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朋克将致力于打造匿名系统。
——埃里克·休斯
《赛博朋克宣言》（1993年）
位于伦敦北部的一家废弃的比萨快递公司可非同一般，尤其当你发现这里其实是个策划革命的窝点时，感触就更深了。我们一行70多人聚在这里取经，探讨比特币将会如何改变世界。这个会议的分享人很多，但大多数人是慕阿米尔·塔基——一位年轻有为的程序员的大名而来的。分享会的听众之多，许多晚到的人都没地坐了，只能蹲在地上，面露难色，努力想跟上演讲人的思路。人们前前后后递送着罐装啤酒，空气中弥漫着香烟的薄雾，对我这种老实呆坐着又不抽烟的人士来说，整个分享会因此罩上了一层叛逆的诡异氛围。这时，有位胡子拉碴、梳着黑色小马尾辫的男人走到前排，示意大家安静。阿米尔虽然年纪不过20来岁，却已经是公认的天才程序员了，2014年，他还登上过“福布斯30位30岁以下精英企业家”榜单。在科技领域，无数高薪工作向阿米尔抛出了橄榄枝，然而他却选择在他称之为“科技产业基地”的西班牙一家叫Calafou的旧工厂定居。如今，阿米尔正专心于研发比特币软件，这样的工作状态已持续了四年之久。毋庸置疑，他已是目前世界上最了解这一新兴货币的专家。阿米尔现在在台上分享的，就是他最新的比特币项目——他称之为“暗黑钱包”。
阿米尔以及众多如他一般的有识之士们热衷于比特币的原因，在于它是数字货币的一种，具有难以想象的发展潜力。看上去，比特币不过是一串数字，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也不与真实货币挂钩。它的价值来自人们对数字货币的信任，并且货币能够在使用中流通起来。人人都能在电脑上下载一个比特币钱包，然后在货币交易所用真实货币兑换成相应的比特币，之后就可以使用比特币购买或售卖商品和服务了，操作流程像收发邮件一般简单。交易全程十分安全、快速且不受任何限制，没有所谓的中央机构来管控货币的价值与供应，也不存在中介的分成。甚至人们不需要用真实姓名开户，没有人掌控着比特币的价值走向，换句话说：人人都是比特币的主宰者。
比特币于2009年问世，最初，只有在某个特定名单上的程序员们才能收到相关邮件，随后比特币迅速发展，成为网络毒品市场“丝路”的专属交易货币。之后不断有人用真实货币来兑换比特币，直接后果是从2009年到2013年的四年间，比特币的兑换比率从不到0.001美元飙升至100美元。同年10月，一位美联储的发言人表示，将来比特币有可能成为“流通货币”；接下来的一个月，比特币的价值突破每枚1000美元。如今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价值上百万的比特币交易，在世界的某些角落，你甚至可以完全靠比特币生活。
异军突起的比特币，刺激了投资界及交易所的市场繁荣，甚至连自动取款机前也有络绎不绝的人流。业界许多玩比特币的人们也敲开了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大门，针对如何在传统货币体系下合理利用数字货币的问题相互磋商。比特币基金会于2012年成立，是负责比特币事务的半官方机构，目的是将比特币的核心产品及操作流程化，保证系统能安全高效地运作。尽管所谓的“官方机构”是不存在的，然而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比特币基金会已是众多比特币机构中最有“领导风范”的一家了。2013年，比特币基金会的年会主题为“支付的未来”，这个主题也揭露出许多玩家的心声：比特币将会成为未来支付系统的一环。然而，并不是所有玩家都报以如此乐观的态度。
阿米尔以他遇到的技术难题为开篇，来隆重介绍“暗黑钱包”的诞生过程，情到深处不免激动起来：“比特币才不是什么革命性支付方式，它是个妥妥的政治工具。”
“那跟政府合作不好吗？”底下有位听众问道，“政府应该会推广比特币吧？”
“不可能！”阿米尔回答，“政府就是一群臭流氓，流氓才不会听你的话！现在，主动权在我们手里，而且我们绝对不会松手！”
与阿米尔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们认为，比特币只是为争取匿名制及实现网络自由而打响的第一炮。阿米尔坚信，只有消除网络审查与监管，人们得以自由地畅所欲言，“为所欲为”，成为任何一个自己想成为的人——这种自由甚至可以引导政治革命。
阿米尔的理念，是典型的赛博朋克主张。
电邮名单
1992年的一天，应退休商人蒂姆·梅、数学家埃里克·休斯以及计算机科学家约翰·吉尔摩（alt.*的创始人）的盛情邀请，精挑细选的20位程序员及工程师齐聚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来到休斯的家中做客。拿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物理学学位后，梅在1974年加入了英特尔公司，在这里他也做出了突破性的业绩——参与重设英特尔计算机的内存芯片。梅在34岁时选择退休，一心投入了书本的海洋里，涉猎范围甚广：计算机、编程、物理学、数学，且对政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吉尔摩是大名鼎鼎的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的第五位员工，可以说是开朝元老了，但是为了追求政治理想，跟梅一样，年纪轻轻就退休了。休斯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高材生，跟随大卫·乔姆在荷兰工作多年，可能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密码破译高手。梅、休斯和吉尔摩这个三人小组是天生的合作伙伴：三人都极为推崇自由主义，且都属于较早接触计算机技术的一拨人，对技术如何影响政治及社会有莫大的兴趣。然而，尽管有许多西海岸的自由主义者看到了数字时代的苗头，为自由解放的未来而兴奋不已，三人小组却对此并不乐观，他们料想，计算机网络极有可能预示着国家监控即将大行其道。他们认为当今政界的重大议题，要么是针对政府——“是否会利用互联网及网络监管手段，来限制和窥探个人自由及隐私”，要么就是针对有自主行动权的个人——“是否会通过计算机系统生成具有颠覆性效果的工具，来破坏甚至摧毁这个国家”。
首次的聚会上，来的都是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梅对这个叛逆的年轻团队规划了美好的愿景，他认为，如果政府无法监视人，就无法控制人。梅说，幸运的是，多亏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个人自由能够在人为制定的法律之外得到一个更为可靠的保障：附在无法删除的软件里的那些牢不可破的数学和物理学规则。1993年他写道：“政治从未赋予人们长久的自由，且永远不会。”但是，计算机系统可以做到这一点。梅提出，目前的需求是开发出可以帮助人们避开政府监视的新兴软件。建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之后，组织每月都会在吉尔摩的新公司“Cygnus Solutions”的办公室里举行例会。在1992年的一次早期会议中，一位名叫祖德·米尔霍的成员为这次行动命名为“赛博朋克”行动，他曾以圣·祖德为笔名长期为Mondo 2000杂志供稿。祖德的灵感来源于以威廉·吉布森等科幻小说作家为首，曾引起风潮的小说分类“赛博朋克”。此名一出，让组织名声大噪。“实话说，这就是一个营销手段，”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梅通过电话跟我说，“匿名者组织不也总是戴着盖伊·福克斯面具吗，跟这个有点像。”
