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状如玩具的特拉贝特（Trabant）车，列成一排，等待“民主德国之旅”。
这种猫腰缩头才能坐进去的小车，全身塑料，只有两缸，曾经是民主德国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但从订购到取货最长要等上16年。柏林墙倒塌之后，特拉贝特车很长一段时间仍是民主德国人的日用品，20年间，渐渐变成收藏品。眼前这些残存的特拉贝特，多数保持军绿色，也有些换上了戏谑的豹纹。
“你去后面那辆大车办签证！”柏林新闻官克里斯蒂·坦兹勒（Christian Tensher）指着我说。
“签证？”
“哈哈，别太认真了！”说着，他塞过来一个苏式军用袋，里面是两瓶Wostok，以苏联火箭命名的饮料。
一辆运兵车被改装成了媒体登记处。车厢里挂满苏制军服。几个越南记者兴奋地试戴皮帽。坦兹勒递过来一张做旧的卡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通行证”，声称持有人可以去往西柏林。“拍照！”记者们手持一纸签证合影，坦兹勒给予鬼脸配合。
“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日子，政客齐聚，媒体云集。新闻中心为外国记者准备的特拉贝特车队，令记者本身成为路上风景，不断有行人举起相机，还招来了警车。“谁超速了？”坦兹勒通过无线电，向每一辆最高时速60公里的特拉贝特喊话，“啊，原来是有比我们更重要的车队要通过！”
20年后，同样是寒冷潮湿的11月，柏林一片嬉闹。俄罗斯套娃、翻毛帽子、民主德国警察制服，都是最热门的纪念品，镰刀斧头旗在地摊上飞舞。
空气中是香肠和热红酒（Gluhwein）的味道。施普雷河两岸，大喇叭里嘹亮抒情的音乐是英国红星凯蒂·玛露（Katie Melua）、美国乐队红辣椒（Red Hot Chili Pepper）的作品。露天大屏幕翻滚着时装、润肤露，还有纸巾广告。“这些歌曲不过是娱乐，跟纪念活动没什么关系。”前一天，跟柏林市政规划局的一个朋友走过这里，她告诉我，柏林政府快破产了，无力单独承办国际盛事，必须抓到一切广告和赞助。
“嘿嘿！签证呢？”特拉贝特塑料车盖忽然被人猛敲。一身军绿大衣的瘦高小伙，大帽宽皮带，掂着警棍，气氛陡然惊恐：“这里是查理检查站[1]！”
瞬间，全车都明白了，这是表演。小伙绷着满脸严肃，要来每张假签证，夸张地重重盖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2009年11月9日。”
“要不要来点特别照顾。”他拍打警棍。一圈相机摄像机包围中，他不介意加演。“我们得走了，赶时间。”领队催促着，假警察不再开玩笑，逐一盖戳了事。
围墙存在的28年间，10万人尝试各种办法越界。其中1万人逃脱，201人遭射杀。查理检查站作为景点保留了下来。两边大街上，美国士兵和苏联士兵的画像仍高高地对峙着。
一条窄窄的铜线镶嵌在水泥地上，上面刻字：“柏林边界，1961—1989。”抬脚，就跨过。一切既轻又薄，好像20年前发生的东与西的分割与合并，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玩笑。
但是，走在勃兰登堡广场，随便去问一个德国人，你就知道这个“玩笑”的分量。
柏林墙纪念处。
小伙绷着满脸严肃，要来每张假签证，夸张地重重盖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2009年11月9日。”
苏珊娜·哈更独自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看看节日的勃兰登堡门”。“当时我和丈夫被派到日本东京，在国有企业工作，国家信任我们，是少数可以出国的人……”她劝说丈夫从东京逃去联邦德国。但丈夫不愿意，命运的争执以离婚收场。苏珊娜带女儿潜回联邦德国。刚开始躲在远郊，不敢住柏林市。
离婚后3年，柏林墙倒塌，前夫已经在日本另组家庭。23年来，苏珊娜没有再婚，仍冠着夫姓。她说：“如果预知会发生什么，也许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日渐偏西，红色天光，像一块巨大的纱巾温柔包裹着柏林。勃兰登堡门的灯忽然亮了，顶上女神驾驭马车的雕塑，好像突然被吹了一口气，金光四射。马首永远朝东，指向俄罗斯或者苏联，因为柏林被认为是西方的最后一道防线。
地上的妇人，在节日的广场，慨叹东西分割的荒谬。苏珊娜的面孔圆润红亮，现着饱满的倔强。忽然，3个年轻人手拉手蹦跳着，走过我们身边。头上套着纸盒，醉汉一般绕出弧线。他们的嬉笑、尖叫，挽救了哀伤的徒劳。
