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强大的装甲部队，却未能如德国闪击战一样集中起来对志愿军的防线进行连续突破，固然有朝鲜地形崎岖的影响，仍然可算是美军在铁原作战中的一大败笔。
2009年年初，笔者在总参三部干休所采访了曾经专门撰写志愿军反坦克战斗经验的刘献武调研员。这位在巨室里划界谈判中立下殊勋的老军人在他著作中对于志愿军的反坦克作战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尽管到1951年，志愿军还没有专门的反坦克部队，主要依靠步兵进行反坦克作战，但志愿军已经装备了反坦克火箭弹等武器，其反装甲能力大为提高。有了较为精良的反坦克武器加上身经百战的官兵，美军巴顿式坦克第一次露面就让志愿军的步兵打了个落花流水。
铁原阻击战中，美军坦克虽然凶猛，但在志愿军的反击面前未能完全发挥优势。我的一位朋友在贵州工作时，邻居中有一位朝鲜战场上的一等功臣老邓，他就曾描述过自己参加的一次反坦克战斗经过。铁原阻击战中志愿军与美军坦克部队的作战，大体也与此相类。
那一仗，老邓所部一个连坚守一道山脊阵地，经过几次争夺，部队已经打得残缺不全。战斗中，连指导员发现美军在左侧公路边有两辆坦克，能对我军阵地进行直射，我们的重火力点都被它打掉了。而由于坦克位置太靠近山坡，我们的大炮又打不着它。现在敌军已经熟悉了周围地形，如果下次敌人再发动进攻，这两台战车肯定会顺着山沟开过来，那时候威胁就更大了。
有个从团部支援上来的参谋说：“不要紧，我带人干了它”。这时，指导员转头问老邓：“山下面有两辆坦克，你敢去把他炸了么”？“敢啊，这有什么不敢的”。参谋站起来喊：“高大炮，高大炮！”这个高大炮老邓认识，他是个老兵，姓高，其实个子不高力气挺大，能把手榴弹扔得好远，就象开大炮一样，所以得了个外号叫“高大炮”，真名反而没多少人知道了。
出发前，参谋交代说：“这次炸坦克得把它炸得不能用才行，要是光炸了履带，它修修还能朝我们开火，得先想清楚怎么弄”。老邓寻思，都知道坦克后面有油箱，扔准了能把坦克烧了，要不然掀开顶上盖子往里扔也行，可谁有那个把握啊。于是没敢吭声。“我有办法。”高大炮说：“拿带子把两个手榴弹连着，扔到炮管上这么一搭，就能把坦克炮筒给毁了”。“能成么？”“能成”。高大炮力气大，自然也就信心足。
于是他们拿来苏联反坦克手雷，各自解下腰带一头栓一个，挂在脖子上。他们说好了由高大炮负责扔，参谋和老邓掩护。爆破小组从侧面溜下去，到了坡底就沿着沟边往左侧公路方向爬。
三人下到坡底，每人披了一块阵地上装土的麻袋片，主要是为了遮住身上武器的反光。高大炮在前面爬，老邓跟着，参谋在最后。原本的计划是找个合适的地方设伏，等坦克来了再开炸。可爬着爬着，高大炮越爬越快，老邓都要跟不上了，参谋也连忙在后边小声喊“慢点慢点，别太远了”。可高大炮却仍旧不停地爬，还说“快快，我看见坦克了”。老邓急忙抬头张望，可不是么。
敌人的两辆坦克已经离开公路开进了山谷，可不知为什么，他们刚拐进来一半就不走了，一前一后斜斜地停在那里，像是在等人似的。三个人从侧面爬着接近坦克，距离还有40米左右时，山上阵地突然开打了。老邓正回头准备问参谋怎么办，前面高大炮就已经窜起来，拎着手榴弹冲上去了。“要说他胆子也真够大，就那么直着身子从坦克侧面跑到正对面，扬手就把手榴弹往炮筒子上甩。可是，那带子没挂上炮管，手榴弹砸在炮塔上落到地下，‘咣’地炸了，坦克没有什么事，倒把高大炮给震倒在地上了。当时我还以为他完了呢。”
高大炮一倒，老邓和年轻参谋就都冲上去了。老邓首先接近高大炮没炸成的第一辆坦克，可他没再乱甩手榴弹。“我想人家那么大力气都不行，我就更不成了”。他老老实实地爬上坦克，把手雷搭在炮管上，拉着火再跳下来跑开。“我看着炮管子炸塌了，行了。”老邓挺开心，回头看见高大炮不知什么时候已蹲在他身边，一付还在犯迷糊的样子，身上倒是一点伤也没有。
参谋那边的任务完成得更容易，也许是由于天气热，美国兵把炮塔下面的盖子打开了，参谋顺手把手榴弹扔进去了。老邓回忆，坦克应该是轻型的，只是不清楚是什么型号。美军在朝鲜的轻型坦克只有M-24霞飞型和M-41沃克型两种，考虑到炮塔下面要有比较大的开口，那应该是非霞飞莫属了。
在铁原阻击战的过程中，美军的坦克始终没有被集中作为单独的突击力量使用，而是分散配属给各个步兵部队，作为伴随火炮使用较多。这种打法还不如美军在二战中对坦克的使用水平，倒是酷似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打法。
1952年以后，美军在朝鲜的坦克部队普遍使用了新战术——坦克搭载步兵进行突击，这样搭载的美军步兵可以随时对用各种装备爆破坦克的中国步兵进行阻击，提高坦克的生存率。平均击毁一辆美军坦克，志愿军大约都要付出一个班的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最初是不同意给中国军队装备反坦克火箭的，理由是担心中国军队将其丢弃，落入美军手中成为打击苏联装甲集团的装备。结果直到五次战役，中国不得不使用美国给国民党军队装备的反坦克火箭，并自行仿制美国巴祖卡反坦克火箭筒来装备自己。看到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火箭筒，苏联随即同意提供了RPG-2火箭筒给中国，成为中国步兵反坦克的主力武器，但已为时稍晚。
虽然损失惨重，可蔡长元显然还不想让美军这样按部就班地发动攻势，慢慢推进。6月2日，正在阵地上咬牙死撑，已经被打得残破不堪的566团接到师部的命令——反攻！
1951年5月下旬，随着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战局的发展，志愿军各部开始从进攻转入防御。而此时美军及其控制下的“联合国军”，却在李奇微中将的指挥下，按照预定计划突然向志愿军发起反攻，目标直指志愿军后方枢纽铁原。
铁原位于朝鲜的中北部，与金化、平康构成铁三角，是汉城至平壤铁路的必经之地，也是几条重要公路的交汇地，这里山峰耸立，山岭连绵。是朝鲜中部的重要战略交通枢钮。经过月余的作战，此时志愿军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正在经过这里向后方集结，这些正在后退中的部队缺粮少弹，极度疲劳。一旦被敌切割，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种情况下，63军军长傅崇碧临危受命，率部死守铁原，以巨大的牺牲争取了志愿军主力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铁原大战，从此名扬天下。
种子山之战，就发生在这次铁血大阻击之中。
566团团长朱彪和他的部下们（在抗战胜利时的照片，朱彪时任营长）
6月2日下午，志愿军步兵第566团团长朱彪接到189师师部下达的命令，要求其在当天夜间组织力量，夺回种子山阵地，必要时可以放弃手中的其他阵地。
当时在566团1连的杨恩起是亲身参加了种子山反攻作战的志愿军老兵，提到种子山，他纠正笔者的发音–那个“种”字，不能读“肿”，而要读“重”。
种子山，这三个字按照这个发音来读，忽然就有了一种咬牙切齿的感觉。
当然会让人咬牙切齿。
中国人咬牙切齿，是因为第五次战役中，为了这座海拔643米的山峰，志愿军189师曾反复争夺并死死固守，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加拿大人咬牙切齿，是因为它的第25旅在这里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在联合国军节节推进中被63军打得败下阵来，成了历史的耻辱。
种子山，位于朝鲜京畿道抱川郡官仁面，海拔643米，美军地图上标为SeedHill，韩文发音为Jongjasan，而加拿大人称其为467号高地，多个国家参与的战争，让一个战场往往出现了不同的名字，弄得后世研究这场战争的任何努力都变得事倍功半。种子山俯视着脚下的汉滩江，和江面垂直的众多悬崖绝壁交相辉映，展示着自己的雄美丰姿。根据朝鲜民间传说，古时候有一对三代单传的夫妻久不生育，于是他们到山上的一个洞里进行百日祈祷。百日祈祷结束后就有了小孩。后来这座山就被叫做种子山。由于到这里凭吊战友的“联合国军”老兵发现这里风景秀丽，大加宣传，现在，这里已经是抱川郡一处颇有名气的旅游胜地。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登山的人们沉迷其中，渐行渐慢，直到峰顶。