组织开始慢慢发展起来，为方便联系旧金山湾区以外对此事感兴趣的政党组织，埃里克·休斯决定建立一个电子邮件名单。该名单存放在吉尔摩个人网站toad.com的服务器上。在休斯还未正式介绍之前，第一封邮件就已通过名单发送出去了，内容是数学家查克·哈米尔1987年发表的一篇名为《从石弓到密码学：技术如何摧毁国家》的讲话。这篇文章为下面的结论建立了良好的基调：“与其投入时间、金钱和精力，来劝服国家废除大规模监听及各种形式的审查制度，”哈米尔写道，“倒不如教给每一位对此感兴趣的自由主义者学会使用密码学自行废除这些制度，自谋出路。短时间内，名单上的成员迅速扩大至上百名，几乎每天都有人通过电子邮件发表意见：交流想法，探讨发展计划，提议及测试密码等。名列邮件名单的人们可不简单，他们的想法超前，并在技术层面几乎更新并发展了每款防政府监控软件，至今仍被大众所采用，甚至还有人参与了软件开发的全程。蒂姆·梅提议除此之外，还需进一步开发安全的加密货币，为人们提供匿名浏览网络的工具，继而建立一个不受约束的地下市场，他称之为“暗网”（BlackNet），在这里人们可以任意交易而不被追踪，是一套原始的匿名举报系统。
确实，赛博朋克是一群麻烦制造者：他们饱受争议，行为极端，不屈不挠；但同时，又很注重实际。他们也会干点儿正事，有人会通过电子邮件发布自己写的代码，其他人会进行测试反馈和更新。当休斯在名单内部测试“匿名转发器”（发邮件时可不受定位追踪）时，有位叫哈尔·芬尼的牛人发现了其中的技术漏洞，修改之后，发布了更新后的版本。《福布斯》杂志记者安迪·格林伯格在叙述担任检举者的经历中写道，在这些赛博朋克群体中，创造力是第一位的，比什么理论框架重要多了。休斯之后将这种理念改写成朋克群体的一句代表性口号：身为赛博朋克，就是要撰写代码。
总之，他们就是想做加密性的编码。编码是一项可以实现向部分人开放权限的技术，使用者可以针对发布内容的受众不同，将其设为私密或公开状态。自罗马帝国时代开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运行的都是“单钥”（single key）密码体制，就是使用同一密码既可保密信息又可解锁信息。现代计算机技术使得编码功能更为强大，但是实际上原理并未发生变化：如果你想与某人进行私密对话，仍然需要解锁的密码，这里就出现了一开始遇到的那个问题。惠特菲尔德·迪费和马丁·赫尔曼，两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家在1976年发明了“公钥加密系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案。每位使用者都有一个专属的加密系统，里面含有两把“密钥”，其组成虽有不同，但都来源于同一个共享的原始号码，它们在数学领域其实是有意义的。如果要从数学层面来分析，过程就很复杂了，但是理念很容易理解：“公钥”的权限是公开的，其他人也可以利用它将想传递的信息通过加密，编成一堆无意义的乱码，而这堆乱码能且只能被你手里的“专用密钥”来解读。公钥加密系统的问世，改变了编码的应用前景。双方无须交易密码，甚至可以在毫不认识的情况下，相互发送加密信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这类强加密系统都一直为政府专用。此外，美国政府曾于1976年将强加密系统归为“军需品”一类，且多次对加密系统进行无证非法出口。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网络空间，美国政府愈发关心起网民们究竟上网做些什么。1990年，FBI发起了一项名为Sundevil计划的打击黑客犯罪行动，然而雷声大雨点小；紧接着，1991年初，美国参议院的部分议员提议，要求电子通信服务商向政府提交民众的私人信息数据（其中最核心的条款是由当时的司法委员会主席、议员乔·拜登提出的S.266条款）。更糟糕的是，1993年美国政府推出了加密芯片“剪刀芯片”计划：将网络加密系统列为工业标准——也就意味着美国安全局将掌控互联网中的所有密钥。
许多互联网的深度用户都把这一举动视为美国政府进行网络监控的一次尝试，是在国家监控之外的又一“壮举”。一位反核活动家及电脑工程师菲尔·齐默尔曼表示，数字技术并非解放人性的天使，而是吞噬民众隐私的蛀虫，他对此表示十分担忧。几年来，齐默尔曼梦想着能为大众建立一套基于公钥的加密系统，这样政治活动人士就可以无惧政府的监控，得以自由地交流对话。然而，迫于自由职业的不稳定及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压身，他根本抽不开身去做这些事情。得知拜登推行S.266条款的消息，齐默尔曼下定决心要完成这个任务，虽然过程十分曲折，某段时间他差点儿要变卖掉自己的房子来维持生计。1991年，由齐默尔曼开发的加密工具顺利完工，他第一时间就全部放到了网上（平台自然是热门的Usenet的小组），提供免费下载。这个系统被他称为“完美隐私”（Pretty Good Privacy），简称PGP。几周之内，PGP的全网下载及分享量高达数千人次。在之后的采访中，齐默尔曼表示：“在PGP诞生之前，如果不通过电话、联邦快递和传真的方式，要想实现长距离的两人之间通话且数据不被拦截，是根本不可能的。”直到如今，PGP都是使用最为广泛的邮件加密工具。
自不必说，美国政府对此极为不满。他们认为，使用PGP等强加密系统的人数增多，会大大增加安全部门的工作量及监控难度。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十分不安，观望着事态如何发展。戴维·奥曼德先生，当时任职于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局，他清晰地记得当时发生的情景，他说道：“PGP一类的强加密工具应用极广，发展速度也很惊人，这件事情我们当时都非常苦恼。”英国政府甚至考虑过要效仿法国，通过立法来管控加密系统的应用。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一旦齐默尔曼在网上发布了源代码，要想从开放的公共领域把这些代码的痕迹完全抹掉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人们越来越无法忽视这样的事实：互联网目前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而加密技术对于网络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对电子商贸的意义极为重大。更安全的网络环境，才能得到更多人的信赖。而美国政府采取了相反的策略，他们对曾在网上发布PGP源代码的齐默尔曼以“出口军火”的名义介入调查。美国海关总署立即对此展开刑事侦查，企图以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的罪名起诉齐默尔曼。