两德统一后，苏珊娜立即搬回市区，“柏林人一定要回柏林的”。她现在在（没有了边界的）东柏林教授德语，女儿在西柏林学校教书。苏珊娜常向女儿提起，还是东边的教育质量高。“芬兰的学生水平全欧洲第一，因为他们拷贝了过去民主德国的方法。”苏珊娜这样认为。当年执意逃脱的身份，今天成了牢牢抓紧的认同。我问她心里是不是仍然刻着“东联邦德国”的分界。“两边的差距在缩小。”她笑笑，“统一当然是好事，你看，民主德国人默克尔当了总理！”
“谁能料到那天晚上的事情呢！”20年前那一天，23岁的戴维·吉尔从东柏林去外地开会。身为基督教家庭孩子，他向来被排斥在“体制”外，不能接受同等教育，永远不可能有晋升的机会。
他父亲是当地教会负责人。当时的民主德国，基督教势力是最大的反对派，从事地下抗争。统一之后，德国政府中第一批民主德国政治家，正是来自教会，也就是现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Deutschlands 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前身，总理默克尔所属党派。
“晚上听说墙被拆了，第二天一早立即返回柏林，我在凿开的洞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仍然不敢相信。”裹在黑大衣里的戴维，蓝色眼睛放出光亮。身边一个金色头发的小女孩拉扯他的衣角。“不好意思，我女儿要回家了。她们刚从美国回来，我妻子是美国人……”23岁的时候，戴维还没见过美国人。围墙倒下后，他去了美国念书，现在是一名律师。戴维仍带着东边人的一丝拘谨，温和亲切。女儿踩着单脚踏车离去，响亮地讲着英语。
20年后，走在柏林的每一个德国人，都是一张历史的碎片，随风飘荡。伸一伸手，你就可能触动一段错综曲折的人生。
广场角落里，一个戎装青年的照片吸引了我：大盖帽，双目炯炯，颈上挂着勋章。一个头发稀疏、上了年纪的人在旁边抽烟。他在推销这个青年军官的自传，英文注明写着“Gerhart Schirmer”，“二战”时期战功显赫的德军中校，遭英国人活捉，送到苏联军中关押了10年。他称，苏联人强迫他和其他几个人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改装毒气室，伪造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现场。战后，德国人对犹太民族的负罪感比海深，这本自传成了禁书。
自行车边的人猛抽着烟，虽然海报是英文写的，他却无法与我交谈。我不知道他跟作者是什么关系。也许这个故事太过敏感无从核实，自行车前少有人问津。但是无论如何，它忽然让我想到，在柏林，纠结的不只是东西对峙的冷战。希特勒刚刚退出舞台，铁幕就已降下，那些年里，德国人连幕间休息的机会都没有。
“我在东，还是西？”走在柏林，我总是问，这里曾经是东柏林还是西柏林呢。除了刻意保留的几条街道——马克思大街（当时叫“斯大林大街”）笔直宽阔，列宁广场（现在改名为“联合国广场”），两边是一望无际、一模一样的公寓楼和毫无差别的窗户，方正、扁平、均衡、凌然。除此之外，对一个初来此地的匆匆过客，东西差异并不明显。看到一家法国餐馆“庆祝开业25周年”的横幅，我想这该是西柏林。博物馆云集之处，必定是东柏林。“因为占领区是美国人划的，他们对历史古迹不感兴趣！”有人揶揄。在民主德国主干道“林登（菩提）树下”，苏联的印记只剩了俄罗斯航空标志上的镰刀。
然而，东联邦德国的融合绝非无缝。上海作家陈丹燕曾经描写特拉贝特汽车行驶在联邦德国高速公路上的情形：
后面跟着的汽车鸣喇叭，要它让路，所以，它们常常是知趣地开在最慢的那条车道上。挂着联邦德国牌照的车唰唰地擦过它们的身边，用140迈的速度远远地把它甩在后面……虽然它们如愿自由行驶在联邦德国的高速公路上，随便可以在任何一个出口下高速公路，进入纽伦堡、斯图加特或者汉堡，但它们反而变得局促而不快……
边界初开，东西柏林经历了巨大的经济落差。20年后，西柏林渐渐变为高档住宅区，东柏林则因为房租低廉，成为整个欧洲年轻艺术家的天堂。东柏林咖啡馆的早餐以丰盛和漫长著称，这里无人早起，半数人口都是艺术家。艺术家提供不了太多税收，柏林欠下很多外债，靠借贷发展。柏林墙倒下之初，世界为之兴奋，跨国企业摩拳擦掌，但是这里不具备商业城市的氛围，15年后，索尼影视中心（Sony Center）黯然出售。西门子盘算了很久，终于也没有来。
失业率成了东西德国人互相指责的理由。联邦德国人抱怨民主德国人抢走工作，民主德国人抱怨资本主义打碎铁饭碗，让他们失去了安全感。连德国的中东移民都抱怨自由了的东欧移民过来抢生意。
