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广场，一栋13层楼，朝向街道的两侧，整个都刷成埃尔多安的脸：一张含笑，一张坚毅。头顶一串数字：2023、2053、2071。
纳吉和我一起仰望：20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100年；20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定都伊斯坦布尔600年；2071年之前1000年，被蒙古人赶出中亚的土耳其人，重回故地安纳托利亚。
数字左边写着：“HEDEF”（目标）。在伊斯坦布尔经营旅行社的纳吉解读，埃尔多安会在这些历史时刻“与土耳其同在”。我吃了一惊，长谋远虑对于当代民主政治是个稀缺。2014年埃尔多安60岁，2023年他将69岁，可是2053年？2071年？
答案也许并不重要。这些年份把埃尔多安与土耳其人纯正光荣的历史串联在一起，还将未来打上自己的烙印。数字和面孔上方，土耳其语写着“民族意愿，民族力量”。
2003年以来，埃尔多安一直以总理身份主导这个国家。眼看不能再次参选，他改变游戏规则，倡导全民直选总统。过去10多年，选举一直是埃尔多安和他领导下的正义发展党（AKP）的专长，不论是议会换届，还是某个议题的公投，总能获得大多数支持。我离开土耳其之后半个月，埃尔多安果然赢得52%选票当选。土耳其总统是象征性质，他的下一步路人皆知，就是推动总统制，赋实权于虚位，继续执掌国家最高权力。
大楼第13层，单词“民族”背后的窗户支开了，里面的人大概想透透气，见见阳光。
“埃尔多安的ego（自我）很大。”纳吉说。记得2010年第一次见面时，他满心拥护这位领导人。就在同一个广场上，背向国父凯末尔建国群雕，纳吉愉快地告诉我，最近几个月阿拉伯游客猛增100多万，土耳其旅游行业协会说那是埃尔多安叫板以色列的结果。今年再见，他竟转了调：“我不喜欢埃尔多安了，他的权力太大，这次我不打算投票给他……”
“可你的生意还很好啊，不是托埃尔多安的福？”
纳吉学过中文，但平时用英语交流更顺畅，这时拍拍胸口，突然换了中文对我说：“这是心的事情，跟生意没关系。”
顺着埃尔多安画像的眼睛，望过对面，百米开外就是盖齐公园——埃尔多安完美执政履历上的一块疮疤。2013年5月末，那里爆发抗议，蔓延近百座城市。警方强压之下，盖齐集会几个月后散去，但各地抗争此起彼伏。
公园在广场边隆起来的一块小高地上。没有围墙，青草斜坡连通广场，三三两两坐着人。曾经热爱埃尔多安的纳吉，去年抗议期间也来过盖齐，挨过催泪弹。他的办公室就在附近，很自然走过去“看热闹”。这会儿他却不肯陪我过去：“你自己去吧，那里太多警察了。”
塔克西姆广场和延伸出去的独立大街，构成了伊斯坦布尔最繁忙的商业区。游人如织，昼夜沸腾，盖齐公园如同喧闹中的一星绿洲。来到才发现，给埃尔多安惹上大麻烦的，竟是一座很小的公园，10分钟足可以绕个圈。这里的树木并不粗大，但足以成荫。一早有人坐在长椅上，闭目享受微风与晨光。北角是个儿童游乐场，滑梯、秋千，小贩挑着粉红色的棉花糖等待哭闹的孩子。造成11人死亡、8000多人受伤的抗争，好像从未在这里发生过。标语、涂鸦，一点都没有留下。
仅容一人的警察哨所把着公园南角，看上去很新。“Hello，游客？”穿白制服的警察大叔站在门口，笑容可掬。“是的，这里真美。”我掂量着要“套”多久的“瓷”，才可以把话题引到去年发生的事情——可惜我们能够沟通的词汇有限，于是单刀直入，试探反应：“听说这里发生过抗议？”警察突然收了脸：“No English.”（“不讲英语。”）眼睛望向别处，身体站得更直。
广玉兰树下坐了两个穿橙色反光衣的保安，在我走过的时候，友好微笑。我做出伸胳膊的动作，问记不记得“抗议”，他俩齐声回答“No English”。