这场介于加密系统的争斗，一方是想要捍卫强加密系统所有权的民众，一方是对此不以为然的政府官方，被后来人称为“加密战争”。而对于三人小组梅、吉尔摩和休斯而言，确保大众的密码使用权不过是他们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赛博朋克们坚信，他们的努力最终将掀起一场波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方位变革。由他们而起的“电邮名单”风波，已甩不掉政治极端主义的头衔了。1994年，梅通过名单发表了一篇名为《赛博法典》（或称《密码法典》）的宣言，为赛博朋克发声，传递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和观点。《赛博法典》中提到：“我们之中有很多人明确表示对民主不抱期望，因此，我们期待通过加密工具撕开所谓‘民主政府’的假面。”总的来说，赛博朋克是一群坚定的自由主义分子，他们认为，民主政府的直接投票干涉了诸多关乎个人自由的决策。赛博朋克们酷爱《1984》，宗教科幻小说《冲击波骑士》（The Shockwave Rider）《真实姓名》（True Names）以及戴维·肖姆发表过的一篇文章《无识别的安全性：让“老大哥”臣服的交易系统》，然而这之中影响最深远的一本是《阿特拉斯耸耸肩》。在安·兰德的巨著中，描绘了一群生活在反乌托邦式美国社会的高生产力公民，因拒绝缴纳税款而消失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宝地——高尔特峡谷，在这里人们可以不必追求伟大卓越的人生，自由自在不受拘束。梅渴望建立一个与高尔特峡谷类似的虚拟社区，社区的经济活动不受国家掌控，而是依靠内部成员之间的协商一一安排。
电邮名单随即成为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天才程序员和黑客青睐的小家园，很多人会通过这个平台学习密码学的知识，之后便以各自的方式走上实现“同一个梦想”的道路。其中有一位叫“普罗夫”的程序员，在1993年底左右加入了邮件名单。刚加入不久，普罗夫就陷入了赛博朋克们极为擅长的攻击谩骂当中：辱骂新人；对他人在技术方面的不足进行无情的抨击；攻击之余，一群人还策划着如何让政府垮台。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简称“EFF”）是一个公民自由组织，致力于保障互联网言论自由及个人隐私，吉尔摩是该组织的合伙人之一。EFF主席埃丝特·戴森曾通过名单表示：如果我们有严密的法律制度保障个人隐私不受侵犯，放松对匿名制的限制也未尝不可。普罗夫回击道：“显然，EFF组织成员的信念里都充满了妥协，屈服于政治现状，且普遍缺乏基本的道德品质。”普罗夫甚至怀疑戴森是中央情报局派来的间谍。对此，戴森回应：“本人在此郑重声明，我绝对不是中央情报局的一颗棋子，也没有受到它的指使；当然，我也没有理由请大家相信我。”（起初，尽管双方针尖对麦芒，但两人之后也成为了好友。）
“普罗夫”的真实身份是澳大利亚的一位年轻天才工程师，真名叫朱利安·阿桑奇。阿桑奇本身是自由主义者，然而，他对梅十分露骨的精英主义却不以为然。《赛博法典》里，梅语带不屑地提到了“毫无生产力”的公民、“贫民窟后代”以及最受人诟病的“95％无知群众”。通过邮件名单最后发布的几篇文章中，阿桑奇（像是回击似的）回复：“95％的乌合之众从来都不是我的目标，也不该是你们的。我只关心在正常人群里面，两边极端的那2.5％而已。”当我向梅问及他是否认为阿桑奇是“真正”的赛博朋克时，他回答说：“当然了，我把他视为我们中的一员。他不仅有能力，会制定计划，而且他的做法都是有成果的。”
梅对政府的厌恶感主要来自思想的启蒙，是废寝忘食饱读诗书的结果。而阿桑奇的厌恶情绪则更饱含个人情感。1991年，阿桑奇曾以化名门达克斯的身份黑入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北电网络（Nortel）的系统，因此被警方逮捕。尽管避免了牢狱之灾，但刑事诉讼的威胁一直烦扰了他两年之久。最终于1994年，阿桑奇承认25项指控罪名，也承认了黑客行为。在之后的回忆中，他写道，这段经历使他“看透了资本主义‘口嫌体正直’的虚伪假面”。
与此同时，阿桑奇发现加密系统既可作为“武器”，也可用来“防御”。他认为通过加密系统实现的匿名性质可以使检举人毫无顾忌地揭露国家机密。对阿桑奇而言，密码是撬开政府大门、“看穿其虚伪假面”的利器，可以迫使政府更加公开透明，肩负起责任。当然，如果能顺势扳倒政府，那就再好不过了。阿桑奇的这些灵感都来自名单上另一位赛博朋克的启发，其名叫约翰·扬。扬在1996年创办了网站cryptome.org，并以此为据点发布各类泄密文件，尤其是政府机密文件。阿桑奇在2006年与扬取得联系，上来便自报家门：“你认识我，我当时在赛博朋克用的是另一个名字。”之后阿桑奇说明了来意，他计划成立一个全新的组织，名叫维基解密，并且坚信这个组织可以改变世界：新科技和加密技术不仅减少了机密文件泄露的技术难度，也使得这类活动的大规模推广成了可能。我们的初衷是，在人类政治的天空中捧出一颗冉冉新星。
近十年的时间，赛博朋克电邮名单一直占据着密码世界的中心。成百上千人通过它来学习并发布编码，躲避有关部门侦查，探讨极端政治事件，等等。然而电邮名单最终还是被吉尔摩从主机toad.com撤下，于2001年停止了运营。下架原因至今不明，据吉尔摩的说法，电邮名单已开始“走下坡路”。尽管被迫解散，电邮名单却留下了辉煌的成就：匿名转发器遍布网络；用户不受追踪即可浏览网络的匿名浏览器方兴未艾；检举网站Cryptome俨然成为情报机构的眼中钉肉中刺；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已放弃对菲尔·齐默尔曼的调查，而PGP的使用者已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
百密也有一疏，赛博朋克的蓝图中有一项是建立匿名的数字支付系统，尽管他们做过种种尝试，然而成果甚微。在吉尔摩关闭原有的电邮名单后不久，其他网络站点如雨后春笋般取而代之，其中有几家网站专门致力于提升加密系统的性能。最为瞩目的，还属佩里·梅茨格创立的密码邮件名单，许多原来的“赛博朋克”们也纷纷跟随至此。同时，它也吸引了一批翘首企足的网络新人，他们对如何避开政府监管及保护个人网络隐私的话题倾诉欲十足。2008年初，密码邮件名单中一位颇具神秘色彩的成员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发布了一条震惊世人的消息。
前往Calafou
与阿米尔的访谈结束一个多月后，我继续上路，沿着满是砂石的山丘下行，穿过水泥桥墩，走入一座巨大的19世纪风格的纺织厂建筑群。“Calafou：后资本主义时代生态工业部落”一行黑色和绿色相间的大字赫然印在外面的墙上。我来时已是下午了，有位蓄胡子的长发男子正在门口闲逛，我走近他想打听一下阿米尔在哪儿。“他在‘黑客空间’呢，”紧接着又说，“要不就是在睡觉。”话音一落，我便悠闲地走了进去。
Calafou是一处探索合作社居住模式的实验社区，目前由住在这里的约30位永久居民具体运作并管理，同时也与合伙人“卡塔兰整合合作社”（Catalan Integral Cooperative，以下简称“CIC”）合作经营。CIC的想法是挖掘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全新生活方式，一种可持续且符合道德伦理的公社生活模式，一切都立足于经济和政治自治的原则。
Calafou的所有设施都很庞大。首先，社区的地基就有约200英亩，具体数字我不是很确定，因为这里的建筑物太多了，挤得满满当当；此外，还有约30栋公寓，每栋公寓有4个小房间；之前的工厂占地面积超过了10000平方米，其中包括一个共享的餐饮区，还有一座老旧废弃的教堂，为过去居住在这里的工人提供精神上的安慰。这个地方似乎是长久处于一种创造性破坏的状态中，到处堆满了摩托车零部件、半组装好的自行车、一排排石膏板、喝光的啤酒罐，旁边还有一个拖拉机轮胎、一摞堆砌的砖块，还有两台3D打印机。一直往这些建筑群的深处走，穿过一个宽敞的露天走廊，再沿着混凝土台阶往上走几层，最终，我找到了“黑客空间”的藏身之处。“黑客空间”的面积跟一个网球场差不多大，配备的都是老式计算机，周边摆着一箱箱的调制解调器、数据线、电缆以及电话（后来我得知这里的每台电脑都是回收来的或者是二手电脑）。远处的墙根排着一些破破烂烂的沙发，屋子中间的大桌子则摆了更多的电脑、食物和固定电话。墙上的喷绘图是20世纪70年代臭名远扬的电话黑客Captain Crunch和英国天才程序员艾伦·图灵的巨幅图像，让人无法质疑该组织的忠诚信念。