“相比10年前，柏林墙倒塌后20年，东西德国人的差异还是在缩小。”住在西柏林的贡特拉·扬森到东柏林探望女儿，我们在一家餐厅邻桌，攀谈起来。1990年，他尝试在东柏林投资，损失惨重。尽管如此，他还是认同国家统一是积极的一步。女儿雷娜特·赛博尔德·扬森生在联邦德国，留学美国主修音乐，现在和大多数艺术青年一样，居住东柏林。
“那么，你现在是东柏林人了？”我问。
“不！”雷娜特几乎要把嘴里的意大利菜吐出来，“Once Wessi，always Wessi（一朝联邦德国人，永远联邦德国人）！我不过是住在东边。”
她又重重摇头，说“Ossi”（民主德国人）和“Wessi”举止思维差异很大，不是同一种人。
“怎么不同？”
“怎么说呢，就是东边和西边，资本主义的人和社会主义的人，一看就知道了！东边的人不会独立思考，懒惰，还有些粗鲁……不过，我不是没有民主德国朋友啦，年轻人也在变，变得像我们……”
陈丹燕继续写道：
民主德国的知识分子说过：“我们并不是合并，是西边把我们吃了，可我们就卡在他们的喉咙口，让他们吐不出，咽不下……”说这话的人，在冰凉的蓝眼睛里闪烁着蛮横、耻辱、不屈和恼羞成怒。
一
柏林市政厅叫“红楼”（Rotes Rathalls），旁边是一大片草坪。不知哪位除草人今天犁出了一颗大大的心。
78岁的戈尔巴乔夫和56岁的柏林市长克劳斯·沃维莱特[2]正在共同召开记者会。“我现在只代表自己。”戈尔巴乔夫首先解释。
历史风云轻轻收拢了额头的印记。20年，对于俄罗斯，对于东欧，对于世界，意味着剧变、阵痛和分野。对于他个人，则是从苏维埃最年轻的总书记，变成西方奢侈手袋的广告主角。
一开口，他的声音意外地孱弱。间或用手掌托住脑袋，也许是长途飞行后，体力欠佳。讲俄语的女记者问他是否为柏林墙倒塌感到骄傲。
“与其说‘骄傲’，不如说‘惊讶’……我知道这一天会来，但没想到那么快。”戈尔巴乔夫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起初翻译还能逐段解释。后来他不再停顿，翻译头都不抬，飞快做笔记，一句话也插不进来。
戈尔巴乔夫一口气讲了20多分钟，抑扬顿挫，精神大振。直到一名官员走到他身后，轻拍耳语。“哦，我忘了自己一直在讲俄语！抱歉！啊，还有其他人提问？不止一个问题？你应该事先告诉我！”台下大笑，他也跟着笑起来。
翻译终于有机会开口。“那年早些时候，我到波兰视察。车窗外人们高喊‘我们是人民！戈尔巴乔夫，你要帮我们……’身边波兰总理问我是否听得懂他们说什么。我点头，是的，听懂了，他们说‘该结束了’……”
他很高兴看到今天俄罗斯允许德国老兵到库尔斯克[3]吊唁“二战”死难的战友。“那些人过去叫‘战犯’，这样的变化很好。”
“不过，现在北约和欧盟扩张的速度过快，甚至有时还不成熟。”他批评道，但口吻并不激烈，更像一个老人喋喋不休的光荣记忆，只是心情有些复杂，“那些东欧国家投向欧盟怀抱的时候，不该怀着仇恨苏联、仇恨俄罗斯的心情……”
市政厅门前告示写着“闭门会议，闲人免入”。近百人站在台阶下，举相机守候。“我们在等Gorby！”这些人大多年过半百，当年他们边打着拍子喊“Gorby！Gorby！”边游行，欢庆柏林墙倒塌。“Gorby”是戈尔巴乔夫的昵称。
“都是他的功劳，我们听说他在这里，就留下来等！”一名老人说。
二
柏林墙倒下一年之后，分裂的国家终于走到一起。然而德国国庆选在10月3日，不是11月9日，听说一个原因是，11月初天气通常很糟，不适合庆典。
“10周年的时候，我站在雨里，今晚又是大雨！我不去广场了。”一个柏林人告诉我，大多数当地人都选择在家收看20周年纪念晚会。
2009年的11月9日，柏林阴沉了一整天，傍晚大雨滂沱。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喊出“晚上好，柏林”时，广场上欢呼的声音，大多来自游客。
“我是爱尔兰人，她是美国人，我们在捷克上学，然后来柏林过周末。”
“我是法国人，和妻子过来旅行。”
日本人把相机交给我帮他拍照。两个讲英语的女人在争论“Gorby”到底是谁的昵称。
美国学生团在身后嬉闹。雨伞遮挡视线，他们中爆发出“Put down this umbrella”[4]的搞怪喊声。
“看萨科齐！谁能告诉我他在说什么？”
“看希拉里！”大屏幕上的特写中，希拉里随音乐摇晃脑袋，“她真high……”
“下面，我荣幸请出一位冲破许多围墙、许多障碍的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拉里致辞结尾，勃兰登堡门黄色的灯光陡然一变，湛蓝深邃。奥巴马出现在大屏幕上，指点柏林精神。20年前，28岁的奥巴马，即便不像法国总统萨科齐自述“凿过墙”，也应该穿过牛仔裤，唱过邦乔维乐队（Bon Jovi）为柏林墙写的《我们不是生来从命》（We Weren't Born to Follow）。