推车卖红茶的小贩，主动跟我打招呼：“一块钱一杯，欢迎来伊斯坦布尔！”小贩的英语听上去更流利，就算我已经放弃打听去年的事，也不妨一问。更何况我刚刚成为他的顾客，端着微烫的红茶正好聊天：“新闻里说，这里发生过抗议？”小贩转身低头：“No English.”对面走来一个戴墨镜的男子，也要了杯茶。我离开茶摊继续在公园里转，他不远不近同向而行。早晨，开阔的公园里没什么行人，我无法不察觉他正在身后。几分钟后，我在一张长椅上坐下。他也坐在隔壁椅子上，喝茶。
盖齐公园风平浪静。造成11人死亡、8000多人受伤的抗争，好像从未在这里发生过。
2013年抗议起因，正是埃尔多安政府宣布拆除这座公园，改建成购物商场。盖齐虽小，却是附近唯一一块绿地。近些年土耳其政府大兴土木，基础设施发展眼花缭乱。埃尔多安曾经告诉外国记者，自己最骄傲的政绩，就是“把81个省全部变成建筑工地”。城市旧貌换新颜，却也叫居住其中的人渐感不安。推土机开到的那天，50名环保人士到盖齐公园静坐阻挡，附近科技大学学生加入，抗议队伍如水面上的涟漪迅速扩大，封锁广场周围11条街道。抗议者的诉求很快超出环保，对埃尔多安执政的各种不满一齐迸发。
盖齐公园和塔克西姆广场周围，国际酒店林立，四方游客往来，示威无疑伤了埃尔多安的脸面。政府反应激烈，第一天就动用水枪催泪瓦斯，毫不犹豫地称示威者为“恐怖分子”“犹太间谍”。
一轮又一轮的抗争之后，公园竟保住了，绿树还在。喝完茶，我看了一眼墨镜男，起身离开。经过儿童乐园时，身后有动静，一回头，一辆警车缓缓移动，两侧门都拉开，四个防暴警察端着枪，扫视周围。宽阔的轮胎压过窄窄的公园小道，静悄悄游走。
盖齐公园还给大众，但从此禁止集会。密布的警力提醒人们，“恐怖分子”和“犹太间谍”随时可能回来。
警车并没有理会我，转了几圈，驶回广场上的警察局。警局大门正对停车场，五六辆大巴趴在那里，一旦出动可以装下许多人。守门的警察两只手都在冲锋枪上。
塔克希姆是繁华地段，警戒严密确有必要。只是埃尔多安极度自信的眼神中，流露了不必要的威慑。终于明白纳吉临别时说的：“他们仍然害怕。”
二
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丸酡日，万缕金线。
在土耳其旅行，史诗般的壮丽俯仰皆拾。哪怕只是20分钟的摆渡——独立大街走到头，我刚跳上的这趟市内摆渡，跨越欧亚两大洲。落日余晖，水汽袅袅，索菲亚教堂[2]、蓝色清真寺[3]、托卡比皇宫[4]，摇曳生姿，渐行渐远。这3栋建筑的弧线，囊括了奥斯曼帝国统领亚非拉600年荣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划分世界、东西文明的交战与交融。我在脑海中为此情此景寻找音乐，总觉得应该恢宏些，再恢宏些。
对一个平日坐惯渡轮从尖沙咀到中环的人，博斯普鲁斯渡轮之旅，犹如河伯遇见北海若。然而，“史诗般壮丽”，也是土耳其人挥之不去的自我催眠。奥斯曼帝国余晖像一个未竟之梦，每天都在海峡上幽怨出没。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做了最好的自嘲：“福楼拜在我出生前102年到访伊斯坦布尔，他惊叹‘未来100年，伊斯坦布尔将成为世界的首都’，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刚好相反，‘一战’结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塌之后，世界忘记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贫穷，破烂，与世隔绝。像我一样，每个伊斯坦布尔人，都要跟这种‘悲情’斗争。”