我去的时候有人正在编写代码，两个年轻人坐在角落；一个穿着卫衣、看上去年纪稍大些的男子坐在三台电脑前，边抽烟边写，十分专心；这一定是巴勃罗没错，阿米尔的首席合伙人。巴勃罗负责“暗黑钱包”的前端代码，也就是人们能在电脑前看到的那些。此时我走进来，没有人抬头，也无人关心来者何人。我向巴勃罗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并询问他是否有空一起聊聊。他说现在没有时间，因为手头有一个程序问题亟待解决，也许一会儿可以。于是我坐在沙发上等着他。绝大部分程序员及网络黑客的工作模式就是如此。阿米尔在伦敦时曾告诉过我，编写前沿的代码是一项十分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一旦进入状态，就绝不能随意喊停。显然，巴勃罗此时正处于“状态”之中。后来有人告诉我，他有时会连续工作48小时，然后再睡一天恢复体力，之后巴勃罗透露那次是他使用“隐匿地址”（不会被追踪）首次完成第一笔成功的比特币交易。
最终，他停下敲代码的双手，熟练地点上一支烟，向沙发区的我走来。我们开始谈论起身处的这家工厂，巴勃罗是Calafou的全职居民，他告诉我在CIC的日子很舒适，居民目前正在协商买下整个工厂的楼房，每人只需支付25000欧元即可购买一套公寓。现在所有的住户都是租客，一个房间加上工作区域的租金，每月也只要100多欧元。厨房系统是公用的，分摊下来，每人的花销很少，在这可以自由发展自己的项目。巴勃罗说，“暗黑钱包”不过是Calafou众多项目中的一个分支。就在我来之前不久，这里还曾举办过3D打印的活动。隔壁的房间在进行一项科学实验，正在培育一串可储存能量的阿米巴变形虫，他们的长线计划是发明有机计算机。住在这里的其他居民们，有人在研究堆肥厕所，有人忙于制造太阳能板，有人在售卖窑炉，还有人在致力于搭建开放源代码的电子通信设施。目前所有的公寓都处于满房状态，再加上这里经常举办公共活动，更是有许多人慕名前来。
巴勃罗告诉我，Calafou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空间，也是一种哲学。Calafou概念的诞生及创立得益于一位名叫昂里克·迪朗的人。“他真的很棒。”巴勃罗激动地说。事实的确如此。迪朗被称为“银行的罗宾汉”，2008年末，他对外发放20万份免费报纸，阐述自己如何花费两年时间从39家银行“骗”走50万欧元。起初，为确保良好的信用等级，迪朗会按时归还借款，之后他越借越多，并不再向银行还贷，转而把钱用于扶持各种社会运动（其中包括Calafou），以及报纸的出版事宜。2009年，迪朗开始推广CIC，因为CIC完美地实践了他所创办的第二份报纸中阐述的理念：没有资本主义的生活，我们可以做到！2009年，迪朗遭到六家银行起诉并被逮捕，两个月后保释出狱。2011，他又被国家公诉人要求判处八年有期徒刑，不得已走上了亡命之徒的道路。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阿米尔慵懒地走进一间屋子，同行的还有前来拜访的两个朋友，都来自反资本主义抗议活动“占领伦敦”。他并没注意到我，而且似乎也没有留意巴勃罗的存在。“阿米尔，”巴勃罗朝他喊道，“我已经从隐匿地址完成第一笔的比特币交易了！”阿米尔认真地盯着巴勃罗的屏幕看了一会儿，眼珠飞快地转动着，缓缓地点了点头，心情似乎异常平静，只留下一个字：“酷”。
阿米尔出生于伦敦，父亲是伊朗人，母亲是苏格兰人，成长于肯特郡附近的城镇。在学校时，他自学电脑编程，曾经因切断学校的监控摄像网络而陷入麻烦；阿米尔尤其擅长数学，因此升入大学后也继续学习，选修完又停修了三次。之后他成了一名“占屋者”，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巴勃罗，两人花费了五年时间研发出开放源代码的电脑游戏，而就在游戏上线前几天，这个项目竟然“夭折”了。“政治和人群是最大的绊脚石，”阿米尔说道，“突然间我发觉自己一没钱二没学历，白白浪费了这五年时间。”尽管阿米尔与巴勃罗相处良好，然而在大团队中工作的经历并没有教会他什么，他表示：“一生之中最糟糕的事，就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阿米尔花费大量的时间泡在网上，同时作为一名职业扑克选手赚钱糊口。在两年的时间里，他每天都参加数百场牌局，且有时多场同时进行。尽管没有挣到大钱，但填饱肚子是足够了。此外，阿米尔还在这里开始了政治启蒙之路。2011年4月的“黑色星期五”，美国三家最大的线上扑克公司的创始人在一次刑事侦查中均被起诉，之后FBI便关闭了这些网站。（2012年美国政府撤销了针对PokerStars及Full Tilt Poker的全部民事诉讼。）数以千计的扑克玩家（包括阿米尔的一些扑克网友）都在这一过程中散了点儿财。于是，阿米尔开始试着搭建自己的P2P（点对点）扑克网站，来取代线上抽成的扑克公司。然而他找不到一家合适且安全性高的支付系统。就在2011年，他发现了比特币，便开始进行一切与比特币相关的计划，甚至创办并运营了英国第一家比特币交易所“Britcoin”，在这里，人们可以不用通过美元，直接用英镑就能换到比特币。在对比特币进行深入研究之后，阿米尔发现比特币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安全和匿名。当然，比特币是一项伟大的发明，然而只需再增加一些附加功能，就能产生更具颠覆性的效果。“暗黑钱包”的构想便由此而来。于是，阿米尔拉上巴勃罗和另外一位小伙伴科迪·威尔逊，三人一同搬到了Calafou。科迪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编码者，史上第一支3D打印枪就是他发明的。三人还通过众筹网站Indiegogo一个月内募集到了50000美元的启动资金。
尽管阿米尔的专业技能和经验没得挑，但对于日渐壮大的比特币社群来说，他的理念和动机却把他推向了边缘的境地。“暗黑钱包”将枪口对准企图以资本主义模式掌控比特币及市场的团体组织。从它的简介上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许多优秀的比特币开发者与执法机构联系密切，他们积极地奔走于政府机关，寻求立法部门的批准，我们认为这并不是站在玩家个人利益的立场上，而是为自诩‘比特币基金会’的富商企业谋取商业利益。”在2014年《新闻周刊》的一次采访中，比特币基金会的负责人加文·安德烈森提到，他将比特币视为一种“更完善、效率更高、不易受政府摆布的货币，而不是被无政府主义者用来推翻政权的黑市工具”。有些玩家担忧阿米尔的极端政治思想会把比特币变成“玩票”性质，在一个人气颇高的比特币论坛上，一个帖子这样评价：“他妈的这家伙才是最大受益者……我们社群该考虑考虑把他们踢出去了！”我向比特币基金会的首席工程师迈克·赫恩发去邮件，他表示，虽然自己并不在意通过管控银行来控制人民的政府权力是否有所削弱，但是他认为：“比特币基本上只是一种技术工具，如果事实证明，银行体系之外的货币并不能孕育出无政府主义制度，那么这些人（例如阿米尔）会很失望。”
阿米尔对这些言论根本不放在心上。在他眼里，比特币就是用来推翻政府的工具。他告诉我“基金会那些人试图控制比特币”，他和科迪都表示希望“暗黑钱包”能让人们更安全地购买毒品，任何与政府妥协的协商都违背了比特币的目标。他担心比特币附带的自由主义特质会被削弱。阿米尔承认，为使比特币作为一种支付系统能更有效安全地运作，比特币基金会引入了审查机制及大力度的中央管控机制；然而，他提到这种方式同时也会弱化开源技术的优势，即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易的模式。
中本聪
