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先生不记得我了。
“中国记者？2012年采访过我？”与我拨通电话时的兴高采烈相反，他应答如抽丝，经我一再提醒，终究记起来了，“哦，哦，我们聊过公投的事。”
他客气地答应见面，把一个假日的清晨留给我。到了见面那天，我们在卫星导航仪上输入P先生的住址，从瑞士东部开车去“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列支敦士登。它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之间，总面积160平方公里，北京朝阳区可以装下3个这么大的国家。
不见哨所，没有警卫，一块小铁牌提示：“你已入境。”跟2012年年初来时一样，列支敦士登宁静安详，绿草、深木、高山、雪峰。清晨，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注目你的尽是银行。
3年前，我为一场不寻常的热闹而来。部分列支敦士登人要求改革，限制国家元首汉斯·亚当二世（Hans-Adam II）大公的权力。这位年近七旬的君主，有权解散政府、任命法官，可以对议会或全民通过的任何提案说“不”。这在王室普遍不干政的欧洲十分罕见。国内反对者于2003年、2011年两次筹备公投，都在大公威胁下无果而终。2012年年初，他们终于征集到法定的1500个签名，得以付诸全民表决：对大公的否决权说“不”。P先生就是公投的主要推动者。
列支敦士登虽小，也分了11个行政区。P先生住在首都之外最大的城镇沙恩。我们一路留意两边门牌，到了眼前不禁笑起来：他的房子如此醒目，不可能错过。周围都是钢筋水泥小楼，P先生住宅却是全木结构平房，矮矮地趴在绿草地上。与我同来的瑞士建筑师说：“一股左翼气息，住的人不是社会主义者，就是环保派。”
3年前，我在瑞士听说列支敦士登准备公投，立刻来了兴趣：列国虽小，人可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居民——查一下世界银行、联合国及美国中情局发布的数据，列支敦士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几乎年年进三甲。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一（14.1万美元），是那一年中国的23倍（6092.78美元）。我向来以为，揭竿而起因为活不下去，这群“天堂里的人民”怎么也闹起来了？
P先生是革新党（Free List）党首。这个政党是议会中的极少数反对派，自我定位“中左翼、绿色环保”。从那年春天到夏季公投结束，我们通过很多次电话。他总是壮怀激烈，滔滔不绝，讲列支敦士登历史，讲他个人，如何走上背叛主流的道路。
那时他很高兴，有外国记者关心列支敦士登的事情。震动举国上下、可能改变历史的公投，在大牌英文媒体中不见只字片语——这个国家太小了！其中一次通话结尾，他来了豪情：“请你一定再来，我们一起喝啤酒！”
3年后，我敲开P先生家的门，他的肢体语言带着距离和猜疑，很久才问我要不要来杯水。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呢？外面的人是不会明白这里发生的事情。”
3年前，来列支敦士登的时候，没能遇见他，采访通过电话和邮件完成。我曾想象他的样子：个子不高，精力充沛，深色头发，目光热切。眼前这位，瘦削高挑，灰白头发剃得干净，只剩薄薄一层和稀疏的连鬓胡，蓝灰色眼睛从镜片背后打量我，神情有些刻板。这么说吧，我想象他是个生猛的盗火者，见了面发现，他更像是旁逸斜出的枝丫，在风雨中落寞。
在君主制次第灰飞烟灭的欧洲，列支敦士登大公历百年实权在握，其中一个原因是——国是他家买的。400多年前，列支敦士登家族买下两块直属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小庄园，合并为小型公国，一转身，地主有了政治身份，顶着大公头衔翩然坐上帝国议会。今天这个小公国的国名，仍然是列支敦士登家族姓氏。国民的身份意识，与王室家族不可分割。
