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高楼即将揭幕。直播画面中，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坐在前排，却看不出兴奋。按理说，没有什么比在自己执政4周年之际，对外宣布迪拜“仍然是第一”更加美妙了。
“286、287、289……”
表示楼高的数字不停在荧幕上翻滚。世界屏息以待，迪拜塔究竟有多高？
828米。
烟花骤起，喷泉狂舞。
但美国有线电视CNN的主播一时糊涂了，为什么直播画面上出现一个名字叫作“哈里法塔”？“迪拜塔到底有多高，当局似乎还没宣布，现在我们知道一座‘哈里法塔’的高度是828米……”
说阿拉伯语的世界却一下子明白了。“哈里法”取自阿布扎比酋长谢赫·哈里法·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Sheikh Khalifa bin Zayed Al Nahyan）的名字。阿联酋由包括阿布扎比和迪拜在内的7个酋长国组成，迪拜的发展如火箭直上，与首都阿布扎比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
而这一夜，迪拜以鸟瞰世界的高度站起来时，额头却烙着阿布扎比的名字。穆罕默德殿下的心情，不难体会。
几个星期前，阿布扎比出手100亿美元，搭救迪拜无法按时还债的尴尬。迪拜塔在揭幕最后一刻改名，也是在向缺席盛典的阿布扎比王室致谢。
2009年年末的一场债务危机，迪拜险些从沙漠传奇变成随风飘散的蜃景。
一
“迪拜1号”、奔驰吉普G55的门关上，喧嚣突然隔绝。窗外人群涌过来，一层一层举着手机相机，闪光灯亮成一片。背影里，他笑声低沉。金色阿拉伯罩袍顺垂，白色头巾在额前叠成硬硬的尖角。
2008年，我两次到迪拜拍摄纪录片，第二次是以穆罕默德酋长本人为主角。酋长办公室通知，拍摄当天两个外景点之间的路程，我得离开摄制组，单独坐到酋长专车上与他见面，因为他希望在访谈前“了解采访者”。
吉普缓缓启动，一只枯瘦的手忽然猛拍车窗。酋长示意司机摇下玻璃。黑纱盖头的妇女，大声喊：“我们崇拜您！殿下，我们崇拜您！”
“哈哈。”酋长微微探头。
我从后座看着他的背影和狂喜的人群：“我想，您早就习惯了人们的敬意。”
酋长转身，直视我：“如你所知，获得成功，别人就尊重你。”
应酋长办公室要求，我事先传过去了自己的简历，列明曾经采访过的对象。据说酋长对我见过哈马斯的亚辛[1]、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很感兴趣。在车上，他并没有太多问及我的经历。正好，我可以更多了解他和迪拜，而不是相反。
酋长的媒体官员们负责制造“神秘”，事先警告此次拍摄来之不易，规矩很多。除了面对面的专访之外，外景拍摄中，我作为出镜记者，不准跟酋长讲话。但酋长总是展现“亲民”，主动走过来聊天，在车里交谈，也常常从前排侧身，好让我听清。甚至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码。在拍摄结束后，他本人还打电话来问候全组。
我们在不同地点偶遇的民众，都待他如明星。镜头中，酋长也总是停下来与民众握手、交谈，摸摸小孩子的头。酋长专车前后没有护卫，出行不需要封路。出租车跟“迪拜1号”并行，还超了酋长的车。
“是防弹车吗？”我奇怪酋长为什么不配保镖。“普通玻璃！”他伸手用指关节连敲几下车窗玻璃：“一次在商场里，有个老头看到我很惊奇，问：‘您的保镖在哪里？’我说，你看，这里所有的人，他们都是我的保镖。那些坐防弹车到处带保镖的人，我觉得那是活在监狱里，你必须和你的人民分享财富。”
迪拜王室的确在民间广受拥戴。从20世纪60年代第一笔石油收入入账，王室就聪明地与民众分享。今日迪拜，占总人口不到五分之一的本地人，不用交税，甚至不必工作——单从雇佣外国人的手续中就能获利。外国人在此经商同样免税。很多人相信，迪拜王室是“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创造了无数致富机会。