虽然蒂姆·梅和其他赛博朋克没有研发出数字加密货币系统，但是却预见到它们能够带来的巨大效力。这个伟大的构想归功于一位叫戴维·肖姆的编码者。尽管他从未参加过任何会议，然而他对匿名支付系统的研究启发了包括梅在内的许多同行。加密货币系统的基本原理是，每一单位的货币代表一串独一无二的数字串，用户之间可以通过网络相互传送货币进行交易。但问题在于数字串极易复制，且无法避免多次交易的情况，这样一来货币就变得毫无价值。肖姆为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他创建了一个集中分类账簿，记下每个人的交易记录，以此来验证每一单位的货币不会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为此，他还在1990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DigiCash”来实现这个构想。然而仅仅依靠一个中央系统来管控全网的交易账户，听起来有些不太靠谱，因此DigiCash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中本聪通过加密邮件名单提出了一种全新形态的数字加密货币，即创建分布式而非集中的验证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称这种货币为比特币。一位经验老道的赛博朋克哈尔·芬尼回忆道：“起初，他的举动引发了很多争议。”见惯了业界浪潮来来去去的芬尼一开始也不以为意，后来他注意到中本聪的方案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其中提出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叫作“区块链”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指，一定数量的比特币存储在某个比特币的地址，打开地址的密钥是一串独一无二的字母和数字组合，可以放在网站、桌面、移动电话甚至一张纸上。每当有人用比特币支付进行交易时，就会有一笔交易记录储存在区块链中。交易记录集中放置在区块中，每个区块可以存储10分钟长的交易内容，区块按时间顺序排列，后面的区块都带有前一个区块的数字签名，确保顺序不会弄乱，且新的区块只能链接在前一个区块的末端。区块链交易记录（即每次交易都会产生的记录）由安装比特币软件的用户共同维护。为确保系统正常运行，区块链经常需要每个使用软件的用户的电脑端进行验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任何时间节点，系统都会准确记录用户钱包中的比特币数目，因此这些货币无法二次复制，也无法重复消费。比特币的发明，首次使货币所有权的转让成了可能，无须复制，且全程不需经过任何中央掌控的账目系统审核，这真是天才之举。
就在中本聪和芬尼完成史上第一笔交易（同时也解决了一些技术问题）之后，中本聪将其变成一个开源项目，邀请各位同行加入，完善其程序代码。因此越来越多的用户加入到电邮名单中来，并开始相互传送比特币。其中很多人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期待着系统某天崩盘，然而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比特币如此受自由主义者的喜爱，究其原因，是它将货币供应的控制权从中央手中夺回。中本聪对全球银行体系极度不信任，而且他将自己创造的加密货币视为破坏这一体系的重要工具。他痛恨银行家和政府把控着货币供应的钥匙，却利用职位之便塞满自己腰包的不齿行径。他在《创世块》（genesis block，比特币区块链上的第一个区块，也就是中本聪与芬尼完成第一笔交易的区块）中写下格格不入的一行字：“《泰晤士报》2009年1月3日，财政部陷入银行寻求二次紧急援助的困境。”
为避免政府和中央银行的介入，中本聪为比特币的供应总数设定了上限：2100万。尽管比特币能够使用现实世界的真实货币进行买卖，但比特币不会通过任何中央机构铸造发行。用户只能借助计算机的运算，每次在区块链验证交易后，赚取数量微薄的新的比特币（这个过程俗称“挖矿”）。随着越来越多的比特币产出（目前已“挖”出的比特币数量为1300万），要想开采余下的比特币，则需要更为强大的计算机运算能力。比特币的单位可以分割到小数点后八位，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是“中本聪”。据预测，最后一枚比特币将在2140年开采完毕，但这并不是终点，中本聪把比特币设计成一套P2P、加密的匿名系统。这就意味着很难将比特币交易与现实世界中的个人身份联系起来，因此缴纳税费及追踪用户会变得十分困难。虽然区块链会记录下每个人的交易明细，但并不会记录用户的真实身份。
比特币的这些特性，都在中本聪的计划之内。多数时间，他只在加密邮件名单的平台，探讨货币系统的技术难题，但是他对自己的理念十分明确。在中本聪的早期发言记录中，曾对芬尼说：“比特币对自由主义者的吸引力是很大的，只需简单说明一下即可。”在一个回复中，有人对他说：“密码学无法提供解决政治问题的答案。”中本聪这样回复：“没错，但是我们可以在军备竞赛中赢得重要胜利，还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新的自由领地。”
中本聪在名单的最后一次发言记录定格在2010年。之后，正如一名真正的赛博朋克一样，他突然消失在网络的大潮中。阿米尔的预见是对的，比特币的核心是一场政治运动。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开源项目，对众多像是比特币基金会的人来说，比特币的未来不过是一套支付机制；但对阿米尔来说，它的存在违背了赛博朋克的初心。于是，他萌生了创立“暗黑钱包”的想法。
暗黑钱包
阿米尔惬意地坐在“黑客空间”，跟我聊起了他的最新计划。总而言之服务一个目标：使比特币更加匿名化，更值得信赖。因此，“暗黑钱包”会增加很多新的特性，如果使用方法得当，将会对“体制”产生很大的冲击。其中一个核心创新点是“多方签名”（multi-signature），只有系统三方中的两方同时签字，比特币交易才能顺利验证；第二个是“去信任混合”（trustless mixing），这项特性使得比特币交易过程更加难以追踪。此功能建立在CoinJoin项目的基础之上，CoinJoin将同时进行的所有比特币交易打乱，混在一起，然后变更其原本的交易路径和终点。最终每位用户会收到正确的交易数目，然而关于发送方、收件方以及传送内容的信息，无人知晓。第三个创新点是“隐匿地址”。“暗黑钱包”会生成假的比特币地址作为接收方，这一举动，进一步增加了将钱包与现实中的个人身份相连接的操作难度。尽管这些功能特性并不能使比特币交易过程完全匿名化，但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阿米尔预计，将会有大批用户利用暗黑钱包提供的全新功能，来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作为一名电脑程序员，阿米尔对每个细节的要求十分严格。然而当我与他谈起政治时，他总是怒气冲冲，无法清晰地阐述思路连贯的观点。每每他谈起比特币及比特币的前景，对话经常会急速走向一场论战：国家强行监控，政府腐败无能，企业贪婪黑心，以及社会压迫、环境破坏等话题。然后他提出，有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方案，能解决所有问题：去中心化。他强调，技术是每个人手中的武器，“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反对强权，为了人类精神。”阿米尔意识到，他的角色是为他人打造作为武器的技术工具，确保个人自由不受侵犯。（阿米尔的确致力于分享技术，而不是利用他发明的技术谋取利益，这种精神实为难得。）