因为蕃衍生命而得名的种子山，1951年却是吞噬生命的地方。
原来由566团4连据守的种子山，是在6月2日下午失守的。
5月30日，由于直属部队在作战中已经疲惫不堪，美军第25师命令配属作战的加拿大第二十五步兵旅（25thCanadianInfantryBrigade）发动攻击，开始了对志愿军种子山阵地的进攻
实际上，从这个部署，也可以看出美军在铁原未能如李奇威中将所期待那样打出奇迹的一个原因。从四月到五月，志愿军连续的两波攻势之下，尽管李奇威和范弗利特试图采用磁性战术对抗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各部，并有计划的进行后退。但是，由于志愿军攻击极为猛烈，有计划的后退很快就变成了艰苦而漫长的后卫战，部分战斗意志较为薄弱的南朝鲜军干脆被打成了溃败。
李奇威原来的计划是将盟军放在后卫线上阻击和迟滞志愿军的进攻，由美军炮兵提供远程火力掩护，以保留美军兵力作为反攻主力。这个让朋友啃骨头自己吃肉的计划让断后的联合国军各部苦不堪言，英军步兵第29旅（British29thInfantryBrigade），比利时营(Belgianinfantrybattalion)，菲律宾部队（Philippine10thBattalionCombatTeam(BCT)），法国营（Frenchinfantrybattalion）等部队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4月25日，败下阵来的英军29旅直属部队在土桥厂北山沟集合，遭到志愿军189师566团3营突袭，旅部直属的四辆装甲汽车均被击中起火，皇家诺森伯兰郡燧发枪团（TheRoyalNorthumberlandFusiliers）团长福斯特中校的吉普车被志愿军用火箭弹击中，中校当即阵亡。汤姆·布劳迪旅长的手枪都丢掉了才突出重围（值得一提的是福斯特中校死后荣获OBE帝国军人勋章，这样的勋章，曾在国际奥委会任职的中国官员徐亨因为在二战中组织香港英军突围，也曾荣获过同样的一枚）。
志愿军有力的穿插让想在二线观望的美军也难逃辣手，4月底，在史仓里15军围住了后退不及的美军24师一个团部又两个营，志愿军用缴获的美军大炮对着韩军阵地猛轰，引发了更大的崩溃。激烈的战斗迫使美军不得不将其步兵主力陆续投入战斗。如果不是志愿军后勤的确遭到了极大的困难，李奇威的后退决战很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
因为这个原因，尽管美军拥有绝对的火力优势和预备队，但是，当美军投入反攻的时候，各部都已经颇为疲劳，伤亡甚大，急需调整补充，甚至若干部队的建制都处在混乱状态。在此情况下，美军以久战之师执行反攻计划的力度也就不得不打了折扣。无论朱彪在580.7高地打美军空降兵，还是唐满洋穿行敌后时打美军小分队，都可以看出，尽管志愿军弹尽粮绝，但美军也同样处在疲劳崩溃的边缘。这样的敌军，打顺风仗时可以凭着一股虚劲儿猛打猛冲，一旦遭到有力阻击停顿下来，就很难再恢复攻击的锐气。
如果没有前期进攻作战中不畏牺牲的猛攻，铁原阻击战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困难。
从这个角度说，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的。
正是因为前期作战消耗太大，加上从汉江一线推进途中不断遭到志愿军阻击部队的截击，始终处在战斗状态的美军25师打到靠近涟川一线的时候已经元气大伤，上上下下都在叫苦，而志愿军所有撤退部队的弹药和食品，都被精简到最少程度，最大限度地交给后卫部队，使担任断后任务的189师战斗力得到较大恢复。这种情况下，美军不得不换上刚刚进入阵地的加拿大部队来攻种子山。
加拿大步兵第25旅，下辖加拿大皇家步兵第2团，第22团，帕特里夏公主轻步兵团，第二皇家骑炮兵团，工兵营，装甲营和直属队，共计八千余人，是加拿大投入朝鲜战争的地面主力部队。加拿大步兵第25旅的指挥官是准将旅长J.M.罗宾汉（这是个响亮的名字，让人想起英国中世纪除暴安良的好汉罗宾汉）。这支部队1951年2月入朝，除了在五次战役前期如同其它美国的盟军一样担任阻击，在加平之战中吃了十九兵团一些苦头之外，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损失。5月27日，原来配属英军第28旅的第2狙击兵营也归还建制，美军已经显露疲态的时候，加拿大25旅却正是兵强马壮。
加拿大步兵25旅旅长罗宾汉准将
在加拿大1982年出版的《记忆中的勇气–朝鲜战争中的加拿大军团》（VALOURREMEMBERDCanadiansinKorea，ISBN0-662-52115-3）中，当年的参战加拿大老兵曾详细回顾了这次作战。
按照这本书中的描述，加拿大25旅是在5月24日划归美军步兵第25师指挥，参加对志愿军部队的反攻。根据美军所述，由于前一阶段中国军队进攻中的消耗很大，目前正在试图退回三八线以北的山地地区获得补给和补充，这次战役的目的就是要给共产党军队（包括中国和朝鲜）以致命打击，使其无法恢复和有力量发起下一次攻势。
既然如此，阻止中国军队返回三八线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加拿大步兵第25旅奉命跟随美军第25师发动攻势，行动代号“进取”。
尽管遭到一定抵抗，“进取”行动的美加联合部队依然在27日顺利抵达临津江畔，并继续向北，朝铁原方向攻击前进。
这种进展顺利的进攻作战中，美军当然是出风头的主角，加拿大人执行的都是掩护侧翼，保护补给线等次要任务。30日，加拿大25旅部队接到攻击种子山的命令，踌躇满志的罗宾汉旅长想不到，从此，加拿大人的好日子就算结束了。正如《记忆中的勇气》一书作者所述：“一切都在一座烧成白地的小村庄前停下了，它的后面是一座令人恐怖（formidable）的山峰，这就是467号高地。”
467高地，就是种子山。
种子山攻防作战的前半部分，看来正是铁原之战前线各处争夺要点的一个典型缩影。
在接到攻击种子山命令之时，加拿大25旅正呈搜索攻击的行军状态。该旅的前锋是抽调装甲部队和少量精锐步兵组成的“达尔文特遣队”，左右各有一个步兵营作为掩护，其后分别是第2和第22步兵团的两个营构成本队，整个行军队列分成两翼交替掩护。相对于美军而言，加拿大部队属于英军系统，装备和给养都略有不及，但相比志愿军各部来说，其火力强度依然占有极大优势。旅长罗宾汉准将是这样布置这次攻击的。
罗宾汉旅长和他的幕僚们在朝鲜战场上
他制定的攻击计划如下–由于种子山主峰（467号高地）恰好位于加拿大第2步兵团前方，该团第二营即担任攻击主力。对志愿军阵地的攻击由这样一个主力营进行，其他部队担任预备队，目的是攻占高地和高地脚下那个“烧成白地”的村庄彩乐里（Chail-li）。具体部署是这样的–第一连攻击彩乐里，第二连保护攻击阵线的左翼，第三连负责夺取彩乐里与种子山主峰间的前进阵地，对主峰的总攻击由第四连执行。皇家第二骑炮兵团提供火力支援。
战斗的结果，在加拿大军方的官方纪录中十分简单–“在这次行动中，皇家加拿大步兵团奉命发动了对于彩乐里和相邻山峰的攻击。攻击是成功的，但是由于该旅的进展过快，在敌军中过于突出，缺乏侧翼掩护的部队被迫后撤。”（摘自《CanadiansinKorea,1950-1953》）
然而，第25旅老兵们的回忆，显示这次战斗并没有报告中提到的这样体面。在《记忆中的勇气》一书“攻击彩乐里”一章中，作者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战况的–
“5月30日上午，战斗在大雨中打响了，第一，第二和第三连先后完成了任务，但第四连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并在敌军密集的机枪火力下遭受伤亡。