帕慕克出生前54年的1898年，梁启超把中国与土耳其比作“同种”——这个词过去只用来指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渊源。在《俄土战记叙》一文中，他写道，奥斯曼与中国是欧洲人眼中并存的两个“病夫”。同年5月，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进呈突厥削弱记》：“横览万国，与中国至近形似，比拟同类，鉴戒最切者，莫如突厥（奥斯曼帝国）矣。”他认同突厥人是匈奴之后，“盖殷人淳维之后，而吾同种也”。不仅如此，两国发展阶段相似，遇到的问题也相同，可谓“同形同病”。他一口气列举奥斯曼帝国愚昧落后16处“与我国同”：
其国地芜茀，与我国同；道路污秽，与我国同；无自来水，无排泄，无电灯煤灯，无机器，与我国同；全国少铁路电线，交通不便，与我国同；人民愚昧笃旧，于读回教[5]经典外，地球大势，惘无所知，其学校皆无世界学，无各专门化光、电、重工程、机器学，无商船驾驶学，与我国学子昧昧于八股试帖楷法同；人民无权，国无议院，县乡无议局，无选举，与我国同；其财政困乱，人民穷苦如牛马，与我国同；其讼武断，其狱黑苦，与我国同；其负外国债累数万万，与我国同；英俄德法奥意六国大使，外揽收其财，内干预其政，日迫压取其利权，国民愁怨咨嗟，与我国同；于是革命四起，人人思易朝逐君矣。
康有为一边彷徨泪下，一边激昂宣称，大清如果不想陪奥斯曼等死，唯有“且决立宪”。一个月后，戊戌变法到来。
当时的奥斯曼，属国纷纷独立，欧洲列强环伺。一群不想陪帝国等死的军校学生兵变，征战几回终于推翻封建王朝。1908年，27岁的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支持起义，但还没有领衔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身份类似军阀，出兵抵御协约国进攻，保全土耳其核心疆土和主权，最终建立共和国。土耳其人期待的与衰亡悲情抗争的英雄出现了。
开国元首凯末尔，带领新生共和国一路向西。在他看来，奥斯曼帝国所有的不幸归咎于它的“东方性”。他不满足于“西学为用，中学为体”那种实用主义变革，而是行霹雳手段，从里到外全盘西化。宗教学堂关了，伊斯兰法废了，阿拉伯文版《古兰经》只能藏在地板隔层，钉上钉子，没人的时候再起出来读。男子必须西服礼帽，妇女不准戴头巾，政教分离成为土耳其立国之本，守旧者治罪。
环顾东方世界，变革最彻底的当属土耳其。凯末尔甚至废除了沿用千年的阿拉伯字母，土耳其语拍拍翅膀，破茧而成拉丁文（相当于中国摒弃汉字，只保留拼音）。他不要梁启超眼中“亚洲的土耳其”，要做欧洲的新成员。
凯末尔废神运动的一个结果，是自己成了新的神。土耳其人世世代代感激他从奥斯曼帝国灰烬里拯救出一脉余存的民族尊严。直到今天，土耳其每一处营业场所必须悬挂他的照片，否则不许开张。“因凯末尔之名”，成了后继政府的合法性来源。20世纪60年代以来，土耳其3次军事政变，都打着“重回凯末尔之路”的名义，博取民众拥护。
这就是为什么2010年我第一次来到土耳其，看到执政党正义发展党办公室还有街道上埃尔多安的画像与凯末尔并肩悬挂，感到惊愕不已。埃尔多安从未掩饰自己对宗教的热忱，他曾经因为公开吟诵宗教诗句，被忠于凯末尔主义的军人抓进监狱。他的对外政策也更倾向中东，而不是欧美。怎么可能同凯末尔并列？
埃尔多安并不是第一个试图在凯末尔的背影里改道向东的。凯末尔去世之后，土耳其出现过阿德南·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等倾向伊斯兰价值观的领导人。曼德列斯被将军们吊死，厄扎尔怀疑被投毒，案情至今不明。聪明如埃尔多安，尽管他的主张跟凯末尔南辕北辙，但“国父高悬”是他推行政策的一张护身符。
正义发展党女议员艾迪布·瑟增（Edibe Sozen）告诉我：“说我们要背叛凯末尔是个笑话。”她自己不包头巾，西方留学归来，以此说明这个党派虽然有点保守，但绝不是塔利班，远比马来西亚更开放。那是2010年，埃尔多安政府正推行修改宪法的公投，在一系列保护老人、男女平等的条款之中，挟带废除兵变、妇女有权戴头巾等实质更改。埃尔多安可没把军方势力当“笑话”，公投之前突然抓捕两百多名军官。近100年来，土耳其文职政府第一次收回兵权。