阿米尔与蒂姆·梅都坚信，数学才是拯救世界的救世主，而不是人为制定的法律：“比特币是一种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货币，而且是最纯粹的数学。它所形成的市场也是最真实的，点对点，过程中不存在贪污以及想要掌权的第三方。”从这个意义来看，他把“暗黑钱包”视为一种反抗工具，用来对抗这个世界中无能且又被过度赋权的政府：“一群匪徒操纵着虚伪的民主。”比特币体系将现实世界中随体制而生的“摩擦冲突”和“无能低效”一扫而光，之后阿米尔也提到，比特币的潜能远远超过货币本身。就广义上的概念来说，有不少比特币社群的用户跟他持有相同的观点。
在我看来，这些想法或许有些乌托邦：过度依赖数学及物理知识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对于解决问题的具体实施方案则欠缺考量。阿米尔却表示不同的看法：“我在社群里待了很久，观察现在很多人面临的难题，然后我会拣选手头可以利用的技术工具，思考解决方案。这个过程并不乌托邦，而且需要不断调和才能得出答案。”我接着问：“政府再不济，不是也履行了很多服务职能吗？公共医疗、基础教育，为底层人民提供帮助，这些你怎么看？”
阿米尔开始岔开话题，问道：“你想玩游戏吗？”然后开始加载一个名叫《镜之边缘》的网络游戏，游戏设定在一个未来社会的独裁国家，以近乎疯狂的监管及了无生气的过度消费主义维持统治，温驯的大众为求和平而放弃了自由，除了一批反叛分子。他们要依靠“送信人”通风报信，与地下反抗组织保持联系。作为“送信人”的玩家，游戏的任务就是各种飞檐走壁，走街串巷来躲避警察的追踪，顺利把信送到地下组织。阿米尔说：“我喜欢玩游戏，小孩就是通过游戏来了解政治的。”在玩游戏的时候，他整个脸都要贴到屏幕上了，头歪歪地一斜，每次他的角色躲来躲去时，他也要从椅子上蹦下来。对此他笑笑说：“这是训练。”就在他匍匐着迂回前行之时，接上了我们在游戏开始时聊到的话题：“实话说，人民会因此饱受折磨。虽然听起来很难过，但没办法，这就是生活。”
赛博朋克走向主流
比特币为阿米尔等赛博朋克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出路，正如当年蒂姆·梅的想法一样，它可以实现在网络中人与人之间进行自由沟通和交易，不受任何监管和追踪。“货币只是第一步，”阿米尔对我说，“区块链真正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也就是不受监管的网络，这比比特币的意义更为重大，我们将改变整个互联网。”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这么说吧，此时此刻，掌握你的脸书账号数据的人并不是你，而是马克·扎克伯格的服务器，脸书管理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做任何事，因为他们是服务器的所有人，只有他们拥有你的数据。这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是集权式的数据管理模式。而由区块链搭建的社交媒体平台则完全不同。你发布的消息只是公共区块链记录中的一部分，平台的任何用户都有自己的记录备份，任何网络行为都可以匿名进行，审查几乎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没人能随意关闭平台，因为它的所有权并不属于任何人。”
目前已有许多人在做这样的尝试。其中有一家社交媒体平台叫作Twister。米格尔·弗雷塔斯是其主要开发人员之一。起因是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表示2011年伦敦暴乱事件之后，政府曾考虑让Twitter退出英国市场。借由这个契机，米格尔连续工作数月——无薪工作，就像齐默尔曼当年开发PGP一样——将区块链模型转换为社交媒体平台，于是Twister诞生了。他表示：“我尝试找过几家P2P的微型博客平台，但没有一家合适的，如果以脸书为首的社交平台掌控着所有话语权，仅凭网络本身是不能促进信息流通的。”
目前市场涌现了许多定位为大众市场而非小众人群的新一代社交平台，这些平台不仅为用户自由言论及个人隐私提供保障，而且界面十分友好，性价比也高，Twister只不过是众多平台中的一家。Jitsi是一款免费、安全、开放源码的语音、视频会议和即时通信应用，难以相信它的前身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一个学生作业。Jabber，另一款即时通信服务应用，采用业界标准SSL（Secure Sockets Layer，安全套接层）加密，运营团队均为志愿者，并且内部所有信息已存放在一家实体的安全数据中心。菲尔·齐默尔曼目前正在参与一个叫作“黑暗邮件”（Darkmail）的项目，提供自动端对端的加密邮件服务。
现如今有成百上千位跟阿米尔和米格尔一样的人，正在研发各种精密技术来躲避审查制度，保障网络安全。这些人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私人时间，有时还需要借助群众的力量，发动众筹来支持他们的工作。斯马里·麦卡锡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个坦坦荡荡的电脑极客（geek）：不仅是电脑达人，同时也是极端组织冰岛海盗党的创始成员。他还曾在维基解密创立之初跟朱利安·阿桑奇一起共事过。严格说来，斯马里算不得典型的赛博朋克——他的想法与安·兰德的理念格格不入——然而他坚信，网络隐私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且对国家的网络监管表示十分担忧。此外，他也认为加密是政治课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斯马里希望用户使用PGP加密所有的邮件，即便发送对象是亲近的家人和朋友。他解释道，这么做是为了向确实需要加密服务隐藏秘密的人提供足够的“掩蔽流量”。如果人人都用PGP，那加密技术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群体中的差异便不复存在。斯马里曾查看过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几项计划，以及美国政府的总体安全预算，据他估计，目前美国政府每天花费在监控全球每一位网络用户的成本是13美分，他希望能通过默认的加密服务（就像他发明的这种），让这笔费用提高至一万美元。斯马里并不希望政府解除对大众的监控——他承认监控有时是必要之举——而是要合理地控制监控力度和范围。随着监控成本的膨胀，他预估美国政府只能担负三万人左右的监控费用。“如果我们不信任政府会在必要且合理的范围内进行监控，其实也不能相信政府会这么做，那只能通过经济手段来发声了。”斯马里表示，加密系统十分冷门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启动这些程序复杂又费时。相比之下，谷歌邮箱就很显得便捷、简易上手。于是，斯马里和其他两位同事在2013年8月通过Indiegogo网站众筹到16万美金，自行开发了简单好用的邮件加密系统Mailpile。斯马里说：“Mailpile的功能完备，使用方法也很简单。”说完便打开笔记本电脑给我预览了一下界面，看上去确实不错。