战斗进行到下午，中国军队依然控制着山头，他们发动了一次反击。这次巧妙的反击目标是第一连和彩乐里。战斗中他们突破绕袭到了第一连的背后，切断了它与后续部队的联系。此时能见度很低，很难分辨山谷中运动的军队。因此，为了掩护第一连放在中国军队和彩乐里之间的第三连完全无法发挥作用。中国军队的运动路线使加拿大人的子弹很难打到他们。
种子山对于中国军队的补给线和通过铁原的交通线来说十分重要，因此他们最大限度地加强了这个阵地，并有效地顶住了第四连的进攻。连续多次的攻击均告失败，因为中国人在阵地上布置了非常有效的机枪巢和密如蛛网的坑道工事。同时，如果我们进展太快，会在敌军阵线上变得太突出。战斗中，皇家加拿大步兵第2团的情况越来越危险，他们即不可能占领种子山，也无法坚守住彩乐里。于是罗宾汉旅长下令撤退，并要求在后方建立新的可靠防线。在中国军队冲到面前的时候，加拿大官兵们不得不杀出重围（foughttheirwayback）后撤下来，到达预定构筑工事的后方阵地。”
说来可笑，其实如同前线每一个据守的要点，种子山上的志愿军部队人数并不多，仅有566团二营四连这一个连的部队。而罗宾汉旅长的回忆中，并没有说明这次进攻的全部兵力。为了拿下种子山，除了第2步兵团的步兵和皇家第二骑炮兵团的三个炮群，实际上加拿大人还出动了八辆坦克，并得到了美军六架冒着恶劣天气起飞的飞机的支援。
油画：朝鲜战场上的加拿大部队
在这样悬殊的兵力对比下，为何加拿大部队依然轻易败下阵来呢？
应该说加拿大人的进攻计划本身就存在问题。此战加拿大第25旅名义上出动一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发动攻击，但实际上只有第2步兵团一个步兵营的四个连投入战斗，而这四个连在进攻中又被同时投入到四个不同的方面，显然是胃口太大，摊子铺得过开。真正用于攻击种子山主峰的只有第四连一个连。本来以一个旅打一个连拥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实战中在主峰正面双方的兵力却几乎旗鼓相当。分散使用兵力是兵家大忌，加拿大25旅的攻击因此显得华而不实，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将罗宾汉旅长此战未免有些过于轻敌。
加拿大人将这次战斗称为与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的交锋（firstseriousengagement）”。
攻击失败的加拿大旅得到命令，他们被要求迅速组织第二次攻击，夺取这个中国人在通往铁原道路上埋下的钉子。
吃了一次苦头的罗宾汉准将不敢再托大，这一次，他的作战部署异常谨慎。由于天气不好，得不到空军支援的加拿大军团在接下来两天多的时间里只能和中国守军进行零敲碎打式的战斗，直到6月2日凌晨才在美军配合下发动了下一次总攻。这一次，中国军队不再固守，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后，他们放弃了种子山主峰，6月2日上午11时，加拿大第25旅终于夺得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战利品。
能够将敌军一个旅粘在阵地前整整三天，按照189师在铁原阻击战中的作战原则，这属于一次圆满完成任务的防御作战。如果不是欺负加拿大25旅作战经验不足，志愿军很少在一个要点上坚守这样长的时间。实际上，在铁原的防御作战中，大多数志愿军的阵地都是一次性的–顽强地对进攻敌军进行一次阻击，随后立即放弃，转移到附近的预备阵地等待下一次较量。
整个189师的防御正面，志愿军都在进行着这种令美军十分郁闷的战斗。
笔者曾拿了志愿军在铁原防御战中的作战经过给一位住在神户的国民党退休老将军看，请他作为老对手点评一下这场作战“共军”打得怎么样。这位出身桂系，为廖磊司令官做过手枪卫士的老将军，最为佩服的就是志愿军这条酷似“飞舞的链条”的防线。
他说，把部队分散到点上，而且顶一下就换地方，这种看不到一条真正防线的打法，一个连可以当几个连用。因为它打一仗就换一个地方，对手每次和它交手都要重新研究其阵地地形和布防，而研究明白了来打它，它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美国人和日本人打仗都是重视火力的，抗战的时候，日本陆军的炮打得半边天都是黑的，这边半边天又是红的。当时国民党守军最怕这样的炮击，缺乏意志的部队在阵地上不要说打，连呆也呆不住。美国军队的炮兵只怕比日军还要厉害，但是碰上这样的防守，大概大部分炮弹都要打到没人的地方去了。正常的防线，打蛇打七寸，你只要咬住一点突破了就可以撕开它，这样的防御阵地是个动态的，你根本不知道它的七寸在哪儿怎么打呢？抗战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和日军打防御战，可是吃过大亏的。开始，是布置成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防线，一点突破就会全线溃败，后来，也有部分精锐部队改变打法，分成小部队据点死守，叫做“有一房守一房，有一屋守一屋”，那样损失可就大了，往往是守点的部队一打就是无人生还，一打就是无人生还。这个仗打得没希望，几次以后没开始打守军就要跑了。
我随口问了一句–抗战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是不是如果用这样的做法和日本人打，打一下撤一下，作战效果要好得多？
老先生想过之后摇摇头，说恐怕不行，那时据点死守都是规定谁丢了某某阵地杀谁的头，你允许他撤退转移，怎么督战呢？
在谈他的看法之前，老先生曾经先发了一点感慨。
他说，你看，这个守铁原（实际是铁原的前方阵地）的63军，有一个188师，一个189师呢。当年广西也有这样两个师，188师和189师，也是打防御出了名的。
野战条件下的志愿军防御工事，从理论上说很难抗衡美军的重炮轰击
按照老先生的说法，桂系这两个师打防御出了名，是在黄梅-广济作战，打的就是在南京城下大屠杀的那个日军第六师团。那一仗打得星月无光，中国兵的尸体把战壕都填满了，但依然苦苦支撑。
整整打了半个月，最后，连188师的番号都打没了。撤退的时候，桂军弟兄们听到当地老百姓编了歌子来唱。
老爷子学了当地湖北的口音，这样地唱起来–
“军队要学一八九，一八八，到处有人夸。。。”
唱着，忽然停了，定睛看时，忽然发现老军人把没牙的嘴紧紧抿住了，微闭的眼中已是泪光闪现。
不相干的两支军队，一战抗日，再战援朝，都是顶得最苦的仗，一八九，一八八，莫非也是宿命？
忽然意识到，当了一辈子国民党的老先生，说了半天，却没有对志愿军这支共产党的军队说一个不字。
566团在种子山的对手--加拿大步兵第25旅（1951年5月攻击种子山作战前夕）
那次从神户采访回来，和一个解放军某报社的编辑谈起这件事。
他淡淡一笑，说这样的事儿多了，总是被日本兵追着跑的，他这是羡慕。
换了别人，我可能会责怪他过于张扬和狂傲–那是跟日本侵略军死拼过的老前辈啊。但是对这位编辑，我能够理解他的自豪。这位编辑的父亲，也是一名军中新闻工作者，是在朝鲜停战之后，误触地雷牺牲的。
他说，我父亲这个兵当得值，50年入朝，看着美国人从鸭绿江被我们用刺刀赶回三八线，还看到美国人签了字。
这话也曾经让我怀疑他对自己父亲的感情--我能看到他的自豪，而没有丝毫的悲伤。直到我听说赤瓜礁海战打响的时候，刚为人父的他写了血书要做战地记者，而且如果登陆作战，要随第一波部队冲滩！
虎父无犬子。
羌人以战死为吉利。
这是知道此事后，冲入我脑海最初的两句话。
此人，就是中国军人里面那种被称作鹰派的。
我曾和一位老军人谈过他们。老军人的看法是，在和平的日子里，鹰派多少给人不合时宜的感觉，但一个国家要是没了鹰派，那就不是一个合不合时宜的问题了。
那是一个中国独眼元帅刘伯承所说，有没有卵子的问题了。
回到前面的采访。
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军的中国军人大半被挤到了国土的一角，我们是苦胜而已。
