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埃及解放广场欢天喜地的人群中，接到的总部电话：去巴林。2011年年初，推翻旧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势不可当：突尼斯本·阿里[1]出逃，埃及穆巴拉克下台，下一个是谁？也门、利比亚应声而起，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摇摇晃晃。
但我从没想过去巴林。它太小，也太平淡了。我对它的记忆，还停留在多年前一桩银行诈骗案上。巴林王国就是座金融城，海湾的香港或瑞士。
然而，在我出发前一天，巴林政府武力驱逐了市中心广场上的示威者，趁他们还在睡梦中时，发射催泪弹、散弹，拆除帐篷，造成3000多人受伤，4人死亡。这一天有了名字——“血腥星期四”。
必须去巴林了。
飞机上，我找来资料紧急补课：巴林统治者阿勒哈利法家族，跟沙特王室同源。1783年，阿勒哈利法家族流落至此，从什叶派原住民手中取得大片土地，把他们变成耕种的农民。直到今天，这个逊尼派王室统治的国家里，仍有超过三分之二人口是什叶派穆斯林。20世纪英国人“保护”海湾时，维持了各王室统治，但在撤离时划分了边界，要求组建现代国家。
英国人要走，波斯湾对岸、主体人口同为什叶派的伊朗，乘虚吞并巴林。1971年，巴林人在联合国主持下公投，结果反对并入伊朗。伊朗答应放手，条件是巴林不准加入任何逊尼派国家。于是，巴林成了最强逊尼派王室沙特与最大什叶派国家伊朗中间小心平衡的独立王国。不过，巴林王室终究还是跟沙特上层一条心，而近些年受国际制裁的伊朗则一直自顾不暇。
也许跟活跃的银行业有关，中国公民可以在巴林取得落地签证。白袍圆腹的海关官员把我和摄像师的护照颠来倒去看，问这个时候跑来干什么。有了在埃及的经验，我们小心应答，而且因为随身只带了一台小型家用摄像机，很像游客而非记者，竟很快被放行了。
出租车进入巴林市区，街景扑面而来，顿时减少了我对巴林欠缺了解的担忧——沿途尽是王室宣传画，国王、王储、首相手牵手。首相谢赫·哈利法是国王的叔叔，已经任职40年。这情形跟突尼斯、埃及如出一辙：少数人长期统治多数人，终有爆发的一天。虽然巴林人口结构与埃及、突尼斯很不相同，但是教派差异真的是根本症结吗？
街道清冷。金融城高楼林立，造型各异，深蓝色玻璃幕墙散发着幽冷之光。市中心的珍珠广场，就是“血腥星期四”的发生地，周围坦克排列，车辆绕行。全城一片肃杀，出租车司机也不愿多说话。到了酒店，我和摄像师开始犯愁：忽然跳进巴林，谁也不认识，街上戒备森严，采访从何开始？
大堂侍者过来问要喝点什么。我向他询问城中情况，没想到他一概微笑不语，点头退下。
不一会儿，两杯咖啡送过来，托盘上竟多了一张字条：下午，斯特拉，葬礼。我一惊，抬头，他仍是微笑，退下。我注意到他胸前的铭牌：马赫迪，非常典型的什叶派穆斯林名字。
斯特拉是一个什叶派聚居区。自大规模示威开始，巴林政府便宣布集会均属非法，还曾经向葬礼人群开枪。然而，人们的愤怒悲伤无可止抑。
墓穴在早晨已经挖好，4名死者也已入土——两个20岁出头，两个年近花甲。送葬的男人们拍打着自己的身体，高声喊叫什叶派伊玛目的名字。女人不能靠近，只能远远聚在一起。她们从头到脚黑袍遮盖，有的抱头痛哭，有的指天怒骂。天上有飞机低低盘旋，地上看不见军警。没有人阻拦葬礼，但一切显然在监控中。
墓穴边人群两分，白帽黑衣的宗教长老走进来。他双腿盘坐，手心向上，念诵经文。简短的讲话中，他赞扬了年轻人的英勇、长者的正义。
这时我惊讶地看到，墓地上有人展开巴林国旗，白色与棕红色锯齿交错。既然反对逊尼派王室，为什么要打出国旗，表达对国家的认同？
“阿里是为国家而死的。”阿里·艾哈迈德·阿卜杜拉·阿勒莫门，4名死者之一，刚刚23岁。持旗的纳瓦夫是他的朋友，也参加了示威。他对我的问题稍有迟疑，没想过打出国旗有什么异常。他说示威者并没有“反对国家”的意思，只是希望它更好，对所有人更公平。