“二战”后公国也曾拮据困顿。后来，在现任大公的父亲弗朗茨·约瑟夫二世（Franz Joseph II）治下，通过比瑞士更低的税赋、更开放的银行制度，吸引源源资金，再加上制造业没有松懈，一跃成为首富。
几十年来，人民富裕，社会稳定，“一小撮”闹革命的，始终得不到广泛支持。这一点，2012年年初我在列支敦士登地标建筑、现代艺术馆转了一圈就有体会。纪念品商店职员简妮，20出头，打记事起就一直生活在汉斯·亚当二世治下。
“我对目前的制度，没什么意见。向来如此，为什么要改呢？”她愉快地回忆起，在山间散步时遇见大公，“他连保镖都不带，还跟我打招呼。”
汉斯·亚当二世的公开形象更接近学者，花白头发，西服翩翩，热衷著书传播执政理念。列支敦士登街道上看不见他的画像，旅游纪念品上也没有。从大公的父亲开始，列支敦士登王室就以低调、亲民为人称道。简妮说，列支敦士登年轻人出国，最终大多选择回来，哪里都不如祖国的福利好。
艺术馆另一名工作人员鲁道夫来自奥地利，另一个经历过悠长帝制的中欧国家。“我不明白，那些人有什么不满意……”他嘟囔着。列国总人口3.5万，三分之一是鲁道夫这样的外来打工族。他们没有投票权，非常担心公投会改变现状。在他们眼中，拿到这个国家的入场券已经幸甚至哉，那些本地人在折腾什么？
“不，这些说法不代表所有人，你没有看到改变正在发生，”当我向P先生转述见闻，电话里他声音坚定，“就拿革新党来说，成立之初只有25个党员，这些年通过杂志、讲演、面对面说服民众，增加到两百多人。”2012年公投前的形势，胜于以往。保皇党进步公民党（Progressive Citizens’ Party，德语简称FBP）搞了一次内部测试，竟然都有13%的党员支持取消大公否决权。尽管，这些变化仍不足与大公获得的认同抗衡。
“你在街上看不见大公，他是一种隐形权力，议会政党行事，常常看他的脸色，说到底他能一票否决。”P先生介绍说，这几年大公经常上电视，评论政治，左右舆论。小到反对一家医院的兴建，推翻一桩涉及外商的法院裁决，大到2003年、2011年公投前抢先表态：胆敢废除否决权，整个家族搬回奥地利，抛弃列支敦士登。这个孩子气的威胁，果真动摇了大多数人的想法。
P先生直率坦诚，但3年前，他要求在报道中隐去全名。因为保皇党人要是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外国人笔下，会抛出“里通外国”的帽子。“那些人就是不信，要求改变的想法会来自列支敦士登本土。我是农夫的儿子，父母很早便教育我，人应该自由思考、自由探讨，这些想法不用到外国去搬。”
一个无人守卫边界、外交和国防交邻国代管的小国，与其说“到外国去搬”想法，不如说，它无法不与外部思潮水乳交融。40年前，欧洲学生运动烽火遍地，反战、性解放、环保，新观念惊涛拍岸，自称“六八一代”的P先生，和其他列支敦士登学生一道，在一项他们认定的不公正选举中，投下空白票以示叛逆。“那时候就有人想把我赶出国，说我是社会主义分子。”
在他看来，眼下限制王权运动的精神传承于此。列支敦士登位于自由的欧洲，周边都是民主国家，不可能任由封建君主扩大权力。“有人担心公投改变稳定，事实上，列支敦士登的稳定，来自我们使用的货币是瑞士法郎，低息政策吸引全球资金，谁主政都不会改变。倒是大公本人，在列支敦士登从不纳税。他真的会搬走吗？让我们试试。”
眼前的他，很难与3年前谈笑风生、斗志昂扬的那个人重合一体。我甚至有过片刻怀疑，是不是找错了人。坐在P先生与其他3户人家共用的客厅，看不到任何与他的政治生涯有关的痕迹。书架上满是素食菜谱、园艺花卉。木廊柱上挂了些照片，是孙女们从世界各地旅行寄来的。他自己动手设计了这座木屋。邻居们未必都是他的政治支持者，“我们很少谈公投，有许多别的话题可聊，或者换个角度去聊”。他淡淡一笑。
楼梯转角，整墙挂着一幅黑色肌肤、满头卷发的女性肖像。我记起来，他早年在非洲行医。“这出自一位著名摄影师，我很喜欢。”P先生说。
“你的想法跟大部分列支敦士登人不同，跟四方游历有关？”
“未见得。南非领袖曼德拉最早的民主启蒙，来自小时候看部落族人平等议事，而不是什么外来教化。”他仍然坚持，自己是“生于斯”的变革者。
硕大浑圆的石头烤炉占据客厅中央，外表贴满蓝色碎花瓷砖，古朴雅致，跟我在列支敦士登历史博物馆见到的古董相仿。临窗一角，摆着长条木桌和木椅，看起来像个啤酒吧。我坐在木桌前，一口一口举杯饮水，掩饰遭受冷遇的尴尬。