这时候，如果你站在舞台正前方，目光穿过里根发表《推倒这堵墙》演说的地方，穿过勃兰登堡门，会看到黑暗中东柏林迎面而来，最闪亮的地方，是星巴克咖啡馆招牌。
围墙时代，西柏林同样成为孤岛。美国向西柏林空运物资，大笔资金输血联邦德国。每当与欧洲关系出现问题，柏林就是美国议事的资本。
主持人现场采访当年的柏林人，美国学生团听不懂德语，开始感到无聊。“20年后，我只记得今夜的大雨。”其中一个打着寒战说。
尾声终于到来，1000块代表柏林墙的多米诺骨牌连续倒下，尖叫、呐喊、雀跃……烟花忽然从城门腾空，黑夜绚烂，万众默立，火花爆响。
终究有眼泪流下来。“很奇怪，我是因为这个夜晚美好而流泪。”海因策和托马斯是极少数特意跑来参加庆典的柏林人。“德国的纪念方式不是以10年计，通常是以15年计。上次是10周年的话，这次应该等到25周年大庆，然后是40周年，所以今晚的活动更像为游客安排的，不过结尾还是很动人，当那些骨牌倒下来的时候。”
“我们那时可是good guys（好人）。”20年前，他们是联邦德国边境警察，每天的工作是开飞机向边界东边投掷香蕉和药品。
“直到今天，你还会看到这么一张明信片，一名民主德国妇女举着黄瓜说，‘我爱吃香蕉’，因为民主德国当时没有香蕉，要靠我们扔过去。”
“1989年11月8日，我们几个聚在一起喝酒，我喝多了跟一个同事开玩笑，太累了，也许明天墙倒了，不用飞了。那个同事说，如果墙倒了，地球就是一张Disk[5]。第二天晚上，我从电视里看到，给那个同事打电话，他还在睡觉，我大喊：‘地球就是一张Disk！’”
海因策的眼睛又湿了。他说自己当时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却无法思考。“不知该怎样去想，怎样去解释，就看着那堵墙倒下……我用了20年，现在才想清楚……那就是，没人再愿意回到过去。”
20年后的这个夜晚，又冷又湿。游客潮水般退出，像一场电影刚刚散场，只剩主角的豪言壮语还在屏幕上微微发烫。
“再来一杯Gluhwein。”海因策递过来热腾腾的红酒，“当年喝的也是这个。”
三
我爬上墙头，两只脚各踩在一个人的掌心。男记者们怂恿我站上去看看柏林墙隔离区。
我笨拙地挣扎了一番，得出以下结论：翻柏林墙，技术上并不难。如果有人帮忙，一下子就过去了。当年常有联邦德国小孩在墙边玩耍，不小心掉下去。难度在于穿越两墙之间的“死亡区”——十几米至百余米宽，处处岗楼。
墙建起来的时候，整个勃兰登堡门、议会大楼、瑞士使馆都被圈在民主德国一侧，经年荒废，而“死亡区”内的民房、教堂，大部分都炸平了。
分隔线一旦形成东西两个世界，最强大的军队立即沿线展开对峙。然后是各自炫耀经济成果。西柏林建起当时整个欧洲最豪华炫目的购物商场KaDeWe，意思是“到西方购物”。
德国总理默克尔回忆，少女时代第一次向往西柏林，就是想去KaDeWe（柏林人购物中心）“血拼”。柏林墙倒塌的那晚，她正在洗桑拿，跟妈妈说：“听说墙倒了，我们要去西边的凯宾斯基酒店吃生蚝！”
当时KaDeWe光是奶酪柜台就几公里长，可是到了东边，柜台里空空荡荡。庞然如城堡的KaDeWe，今天仍然是欧洲最高档的购物场所之一。“柏林墙倒塌20年”活动中，商场临时改名为“KaDeBe”，显示自己不再分东西。
商场外墙，巨幅海报上的员工们回忆着20年前的那个夜晚自己在干什么。有人回答“睡觉”，有人回答“那时我才7岁，真抱歉”。一个叫Gabriele Rumpf的人写道，自己跟男友在一起：“电视机静音，我们都说，这部电影真不错。”
财富对垒不够，还要较量生活方式。当时西欧各国把传媒中心建到了柏林墙边，展示自由世界的声音。政府鼓励年轻人移民西柏林，给住房补贴、结婚补助、生孩子补贴……这里一下子成了永不落幕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向围墙对面散发诱惑。
弗洛里安·茅斯巴赫（Florian Mausbach）走进咖啡馆，怀抱一大摞文件。我赶紧把咖啡杯推到一边。柏林建筑图册、会议发言稿、柏林墙纪念碑草图……瞬间铺满了桌子。“建筑是城市最好的纪录片。”弗洛里安·茅斯巴赫是德国政府建筑及规划委员会主席。我却一下子抽出订在一起的几页A4纸，黑白复印件印着简体中文：“丙辰清明记事”，松树、扇面衬底。这跟他带来的其他资料毫无瓜葛——要不是我知道弗洛里安在北京待过两年，一定以为是放错了。“丙辰”，1976年，我出生在那一年。文章标题是——来自莱茵河畔的战友。
我感到自己嘴角向上，克制住，努力不为威风凛凛的“战友”二字发笑。