迪拜人工滑雪场的法国教练，盛赞酋长家族高瞻远瞩：“你看，沙特为什么没能产生奇迹？因为王室独占了所有财富……哦，我讲太多了……”他捂嘴。
跟这里的中国人交谈，发现他们大多喜欢迪拜，而吸引他们留下来的，首先是免税、物质丰富，其次是不谈政治。淑容结合中西医之长，在这里已行医9年。问她在迪拜找到了什么，答：“自由。”她的前半生在希腊和美国度过，这个回答令我疑惑：“美国和希腊没有自由吗？”“不一样，在美国，病人走进我的诊所，我都得考虑一下他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话别说错了，而迪拜的政治气氛太弱了。”在她看来，远离政治，才是自由。另一名中国女士在这里找到了恋爱的自由。“如果我在北京，家里不会同意我嫁外国人。可是在这里，大家都是‘外国人’，在这种宽松的气氛下，我找到了现在的爱人，他挺优秀的。”迪拜唯一令她不悦的，是这里虽然有严格的伊斯兰教规，但大批外国妓女的存在亦非秘密，以致中国良家女性走在街头，有时也会被人尾随追问“多少钱”。
二
2008年年初我去迪拜的时候，它正享受着世人景仰。巴掌大小的海岛，勇担无数“第一”：最昂贵的人工高尔夫球场，最大的室内滑雪场，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人工岛，形似金字塔、泰姬陵的购物商城……奢华炫目的细节叫人目瞪口呆：贪婪与雄心，在这里得到赤裸裸的褒奖。穿梭城中，当地人总会给你指：看，那是在建的“迪拜塔”，将要成为人造世界的巅峰。网上聊天遇到一个在国内的朋友，得知我在迪拜，他敲出两个字：天堂，马上又加一行：富人的。
从令人炫目的建筑天际线收回视线，你也会发现迪拜并不富庶的一面。老城区破旧脏乱，外籍劳工开着“尼桑”堵在双向14车道的公路上。一名菲律宾女佣坚定摇头：“我不喜欢迪拜，不喜欢。”她们的工资每月不超过1000迪尔罕姆（大约2600元人民币），许多雇主私下与她们签订了比官方标准更低的雇佣协议，但仍然不断有人愿意到这个看似遍地机会的天堂打工。虽然新闻报道说，当地的斯里兰卡工人工作条件恶劣，自杀案例增多，但我遇到的一个斯里兰卡司机说，他庆幸有一份收入，下一代可以在这里受教育。灼热的建筑工地上，印度工人告诉我，他在迪拜月收入700迪尔罕姆（大约1820元人民币），比在老家多一点，在老家他根本找不到工作。
外国人在阿联酋都持短期签证，且必须依靠本地雇主的担保才能工作。也就是说，只要雇主不满意，你就得搭下一班飞机离开。虽然人权组织猛烈批评迪拜的外国劳工状况，甚至有人称它为“21世纪的理想生活形态，背后是由中世纪社会的运作模式在支撑”，但所有缺陷都抵不过络绎不绝的游客和接踵而起的高楼证明的硬道理：迪拜成功了。
哈佛大学医疗中心的撒尔帕·坦里，原籍土耳其，被派驻来迪拜工作。在全中东最大的医疗中心里，吹着冷气回答我关于迪拜外籍劳工的问题：“没有人强迫谁来迪拜。”
“可是你的选择比那些人多啊。”
“是的，可我还是说，没有人强迫你来，这不是迪拜的问题，这是全球化，是全世界的问题。”如果成了全世界的问题，它似乎就不是个问题了。
酋长本人的生活，未见得时刻奢华。四四方方的奔驰吉普车内，没有任何装饰。酋长用最普通的直板手机，插在塑料底座上。跟拍一整天，他到哪里都穿一双凉鞋。这与整个城市的风格和它崇尚的哲学极不相符。那些纸醉金迷的酒店，毫无节制的名牌购物商城被批评为“炫耀性消费的绿洲”，炫富多于实用。而酋长简朴的行头，反倒令人想起贝都因人最初的游牧生活。
迪拜的成功归于统治者，或许不无道理。马克图姆家族擅长打破陈规。他们发源于阿布扎比，跟当地统治家族闹翻之后，北上发展。阿拉伯半岛夹在欧亚非三洲之间，从几乎所有商业中心城市飞过来，都不需要转机。但是，当半岛各邦或依赖石油，或偏于保守时，迪拜却一步当先，用好了这份“地利”。这种“领先”精神，一半也是出于无奈。波斯湾沿岸多产石油，迪拜的石油开采为发展带来了“第一桶金”，可惜储量十分有限，到今天石油收入也只占到迪拜总收入的6%。另一项没落的传统产业，是珍珠采集。沿海渔村的天然珍珠出口生意，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遭受严重影响，但更致命的打击，来自日本人工珍珠养殖的兴起。石油枯竭，采珠业衰败，种种不利环境逼着迪拜另觅出路，而无法像邻近的沙特、伊朗、科威特那样，躺在能源上做“食利者”。