凯末尔像不仅用来护身，埃尔多安还有无法明言的雄心，常常被外国媒体道破：“第二国父。”以这个谜底倒推，凯末尔像、2023、2053、2071，都是同一组密码。
今年再来伊斯坦布尔，我没见到并肩悬挂的埃尔多安和凯末尔。塔克西姆广场上，在13层楼高的埃尔多安的注视下，国父雕塑矮了下去。他不再需要别人做护身符了，2002年以来正义发展党在所有选举中立于不败之地，选票箱不是最无可争辩的合法性来源吗？军队、法院、媒体，都在他“合法的权力”下低头，不需要担忧什么了——除了盖齐公园那些手无寸铁、不知所谓的人。
然而，这么多年来，正义发展党的常胜战绩，是不是也说明大部分土耳其人并不反感埃尔多安的雄心，相反，是时候欢迎新国父了呢？
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与凯末尔当年一心脱贫的心境迥然不同。阿德南·曼德列斯在20世纪50年代贯彻工业化、城镇化，土耳其经济起飞。80年代，图尔古特·厄扎尔改革国有企业，奠定今日土耳其自由市场经济基调。在他突然离世之后，国家陷入10年困顿，过多倚重外资闹出2001年债务危机。在西方工作多年的经济学家凯末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ş）临危受命，开出改革药方，筹得紧急贷款。一年半后，德尔维什使命完成卸职。正义发展党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以清廉公正、经济建设为口号，幸运地在2002年接棒执政。德尔维什的改革药方，在2005年全面见效，外资银行回归，土耳其经济开始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接下来，埃尔多安执政十余年间，数百万人脱贫，人均收入翻了将近3倍（也有其他计算方法认为是5倍）。土耳其近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排名全球第15至17位，埃尔多安在美国讲演时，称他管理着“全球十大经济体之一”。
走在伊斯坦布尔高档商业区，很容易让人忘记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阿拉伯游客惊叹土耳其的安康，拿不到欧美签证的伊朗人，把这个邻国当作放纵之地。我住的酒店里几乎全是伊朗游客。吃早饭的时候，一对青年男女坐在对面，女友着低胸紧身衣。他们来伊斯坦布尔专程看一场美国摇滚乐队的演出。我没听过这个乐队的名字，他们睁大眼睛表示不敢相信。
2008年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土耳其安然度过，实现近9%的经济增长，与中国同速。这个事实给了土耳其人空前信心。2010年我在伊斯坦布尔街头采访时，说到加入欧盟路漫漫，不止一个受访者反问：“那个闹危机的欧盟？他们加入我们还差不多！”历史悲情，或许如缕难绝，但今日土耳其人，因钱包鼓胀涌起一股豪情。
13层高楼，朝向街道的两侧，整个刷成埃尔多安的脸。
锡壶顶上，一面小国旗上下翻飞。锡壶在游客中穿梭，拖出一道红线。
奥斯曼帝国皇宫一隅。
伊斯坦布尔是胸怀欧亚两洲的城市。对于一个平日坐惯渡轮从尖沙咀到中环的人，博斯普鲁斯渡轮之旅，犹如河伯遇见北海若。
初到伊斯坦布尔，我眼见的第一道风景是国旗遍地。几乎每条街道，每一个阳台，各种尺寸、新旧不一的国旗四季飘红。在城里任何一处站定，视线内一定出现布的、纸的或鲜花拼成的星月旗。旗帜不是政府发的，大多是人们自己掏钱买的。