茅斯巴赫生在联邦德国，长在“二战”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青年的时髦是向东行，“那时我们都梦想社会主义。年轻时总要寻找公义和理想，宣泄自己的单纯。”他记得联邦德国年轻人喊着“胡——志——明——”去游行，哈瓦那和北京是圣地，甚至有人偷跑到东柏林。西柏林本身，也像100年前的巴黎，处处先锋之气，出现了欧洲最早的男扮女装表演。
1976年年初，茅斯巴赫33岁。社会主义中国与联邦德国刚刚在4年前建交。他带上新婚妻子，抛下建筑专业，志愿到中国外文出版社当一名德语专家，修改中国人翻译的德文。
我见过一张他在北京时的黑白照片：顶着八角列宁帽，粗布罩衫宽宽大大，看不见肩头。他侧对镜头坐在木桌前，满泻的暖阳里，像个老北京那样坐着打瞌睡。而眼前的他，棕色合身的西装、浅黄色暗格衬衣、斜格领带，暗示出一个建筑师的审美。他颧骨圆润，笑起来像个圣诞老人，嘴巴呈标准的半月形。
1976年初春，“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似一股寒流，袭击着由于刚刚失去敬爱的周总理而深深痛苦的亿万人民的心。报纸、杂志、广播连篇累牍地发出种种奇谈怪论，批判重新恢复工作不久、深受广大群众拥护的邓小平同志。这一切，引起了刚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来我国帮助工作的弗洛里安·茅斯巴赫夫妇和蒂尔·布尔克哈特的关注。他们对这场斗争的背景疑惑不解。
文章作者吴瘦松，是毛斯巴赫的同事。
茅斯巴赫来到中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去世前后政治斗争最微妙的时刻。他是邓小平坚定的支持者，也是他把“四人帮”这个词引入了德语。
茅斯巴赫夫妇在看了大字报的第二天，便向周围的中国同志提出一连串疑问：
“既然说是大辩论，为什么只有单方面的观点而不让相反的意见发表？”
“我认为邓的话没有错。”
“那些断章取义、歪曲原意的大批判，难道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允许邓小平同志出来讲话，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那还有什么民主？”
面对这连珠炮似的提问，我们的同志只能尴尬地苦笑着。
……
单位里正奉命布置写“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一天下午，一名女同志正吃力地抄报纸，茅斯巴赫走近一看，扑哧笑了：“哦，原来你们的大字报也是照抄报纸啊！报上文章的观点你们都同意吗？”
看不惯弄虚作假的茅斯巴赫夫妇，再也忍受不住了。茅斯巴赫抽出一张白纸，用德文写了一行大字：“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亲自把它贴在走廊的大批判栏上。
……
这下激怒了某些人。有人向他们提出警告，有人甚至向茅斯巴赫夫妇暗示：“你们要回去也可以。”
恶浊的政治空气使茅斯巴赫夫妇心情郁闷，无形的压力接踵而来，不得已，他们只好向领导表示，要求提前回国。
离开中国之前，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这篇描写1976年情形的文章，在1980年邓小平完全掌权之后，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发表。
我问他如何回头看自己在中国寻找的“纯真精神”。
“中国令我着迷，也令我困扰，在北京的那些年，把我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现实主义者。”
回到德国，茅斯巴赫重拾建筑专业。10年之后，柏林墙倒塌，世界又变了。不过33年后，他拿出来的这篇中文报道的语言，却令一个中国来的记者发笑了。
围墙倒下后，茅斯巴赫主管东柏林改造。他和同事们争论了很久，最终只拆除两栋政府建筑，保留了马克思大街和列宁广场，同时斥巨资改造基础设施，改善排水和供暖系统。他的主张是：“柏林必须与自己的历史活在一起，哪怕是希特勒时代的遗迹。”但是出人意料，没有任何禁令，当时哪个建筑师都不敢再用石料和方正的窗户，东柏林时代的元素令人反感。
“譬如，窗户的线条必须松散。”他在纸上画起来，“当时似乎石头就象征束缚，玻璃和钢铁就象征民主。”
统一之后，柏林的新建筑都是斜线结构、轻质材料，“过去的风格”成了禁忌。茅斯巴赫从中国的经历中，学会了什么是“教条”，他隐隐感到，如果回避过去，德国人的新姿态里也包含着病态。