波斯湾沿岸港口众多，但迪拜的做法不同。从现任酋长的父亲拉希德殿下开始，迪拜海关就以放任进出口货物著称，甚至被传为“海盗避风港”。我们参观的“帆船酒店”（正式名称是“阿拉伯之塔”），也就是哈利法塔出现之前，迪拜最为人熟悉的地标。英国管家介绍，酒店可以用直升机接载贵客到酒店，房间里有一台每次换客人都换一个号码的传真机，确保隐私。我不由得想到，这真是个发笔横财隐姓埋名的好去处。
迪拜也得到天时。20世纪80年代，波斯湾几个邻国与迪拜发生争执，纷纷撤销航班以示为难。拉希德殿下干脆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也就是日后名声大振的阿联酋航空。成立不久，就迎来了全球观光业复兴——柏林墙倒塌，自由旅行成为时尚，曾经封闭的经济体涌入市场经济，尤其是东欧、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美国记者伊丽莎白·贝克（Elizabeth Becker）在著作中指出，阿联酋航空一早把握机会，大量取得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降落权，特别在只有小型航空公司的二三线城市，“当中产阶级开始搭乘阿联酋航空前往迪拜时，他们马上成了有利可图的市场”。在距离迪拜飞行4小时的范围内，阿联酋航空的市场是20亿人，七八小时范围内，住着40亿人。
迪拜还是区域政治版图上的中立地带。西亚北非的任何动荡，竟都能为迪拜带来新的旅行高峰。伊拉克战争、阿富汗内战，乃至“阿拉伯之春”，一次次推动着逃难的商人、流亡的前统治者、改变休假行程的外国人挤爆迪拜的酒店，在战火边缘享极限之乐。2007年在巴格达，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的秘书曾恨恨地对我说：“迪拜算什么，过去20年我们遭了殃，他们才起来……”
房地产紧跟航空业的脚步，酒店、住宅、办公楼、购物中心，光怪陆离的摩天大楼，组成了迪拜的面孔。“建筑物越高，空间利用率越低，因为你必须装很多电梯，通常而言，25层以上就开始浪费空间了。”在中东工作多年的建筑师朋友说，“不过，迪拜建在沙漠里，土地便宜得多，他们不在乎用地，负担得起那么多高楼和宏大的建筑。”
除了空间资源丰富，迪拜负担得起狂飙突进的发展，还是因为“中央计划加自由市场”的混合经济体制。两大地产巨头由政府运作或控股，三大投资机构也都是国有企业。对这些企业有利的生意，马上会变成政府政策。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名义上奉行君主立宪制，但没有普遍投票或完整的民主选举。极少数迪拜公民可以参加阿联酋联邦选举委员会选举，候选人和选民都是酋长国殿下们挑选的。伊丽莎白·贝克认为，阿联酋王室或多或少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指派自己的顾问、议会及立法机关成员。这对法规能否通过具有实质影响力。这意味着，统治者不但可以随心支配国家收入，发展项目也不用担心有人抗议、诉讼或者否决。没有公民团体阻挠伤害环境的建设工程。世界上大多数国际机场都不接纳通宵客机，但迪拜机场不用担心它们抵达时持续的噪声。对于迅速扩容新航线等，其他政府也许需要权衡利弊，迪拜却可以马上点头。浪费能源也无人非议：沙漠里的高尔夫球场，每一棵树的淡水供应一年花费3000美元。这样的球场，迪拜有7个。在这里唯一发生过并取得成功的公民抗议，是当地动物保护团体营救豪华酒店水族箱里的濒危鱼类鲸鲨。
三
“布什来迪拜的时候，也坐在我车里，他跟我谈论民主。我告诉他，你来迪拜，我不能强迫你穿长袍，正如我去美国，你不能硬叫我穿西装。民主在不同的地方，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吉普继续前行，穆罕默德酋长说起几年前美国总统的访问。