我们胜了，可敌人并不怕我们，或许是那位出身桂系的老军人心中最深处的隐痛。采访志愿军老兵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们出国时候有一种信念，就叫做--“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这是当时给志愿军烈士家属的通知书
“保家卫国”在他们看来，有非常具体的理由，虽然任何当时认为天经地义的理由可能今天都会引发争议。老兵杨恩起说他老家在营口，东北打了多少年，最知道打仗有多苦。好容易安定下来，有仗到外边打，可不能再放家里来。老兵王连生说–当时就想美国和老蒋是穿一条裤子的。家里刚刚分了田，如果让他们打下了朝鲜，老蒋就会回来--难怪老蒋到了台湾赶紧搞土改，看来，是终于明白自己败在哪儿了。
他们的理由似相同，又似不同，各有各的理解。
听着，听着，听得多了，忽然感到自己仿佛明白了一点志愿军普通战士心底对“保家卫国”真正的理解–对中国人来说，朝鲜是什么地方？
是一个退后一步是家园的地方。
这一句话，就说明了“保家卫国”的真正含义。
自己的家被战争祸害了几十年，那是些国破家亡，膏涂遍野，最惨痛的日子。中国人真的被祸害怕了，以至于一旦硝烟再次逼近我们的家园，这些中国最纯朴的汉子们，第一个想法就是扑过去，把这个恶魔赶开，再也不让它靠近自己的国，自己的家–哪怕，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生命。
志愿军能在铁原打出“飞舞的链条”，指挥官的战术固然重要，如果下层官兵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没有“保家卫国”这条信念，依然不可能顶住美军的进攻。近代军队与现代军队的区别，在于近代军队最好的士兵是服从命令的木偶，而现代军队的士兵需要很清楚自己为何而战，即便没有人指挥，自己也会继续奋战到底。
很多志愿军的阵地，就是这样打到了最后一个人。
尽管从装备上说，志愿军在近代军队中很难能算先进，但从这一点来说，却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现代军队。
中国陆军至今威名远震，或正是得益于此。
189师的防御体系，是以点的形式分布在一块长宽各二十余公里的囊形阵地上，美军后勤所依赖的17号公路蜿蜒其间，丢失某一个阵地并不会造成全局的崩溃，但拿不下任何一个阵地，美军的后勤线路就可能暴露在志愿军的炮火之下。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不得不一个一个拔除志愿军的阵地，志愿军丢失了的阵地，却不是必须夺回。
可是，与其它阵地丢失后的情况不同，种子山失守之后，蔡长元师长一反常态，严令566团团长朱彪组织兵力夺回种子山并随即坚守。
蔡长元师长下达的这个命令，在参战的志愿军老兵的回忆里是件平常的事情，就像吃完了早饭吃中午饭一样正常。老兵们讲，当时每天都在打仗，不是防守就是进攻，无论怎么说，都比从洪川江往下撤的时候让人追着屁股打痛快多了。当时在566团四连任班长的王连生（太原干休所）讲，当时打仗都打成家常便饭了。开始是害怕，等有战友牺牲，是愤怒，几个月连续不断的打下来，人就麻木了，已经不再把打仗和生死当回事儿。
西方把这种现象称作心理学上的一种战时自我保护意识，越是这种忘掉生死的战士，越能够有更加专注和清醒的头脑应付战争中的各种情况，生存的几率越高。这是人类几百万年进化中经过无数次搏斗产生的自我保护功能。但是，这样的战士，也会出现与人类社会疏离的现象，要经过痛苦的自我调节，才能够回到正常人类社会中来。
奇怪的是，我却从未听到朝鲜战争的老兵们提到自己有这样的调节过程。思考了一下，才恍然大悟–在1950年前后，整个中国，都在一种从战争创伤中复苏的过程中。持续不断的战争延续了十几年，有些地方甚至几十年，这种战争的伤痛刻在那个时代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朝鲜之战后，再没有哪个国家同中国打过一场全面战争，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体味和平的含义。所以，志愿军老战士的心理调节，在整个社会的节奏调整中，得以自然地完成。
这一和平，就和平了五十多年。。。
直到2008年我在北京和蔡长元将军的幼子蔡小心先生谈起种子山之战，也在通过日记和军史材料研究自己父亲军事生涯的蔡小心才揭开了这个不寻常命令背后的原因。
189师师长蔡长元，一个看起来略有些文弱的铁血悍将
即便是利用“飞舞的链条”，189师也撑不下去了。
尽管志愿军打出了最高的防御水平，但是189师全师只有一万二千人，而迎面而来的“联合国军”足足有九万人，其火力的差别比人数更甚–整个189师只有79门炮，还不够一个加拿大皇家骑炮团的编制。
这样强烈的对比之下，即便战术上没有任何错误，依然无法避免我军的重大伤亡。根据189师师部统计，美军在志愿军防御正面上部署的一千三百门大炮，仅仅一分钟，就施放出4，500发重炮炮弹！在种子山一战中，坚守阵地的566团4连，撤离阵地的时候还能作战的只剩了一排长赵明明以下二十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从志司彭德怀司令员到63军军长傅崇碧，都很清楚189师的困难。担任二梯队的188师已经开始进入阵地，准备接防。但是，中国军队的机动能力无法和美军相比，189师至少还要在自己的阵地上坚守一天。
一天，24个小时，1440分钟，如果放在平时，也就是一趟春游的时间。这个局面继续撑下去，大量减员的189师却实在没有把握能扛住这24小时了。
蔡长元还有最后一招。
这一招，就是打乱美军进攻的节奏。蔡长元看中了种子山。
这是因为，种子山一面毗邻汉滩川，另外两面恰好构成了17号公路的一个大拐弯。只要控制了种子山，志愿军即便只用轻武器，也可以打到公路上行进的美军车辆和人员。
此时，涟川-铁原一带刚刚发生了一次连续三天的降雨。这次降雨成了后来李奇微解释美军无法完成对志愿军主力拦截的主要理由。然而，从当时战场拍摄的照片来看，这场雨的影响远没有这样大。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这场雨大到令美军无法行动，志愿军难道比美军的交通手段还好，竟然能在这样的大雨中完成撤退任务？
这场大雨的真正影响是大大降低了美军的机动能力，迫使其更加依赖公路来完成负担沉重的后勤补给。
如此，志愿军在种子山这个17号公路的拐弯处钉上一颗钉子，就成为美军无法容忍的事情了。
因此，蔡长元师长给566团的任务，不仅是反攻，而且要坚决地拿下这个阵地，然后守在这里。
此前，189师防御的奥妙就在于尽量在运动中和美军作战，而不给美军一个固定的打击目标。这种针对美军特点的打法堪称蔡长元师长的神来之笔。要知道，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直到伊拉克军队即将全军覆没的时候，有一些军事家才对这个问题若有所悟。蔡长元深知在美军的猛烈炮火之下，想守住一个临时建立的防御阵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现在给朱彪的这个任务却与此背道而驰，蔡长元师长肯定知道566团将为此付出怎样惨烈的代价。但是，蔡长元师长更知道，只要在种子山阵地上还有一个活着的中国兵，美军就不敢放手向志愿军的纵深追击，而566团是63军唯一的红军团，是他手中最好的一个团。
也许，这就是慈不掌兵的真正含义。
接到命令的566团团长朱彪倒没有过多的想法，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弄清自己还有多少部队可用。这一清点倒让朱彪吓了一跳。
他身边的主力一营，加上铁原之战前补充的一批新兵，三个连竟然还各有六十到七十人的兵力可以使用！
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第五次战役后半段是一场惨烈的恶战，而566团从洪川江一路杀回来，不算伤员，还能有一半左右的战斗兵员可用，到底是冀中野战兵团的老底子阿。
朱彪明白，其他阵地上的566团部队也在试图向种子山方面集结，但是因为和美军进攻部队粘得太紧，当天的进攻是指望不上了。这一仗，只能依靠一营来打。