1996年新建总统府时，他赞同设计师大胆使用黑色大理石。德国人先是震惊，但内心有些东西，也慢慢释放出来。“那感觉叫‘正常’。”茅斯巴赫长舒一口气。
“柏林墙倒下，‘解放’的不仅仅是民主德国人，联邦德国人同样如释重负。因为法英美军队也马上从西柏林撤出，整个德国结束了被占领的历史。”
茅斯巴赫那一代德国人常常问父母，“‘二战’时你在干什么”。他说两代人之间，会有情感上的“交通堵塞”。但两德统一，国家新生，内心的郁结渐渐释放，这在2006年德国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时达到顶峰。“我们忽然可以打出国旗，忽然可以因德国人为荣，连土耳其移民都挥舞着德国国旗，世界都惊讶了。”
世界惊讶，但并不反感。希特勒完结，柏林墙倒塌，德国人不断道歉和自醒。“整个国家从对‘强大’的渴求，转为正常。没什么比正常更美好的了。”茅斯巴赫愉快地笑起来。他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天分，在任何极端的集体情绪中，都要努力回到心里那个平衡点。
东西柏林相遇，联邦德国青年与北京相遇，最后与自己的过去相遇，而不相忘。
四
2009年，我第一次去柏林。独自上路，雨夜庆典中，并没有见到其他中国人。或许有，但肯定没有多到引起注意。
5年后再来，是同一群年纪相仿的中国记者，受一家德国智库的邀请，参观欧盟与德国。除了两位前辈，同行的都是三四十岁的业界骨干，其中一半位居要职，一半离开主流媒体，正自己创业或者打算在互联网里弄潮。
201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成了全球第二。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2012年的伦敦奥运，见证了中国媒体对国际事务急剧膨胀的热忱。北非荒漠中，那场拉锯数月的战争，吸引了好几家媒体第一次投入“战地报道”。在伦敦，新闻中心放眼望去都是黑头发，听到的都是普通话。中国记者团的规模仅次于英国本地媒体，超过美国。
仿如一夜之间，我们还来不及看清自己，便涌向世界四处张望。新的东西相遇随处上演。
行程从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开始。第一天午餐刚开始，已经有同行提着满兜巧克力进来。中文版《孤独星球》告诉我们，比利时最出名的巧克力制造者，祖籍在瑞士。酒店前台摆着简体中文版购物指南，首页承诺中国人在比利时购物的体验，将是“帝王般的尊贵享受”。我感到自己嘴角有些向上翘。
“对华武器禁运，那只是象征性的，各种渠道总有人愿意做生意，我可以预言，有天它会掉进故纸堆里。”欧盟对华关系小组的一名官员如是说。
“自由市场地位，那是个伪命题。2016年中国将自动获得这个地位，问题只是要不要加速——我们需要人民币自由兑换作为交换条件。”
一整天听欧盟官员轮番谈论中国。会议室窗户望出去，古罗马式的屋顶上，浮雕被雨打湿了，漆黑的细枝微微颤动。
换上一个英国人。“前些日子接待了一个北京代表团。他们把我们教训得好像小学生。”
卢森堡议员：“我敢打赌，我们那里任何一个地方官员，要是能够有机会接待中国领导人，他会愿意在人行道上裸奔！”
“德国也一样，不过我们的人行道比你们宽一点。”德国组织者揶揄。
会议有了热烈友好的气氛。
终归要去看柏林墙。似乎过一段时间，就有艺术家会重新打扮一次残存的围墙。在车上隔着一段距离，我们就看见一块湿漉漉的绿色墙板上写着简体中文“办证”。大家笑成一团，乡愁四散。
细雨中，一个博学的同行问起，听说柏林有条街——朋友托他到那里购物，名字是“关于那些挑选国王的侯爵”。德国人一下子明白了：“你说的Kuddam（选帝侯大街）！”另一个同行凑过来说：“哦，‘裤裆大街’！”这条著名的商业街已经由音译中国化了。
那正是KaDeWe商场所在街道。5年前员工们的黑白照片早就不见了，一进门就是醒目的中文退税指南，耳边普通话此起彼伏。“到西方购物”，从东西德国时代一句暗藏杀机的意识形态战略，变成了今日中国豪情万丈的旅游攻略。
等电梯的时候，对面站着一个拖银色行李箱的中国游客。她一边核对购物清单，一边焦急地数着电梯下降的层数。那张脸上留着物质匮乏年代的饥渴，对机会稍纵即逝的焦虑。我看她的年纪，应该并未经历过那些日子，可一切印记分明，如基因般无法洗底。但她精致的衣着和化妆又装饰着一种近乎鲁莽的自信。不过，谁知道呢，她或许也会在我眼睛里看到熟悉的东西呢。
残存的柏林墙，惹人张望。
湿漉漉的绿色墙板上，写着简体中文字“办证”。大家笑成一团，乡愁四散。
电梯门开，她推着四轮行李箱轰隆隆一头冲进去。跟进来的几乎全是同胞。门关上，一个瘦瘦的欧洲男子被中国人层层包裹，缩在中间，自己笑了。