很多人向我提起总理的英勇事迹。他在政要巨贾云集的瑞士达沃斯年会上，与以色列总统一言不合，拂袖而去，像个骄傲的牧羊人。回国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红旗铺满机场。一艘土耳其救援船在加沙附近与以色列士兵冲突，9名土耳其人死亡，阿拉伯世界一片崇拜。我采访过当时在船上的奥萨曼·阿帕特雷（Osaman Apatri），他承认自己所属人道救援组织（IHH）出发前就告知了土耳其政府，也预见到会遭以军阻拦。就是在那几年，埃尔多安“向东转”的姿态为土耳其带来更多阿拉伯游客，打开更多中东市场。
埃尔多安显然看到遍地红旗里的信号，足够点燃一团民族主义火焰。叫板以色列，他的个人威信高涨。这位硬汉还对国旗展现过柔情：G20元首合影时，他从地上捡起标明站立位置的小小新月旗，对着镜头仔细折叠，放进上衣口袋。2009年之后连续3年，正义发展党在地方选举、修宪公投和议会选举中屡战屡胜。
以土耳其标准来说，埃尔多安相貌端正，虽算不上十分出众，但人们赞赏他的“领袖气质”。4年前，纳吉告诉我，前任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Bülent Ecevit）见到美国总统“像犯错的小学生”，而土耳其媒体管埃尔多安叫“那个高大的男人”。
纳吉的这种振奋，我是熟悉而有戒心的，但尽量不在他面前流露。纳吉40来岁，是个热情爽快的人，当时帮了我和同事很多忙。这次重逢，我由衷高兴，却没想到他似乎保持距离。
纳吉的前妻是中国人。至于分手原因，他说对方不肯生孩子。“我们结婚都10年了，她还是说要先‘奋斗’，晚点再安定下来。”最近他在家族逼婚压力下，跟一名本地女孩成亲。而他自己也认可，不能再找“奋斗不息”的中国人。我似乎有些明白了，接待一名来自中国的女性朋友，也许会惹土耳其妻子不高兴。不过，纳吉的新婚妻子也在学中文，将来好帮他一起在北京开办事处。“我的生意总有办法做。”纳吉一再说自己没有直接受埃尔多安的气，只是看不惯他为所欲为。纳吉家附近一间私立学校突然被关，传言跟埃尔多安的政敌有关。“那家学校的学生刚拿了国际数学比赛第一名，说关就关了。”
渡轮徐徐。我搭的不是两小时的游客航线，而是本地短途摆渡，上层站人，下层载车。韩国通用、日本丰田很常见，也不乏奔驰宝马。纳吉提醒过我留意土耳其人富起来的标志：“10年前，土耳其人在欧洲街头羡慕到处是私家车，现在我们的车比他们的好。”与渡轮航线平行，海底列车刚刚开通。埃尔多安还承诺再建一座跨海大桥。
眼前的土耳其繁荣稳定，比地区绝大部分国家更开放，甚至在“西方的中东代理人”以色列面前硬气，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所以2013年盖齐公园抗议，如冷水泼面，任谁都意外。国际媒体立刻转向，言之凿凿地认为，全国抗议也许无法推翻埃尔多安的统治，但注定毁掉他的“总统梦”。
可对不起，他又赢了。
海鸥鸣叫不断，落日、史诗、红旗，还在我脑海中盘旋，渡轮已把欧洲留在身后，轻抵亚洲。
三
艾明在码头等我。这个白皮肤绿眼珠的年轻人，混合伊拉克、叙利亚、车臣多重血统。地理位置决定了土耳其民族复杂多样。一个奥地利朋友介绍我认识艾明，说他去了盖齐公园抗议，或许是我要找的人。我们原本约在一个小餐馆见面，可艾明的妈妈说，正好是斋月，你为什么不带人家到家里吃开斋饭呢。
一栋5层高的居民楼，艾明和父母、妹妹住三楼一间公寓，外婆跟还是单身的舅舅住二楼。现代生活拆散了大家庭，但是有能力的穆斯林还是习惯把全家人安排在一栋楼里。
隔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望，伊斯坦布尔欧洲区更加富裕，亚洲区这几年也热闹起来，房价跟着飞涨。从艾明家阳台望下去，是一条商业街，咖啡馆餐馆，霓虹灯五光十色。来的路上，我还看见附近一块地用广告画围起来，画面上是一个新的商务中心。
“这里买楼一定很贵吧？”我问。艾明却说：“15年前爸爸买的，只能说买对了。”眼见楼下街宽了，灯亮了，15年来，自己的生活却没有太多改善。