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的文件，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联合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及其他机构，在进行其他机密行动之余，还通过海底光缆搜集周边情报，在私人公司服务器安装后门程序窃取数据，试图降低其加密标准。通常情况下这些行为都是越过法律进行的，更没有经过认真的公众辩论。出于对政府监控的恐慌，民众开始自发行动起来维护个人网络安全，斯马里等人开发的软件便在此时派上了用场。
赛博朋克的声音并没有淡出公众视线：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使用加密技术，对于Mailpile、PGP、Jitsi等提供加密技术的服务需求会不断增长。就在斯诺登事件后的一个月内，PGP的日均活跃率翻了三倍。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赛博朋克一直高呼要警惕“国家监管”的威胁，事实证明他们的预言又将成真。而时至今日，没想到因为一条推文，赛博朋克渐渐走向主流的视野中。
什么都比不上加密派对！
2012年，澳大利亚国会通过了《网络犯罪法修正案》（Cybercrime Legislation Amendment Bill），修正案赋予政府更多权力以“合法”的形式监控网络通信，此举招致了众多公民自由团体的反对呼声。法案通过不久，有位推特网友跑到隐私维权人士阿舍·沃尔夫账号的时间线上留言：“什么都比不上加密派对！”几分钟后，沃尔夫回复：“我要在墨尔本办个大型派对！自带设备、啤酒和音乐，我们一起定个时间地点吧，还有谁想加入？”她事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发完那条推文就去喝了一杯茶，回来查看消息的时候，发现柏林、堪培拉、卡斯卡迪亚都已经订好日期了。第二天早上，又有六七个国家的网友表示他们也要举办派对。”
对阿米尔等人来说，使用科技已成为生存本能。然而大部分人都还不知道如何用匿名浏览器Tor上网、如何使用比特币支付以及如何用PGP发送加密消息。举办加密派对的目的，就是向听众普及如何使用加密技术，保护个人隐私。每场派对的参与人在20人左右，由志愿服务的网络专家为参与者讲解基本的网络安全知识，活动全程免费，地点通常会选择在某个人的家里，或是大学的教室，甚至会在酒吧举行。沃尔夫的推文引起了一场全球性的草根运动。自2012年起，据本人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举办过350场公开性的加密派对，且活动横跨各大洲，每场的参与人数在5至500人不等。坊间甚至还流传着一本免费的加密派对手册，来自世界各地维权人士在24小时内以众包（crowdsourced）的方式编纂完成，时至今日，手册上的内容还在不断更新。
就在斯诺登事件过去不久，一部分隐私维权人士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加密派对。我有幸与200人共同参与其中，全都是来学习如何在匿名状态下使用网络的。派对的讲座课程每期为一个小时内，我们学到了如何使用浏览器Tor匿名浏览网络；如何支付比特币，如何使用PGP。派对参加者都是些很有意思的人，比如一些上了年纪的女性十分热衷于通过PGP相互发送信息。很快我们便开始互传信件，只需轻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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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乱码瞬间变成：
你好！
在派对上还遇到了一些人，其中有一名记者，十分忧心来自海外危险地带的消息源；还有一些学生，因找到了情绪发泄口而雀跃不已。一位来自德国的女性告诉我，自己曾经历过前东德国家安全局的年代，而且她确信，我们正浑浑噩噩地进入奥威尔式的反乌托邦。“你相信警察吗？”她盯着我问。我回答她大部分时候吧。“你不该信他们！”她突然激动起来。我问她有没有听说过蒂姆·梅以及赛博朋克，她摇摇头。事实上，也没有多少人听过。但那又如何？长期的调查显示，每位公民都对隐私权十分重视，十个英国人里有九个表示他们期望对自己的网络个人信息拥有更多控制权。社会需要在个人自由与国家公权之间谋求一个动态的平衡，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便是在民主国家，监控有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监控权必须有所限制，且不可滥用、误用。因此我们制定法律，来规范政府的权力范围。然而现代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强大的运算技术层出不穷，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公共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活，这一切让大众（不仅是赛博朋克族群）意识到，自己的隐私权正在遭受侵犯。
负面影响
菲尔·齐默尔曼以及斯马里等人致力于加密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他们坚信自己的努力可以使公民自由权得以保障，免受国家监控，尤其是在专制政权的压迫下。毋庸置疑的是，加密技术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实际情况却并不这么理想化，因为使用类似工具的人不仅仅是自由斗士及民主革命者们；恐怖分子、极端分子、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以及儿童色情传播者，这些从不使用主流媒体通道的群体，反而是新技术的第一批核心用户，当然他们有理由保持隐蔽秘密行动。儿童色情产业的制作者和传播者（观众反而不是）都是加密技术的专家。如果没有比特币，线上毒品市场“丝路”可能永远不会出现。
戴维·奥曼德，政府通信总部的前负责人，目前的身份是伦敦国王学院的客座教授，虽然已离开前东家，但是戴维与英国情报机构联系仍然十分密切。他表示：“为了保障公众安全，情报机构监视可疑的对象是十分必要的。网络为躲避监控提供了更多样化的技术选择，一般情况下确实是这样，恐怖分子和犯罪团伙会运用他们可接触到的最新技术，且实时跟进通信安全的最新进展，整个过程像是一场军备竞赛。”尽管未经证实，有传言说9·11事件的恐怖分子就是使用PGP技术进行通信的。“这个我不太了解，”奥曼德回答，但他确信，恐怖分子对斯诺登事件很感兴趣。“可以确定他们很关注事情的动态发展，俄罗斯政府和中国政府也是如此。”
我问他是否担心加密派对卷土重来，或者Tor、Mailpile以及暗黑钱包的广泛应用是不是会让使用者的安全系数降低。“我对此确实担忧，但你无法阻止情报机器的运作。”奥曼德认为情报机构总会找到解决方案（或者说不得不找到解决方案），这样做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一种比斯诺登所揭露的监控方式更具侵犯性的监管工具将横空出世。他提到冷战期间，因为苏联的加密技术太过强大，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多次攻击无果后，便转换思路继而雇佣更多苏联情报员，来解决技术难题。如果政府将个人列为安全调查的重点打击对象，却因匿名浏览查不到任何网络记录时，放心，他们会用尽各种原始的方法将你制服（比如在你床头装上窃听器）。奥曼德估计，将来会有更多情报人员采取侵入式策略，“这将进一步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