“公投失败之后，这些年你都在忙什么？”
“我还在行医。”P先生坐在对面，身体距离木桌有半尺多。他的正职是全科医生，副业才是议员、政党主席。记得当年公投前，朋友劝他，要是反对大公，没人再到你的诊所看病。“有些人是不来了，要来的还是来了。我还是干着本行。”
两年前，他卸下革新党议会代表的职务，“这跟公投失败没关系”。经历了这么一场震荡全国的运动，会不会走到哪里都受人瞩目？P先生摇头：“没有，我的生活一切正常。”
可是，我曾经听说，在列支敦士登，公然反对大公的人，去餐厅定位都会遭白眼。P先生似乎想挡住关于他私人生活的探究：“至少我没有觉得，或许是我感觉比较迟钝。”不过，他不再忌讳提到自己的全名比伯·弗里克（Pepo Frick），“现在都不重要了”，他挥挥手。而我已经习惯了像3年前那样，笔下称他为“P先生”。
公投尘埃落定，革新党接受失败。为了不扰民，他们承诺，未来10年，不再就同一话题发起运动。或许，P先生决定把与2012年有关的一切，锁进记忆中。
“公投之后，有没有再见到大公本人？”
P先生曾提到一个细节，令我惊奇。他反大公否决权的立场众所周知，但作为议会党派代表，每周进宫面见大公。
“你每星期都见到你反对的人？”
“是的，作为党派代表，我随时可以打电话到王宫，要求会面，通常第二、第三天就可以见到大公或他的儿子王储。”
电影里进宫面圣的情形浮现脑海，我试着问：“你得下跪吗？吻手吗？”面见列支敦士登大公，一般礼节性地称呼“殿下”。P是大公特权的反对者，拒绝行礼。第一次进宫，他问大公：“我的名字是比伯·弗里克，请问我该如何称呼您？”“叫我列支敦士登先生。”大公答道。从此，会面代表中只有他不用口呼“殿下”。“父母从小教导，别人如何对待你，取决于你是否允许他们那样做。如果列支敦士登大公变成独裁者，那是人民纵容他那样做。”
“但是，经过2012年公投，再见大公一定很尴尬，甚至充满火药味吧？”
“后来我见过他，国家那么小，我们总会在一些场合遇上。哦，见面时我们没有提到公投，他只问了问我家人好不好，我也问候了他的家人，仅此而已。”
P先生推动的公投，一旦成功，会把实权君主变为虚位元首。中文语境中，或许可以上升到“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大公事后没有召见他，见面也是客气寒暄。“外人是不能理解列支敦士登的，”P先生看看我的表情，又抛出这一句，“这里的人际关系跟你想的不同。”
也许吧。我来自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的国家，上下五千年，腥风血雨分久必合。相形之下，列支敦士登的一切都太过轻飘乏味。
2012年公投前3个月，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找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祖国》（Vaterland）副主编、国内版主管贾妮·库布弗里（Janine Köpfli）。“发行量最大”的意思是，不到9000份。
报社会客室，电视频道锁定德国最大电视台德国第一电视台（ARD）。列支敦士登信息通畅，媒体不受审查。20年前报纸分属不同党派，都称“党报”，后来渐渐独立。《祖国》原本由保守政党创立，副主编贾妮却主张限制王权。
“媒体可以批评大公吗？”我问。
“可以，没人会因此坐牢，”她迟疑了一下，补充道，“但我不会直截了当地指责他，因为列支敦士登太小了，谁公开反对大公，在社会上会遭人白眼。我只能在字里行间间接表达意见，会心人能看懂。”
“既然大公那么受欢迎，为什么要改变现行制度呢？”
“因为在这个国家里，议会受人民监督，人民由法庭管束，只有大公的权力无人监督。”
32岁的贾妮一张娃娃脸，戴着圣诞雪花图案长袖手套，捧起一杯热烘烘的巧克力，香气游荡在会客间。《祖国》大楼黑铁结构，布局开阔，一眼望穿，不见编辑奔跑喊叫，一切安静井然，今日报纸头条是全国举行消防演习。
在列支敦士登发起变革，不必坐穿牢底，不必骨肉分离，一切似乎只是热巧克力杯里的风波。