这套公寓有4个房间，20出头的艾明兄妹各有独立空间，外加客厅和宽大的阳台。“伊斯坦布尔公寓通常只有两到三个房间。”妹妹博拉萨的说明，加重了我的艳羡之情。这家有两部小汽车。“其中一辆是我爸爸公司的。”艾明提高嗓门，似乎有必要说明，家里买不起两部车。我一再追问，国家经济大好对他家的影响，兄妹俩连连摇头，仿佛承认了分享其中好处是件羞耻的事情。“应该这么说，我们的收入提高了，消费也增加了，整体上没觉得家庭变得更富有。”爸爸打圆场。家里的装修确实朴素，毫无炫目新颖之处。客厅电视机旁裱起来的书法“安拉”（真主）很显眼。我进门的时候，爸爸正在客厅角落跪地礼拜。
艾明的姨妈姨夫，带着3个儿子，从土耳其东部尚勒乌尔法来小住。那里靠近叙利亚，“夏天太热了”。10岁的表弟骑着玩具自行车转圈，T恤上印着New York，时不时冲我表演几句英语。外婆正制作传统食品Çiğköfte[6]——这种小吃的历史据说可追溯到先知时代。它需要用切得极碎的洋葱、辣椒、香料、西红柿、薄荷叶，混上完全没有肥肉的牛肉末等食材。外婆用杵捣了一个小时才告成。
好客的气氛一下子让我放松下来。我已经独自旅行了10多天，突然被一个盛情满溢的大家庭收留，真想好好吃顿饭，不用讨论什么抗议或是选举。
“开饭啦！”表弟喊了一嗓子。开斋宣礼声隐约传来，并不像我在中东听惯的那样响彻全城。伊斯坦布尔的斋月跟平时没太大分别，白天餐馆照开，只是晚上的家庭聚会更隆重。
阳台上支起长桌。一家人按男女分了两头，我被安排在分界线上——艾明和妹妹两位翻译中间，爸爸对面。男人们负责跟外人聊天，女人们保持我的餐盘不空。Çiğköfte裹进生菜叶子，或者涂在大饼上，微辣喷香。主菜是节瓜炖牛肉。每道菜上来，女人们都等着我送进嘴之后的反应。我不断冲着外婆和妈妈的方向打手势表示“好吃”。
话题很快转到我的来意。我担心打搅吃饭气氛，没想到艾明一家根本不介意，不断大声提到“埃尔多安”“盖齐公园”，也不担心邻居会听见。
妹妹博拉萨提起这位大人物气得发抖，认为他的“罪行”罄竹难书：规劝女人至少要生3个孩子，不要堕胎，不要因为上学而推迟结婚，不准男女生混住宿舍，不准公开接吻，叫一名足球运动员洗掉文身，还规定土耳其人应该吃全麦面包而不是白面包。有段时间还关了博拉萨常常泡在上面的推特和YouTube，说社交媒体传播谣言。“他像个黑社会老大。”博拉萨总结。土耳其本地媒体受审查，互联网却不封，年轻人一般在国际平台上沟通。
“午夜12点以后不准卖酒。”艾明补充，他说自己并不嗜酒，但是政府“凭什么样样都管”。我们的餐桌上没有酒。对待酒精的态度，常可一窥伊斯兰国家的世俗化程度。
外婆从老花镜背后看着，一摊手说了句什么。艾明指指外婆：“她是埃尔多安的粉丝。她说，埃尔多安盖了大楼，修了地铁，干了很多好事。”跟外婆列举的“好事”相比，艾明和妹妹提到的似乎都是些“小事”，但他们的愤怒显然比外婆的满意来得具体，来得猛烈。
艾明一边飞速翻译，一边跟外婆急促争论，“她根本不愿知道真相”。网上流传着埃尔多安的贪腐证据：11分钟的手机窃听录音。电话里，埃尔多安焦急通知他的儿子比拉拉，警察正前往几名部长和商人的家（一一点名）搜查，叫儿子做好准备。录音后段，比拉拉提到还剩“3000万欧元现金”没有转移走。
录音的真实性从来没有获得证实。埃尔多安反攻，说录音是合成的。这件事并没有拿到土耳其法庭裁决。事实上，这位总理随即撤换一大批警察和法官，还要修改警方办案程序。他曾经说土耳其经济成功的基础在于“反腐”，如今他把一切关于自己以及亲信圈子爆出的腐败丑闻，归结为“海外势力作乱”——长期生活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土耳其裔伊玛目费特胡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和他带有神秘性质的组织“Hizmat”（服务），曾经在正义发展党与军方的权斗中助力，在竞选中撑场，但这些年对埃尔多安的内政外交不满，盟友反目。居伦否认自己跟土耳其的事情有任何牵连。但众所周知，他的组织在警方司法和媒体中很有势力。[7]