像他和阿里这样的年轻人，在就业、晋升路上都会撞到“玻璃天花板”，因为一切都是逊尼派优先。示威开始前，纳瓦夫因为在网上抗议，失去了在学校教书的工作。
“巴林需要君主立宪制，不能国王一个人说了算。”他说。一个穿白袍的男子插话：“10年前国王就答应君主立宪了，可是首相一个人做了40年！”
自阿勒哈利法家族掌管巴林以来，就采用“区别对待”的方法巩固统治。巴林政商界最有权势的人，都是占人口小部分的逊尼派。极少数亲政府什叶派位居要职。什叶派穆斯林从来没有中断过抗争。20世纪90年代出现动乱，直到现任国王就职后，举国才达至和解，回归到了“君主立宪议会制”框架。但是，反对者很快发现上当了，国王钦定人选的上议院获得极大权力，压过人民选出的下议院，国王本人的权力也一再扩大。
“巴林怎么说也算个富裕国家吧，为什么非得走到流血斗争的地步？”
纳瓦夫看了我一眼：“巴林是个富国，但只是国王富裕，我们是贫穷的。”
这时，墓穴旁的人群纷纷起立，游行开始。几千人喊着口号，徒步穿行社区。不断有人加入，女人们嘹亮的口哨声四处响起。
我和摄像师随人群走了一程，打算回酒店发稿，可四下不见出租车，正张望，一辆奥迪停下来。两名中年妇女，招呼我们搭车。“记者吗？”她们对这时候出现在巴林的外国人感到好奇。
两人没有穿黑袍，系淡色头巾，也是刚离开送葬队伍。我想当然认为她们是什叶派。
“不，我们是逊尼派，但我们支持什叶派抗议。”
我瞪大眼睛：“听说逊尼派都去参加亲政府游行了……”
“有些人是自愿去，但大多数人是政府花钱雇的，我们是民间社团，一直支持什叶派争取权益。”
她们说，抗议发生第一天，巴林逊尼派反对党就跑去什叶派人群中讲演，立即被当局抓了起来。
“这里发生的不是教派矛盾，是人权问题，什叶派人口最多，却不能享有跟逊尼派一样的权利，自然不满意。”她们说，不少逊尼派支持什叶派争取权利，因为只有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整个国家才得安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土地上的人，不再仅仅把自己视作“王臣”，他们管自己叫“人民”，要求权利平等。
回到酒店大堂，遇见同一班飞机抵达的日本记者。他很惊讶我们怎么单独进了巴林，飞机上其他记者都被送上巴林政府准备好的旅游大巴，绕城观光，“巧遇”亲政府游行，打着拥护王室的标语。“转了大半天，才到酒店。”他怨声连连。聊起来，我们都是第一次到巴林，为城中摩登景观与血腥清场之间的反差唏嘘不已。
“国王富裕，我们贫穷”，纳瓦夫的这句话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他手中的国旗，令我意识到宗教对立并非抗争本质。可是贫富呢？我们通常认为，活不下去的穷人才揭竿而起，谁会愿意打破安逸的生活？
再做些资料查证：巴林是海湾最早开发油气资源的国家，但目前几近枯竭。经济对天然资源的依赖减少，金融业高度发达，不过跟海湾的能源大户们比，要相对贫穷一些，失业率大概5%，也比邻国高。然而，放在更大范围比较，巴林的人均收入超过了意大利，全世界排名18位上下。全国城乡居民都能喝上干净的饮用水，医疗设施齐全，人均寿命近79岁。教育普及，识字率94.6%。
巴林不存在“绝对贫困人口”。以联合国标准计，这个国家根本没有人“每天可支配收入少于两美元”。这次大规模抗议爆发前10年，人均国民收入直线增长，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跌，但2010年又回升上去了。
这些基本事实勾勒出了巴林的形象：解决了温饱，不愁吃喝；世界富裕国家之一，尽管跟邻居们还有差距；王室在教育、医疗上的投入也不少，“改善民生”小有成绩。