“不靠民主，那么迪拜成功靠的是什么呢？”
“我说过，只有狮子领导绵羊，不能让绵羊领导狮子。要成功，必须有团队合作和……”我想起那正是酋长自传前言里的话，接了下文：“强势领导！”酋长竟大笑着转向后座，以阿拉伯人的方式与我击掌。
2008年时，59岁的穆罕默德殿下从他因心脏病猝死的哥哥手中接过王位才两年。但他对治理迪拜并不陌生，也有人说在过去10年中，他才是迪拜真正的设计者。他的父亲拉希德殿下，一早就把创立阿联酋航空的任务交给了穆罕默德。帆船酒店、棕榈岛等标志性工程也出自他的策划。“我们的领导人想法超前，我们必须追赶他的脚步。”采访迪拜官员的时候，每次都能听到类似评价。虽然不存在并行的监督机构，酋长也能够明察秋毫，纠正体制内的错误。2001年起，穆罕默德宣布对贪腐“零宽容”，揪出一串收受利益的高层官员，还不寻常地在媒体上曝光，警示遍布皇亲国戚的官员体系。
当地人爱说，穆罕默德殿下长着沙漠飞鹰一样的眼睛，“能看穿你在想什么”。可是，在上一个拍摄点，在迪拜媒体城的开幕式上，我却见他顺手拉起一个献花小男孩稚嫩的手，玩一样放在按钮上，启动了阿语世界最重要的电视台的5周年庆祝仪式。我看到这眼睛里，更有一份志得意满——他不需要看穿什么人，“成功”的迪拜不在乎其他人的想法，恰恰相反，它要挑战众人的成见。别人以为它的成功是走运，但迪拜的统治者相信，是他们从政治制度到经济运行都“做对了”。
“位置、位置、位置”，通常被认为是地产业的魔咒。拥有良好位置的迪拜，念叨的却是“信心、信心、信心”。他们要让投资者相信迪拜的未来。“对于商业投资而言，民主不民主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政治稳定、法律公正，比周边其他地方更具经济潜力。”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外国公司代表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迪拜需要塑造一个令人信服的君主形象、一个持续增长的城市形象。”
没有反对声音，迪拜的形象工程不必计较经济账。20世纪90年代，帆船酒店建造的初衷，是不惜把迪拜“标在地图上”：世界最高最豪华的酒店，号称“七星”。酒店所属卓美亚集团执行总裁杰拉德·劳勒斯（Geralel Lawless）说它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但“帆船”的造价却从不公开，盈利情况也不向市场公布。竣工之后不消几年，它就被同在迪拜的另一座豪华酒店以8米之高超越了。这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迪拜是每天更新高度的城市。
“殿下，迪拜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最高、最大、最昂贵……而且不断保持‘之最’？”
“因为没人记得住第二，迪拜只能做第一。”
“可是，为什么非要争第一？”
“Why not？”
专访在酋长办公室进行，每一条问答，酋长都有他的标准答案，有时听上去跟之前接受美国CBS电视台的采访并无二致。“why not？”已经变成了迪拜大臣们对付外国媒体的口头禅。
采访的所有问题，必须事先以书面形式提交，经酋长办公室公关团队审核。同我们打交道的两名公关都不是当地人——一个是南非男人，系着猎豹图案领带；一个是加拿大女人，不断提到自己对咖啡因过敏。领导整个媒体团队的国务委员，是个20岁出头的迪拜姑娘，只出现过一次。
听说围绕在酋长身边的“智囊”几乎全部是西方人。长袍主人说“我要”，打领带的就付诸实施。反过来，谋士们也常常鼓励酋长冒险，把迪拜当作试验场。
“哦，这个不行，这个……绝对不能问……”两名公关在我的问题单上画叉，逐字逐句，确保没有负面或者挑衅的信息，“美国CBS电视台对酋长的访问，前期联络工作做了3年！台长亲自飞过来，一个一个问题核对，最后也只访了五六分钟，而你们3天之内就获得了采访，已经很幸运了。”