“世界上无数人会对你们说，这是最富裕的地方，宛如天堂，还有什么不满意？废除了大公的否决权，你们的明天会更好吗？”
贾妮往椅子上靠了靠，缓缓说：“废除否决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没什么影响，早晨起来太阳不会更亮。但重要的是，我们不想有个人坐在那里‘允许’改变发生，人民应该自行决定。大公的权力，是我们脖子上的一根绳索。”
实际上，大公很少动用他的否决权。议会进步公民党主席亚历山大·巴特林纳（Alexander Badliner）告诉我：“别听那些人瞎说，这里是大公与人民‘二元统治’，大公不是专制君主，他不曾动用否决权，干过什么对不起国民的事情。”
大公的父亲否决过一桩有关狩猎的提案。大公本人2003年否决同性恋伴侣权利，2011年重申禁止本国妇女堕胎。这些事听起来像个老派家长干的，跟抓人开枪、压制舆论的经典“暴政”形象相比，太小儿科。更何况，列支敦士登近80%人口信奉天主教，他的禁令又获得宗教道德支持。
可是，正如P先生指出的“隐形威权”，大公的脸色，民众的膜拜，约束着异议者的胆量。
贾妮是如何变成少数反对者的？她想想说，或许跟她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念书有关。瑞士同学们拿她开玩笑，“这姑娘来自西欧最后一个封建帝国”。列支敦士登只有商科大学，半数年轻人都到国外，特别是周边德语国家念书。他们回来的时候，或许长出了非本土的念头。
我向贾妮提到那一年地球另一端如火如荼的“阿拉伯之春”。“千万别说我们在搞那种‘革命’，”她连忙摆手，“列支敦士登的社会关系是克制的，不外露的。这里只有120个警察，从来没有发生过示威游行。”
“那你们现在搞的是？”
“温柔的尝试，”娃娃脸上露出笑容，“也许需要20年，改变才会到来。”
贾妮最后向我推荐了P先生：“他是公投的关键人物，人很值得尊重。”
这次见面，P先生处处纠正我，以普世认知套用列支敦士登的情况，完全错误。
“用‘斗争’来形容我们的运动，错了。我们在民主中，改变只会静悄悄发生。”
“那年公投，我们连游行都没搞过，这里的人不会喊口号。”
通常而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会要求更加透明、更多参与感的政治体制。列支敦士登已经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穷人”，就连收入相对较低的10%的人群，都获得国家补贴，有车有房。P先生说，粗略一分，60%的列支敦士登国民为中产阶级，30%的高收入者大多从事金融业。但反对大公否决权的人，很难以收入、年龄、性别划分，“只是一群思想超群的人”。
然而，这群人太少了。列支敦士登屡次公投失败，展现了一种令人困惑的景象：当经济达到一定水准时，人们对变革上层建筑的要求就会减弱。又如，另一个国民最富裕的国家卡塔尔，实行的是绝对君主制，超然稳定。新加坡有繁荣无自由，也证明了经济非政治变革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必要条件。
我问P先生对3年前公投结果是否失望。
“用‘失望’来形容我的感受，错了，”接着，他哀叹一声，“我不理解我的人民。”
2012年7月，列支敦士登全民公决投票率高达到82.9%。其中76.4%不同意限制大公权力，只有23.6%赞成变革。也就是说，大多人站出来维护王权。“投票结果出乎意料，我们本来打算收到70%赞成票的。”P先生低下脑袋。
我忽然不知怎么接下文了——他的预估真是乐观得过头。他总是暗示我不理解列国内部事务，而他自己，似乎也像个外国人。
这时，同来的瑞士建筑师加入对话。他说，从前以为瑞士人和列支敦士登人差不多，讲同样的语言，用同样的货币。但当他来到这里做工程项目，才发现“你们更像奥地利人”。千百年来，奥地利大地上的王朝公国，此起彼伏，盛极一时，奥匈帝国半个世纪的荣光与传奇似乎从未远离，往事沉淀在血液里，封建意识游荡在现代国家的呼吸中。今日实行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奥地利，早就不见了王室，但人际关系中身份等级依然分明，个体不习惯做决定，遇事第一反应必是“问我的长官”。瑞士建筑师在列支敦士登人身上，同样看到个体精神的缺失。