“国王富裕，我们贫穷”，只能用“不平等”来解释了。除了“玻璃天花板”，纳瓦夫还告诉我，什叶派穆斯林不能参军。巴林安全部门超过半数雇员是巴基斯坦人。什叶派占本国人口大多数，却要靠外国雇佣军维稳，其中形同水火的关系不言自明。
斯特拉葬礼上，人们誓言要再去珍珠广场抗议。下午，城中传来枪声。赶到苏莱曼中心医院，不但一路无遮拦，医生看见我后，直接领我跑进了病房。不断有担架抬进来。到处都是伤者，呻吟不绝。医生说，没有死亡报告，但是，他掀起几床被单叫我看，伤者都是腿部鲜血淋漓。“他们用了散弹，小的铅珠钢弹，示威者接近珍珠广场转盘的时候，扫射腿部。”
一个示威者给我看他的手机视频：画面晃动，显示在行进中，口号声不断。突然，画面一震，几秒钟后，拍到有人倒地，蜷曲左腿。镜头扫来扫去，看到也有人肩头渗出鲜血，或是从额头往下滴血，叫旁边的人抬起狂奔。拉远镜头，好几个人伏在地上抽搐，怒骂声一片。
医院门外，墓地情形重现，怒火更加旺盛。男人们用手掌击打自己，代表替什叶派伊玛目受难：“用鲜血、用生命，捍卫侯赛因！”这里没有人打出国旗，全部是宗教情绪的展现。
医院后门，又见到一群群不能入内、焦急等待的女人，一律黑纱遮盖，紧挨在一起，像一团团凝固的乌云。她们发出高分贝的颤音，像乌云里的滚滚雷声。
什叶派穆斯林抗议，男女分列。但有时男女应和一齐喊出口号：“人民——要求——政府倒台——”用词、节奏，跟开罗解放广场一模一样。争取权利受挫，常常把人们逼退到宗教的对立情绪中，以至模糊了他们的诉求。但归根结底，能够平息冲突的，仍是政治权利的实现。
人群突然爆发出喜悦的狂呼，传言说“首相辞职了”，所有人都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激动晕眩，但很快就被证明是个假新闻。
巴林王室不是没有想办法缓和事态。收到风声可能发生抗议后，国王提出要给每家每户发放1000第纳尔（约等于2600美元），可惜并不奏效。更没想到，血腥镇压过后第二天，抗议者再次血溅珍珠广场，王室中较温和的王储终于招架不住，不久宣布撤出城中军队，允许什叶派在广场集会。
消息传开，人潮涌向珍珠广场。一名派驻当地的中国职员，开车带我和摄像师去现场。冲突爆发以来，他一直担忧安全，没出过门，听说解禁后，也想出去看个究竟。
逆人流而行的是坦克和运兵车，沿途有身穿迷彩服的军人护驾。他们全都用手帕遮住面孔，只露出眼睛。“都是外国人。”中国职员讲，听说沙特早就越境派兵过来了，支援巴林脆弱的维稳部队。他们蒙面，是不想让人看见面目，指认是外国军队入侵。
在一个岔路口，车流人群涌塞，一时无法开动。我们四周都是豪车，音乐震天。前头一辆敞篷奔驰里，站起来一个不戴头巾的女孩，满头卷发肆意，一手举着iPhone，一手打出“胜利”的V字手势。
中国朋友摇下车窗，四下张望。“这帮人有病！”他受不了乐声震耳，又关上窗，“给我一辆奔驰，我才不去抗议呢！”
蜗牛般前行一番，我们告别了中国朋友，下车徒步。两天前，广场上一片死寂，眼下却是人山人海。珍珠塔象征着巴林最古老的海洋采珠业，尖塔耸立，是抗议浪潮中最明显的地标。
在黑袍的海洋中，巴林国旗更加惹眼。一些妇女把它披在黑袍外面，斗篷一样在领口打着结。一名妇女说：“我们不会离开，直到政府倒台，直到国王改革上议院和下议院。”黑袍之下，她们看似面目模糊，但当她们开口后，思路清晰并不逊于男子。
日头偏西，金光万里。礼拜呼唤声悠长，千万人在广场上整齐祷告。什叶派教士谢赫·阿卜杜拉告诉我，宗教人士来这里，是支持年轻人继续抗议。“前一天枪击事件后，人们再也无法同王室对话。必须斗争下去。”
除了国旗，人潮头顶上，还涌动着经书和玫瑰。《古兰经》打开，高举齐眉，上面常常横亘一枝鲜红玫瑰。“给你的——”一个瘦瘦的年轻人追上来，递给我一枝粉色玫瑰，“我们分发鲜花，是想告诉全世界，巴林人示威是和平的，我们什么武器都没有。”
他叫亚历山大，地下同性恋团体的一员，基督徒。我马上明白这个身份在巴林有多危险，多么受到压制。“你是记者吗？谢谢这时候来巴林，只有你们报道，全世界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