迪拜方面同意这次采访的关键，是不久之后身为阿联酋副总统、迪拜酋长的穆罕默德殿下将正式访问中国。说穿了，媒体希望能够挖掘多一点信息，而酋长的人则希望向中国市场做一次有效宣传。
迪拜疯狂的建筑，倒影在一个佛像店橱窗上。我想起“应无所住”4个字。
“我曾经去过中国，这次我想去看看中国的变化，从中学习，中国和阿联酋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伟大的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穆罕默德殿下忽然想起了什么，身体微微前倾，“时至今日，我觉得两国的领导方式十分相似，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人民。”
专访进行时，年轻的国务委员就站在斜对面，眼珠直勾勾地盯着我：不准问出格的问题，不准超过时间。10分钟到，她点头示意。我转向酋长：“感谢您接受访问……”
“不，别理会他们，告诉我，你单子上还剩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他劫持了我跟国务委员之间的眼神。公关团队努力塑造领袖形象，而强势领导本人，不时突破限制展现个性。此前另一段车程中，加拿大女人提示我应该回到摄制组车上，可酋长却发怒似的狂按吉普车喇叭，招呼我到“迪拜1号”上继续聊天。记者当然乐见这样戏剧性的场面，加拿大女人事后却在我耳边嘀咕：“他做好人，我们做坏人。”
专访尾声，既然酋长不在乎提问限制，我就放下问题清单：“所有‘第一’终有被超越的一天，这样的较量有没有尽头？比如阿布扎比新建的酒店，规模已经超过了‘阿拉伯之塔’……”
酋长脸色一沉：“如果是这样，那我就盖个更大更高的。”
他起身离开，金黄色罩袍消失在门后的一刻，加拿大女人恶鹰般扑过来，把录影带上最后这段问答抹得干干净净。“还要打上彩条，彻底覆盖。”南非人扔下一句。
迪拜酋长必须是永远正确的君主。迪拜必须是永不止歇的神话。它用“发展、发展、发展”，把所有问题和风险抛在身后。
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在建设过程中，曾数度停工，等待世界上在建的其他工程，首先公开它们的身高，又不断修改图纸，追加高度，确保它是“建筑之巅”。就连施工方都抱怨，没人知道最后到底要建多高，只是不断往上盖。而其中一次停工的原因是，承包商破产了。为了抢到“世界第一”的订单，承包商无限压低价格，最终伤不起了。
四
快一星期了。就在人们以为金融危机的飓风已经远去、晴天不远之时，2009年11月26日，迪拜国有投资机构“迪拜世界”却宣布要求延迟还债，给人们当头来了一棒。而发布消息的时间似乎也经过精心选择，宗教节日连着公众假期，谁也找不到谁。
“迪拜世界”负责酋长国在全球的投资，穆罕默德酋长本人是最大的股东。庞大的投资航母突然搁浅，牵连多家银行巨头。恐慌，以光速横扫市场。
酋长手机无人接听。
“迪拜世界”总裁无人接听。秘书无人接听。
全球股市下跌。
2008年金融风暴伊始，造价15亿美元的迪拜亚特兰蒂斯酒店正式开张。全世界在风暴面前低头，亚特兰蒂斯的开幕典礼却迎风直上，砸下2000万美元。“伴随璀璨烟花的是全球经济萎靡，迪拜过度举债的产业正在崩溃，没人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美国《新闻周刊》发出警告。
然而，殿下的盛宴不能终了，必须不停证明我们更大了、更高了，不动产仍然安全，仍然潜力无穷，才能吸引追随者投资者。“滚雪球”般的发展，无法停止，无法回头。于是有了828米，一座信心图腾。尽管最后一刻的改名，令人读出耻辱柱的意象。
2009年12月1日下午，穆罕默德酋长终于露面，称国际市场误解了“迪拜世界”的债务危机，国际投资者“并不了解任何情况”。电视画面上，他没有笑容，没有多余的表情。
哈里法塔50公里外，原本计划再竖起一座千米大厦，刷新“第一”纪录，终因债务风波而搁置。
在迪拜风头无两的日子里，心情最复杂的，莫过于阿拉伯半岛的近邻们。眼看迪拜起高楼，眼看迪拜宴宾客。