艾明走向盖齐公园抗议，是被政府的粗暴镇压激怒了。埃尔多安对个人生活的种种限制累积了愤懑，武力回应和平示威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像他这样的年轻人积攒了怨气，终要冲冠一怒。
艾明大学毕业时打定主意不在政府系统工作，“因为没有‘关系’”。他说，在国家部委或国营企业找份好工作，首先要在复杂的资格考试中获得高分。但他认识一些“不知道怎么可能考及格”的同龄人，捧到金饭碗。“‘背景’比能力更重要，进去之后也要凭关系上去。”所以他选择留在民营企业——爸爸工作的医药公司。
“国家富裕了，但钱都到了执政党口袋里。”艾明抱怨正义发展党的“关系网”把持经济利益。眼下他打算跟几个朋友创业，做电信数据服务，尽管这跟他的化工专业不搭界。土耳其电信被国营资本和大财团垄断，我小心翼翼问艾明，涉足这个领域是不是得“认识什么人”？他难为情地笑了：“哈哈，当然。”他的“关系”来自反对党。我也笑了，人们跟“关系”的关系常常很复杂。
父亲一开始反对艾明去公园，拗不过，就跟儿子去了。他给我看手机拍摄的视频。那是与警方的第一轮冲突过后，抗议者铁了心不走，警察退到外围对峙，现场出现几周平静期，盖齐成了自由表达的乐园。
视频中一片红旗海洋。公园里挤满了人，但没人发表宣言。时不时响起掌声，欢迎新人和新的团体加入。抗议者没有特定的“主义”，人们扛着国旗出来，表达对未来的担忧。埃尔多安的红旗是跃动的民族主义火焰，盖齐公园的红旗则是一片丹心。
我在埃及也见过这样的情景。运动一开始，并没有领袖，个体站出来表达非常具体的不满。土耳其专业舞蹈演员埃德姆·京迪兹（Erdem Gündüz）的“静默抗议”最能表现这个特点。他突然出现在塔克西姆广场，不言不语一动不动站了6小时。一开始人们当是玩笑，明白之后越来越多人站出来，警察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京迪兹事后对媒体说，他没打算启发其他人跟随，只想代表自己一个人的诉求。但盖齐的抗议终究启发了全国，此后一年间，350万土耳其人在不同城市走上街头。
画面中看不到武器。土耳其官方媒体也没有说过抗议者有任何武装。反倒是国际间的评论谴责土耳其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示威期间，我曾给安卡拉的中国朋友打电话，对方说：“很安全啊，晚饭过后大家敲着锅碗瓢盆出来，当是散步，然后各回各家。”
艾明的父亲蓄着小胡子，深肤色，笑容真诚。他在一家制药厂工作了30多年，当上地区经理，跟艾明的母亲是尚勒乌尔法同乡，后来到伊斯坦布尔上大学，在这个经济中心扎下根来。今天他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两个孩子都被送到了最好的私立学校念书。关于埃尔多安，他最担心他的权力不正当扩张。医药公司分明是民营，却也难免压力，这几年招聘新人，多考虑录用亲正义发展党的人士，“这些人得了好处，到头来又会投票给他”。
父亲说话平和。他认为每个家庭成员的看法因记忆而不同。68岁的外婆经历过土耳其最动荡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库尔德人四处制造恐怖袭击，20多年来造成4万人死亡；七八十年代，土耳其左右两派政党争权，街头每天发生劫掠、烧杀；自凯末尔的政党1950年输掉选举以来，土耳其一直由不同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经营，分分合合，风波不止，直到正义发展党拿下议会半数以上席位，一党包揽政府，才稳定下来。外婆这般年纪的人，自然珍惜这10来年的好日子。
这让我想起，母亲是土耳其人的英国女记者阿勒夫·斯科特（Alev Scott）写过一个细节：今天伊斯坦布尔治安很好，但土耳其人对“乱”的恐惧根深蒂固。她看见房东执意把木制百叶窗换成铝合金的，忍不住笑出声来，“好像夏天裹着棉被”。但是只有经历过动荡的人，才能理解这份恐惧。