亚历山大说，抗议者最担心的是国际传媒无法进入。海关时紧时松，后来好几天再没放进传媒。巴林人担心这里发生的事随时被改写、被遗忘。美国第五舰队驻扎巴林港口，用以平衡伊朗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沙特和美国都不想看到巴林王室被推翻，我们几乎是没有希望的……其实我不介意保留国王，如果像英国女王那样，只是象征性的，是可以的；关键是，首相得由民众选举。”
亚历山大带我到广场四周，看人们制作标语，看其他团体筹备游行。他不可能向所有人亮明身份，但走在广场上，他觉得巴林人忽然不分彼此，亲切友好。
在我上车前，亚历山大写下他的脸书地址。他说最近无法打开了，好些活跃的博客写手都被抓了。
2011年我在巴林只待了4天，便奉命离开。接下来，巴林的名字，只是不断从新闻中跳出，流血冲突反复上演。王室与示威者、国际压力玩起一场你进我退、相互猜度的游戏。承诺改革，软化民怨，再祭暴力。广场上的珍珠塔最终被推倒，彻底铲除。苏莱曼医院一度被军方接管，不许送伤者入内。首相没有撤换。他超过了李光耀，成为全世界在位时间最长的政府首脑。
巴林王室在国际压力下，成立抗议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报告指出，没有证据显示巴林什叶派受到了伊朗指使。
一年后，再次读到巴林的新闻，是一级方程式赛车。2011年被迫中断后，昂贵的国际赛事重返岛国。新闻画面中，巴林似乎出现了两个平行世界：赛场内，车轮滚滚，万象太平；场外，抗议汹汹，浴火喋血。领奖台上，F1车手打开香槟，庆祝胜利；街头，汽车轮胎在燃烧，受伤的示威者在哭喊。
巴林王室急于向世界宣布：冲突完结，歌舞升平。示威者更清楚，这是再借国际媒体发声的时刻。F1的到来，令对抗急速升级。没了珍珠塔，整个城市成了抗议区。
体育应该与政治区分，可是体育往往会成为政治的舞台。1985年，F1来到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后，运动员罢赛、广告商撤资，赛事告吹。在巴林，F1拥有者、英国人伯尼·艾克尔思通（Bernie Ecclesone）一再强调，不问政治。
我想到亚历山大的绝望和无助。美国和北约虽然从道义上谴责巴林王室，但相比要求穆巴拉克、卡扎菲、巴沙尔下台的凛然之声，对巴林抗争者只能转过头去。
F1开赛前，我听到BBC记者从巴林首都发回的报道。他说，与任何一个人交谈，他们会告诉你自家经历，如何不能与逊尼派穆斯林享有平等地位，街头抗争怎样一次次遭到镇压。“我被打动了。”广播里记者的声音有些不确定，他使用了不够专业的“个人情感”。
西方政客、商人也许令人失望，民间却大有同情者为巴林人发声。F1赛事后不久，英国女王登基60年午宴名单公布，巴林国王赫然在列。英国舆论炸了锅。《每日邮报》（Daily Mail）刊登读者来信，除了一封为女王辩解“如果剔出所有‘手上沾血’的，恐怕没什么人赴宴了”，其他一概炮轰，称这场6月盛宴“必将玷污民主”。其中一个声音最具创意：“如果巴林国王不来了，我能填空吗？难道不是民众缴税供养了王室？嘿，我能来吗，人民能来吗？”
我当时正坐在英国一家图书馆里，翻阅这份《每日邮报》。想到巴林城内烽火连天的样子，和走进沙漠里的F1赛区恍若两重天。然而，身处强力手段造出的安全孤岛中，会不会有一个细微的声音，不舍不弃，从四面八方渗透进来：“嘿，人民能来吗？”
巴林什叶派手持经书和玫瑰，以示和平抗议。
举着iPhone出来抗议的巴林人。
[1]Zine El Abidine Ben Ali，在1987年推翻前任总统之后，本·阿里担任突尼斯总统职位长达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