但是，仅仅靠一营，能不能打下种子山呢？
尽管时间已经很紧，但朱彪依然亲自做了一次战地侦查。唐满洋回忆，借助落日的余晖，这位中国陆军未来的天津警备司令久久地用望远镜眺望着种子山上的美军（当时并不知道山上守军为加拿大25旅），特别是细致地观察了一番对手的工事。
当朱彪放下望远镜的时候，黑脸上绽出了一丝冷笑–“一帮新兵蛋子而已，这个种子山，老子拿定了！”
给朱彪信心的，并不是种子山上到底有多少敌军，而是对手修工事的手段。挖战壕可是一门学问。
在朱彪的望远镜里，可以看到加拿大士兵都有和美军一样的圆锹和十字镐，交通壕也挖得纵横交错，看起来颇有章法。但是，在打过日军打美军的朱团长眼里，却有个致命的破绽。那就是加拿大兵挖壕沟，挖出的泥土随手就垒在壕沟前面，形成一道低矮的墙垒。这样，原来需要挖一百二十五公分的步兵壕，只要按照散兵坑的要求挖八十五公分，就可以了，加上壕沟前的土垒，加拿大兵完全可以在战壕里半直立着身子射击。
这完全符合条例。一般来说，普通步兵构筑工事，先向下直挖他半米，然后向两边推进，再深挖达0.75米到1米，以站立射击后可以立刻蹲下寻求掩护为准，挖出的土就堆在自己散兵坑面对敌人可能来犯的那个方向，然后用工兵锹拍实即可。
然而，在打过仗的老兵眼里，这样的战壕并不合格。第一因为多了前方一条土垒而目标明显，在对方火力占优的情况下近乎找死；第二如果对方的手榴弹或炮弹在侧后方爆炸，所需要承受的杀伤就比藏在一百一十五公分的战壕里大多了。因为面对正面以外的进攻战壕深度不够，打这样的阵地一个迂回就够了。
这种事情，糊弄得了别人，却糊弄不了在华北平原打惯了日本鬼子的566团。朱彪的部队挖战壕极有特色，都是把泥土抛到身后去的，整个战壕低低地贴着地面。如果在灌木丛中，不用飞机侦察你根本找不到朱彪的兵藏在哪儿。
用修工事的标准衡量敌军的战斗力，是华北平原老八路的基本功。
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是四川人，但他的部下，大多来自抗战中的河北战场
在河北反扫荡作战中，八路军曾经遇到一支奇怪的敌军。1942年，在日军最新“铁壁合围”战术面前苦苦鏖战的冀南军区部队，为了改变被动形势，振奋华北军民的抗战士气，决定集中兵力，对日军切割冀南与冀鲁豫根据地的关键据点–南李庄发动强攻。
战斗开始之前，侦查员的报告几乎搞糊涂了八路军的指挥员。
在华北，狡诈的岗村宁次经常让日军和伪军互换军服作战。由于日军和伪军的战斗力迥然不同，对敌情不明的八路军最初曾几次吃亏。
但是，几次之后，老八路很快总结出了新经验。于是，每当弄不清敌军到底是日是伪时，指挥员常常会问侦察员两个问题–第一，敌军是不是每天洗澡？第二，敌军杀猪吃的时候剥不剥皮？
原因很简单。日本兵有每天洗澡的习惯，雷打不动，而当时中国人并无此习惯；日本人杀猪剥皮只吃肉，而中国人杀猪只煺毛–至今在日本超级市场要想买到带皮肉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只要掌握了这两条，确定敌军的身份百试不爽。
南李庄的守备队指挥官是个日本军官，由“部队长”松本大佐带来，但军服和重武器与日军又有些差别，其身份让八路颇为狐疑，自然，就要问侦察员这两个问题了。
然而，百试不爽的事情，偏偏在判断南李庄守备队身份的时候出了问题。
这伙敌军洗不洗澡？答：天天都洗。
如此，看来是鬼子了。
那么，他们杀猪剥不剥皮呢？
不剥皮，只煺毛。。。
嗯？
这下子真搞不清了。
指挥战斗的陈再道司令员于是亲自去观察，结果发现，这伙敌军虽然分不清是日是伪，但挖战壕时候挖出来的土一律扬到工事后面，战壕的上沿几乎与地面齐平。
看到这种情形，八路军立即判定，不管这支敌军是日是伪，其战斗力绝对要按照日军来计算。
果然，一战打下来，打出了冀南反扫荡最惨烈也最光荣的强攻南李庄之战。在这次战斗中，一名八路军卫生员在冲锋中战死，但仍用刺刀插在地上巍然屹立。骄横而又枪法出色的敌人竟瞄着他一枪一枪地射击，最终将其遗体打成两段！连大名鼎鼎的129师骑兵团战斗英雄韩猛子都牺牲在了白刃血战之中。
无论敌军如何凶悍，破釜沉舟的八路军最终赢得了此战的胜利，此战击毙敌军三百余人，俘虏二百八十六人，缴枪四百余支（包括六挺重机枪）。这支神秘的敌军也终于被揭开了面纱–这支敌军的主力是日军以伪满新京（长春）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为主体组建的皇协军"种子部队"，是伪军中唯一可以佩戴指挥刀的部队，其军官和骨干虽然来自伪满军校，却多是朝鲜人。这支部队被打死的伪满"教育班"朝鲜军官们有一个同学很幸运地没有参加这次战斗，他就是二十年后的南朝鲜总统朴正熙。
这个种子部队是准备在华北用作未来伪军部队样板的，不料刚刚入关就被陈再道消灭在了南李庄，对日军的以华制华战略，实在是当头一棒。
南朝鲜前总统朴正熙，因为从长春伪满军校保送日本研修军事，没有随同学南下华北作战，1944年毕业。如果他也被击毙在南李庄。。。
难怪这支敌军既不象日军，又不象伪军。陈再道司令员根据其修工事的特点对其战斗力做出判断，可算此战的经典一笔。
朱彪的自信，就是来自这个老传统。种子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加拿大兵环绕山顶挖的一圈战壕，如同给山顶戴了一条围脖。
由此，朱彪断定守山的敌军训练不足，属于“新兵蛋子”。
实际上朱彪这个想法真是冤枉了这支守山的加拿大部队。
加拿大二十五旅到朝鲜参战，挑选的都是参加过二次大战的老兵，和老八路一个资格。不过，加拿大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有训练不够严格的说法。1941年日军即将进攻香港，为了加强那里的守备，英联邦国家决定派遣加拿大部队前去增援。加拿大联邦军总司令派一位罗逊准将对本国部队进行考察。准将用丰富的数据得出结论--这些人虽然是兵，但训练不足，看看俘虏还可以（当时加拿大军队主要的工作就是看管俘虏）根本上不得战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防军司令部随即下令罗逊准将为司令官，率领两个他说上不得战场的营（加拿大皇家来福枪营和温尼伯掷弹兵营）前去香港。大约，也有不信服准将所作结论，让他亲自验证一下的意思。结果，香港保卫战失败，来增援的加拿大官兵大多成了俘虏，罗逊准将自己倒十分尽职，战死沙场，算是用生命捍卫了自己对加拿大陆军的评价。
此后，加拿大军队还经历过迪厄普和诺曼底的登陆战，作战也颇为英勇，但基本都是在己方优势炮火下攻击，对于怎样在敌人炮火下修筑工事，并不是十分在行。
笔者在考证这次战斗的过程中，通过加拿大二战退伍老兵组织获得了一些朝鲜战争中的老照片，愕然发现1951年7月，加拿大二十五旅构筑工事的时候，也不再把挖出的泥土堆在战壕前方，而是和志愿军一样分散地抛到周围。这个转变，不知道和种子山之战有没有关系。
掘壕固守的加拿大部队，1951年7月，铁原
由于加拿大官方资料中对于种子山前后的战斗描述笼统，此时加拿大第二十五旅在山上的部队番号不详，从战后的统计来看，其兵力大约一个连，至少有一部分部队属于帕特里夏公主轻步兵团，指挥官是突击群指挥官托马斯.丹顿中尉（Lt.Simpson,T.Denton）。由于美军正在开始将加拿大二十五旅与英军，南非，新西兰部队合组为英联邦第一师，作为突击的主力箭头攻打铁原，一部分南朝鲜第九师的部队正奉命赶来接防。
如果南朝鲜部队接防完毕，种子山恐怕会更难打一些。在志愿军的回忆中，尽管正面战斗力远不及美军，但同样作为一支东方军队，南朝鲜军在迂回，渗透，夜袭，冒充，设伏等方面极为刁钻。到1952年，面对美军的空步炮协同打“油”了的志愿军，面对南朝鲜军队反而要多睁一只眼。朱彪的反攻，恰好打在了加军与韩军接防未毕的节骨眼儿上。
天助我也。
得出了上面都是新兵蛋子的结论，朱彪把自己身边的几员大将–一连连长王胜瑞，代理副连长袁子兰，三连代理连长唐满洋，代理排长欧阳忠叫到了身边，商量这个仗怎么打法。由于原一连连长在雪马里之战牺牲，在兰州战役中立过大功的王胜瑞是小理山之战前被提升为连长的。袁子兰是河北人，属于立过两次大功，打过太原战役的老兵，五次战役前是一连二排排长。欧阳忠是苗族，原来是三连八班班长，上战场好抡大刀，可平时却是文绉绉的，好给战士们讲政策讲战局，天生一个草根政委的坯子，和同样动不动就抡大刀片的唐满洋相映成趣。