P先生难得大笑起来。“是这样的，坦白说，我也不理解自己的同胞，怎么就不明白自己的公民权利？生活富足了，就放弃了思考。”
坐在瑞士人、列支敦士登人中间的中国人，却忽然明白了——不同国家、民族，负载着不同体量、不同长度的历史。经济发展推高个体意识，但历史的惯性总要压过一头，或者说，两者交战不断。
列支敦士登的历史说来简单，却处于复杂的时空影响中。地理上，它在西欧民主国家之中，所以1921年就立宪，建立代议制民主框架。然而，即便如此，它摆脱不了自己纵向的时间轴——帝制。400年来，列支敦士登王室不间断的统治，成了全国人民的“母乳”，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它又不像英国、法国或者德国王室，在跌宕的战争、社会矛盾中，很早就被迫交出了权力。而同样避开战火的瑞士人，从历史的开端，就不曾有统一的君王，直到今天仍是民众参与度最高的民主国家。
列支敦士登王室同样在大战变局中中立，战后嫁接了现代经济手段，获得巨大成功，旧家族迎来新的拥戴。列支敦士登王室还自信地发展了自己的执政理论。汉斯·亚当二世著书介绍各行政区的自治经验，批评美国宪法治国还不够民主，未来所有政府应该转型为“服务公司”，除外交、教育、交通，全部交由私营公司。
一次接受斯坦福大学胡佛中心访问时，主持人要求他评论中国的改革，经济冲先政改滞后，“算一笔明智的交易吗？”大公点头称是，非如此不可。他说20世纪80年代接触过中国高官，当时他们已经意识到一些问题将来不得不改。
回顾2012年，P先生仍然相信，当时有理由乐观。他要我谨记，公投最初的发起者，并不是他或其他政党，而是“普通人”。这一点，同世界各地的中产变革如出一辙，传统政党不再是领潮者，但他们的加入会迅速扩大变革的规模。
当时，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银行保密体系持续受压等影响，列支敦士登政府预算缩减20%，“这是从未有过的，人们开始表达不满”。事实上，公投虽然失败，但7个月后，革新党和另一个不满现状的新党独立党（The Independent）在议会选举中，意外增加议席，打破了保守政党几乎独占议会的局面。
“也许要等上很多年，但这一天还是会到来的。”P先生的眼睛又亮起来，“写邮件给我，我会乐意跟你讨论所有跟列支敦士登有关的问题。”
临走前，我借用他的洗手间，发现里面挂着大大小小许多镜框：多种语言写成的“Free List”：阿拉伯语、日语、法语、西班牙语……
“那是早年间，大概2001年议会选举的时候，我们想出来的点子，用各种语言撰写党派名字做宣传，表现我们是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政党，结果呢，非常失败，列支敦士登人只想要本土化政党，那次我们输得很惨……”他把这些标语统统收进厕所。
临近中午，现代艺术馆门前广场上游客渐渐多起来，很容易认出成群结队的中国人。年纪五六十岁，多是退休夫妇组团出游。交谈之下，得知他们正在游历欧洲十国。中国游客的庞大数目，大大降低了个人消费门槛，一万多元人民币游遍诸国，包机票吃住。列支敦士登博物馆已经有了中文简介和广告，纪念品商店门口，也飘扬着简体中文条幅，显示中国人已经是这里的常客。
不远处山腰上，坐落着大公的城堡，俯瞰王城。博物馆展出的尽是大公私藏，一个名为“宝库”的展室，内里完全黑色，只有小射灯打出黄金宝石耀眼的光芒。不过，列支敦士登家族最炫的艺术品，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那里曾是列家长期居住地，获得大公称号的头100年里，家族成员根本没来小公国看过一眼。
“这个国家很小，很贵。”两个手挽手的沈阳妇女告诉我。她们只打算在这里逛一小时，照照相，就去瑞士买手表，“不敢在这儿吃午饭，比瑞士还贵”。明知不会有答案，我还是鼓起勇气问她们有没有听过“列支敦士登大公”和这里的政治制度。对面两张面孔上腾起一片惘然：“列支，什么？”她们还说不全“列支敦士登”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