病人。每年死亡人数是其他工伤死亡总数的三倍。这是土地上一道巨大的裂隙。弥缝社会肌体的针线，却像是有意放过了这里。
似乎这里已无呼吸，只余尘土。
在自家阁楼上，矿工邹春胜的妻子抱着他的遗像。邹在这间阁楼上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