四个打仗的老手加上一个朱彪，还能商量出什么别的主意？八路军的老传统，夜袭呗。
计划是兵分两路，王胜瑞前山，唐满洋后山，带足手榴弹摸上去，一旦被发现就利用华北野战兵团擅长的夜战实施强攻。
正在分配任务，奉命休整的四连代理连长赵明明来了，报告说有一条隐蔽的路线可以摸上种子山去。
原来，四连守山的时候，一度想在山顶和山脚之间挖一条隐蔽的交通壕，以便必要时把伤员撤下来。没想到刚挖一半，美机来轰炸，一个汽油弹正巧扔在交通壕里爆炸，施工的十一个补充兵，一个也没出来。
这样，这条交通壕在山上的部分就没有修，但从山根到山腰的部分大体还在，正好是一条上山的隐蔽通道。
赵明明并表示如果反攻种子山，四连愿意打头阵，虽然只剩二十几个人了，但带路足够。四连在种子山扔下了一个老连长，一个指导员两个排长，这场子得找回来。
所谓找场子云云，是笔者的演绎。按照唐满洋的回忆，四连那是“杀红眼了”。
朱彪没同意，他想给四连留点儿种子。
不过，既然有这条上山之路，原来的强攻就没有必要了。566团调整部署，袁子兰的一连还是爬后山上去，作为佯攻，唐满洋的三连从炸塌的坑道向上走，负责拿下原来的核心工事。根据朱彪的观察，那里美军放了四个重机枪巢，强攻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选择三连打主攻，朱彪有自己的考虑。
如果在战役开始阶段，朱彪让一连打主攻会是更合理的选择。
王胜瑞和袁子兰的一连本来是566团的基本部队。
在朱彪团，一连又叫“青年尖刀连”，二百多条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冒一点儿胡子茬的都嫌老，以全团战斗力最强自居。兵好，装备也好，入朝的时候清一色波波莎，用一连一个老兵的话说：“我们用的都是冲锋枪，打连发的，后边部队都是骑枪，单打一发的，打一发掰一次，顶一次，等你顶好了，对面人那儿也瞄准了，把你打死了。”
装备波波莎冲锋枪的志愿军突击部队
但是，在前面几次激战中一连都是顶在打得最苦的地方，损失比较大，已经伤了元气。打种子山之前，一连和美军骑一师（1stCavalryDivision）的先头部队顶了一天，从泉站山打到桥头山，又从桥头山打到铁岭，打打跳跳，让美军打又打不上，冲又冲不快。
这几个地方说来名称不同，其实要看地图不过是紧紧相连的一串小山包，距离不过几百米。恼羞成怒的美军调动坦克投入攻击。这种坦克和以前566团打过的霞飞式不同，装甲很厚，参加过这次战斗的老兵回忆用冲锋枪打根本没用，一打一个点，一打点个点。566团入朝携带的唯一制式反装甲武器，是一种没人喜欢的苏制反坦克枪，这种枪笨重而且后坐力极大，可以把射手震吐血，枪架又高，支在那里好象摆个靶子给美国人打。结果打了几仗，敌人坦克没打掉几辆，自己却经常一露面就被敌人干掉，反坦克手也伤亡不小。恨得志愿军战士破口大骂，要向斯大林反映把这枪的设计师抓起来，看他是不是阶级敌人。
到铁原阻击战打响，189师已经没有这种笨家伙了。
霞飞式坦克，美军在朝鲜的早期坦克部队主力，后被巴顿式坦克代替
好在美军这种新坦克颇为笨重，一爬山就往下滑，只能在公路附近活动。在泉站山下的河滩里，美军把十辆新式坦克摆开，当作自行火炮对着一连的阵地猛轰，掩护步兵冲击。坦克的直射炮火打掉了一连的重机枪阵地，临时在一连步兵身后展开的566团团部也中了几炮。朱彪从炸塌的临时隐蔽部里跳出来，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对阵地威胁太大，当即组织直属部队用爆破筒袭击美军坦克。结果敌军火力太猛，攻击未能成功，部队反而遭到较大损失，在一线指挥的副团长李铠当场阵亡。
副团长李铠是566团铁原战役阵亡官兵中职别最高的。
但是，这次攻击也让美军感到了恐惧，他们匆匆把坦克开走，和志愿军脱离了接触。得到这个喘息机会的一连且战且退，转移到了种子山附近。临走，还在铁岭附近的公路上埋了地雷，阻止美军坦克突破。连续转战的一连十分疲惫，现在战斗力不及三连。这大概是朱彪部署三连担任主攻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哪次需要挥刀冲阵的时候，朱彪都不会忘了唐满洋这张王牌。
出发前，部队吃了顿饱饭。
根据当时566团老兵回忆，从洪川江后撤以来，只收到一次补给，吃了三四天，又没了，就再没送上来。志愿军老兵们回忆五次战役最难熬的就是没吃的–“那肚子饿的不行，也没劲儿”，“撤到议政府，议政府有美国一个小部队，到那儿没吃的了，没吃的把老百姓准备种稻子的种子，泡的稻子苗都出芽了，带皮就煮在锅里吃。刚要吃就来命令了，打议政府那个山头，一个人就拿缸子舀一缸子吃，也吃不饱，最后看公路上鬼子扔那个面包，捡起来也不管有毒没有毒，在身上擦一擦就吃，都饿到那个程度。把老百姓刚发芽的葱吃，这样把这场战斗打下来（据推测这指的是五次战役议政府附近志愿军十九兵团和美军后卫发生的直洞之战）。”“后方给运上炒面了，运一次只能够吃三天到四天，等打种子山的时候又没有吃的了。”
铁原一线，上万名伤员在全力后送，后撤的部队不断通过这个炸不烂的铁路枢纽转向后方，这个时候逆流而上给前线送给养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在打种子山之前，566团的官兵又饿肚子了。不过，恰好这个时候，美军的炮击将566团拴在树林子里拉炮的骡马打死了几匹，朱彪下令，就拿那个马肉来吃。早已经饥饿不堪的战士不能等待，马肉在锅里煮得半生不熟已经被捞出来--怕稍晚敌军的炮火把锅掀了，那可就谁也吃不到了。虽然马肉不算很熟，总算每个战士得以一饱。
由于美军在不断炮击，部队运动速度极难掌握，朱彪命令两个连出发到达出击阵位后再确定攻击发起时间，务求两线同时打响。
入夜，两支部队从种子山脚下的出击阵地开始向前摸进，担任前敌总指挥的是土桥里打英军装甲部队的战斗英雄，团政治部主任展化南（后担任北京步校政委）。记入中国人民解放军566团团史的种子山夜袭反击战就此开始。
在566团团史中，对这一战的描述如下：
“（敌）于6月1日集中了大量坦克和摩托化部队，沿公路疯狂的尾追，向我军展开全面攻击。
我团在师防御的正面，于板巨里，地藏洞，新浦洞一线地域防御。种子山是我团四连的防御阵地。
6月2日晨，加拿大二十五旅约两个营的兵力在3个炮群的掩护下，向我仅有一个连守卫的种子山阵地展开了猛攻，从早晨7点打到11点，我四连的战士们英勇反击敌人，终因敌我兵力悬殊太大，我暂时放弃种子山。
晚10点钟两个突击队轻装出发了。一连突击队约11时摸至敌前沿阵地，排长袁子兰一声令下，战士们向敌人猛扑过去，一阵手榴弹炸得敌人晕头转向。这时，三连突击队也冲上了山顶，三连机枪班长白增奎，一个人就击溃守敌一个班，在坡下帐篷里正睡觉的敌人，慌乱组织向我反扑，排长唐满洋组织突击队奋勇还击，敌人大部就歼，余敌弃阵而去。
此战，毙敌五十余名，获大量枪支弹药。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夺下的种子山，仅控制了不到十二个小时，又回到我军手中。”
察看“联合国军”方面的记录，这一战，使加拿大官方6月6日和7日两次公布的伤亡名单上增加了数十个名字，指挥官丹顿中尉也在其中，看来，加拿大军官在战斗中颇有罗逊准将身先士卒的遗风。
而现场参战的志愿军官兵，对这一战的回忆更加真实和令人震动。
黑暗中，袁子兰的排首先摸到出发阵位。袁子兰让担任通信员的杨恩起返回前敌指挥所，问展主任何时发起攻击。
杨恩起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经历–“我们有司号员，但是号都没用上，怕敌人发觉，一般情况下都是用口头传达命令，出发啊、到哪儿啊，都是这样。一吹号，敌人炮弹，远射程炮就过来了。”
“当时的这种联络，号令，其实都是用用通讯员传达。”
“连长给我下指示，让你向团里那个展主任，他叫展化南，他那时候是展主任，回国以后当政委了--打种子山的时候，让我请示主任几点出发，我就通过那个老百姓浇水稻的沟，爬了500多米，那炮弹打我20多发都没打着我，我要站着跑去通讯我就死了。”