德国墨卡托智库统计过欧洲人在谷歌上搜索关于“中国”的热门词汇：“长城”“创新”“统治世界”“中国菜”“吃狗肉”，等。他们也列出中国网民在百度上想知道的欧洲：“雅思”“屠犹”“足球”……但有一个句子，是中国人对欧洲各国必搜的，出现频率非常高：“买什么便宜？”
20年前，柏林墙西边的资本主义，理直气壮用物质去诱惑东边的人。而今天，在中国人面前，这种诱惑仅仅是为他们的旅途增添“帝王般的享受”。中国护照仍然处处需要签证，但中国钱包早已全球通用。
《东西相遇》是刘扬一本漫画书的名字。5年前，我在柏林采访过她。柏林墙倒塌后的4个月，13岁的刘扬被父母“骗”到西柏林。得知再也不回北京后，哭闹了三天三夜。当时年幼，对世间剧变无知无觉，她只记得在东柏林，相当于今天两欧元的价格就可以拉回一台洗衣机。“我跟妈妈四只手提满了从东柏林抢购的成果，落脚在西柏林，淘货去东边。”围墙初开，东柏林仍维持着社会主义的低价。
在柏林居住另一个13年后，她给自己的生活做了个总结，创作成《东西相遇》，用漫画对照德国人与中国人思维举止细微处的差异。德国人用眼睛旅行，中国人离不开相机。德国人直面问题，中国人绕道而行。德国人安静小声，中国人热热闹闹。
那年，在她令人晕眩的工作室——书架、长凳的线条全都刻意倾斜，你觉得地板在晃，于是走路姿势变得滑稽。这正是艺术家对闯入者的嘲弄。“你身后是另一位艺术家留下的作品——厕所。”她给我最初的印象是锋芒闪耀，眼波流转时仿佛提剑四顾。
那时她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很自然的，我13岁离开了，长大的环境里面没有中国人。”刘扬欣喜于柏林多种族的混合，刚刚同一个南非朋友探险回来。交谈中，她倒是对我熟悉的中东、伊斯兰教问长问短，像一个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
那年她为法兰克福书展设计中国会徽。不同以往，徽章不是单个字或图案，而是许多字，各不相同。“这代表中国的开放与变通。”她解释，然后眨眨眼睛，“还有一个原因，主办方给了太多设计要求，要把太多概念和要素放进去，我干脆全上了。”
5年后，她出现的时候，眼神不再如剑露锋芒，更像是火，一团壁炉里的火，仍然炽烈，但绝对安全，予人温暖。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那么多年她没去过中国，中国却来到她身边——朋友介绍来的中国艺术家成了她的爱人。
工作邀约也把她带回中国。在一个县城，放映电影的时候，突然进来一群当地干部，吵闹喧哗还抽起了烟。刘扬站起来，要求对方安静些。朋友赶紧按住她坐下来，小声警告“这很危险”。她画了那么多中国人的漫画，善意的、自嘲式的批判，其实装不下现实的丑陋。
这次见面我们一直在讲“中国、中国”，追问到底什么才是“自己的东西”。实际上，“中国”并没有离开过她。前些年一个民主德国记者采访刘扬，聊起“社会主义”，两个人突然热络起来。熟悉的东西，总是会海浪般一次次兜回来。
不购物的时候，几个记者相约到民主德国博物馆。民主德国人还在，街道还在，房子还在，国却消失了。
没想到，在第一张照片面前，我整个人冻住了。5个幼儿园小孩，两到四岁的模样，坐成一排上厕所，裤子褪到脚边。都是卷发大眼睛，两个女孩穿着一模一样的小格子棉袄外罩粗布背带裙，3个男孩穿统一的格子棉袄外加背心。小棉袄鼓鼓囊囊的，大概室内供暖不足。
年纪小的更淘气，坐姿歪斜。看起来最大的那个女孩子最乖，望向镜头，双手交叠在一起。仔细凝视，你能看出她长大后的模样：温和、顺从、拘谨。
文字说明：
民主德国的幼儿园体系非常完善。为了让妇女们能够工作，国家建造了大量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这也令国家可以在早期教育中，让孩子养成集体行为习惯，培养模范的社会主义公民。民主德国要求儿童尽早戒掉尿片，幼儿教师要求他们排队上厕所，坐长凳式便桶，要等到最后一个孩子排泄完毕，才允许其他人站起来……
我头脑里“轰”的一下。为什么我关于幼儿园的记忆，总是和那个房间有关：三面都修着长凳式、贴着白瓷砖的便桶，踩两级台阶上去。最上面铺着木板，暗红色，有时看见长长的裂纹。似乎没有“排队上厕所”，但一起去的几个小孩，总是等着老师过来帮擦屁股，或听见老师响亮地问“好了吗，好了吗——”所有小孩一起拉裤子，再一起牵手离开。
直到今天，虽然我的知识和经验会抵抗任何一种集体行为，但身体有时却不由自主跟随。一段人生的谜底忽然翻出来，就在眼前，我失语了。