迪拜并非特例，它的模式非常容易复制。半岛上有的是沙漠和君主制，还有全球化输入的廉价外来劳动力。但是，迪拜也展示了一种风险：明智的君主，精英的团队，未必每次都能做出最有利的决定。
从来都是新锐前卫的迪拜人，向谨慎保守的阿布扎比说教：嘿，看我们怎么做。现在，是不是轮到保守的阿布扎比回嘴：还是我们这样更稳妥？
不，对倒发生了。迪拜暂时黯然，阿布扎比腋下生风。它兴建比阿拉伯之塔更加奢华的“八星级酒店”；世界第一高塔刚刚改名，阿布扎比便昂起“首都之门”，形似鲤鱼尾的世界第一斜塔——以建筑打造城市形象，以各种“第一”把自己“标注在地图上”。这不正是迪拜“梦开始的地方”吗？
科威特宣布建造一座1001米的高楼。
沙特在建的“王国塔”高1600米。
卡塔尔迅速壮大自己的航空公司。
迪拜“成功”的影子里，他们亦步亦趋。半岛上石油收入充盈的国家，也意识到天然资源并非永续，新能源革命迟早到来。如果要变，只有迪拜模式，最适合他们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债务危机很快被遗忘，半岛上更多的盛宴在流动。马照跑，楼照起。就连沙特朝圣地区的古迹，也被拆掉盖起了酒店。当地盛行的瓦哈比主义[2]相信，保留古迹将助长“偶像崇拜”，那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现象。开发商们乐坏了，本来就不存在政治反对派，这下连宗教都站在了自己这边。
唯一的变化是，在“阿拉伯之春”的阴影里，阿布扎比雇用了一支外国安全部队，接受控制群众的训练，以备镇压劳工动乱或非武装抗议。
据说全球有20亿人同时收看了世界第一高楼的开幕典礼。
哈里法塔设计师兴奋宣告：“大建筑复兴！”可是社交媒体推特上却一片忧思：“罗马在覆灭前也曾经高唱凯歌，大兴土木。”“肯定很快又会产生新的世界第一高楼，可能在中国？”“这不是建筑的奇观，而是人类过度的行为。”……
埃及吉萨金字塔139米的高度，最终被英国林肯大教堂[3]超越，其间耗时3000多年。现在，半岛流行迪拜酋长的名言：我现在就要（I want it now）。
阿布扎比兴建比阿拉伯之塔更加奢华的酒店，号称“八星级”。
孤独矗立在中间的，是一心成为“建筑之巅”的迪拜塔。施工方也不知道最后到底要多高，只是不断往上盖。
[1]哈马斯为“伊斯兰抵抗运动”（Harakat al-Muqāwamah al-’Islāmiyyah）的缩写，成立于1987年，是一个逊尼派的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组织，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被以色列、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视为恐怖组织。亚辛为其创办人与精神领袖，主张用武力建立包括从地中海东岸到约旦河西岸的“全巴勒斯坦”式的伊斯兰共和国。他12岁时因为运动受伤而不良于行，终生靠轮椅行动。1957年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就读，1965年加入穆斯林兄弟会。2004年3月因以色列直升机的攻击而丧生，有20万巴勒斯坦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2]Wahhabism，伊斯兰逊尼派之下的一支基本教义派，因18世纪时的教士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而得名，以保守、严厉出名，常见于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
[3]Lincoln Cathedral，坐落于英国东部的林肯郡，竣工于14世纪，在1549年教堂的中心崩坍前，一度为世界最高的建筑长达两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