“完了主任说，回去告诉你们连长，9点钟正式从种子山山脚下往上冲，我们营地的地方离种子山脚下有500米，有1里地。”
“我爬着去，爬着回来的。”
展化南做出这个决定，因为唐满洋的三连，也已经按时到达了指定阵位。
三连，是顺着那半截战壕向上摸的。
这个动作十分危险，虽然战壕可以帮助攻击部队最大限度地隐蔽自己，但是谁也不知道山上的敌军是否已经发现了这条战壕。如果敌军在这里设下埋伏，那三连就是没顶之灾。
如果是赌博，其实唐满洋在出发的时候，这一局基本已经输定了--丹顿中尉的部队在566团的反击之前，的确已经发现了这条战壕。
从后来的情况分析，加拿大人在攻占种子山的时候，的确发现了这条战壕，但因为它本来就只是半完工的一段，加拿大人未予重视。特别是种子山上“联合国军”兵力不足，所以，加拿大人只是给这条通道布上了雷，而没有派哨兵警戒。
按说，这也不是不可以，在越南，美军在丛林里作战，就经常用地雷阵和传感器代替哨兵的。
不幸的是，第一个顺着壕沟爬上来的志愿军战士正是唐满洋的死党，六班长姚显儒。
唐满洋和姚显儒的关系，一如朱彪和唐满洋。假如饿肚子的时候唐满洋有一个馍，他不会跟姚显儒平分，肯定告诉他自己弄来了俩馍，吃了一个觉得味道不怎么地，剩下一个你替我吃了吧。所谓好到可以换老婆，大概就是这个程度。但是，每到摸哨，侦查，奇袭这类最危险的任务，唐满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姚显儒。
为何说加拿大人不幸呢？姚显儒正是后来因为排雷立了二等功的“地雷搬家大王”，他对地雷有一种天然的嗅觉。
朝鲜战场上正在排雷的姚显儒，乍一看，仿佛一个老婆婆
在开城阻击战中被称作63军“诡雷大王”，拿过中苏朝三家勋章的姚显儒是甘肃人，正宗的西凉子弟。据老首长说，姚性格柔和，耐心极好，又细致多智，因此成为当时的排雷大王，通过他的手终于弄清了李承晚军引为得意，曾给我军带来重大伤亡的“蜘蛛布雷法”，后期姚更把大量美韩军地雷挖出来换到志愿军阵地前使用，给敌军造成伤亡之余又让具有强烈崇美心理的韩军产生巨大心理压力--中国人用的都是美国地雷阿！
这一手，足以让后辈军人顶礼膜拜。
不过，唐满江对他的回忆可是不带有多少崇拜的味道，老爷子说--姚显儒啊，危险分子，没事儿就爬到美军阵地前面去挖地雷，挖完了带回来摆得满坑道都是，地雷上全是外文字母，他在那儿又敲又砸的，让人睡觉都觉得不踏实。。。杨恩起回忆姚显儒怎么成了“地雷搬家大王”--“那时候他是在159，我们159高地跟敌人对峙一个阵地，跟敌人当中就间隔一条小河，距离离我们阵地也就有400米吧，他每天晚上姚显儒带着一个班到159阵地取敌人地雷，取回来以后埋在我们阵地去。”“完了他起那么多地雷，把159高地敌人的地雷都快起没了，敌人摸上来就碰自己的雷，没想到是他自己的地雷，那雷先进，炸了都不知道怎么炸的，美国人说苏联给中国人送来了新式武器。”“他把敌人的地雷都起完了以后，我们才打，一下就把敌人阵地给打下来了。最后通过上边批准，定他是二级起雷英雄，姚显儒。”
所以，加拿大人用地雷封锁战壕，碰上姚显儒就算碰上了克星。
有人说，那加拿大人要放个哨兵呢？恐怕也够呛，很少有人知道姚显儒是马家军出身的，他一个汉人，在一支少数民族旧军队中却因为打架爱动刀子而出了名，马家军的人一提姚显儒都绕着走。到了解放军中，姚显儒的刀可就不是打架用了，侦察，摸哨，照唐满洋的说法：“姚显儒那小刀子玩儿的，用美国话说是歪裂疙瘩的水平啊。”
所以，要加拿大人放一个哨兵在这儿，跟往老虎笼子里放一只羊大概没什么区别。
真正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布上明暗混合哨，那唐满洋就真没咒念了。不过，仗打到这个份儿上，联合国军上下多少都有些骄横，认为志愿军炮兵已经基本沉默，所以失去了反击的力量。
用孙立人在新平洋反驳史迪威的说法–以为只有带着大炮才能进攻，那是你们美国人的想法。
加拿大人不是美国人，不过想法也差不多。
封锁的地雷没费劲儿就被姚显儒发现了，并且将其引信拆除，回头让欧阳忠传话问唐满洋，说敌人在战壕里埋雷了，怎么办？
唐满洋说接着起，你朝前走的时候，拿块白粉把脚踩的地方画个圈，后面的人只许踩圈里不许踩圈外。
直到今天，提起姚显儒来，566团的老兵还很佩服，但也有点儿无奈，说你看看这个姚显儒啊，又会玩刀，打枪又准，摸地雷一摸一麻袋。小理山打得那么狠他连个油皮儿都没碰破，结果呢，转业以后，教民兵摆弄手榴弹楞给弄响了，炸残了一只手。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
看来，有的人只有在枪林弹雨中才会毫发无伤。
顺便提一句，2006年10月17日姚显儒在老家去世，当时，他的孙女姚瑶守在身边。姚显儒的最后一句话是：“娃，好好学习，努力考研，等2008年陪爷爷去北京看奥运会……”
“出门时，我再次回头，却看见爷爷眼角流出的泪水，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爷爷流泪，也是最后一次。”姚瑶说。
就这样，一连按时摸到战壕尽头，顺利到达出击阵位，并且也派出通讯员和展化南联系。
九点钟，突击部队开始向山上摸进。
志愿军各部动作轻捷，经验丰富，依然惊动了守军。快要摸到山顶时，三连首先被敌军发现。
出发前已经被任命为代理班长的杨恩起依然记得被发现的一瞬间。当时，他手提一支苏联铁把冲锋枪，紧随着袁子兰在三连袭击队列的最前端，眼看已经摸到了那条朱彪所看到战壕的前面，迂回的一个战士却踩断了一根枯枝。
敌军哨兵立刻就发现了袭击的队伍。
杨恩起这样回忆那一仗–“打种子山，战斗是9点钟开始往上摸，那山也比较陡，爬两步我出溜一步，跑两步我出溜一步，9点钟还是爬，爬到快2点来钟了，下半夜2点来钟了（时间与战史稍有出入），离敌人山头阵地很近了。还得轻轻的，不能刮树叶子，刮树叶子哗啦哗啦响，敌人听见了就完不成任务了，还得慢慢一点一点的。9点钟到2点钟，爬了有5个小时，离敌人山顶还有20来米，就不爬了，绕弯走的那几个战士拿手榴弹准备投，趟在树叶里，敌人发觉了，发觉了以后往那边扔手榴弹，我这鼻子就在那儿被崩的。”
看来，加拿大人虽然修工事不太在行，但哨兵还是尽职的。随着喀吧一声轻响，加拿大哨兵立即在上面大声喊叫起来。
发现已经暴露，连长王胜瑞高声叫道–“冲！”跟着跃起的杨恩起刚刚直起身来，只见两个黑乎乎的东西迎面飞来，夜色中杨恩起头脑还很清醒–手榴弹！加拿大哨兵不愧是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警惕性太高了，一声口令不见回答，立刻投弹。
“敌人扔两个手榴弹，扔右边一个，炸伤了咱们好几个人，扔左边这个，扔我跟袁子兰前边有五米远，把我鼻子给崩破了，轻伤不下火线，弄个纱布就给我包上了。”
那个弹片正打在我这儿--老兵杨恩起在新浪讲述当年的战斗
这两枚手榴弹其中一枚落在志愿军夜袭部队的队列中，当即炸死炸伤六名志愿军战士，另一枚慌乱之中没有投远，扔在杨恩起前面的战壕里，在战壕内部爆炸。这一枚手榴弹的弹片大多被战壕的土壁挡住，只有一小块如同蝉翼大小的弹片迸飞出来，正打在杨恩起的两眼之间。
加拿大哨兵投弹的时候，袁子兰没有躲，他正按照和三连的约定，举起信号枪发信号弹呢。
杨恩起一把将袁子兰拉在了身后。“好玄，”几十年后杨恩起回忆起这次负伤，依然余悸未消。他用手抚摸着两眼正中那块斜斜的伤疤，神情欣慰中还带着一丝后怕。
战场上杨恩起顾不得后怕，当时他的感觉只是鼻梁上被什么拂了一下，连摸一下都顾不得，就地一跪，朝着手榴弹飞出来的方向扣了扳机。一串子弹飞过去。“也不知道打着没，反正披里扑通的，不知道是让我打着了，还是他们那哨兵躲子弹在地上滚。”
就在这时，看到袁子兰发射的信号弹，唐满洋连在前山方向同时打响，两面遭到袭击的敌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566团3连代理班长杨恩起这样形容此后的战斗–“等他一扔完手榴弹，一爆炸，我们排长（即袁子兰）一发信号弹我们就冲上去了，冲上去就把敌人阵地占领了，那个坑道里头死了不少人，后来才知道死的是加拿大的兵，我还摸呢，我说他死了没有，没死再给他补一枪，完了袁子兰排长还问我--你摸什么呢？我说我摸看他们死了没有，没死再补一枪。”
事后才知道，杨恩起和袁子兰的关系极好。