对赛博朋克来说，将加密技术送到犯罪分子手里，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但考虑到这种技术为人们带来的自由，付出点代价还是值得的。齐默尔曼在多种场合被问及，9·11恐怖分子可能使用了他设计的加密软件，对此他有什么看法。“PGP作为一种工具，是为保障全人类的自由权益而诞生的，跟这比起来，恐怖分子的事根本不算什么……总的来说，强加密系统对民主社会的贡献利大于弊。”不论是齐默尔曼还是蒂姆·梅，都没有义务担负保障大众信息安全的责任，他们也没有借此之便查看顶级机密的安全文件。奥曼德才是真正看过文件的人，但是他并没有以此责备齐默尔曼：“这不是一个他能拎得清的道德问题，当然他发明PGP是没错的，如果没有这项技术，我们不会感受到网络带来的这些好处。然而只有当权的民主政府才能判定，新技术是否会给公众带来威胁；且如果需要采取措施把风险降低在可控范围之内，政府又该如何行动。”
进入峡谷
在早些时候，加密技术只是自由主义者的一个梦想——是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赛博朋克是一群典型的安·兰德式的自由主义分子，对个人自由十分敏感。如今，隐私权及网络匿名的议题已跨越政坛，成为所有人关心的话题。梅消极地说：“政治层面来说，赛博朋克无处不在。”大部分的赛博朋克一直都在寻觅躲避政府侦查的有效方式，他们对自由市场并不买账，也不像蒂姆·梅一样信奉安·兰德的理念。斯马里是个很有想法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方面，他跟梅的想法一致，支持废除政府，然而同时他也相信，在没有巨大利益诱惑的前提下，人们会倾向于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更加繁荣的社会，而不是选择隐世。此外，与梅不同的是，斯马里等人十分关心社会贫富问题、少数族群权益及其他改革议题。不过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对政府及中央权力极其不信任，尤其是国家安全机关。加密技术对于他们，是依托于数学之上，来平衡民主与大众的有效方式。昂里克·迪朗，自称反资本主义，他对比特币的看法与蒂姆·梅如出一辙，他通过邮件向我表示：“（比特币）它是一枚关键棋子，有助于实现整体合作的最终目的。”一个没有国家和政府的世界。加密货币可以让我们“摆脱对欧元的依赖，削弱政府对人们的控制”。
虽然各方持有极为不同的世界观，但他们始终坚信，维护匿名制及隐私权对于建立一个健康、高效、自由的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对赛博朋克而言，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匿名制关心的是，大众是否有权可以自由转换多重身份。而加密技术在支持这项权利的同时，也拓展了个人自由的范围。从长期来看，这有利于人们追求更富有生产力且独立的生活状态，也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余地。阿米尔认为：“这是为人类自由拓展新的空间，通过匿名制人们可以做更多有价值的事情，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网，比起以法庭、官僚机构和警察为基础的网络要好得多。”阿米尔的想法很多，他计划下一年研制出可批量生产的工业机器，用于建造永续农业及废物处理系统，“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工业经济”。他相信在未来可以建造一个成本为1000欧元的房子，以五倍的价格卖出，然后将卖房子的钱再用来投资在其他地方，成立一个类似Calafou的社区。他说：“如果我们被迫参与这场愚蠢的经济游戏，我们能做的，就是狠狠地击败他们，恢复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目前在埃格姆附近的一片森林中，已有一家这样的社区，距离伦敦约40分钟车程。阿米尔将这个40户人家的社区形容为“自治联邦”。
如果人人都使用比特币，政府的税收功能便会大大削弱，这样一来，用于医疗教育及社保的各项财政支出便会受影响。这些都是民主社会中大众的基本需求。社会的运作机制并不像计算机代码一样，出了错，修修补补即可；它们也不会遵循既定的数学规则运行。假设匿名制的交流方式成为常态，那这个模式不可避免地将会被犯罪分子所利用。一些高呼数字匿名制的进步团体和个人只看到了这件事积极的一面，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些做法也将现行的政治议程推向源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政治主张：强硬派的激进自由主义。
蒂姆·梅对于背后的势力不以为意，他认为这场争端终会结束，事情已成定局：除了早已面世的PGP以及匿名浏览器，现在匿名货币也粉墨登场。“放心，兄弟，”他兴奋地说，“这些就足够把‘老大哥’赶跑了！”梅预计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人人熟知的政府将会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一个数字“峡谷”，他称之为“网络之地”。在那里没有政府的统治，公民可以自由地成立利益共同体，一对一直接交流。梅对短期内引发社会底层的骚动不抱幻想，尽管从长期来看它会产生积极作用。1994年他曾写下：“加密无政府主义的未来掌握在抓住机遇的人手中，在握有资本的人手中。”现在的他仍然没有丢掉激进的本质：“我们将见证乌合之众的毁灭。”他半开玩笑地说道，“地球上大约有四五百万人的命运是悲惨的，加密技术只能保护这个世界1％的人的安全。”他认为，短期内人们的生活会很煎熬。只有丢掉辅助双腿的拐杖——条例、法律、社会福利——人类才能发挥潜能并获得成长。
我怀着对阿米尔等人的崇敬之情离开了Calafou，但对他们终将走向何方仍持保留态度。阿米尔跟梅在很多方面的看法都不相同，他相信Calafou这类的社区会给每个人提供生活方式的更多选择，不仅仅是前沿的5％，甚至1％的人才可以享受到这种待遇，这也是它会成为笑到最后的终极选择的原因。然而，他跟梅都认为，加密技术会实现这一愿景，却没有仔细考虑过该如何实施，且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一道无情的绝对性数学公式将会创造出一个Calafou型的世界：小型部落，自给自足，自治管理，由众人拥有及管控。
在Calafou，有一个叫作“民众集会”的制度，住在这里的居民会聚在一起商讨项目，共同解决问题、分摊责任义务等。这有点像古希腊时的集会模式：小社群内部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集体决策的过程中来。“黑客空间的人都不参与这个，”阿米尔说，“我们不相信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我们只想要个人自由，如果你有想法，抓紧去做就是了！”就在我要离开Calafou，穿过水泥桥墩到外面的世界时，阿米尔对我说：“这世界有很多人遇事只会自怨自艾，我们是真正做出行动、解决问题的人。身为赛博朋克，就是要写代码。”说完他便走进了他一手创建的“峡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