民主德国博物馆的注解继续说，1999年联邦德国心理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法伊佛（Christian Pfeiffer）发表论文，指出民主德国在统一之后强烈排斥外国移民的情绪，与几代人养成的“集体如厕”行为有关。他们很容易抱团针对“异类”，而外国人就是最容易辨认的目标，尽管这个论点惹起民主德国人狂怒，斥之荒谬，反驳说民主德国要求早早戒掉尿片不过是经济原因。
东西德国人本是一家。“二战”结束后，德国被苏联和西方分而占之，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分别建国，1961年柏林墙竖起，40年间，两边的人变得不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围墙倒塌后20多年，彼此还是立刻能从举止言谈里辨认出差异。这是何等的惊人和悲哀。
我关于幼儿园的另一个印象，是一团金黄蓬松的头发横亘眼前。当时一队外宾来参观，不记得是美国人、民主德国人还是联邦德国“战友”。小朋友们做游戏，用纸制梳子和剪刀给外宾理发。那时中国的大门刚刚打开，上海幼儿园里的一个小孩，第一次摸到“外国”。手指触到那个女人头发的时候，我屏住呼吸，心里像过电一样。
还有人在民主德国执政党党干部办公桌前坐下。笨重敦实的长方木桌，桌面是典型的机关摆设：一个盆栽，一部电话，玻璃板下压着内部电话表。坐在桌前，你就掌握了“权力”。背后墙上是三幅变幻的电子肖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忽而雾化消失，转瞬又浮现上来。
电视屏幕循环播放着40周年国庆，也是民主德国最后一次阅兵的录像。主席台上，同一阵营的政治领导人整齐肃立。
还有一些史料，看起来令人艳羡：民主德国住房免费，物价低廉。当时时尚杂志上的新款成衣，剪裁得体，颜色缤纷，拿到今天也不过时。海滩上人人裸体，手拉手奔向夕阳。男女老幼光着身子，排队买烤香肠，毫无扭捏之态。
隔着一道墙，隔着一个时空，隔着博物馆的玻璃橱窗，这些照片看起来不正是墙西边茅斯巴赫同时代青年寻找的纯真、浪漫与公平？然而阅读文字说明，你才知道，那些时髦的衣服，仅仅是抄袭联邦德国款印在杂志上，现实中的民主德国人买不到像样的布料，不得不用塑料纸剪裁。海滩上的男女，与其说是为了实现性别解放或“不分阶级人人平等”的原则，不如说是寻求突破禁忌的舒畅。民主德国政府禁止天体海滩，但五分之四的人民定期裸泳，无声抗议，当时的文化部长只好劝谕同僚“闭上眼睛”。
那些美好的照片上，有听不见的窘迫。如果你走进重建的审讯室和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更会触及“美好”背后的严酷与残忍。当围墙倒下，民主德国人决堤而出的吼声在说，纯真、浪漫、公正的表象，是不能当饭吃的。博物馆展示的民主德国宣传海报上，工人、农民、医生笑得阳光灿烂，世界大同，而蜂拥过边界的那个雨夜，他们的笑容粗犷奔放、感人肺腑。正如民主德国建筑美学的变迁，原先的笑容线条规范，而冲出围墙的那一刻，他们脸上是无遮无拦、狂放的曲线。
智慧如中国人，头也不回地告别了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恍如一夜之隔，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到西方购物，把西方人教训得好像小学生。然而，在那张集体上厕所的黑白照片前，我分明感到自己虽然告别了母体，脐带却没有剪断。心里面的“正常”，还有些淤塞。
[1]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位于柏林市中心的腓特烈大街上，是冷战时期柏林围墙边民主德国与西柏林进出的一个检查点。该检查站通常为盟军人员和外交官使用。柏林围墙拆除后，此检查哨一度被拆除，而后又被复建，成为柏林旅游的重要景点。
[2]Klaus Wowereit，沃维莱特曾连任三届、13年的柏林市长，是德国最有魅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在他担任市长期间，让柏林脱胎换骨，成为欧洲数一数二时尚新潮的城市。但后来因柏林新机场工程弊案频传、迟迟不能完工而下台。2001年他首次问鼎市长宝座时公开表态：“我是同性恋，我觉得这样很好（Ich bin schwul,und das ist auch gut so）。”
[3]“二战”时德苏两国于此地爆发大型会战。
[4]“放倒这把伞”，戏仿“推倒这堵墙”名言。
[5]意思是地球应该是圆的，不是扁平碟片，相当于中文说太阳从西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