杨老至今双腿上各有一个大疤，走路颇为艰难。“咱们入朝救治包都是上海资本家生产的，都是烂棉花，包上以后伤口都感染了。”“最后毛主席知道了，把这些资本家的头头都给枪毙了，1952年的时候都给枪毙了。”杨恩起说。
类似的情节，周而复在《上海的早晨》中曾经提到。但是，《上海的早晨》毕竟是一部小说，在共产党已经毫无疑问取得全国政权的时代，在直接为解放军服务的物资上面，是否真的有这样的“黑心资本家”敢这样没脑子地去捻虎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读到此处老萨也曾疑虑重重。然而杨老的经历和伤疤，实实在在地证明了在“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个时代，确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根据互动百科的记载，武汉福化药棉厂资本家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领取好棉花1万斤，全部换成废棉，其中还有1000斤烂棉花，这批急救包中有12万只没有经过消毒，带有化脓菌，破伤风菌，坏疽菌就被送到前线，直接导致了志愿军战士非战斗伤亡。
李寅廷后确实被处以枪决。
不能不让人感叹，资本这个玩艺儿，足以让人疯狂，让人失去良心，让人做出完全失去理智的事情。过去如此，今天，恐怕也是一样。
这也是真实的历史。
我曾经问杨恩起，是不是因为袁子兰救过他，这种特殊的战友之情让他在面对手榴弹的时候把袁子兰拉在了身后。
杨老迷惘地看了看我，想想才说：“也没。。。那么想，他是排长阿，排长要给炸死了，我们这仗还怎么打阿？”
看来，这就是真正的士兵和纸上谈兵之间的区别了。
唐满洋三连方向发动的攻击更为凶猛，因为在“草根政委”欧阳忠的鼓动之下，三连的官兵士气如虹，机枪手白增奎硬是顺着战壕把一挺三十多斤的郭留诺夫重机枪拖到了进攻阵地上。这种有四条膛线，理论射速650发每分的武器在近距离使用，对敌手来说是一种灾难，战斗一开始白增奎就打掉了加军的值班机枪，周围一个班的加拿大兵非死即逃。五次战役中，白增奎先后立大功两次，是566团唯一的“双大功功臣”。
郭留诺夫重机枪，可以看到山地作战中这实在是个笨家伙
与此同时，带着“死剩一个也要冲进去”的念头，唐满洋和欧阳忠率队以最快速度直插山顶加拿大军的核心阵地。让打老了仗的唐满洋不明白的是，他和团长朱彪都推测敌军有四挺重机枪扼守的核心阵地却只有零星的子弹打出来，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三连就攻占了种子山的制高点。
大约是美国兵忘了带子弹上山，唐满洋的脾气是这种好事儿可遇不可求，就不必多琢磨了。
第一个冲进核心阵地的是欧阳忠–做不到这一点的政治工作者是没法在志愿军里混的，哪怕是草根的也罢。一跳进工事，他就看到射击口那里有一个黑影，仿佛是一挺机枪。欧阳忠反应很快，飞起一脚，想把它踢开，免得有敌军夺过来阻击后续部队，却被这东西撞得后退一步。
紧跟在后面的唐满洋问：“是机枪么？”
欧阳忠看了看，摇摇头，那东西又短又粗，后面连根电线，连个枪管都没有，什么玩意儿？
他胡乱地回答道：“电动炮。”
唐满洋––……￥#￥#！！！
天亮了才明白，这原来是一具大功率探照灯，整个核心工事里没有机枪，只有四具探照灯。566团攻击之前，朱彪和唐满洋就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了重机枪。
事后推测，“联合国军”方面根本就没有想到艰难后退中的志愿军还能杀一个回马枪，所以种子山的防御极为松懈。倒是这个阵地正好可以处于铁原-涟川公路的大转弯处，所以美军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探照灯阵地，用来控制公路，避免志愿军或者游击队对其后勤运输的骚扰。不料，探照灯刚运上来，就送给了志愿军。
战斗中还发生了有趣的事情–唐满洋连攻占核心工事以后，发现制高点下面有一片帐篷，黑乎乎的一群敌人正从帐篷里跑出来朝制高点爬，大多赤手空拳，看来完全是被打懵了。
三连一排手榴弹过去，下面的帐篷顿时燃烧起来。这些敌人马上又开始掉头跑，却正迎着一连冲击的方向而来。
一连发起攻击时，一排手榴弹就打垮了加拿大军的警戒阵地，有两个敌兵扛着一门无后座力炮，正要对进攻的志愿军开火，不知道是有人的子弹打进炮膛引爆了炮弹，还是有人把手榴弹刚巧扔进了炮膛，那门炮忽然在敌兵的肩头爆炸了。
扫清障碍的一连正撞上那群如同绵羊一样被三连赶过来的敌人。
杨恩起回忆当时的情景：“完了那边剩下的小兵，一个连大部分被歼灭了，往那个我们这左边跑，跑着还喊呢，往这边跑，往这边跑。--说的是中国话，有蒋介石的兵。”
“完了袁子兰排长还问你们是不是三连的？我说什么三连的，敌人！快打吧。袁子兰就把一排子弹打光了，往那儿跑的几个人可能也都打死了。”
这一仗566团没有抓到俘虏，杨恩起缴了一支“大巴力”枪。所谓“大巴力”，就是美国步兵的标准武器M1式7.62mm半自动步枪。
杨恩起缴获的就是这种枪
“那个枪我拿起来以后我还拆卸了，开始不会拆，连个螺丝都没有，就把那个扳机后边那地方一挑开，哗啦哗啦都开了，等擦完枪以后你上完了，把这个地方一摁，又成原形了。”杨恩起回忆起那支枪来，依然觉得挺新鲜。
事后查明，被打倒的这批敌军，并不是“蒋介石的兵”，而是接防的南朝鲜第九师部队，南朝鲜军队中有很多军官曾在伪满洲国受过训，中国话都说得倍儿溜。
这次在种子山的反攻作战规模并不大，战果也并非十分突出。但控制了种子山，迫使美军“听话”地停止攻击，首先来啃这块骨头，战略上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志愿军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打出漂亮的夜袭和反击，给美方的高级指挥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奇威在他的回忆录《朝鲜战争》中写到这一阶段的战斗时，有如下的一段话–“又轮到我们注意防御了。范弗里特重新着手部署，要求尽可能地使防线变得坚不可摧。整个防线设置了一层层铁丝网，阵地前布满了地雷和汽油桶。只要有可能，各处都挖掘了带顶盖的坑道。此外，还在各阵地周围设置了路障和地雷，并测定了后方炮兵掩护射击的诸元。”
这些措施，固然减小了志愿军反击的成功率，但是，也不能不因此减缓美军推进的脚步。
朱彪命令1营撤下休整，本来作为攻击预备队的2营代替1营再守种子山。
这个决定后来让朱彪痛苦万分。
就在3日上午，美军王牌劲旅骑一师配合加拿大25旅和韩军第九师向种子山发起猛烈攻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566团2营进入阵地的官兵全部阵亡，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工事来。
566团其他部队在阵地上眺望种子山，可以清楚地看到炮弹爆炸腾起的黄色烟雾，但是，白天的时候，根本无法上去增援。
如果2营能够支撑到天黑。。。
可惜，种子山在中午时分就已经失守了。
敌军伤亡不详，但在加拿大政府公布的伤亡名单中，可以看到哈里.巴罗少校（MajorBOATES,HarryBarlow）–加拿大步兵第22团的一名营长的名字。
种子山再次失守，蔡长元的189师在与美军死战三天后开始后撤，而另一名修炼蛇盘龟息大法的中国将军–188师师长张英辉，正等在美军前进的路上。铁原，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磨去着李奇微的雄心壮志。
南朝鲜军懂中国话是个新闻，也曾在新浪采访的时候问过杨恩起老人是否懂得朝鲜话。老人张口就来，说完还很骄傲地说，我还会说英国话呢。
您还会说英语？在场的人都很惊讶。
老人同样张口就来，十分流利–“Giveupyourarms,uwon’tbekilled”
“缴枪不杀”，老人说，“英语我就会这么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