艾明的父亲亲历了1980年政变，确切来说，是军队镇压学生反政府行动，传言数万名大学生惨死，但这在土耳其仍是个禁忌话题，确切数字不详。所以当艾明走向盖齐公园，父亲就知道政府不会忌惮动武，跟上去保护儿子，却终究没有让女儿去现场。博拉萨到现在都生爸爸的气。
艾明和妹妹打记事起，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埃尔多安时代。他们经历的土耳其，既没有乱过，也没有穷过，通过卫星频道互联网络，他们的生活跟欧洲年轻人零距离。艾明几个月后要去奥地利，跟我的那位朋友周游。2001年的经济危机只是小插曲，博拉萨说“根本不记得”。她无法感念埃尔多安的好处，只讨厌他侵犯“个人自由”——比照欧洲各国，一个政府搞好经济不是理所应当吗？“这个老家伙怎么不明白，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如果说埃尔多安开创了富强的土耳其，他却认不出富强起来的土耳其人。
外婆隔上一段时间，插播一句“埃尔多安是好的”，像交响乐团里定时敲响的三角铁。她认定埃尔多安“有功”，艾明兄妹反说“有过”，功过能不能相抵？
舅舅一直在听我们讲话，他用一个流行的笑话回答：夜里有贼入室，夫妻惊醒。丈夫说要过去抓贼，妻子偷偷一看，贼人虽然撬开柜子拿钱，但居然顺手把桌子擦了：“至少还帮我们做了事，就由他去吧。”
怕我听了更加困惑，舅舅说，这个笑话的意思不是土耳其人容许腐败，而是批评执政党的小偷逻辑。他在一家酒店式公寓打杂，强调自己“在英国待过一年”，本该有更好的发展。埃尔多安政府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回国后换了好几份工作。外婆出声怪舅舅自己不安分，到现在也结不上婚，这账不能算到政府头上。
来自东部农村的姨夫不怎么说话。他脸庞黝黑透红，身材微胖，以种棉花为生。棉花是尚勒乌尔法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问老家情况怎么样，他鼻子里“哼——”出声。桌上的人笑称他是全省“最愤怒的人”。
自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府有意修一条水渠，引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水，改善东南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灌溉，缩小全国贫富差距。但是多年来经费不足、局势动荡，致使水渠无法贯通，直到埃尔多安接棒，才告完成。官方网站称这项耗资320亿美元的工程，是“全世界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水渠蜿蜒流经9省，包括尚勒乌尔法，却偏偏没有淌过姨夫的棉花地。
像他这样“被遗漏”的农民不在少数。正义发展党说水渠“全面提升当地纺织业”，棉农直骂是“谎言”。尚勒乌尔法宗教气氛浓郁，又是土耳其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多年来是正义发展党的票仓。姨夫承认这些年当地经济也有进步，甚至出现了豪华汽车——但亲近执政党的农民更能得到“好处”。水渠不流过的地方，如果跟正义发展党搭上关系，或者付钱，也能引水过来。如果两者都不沾，就只能像姨夫那样“哼——”出声：“我都见过，我身边就有。”
姨夫和姨妈每次来伊斯坦布尔都不愿四处转，他们觉得伊斯坦布尔太大太吵，哪里也不想去。
妈妈端上水果，煮了红茶分甜点，又拿来披巾问我冷不冷。“她是个母亲。”艾明的重音放在了“母亲”上，意思是他的妈妈符合所有关于“母亲”的温暖定义。兄妹俩都像极了妈妈，皮肤白皙，脸庞圆润。楼下商业街的霓虹灯，在阳台墙上投射各种颜色。夜风渐凉，我们挪进屋里看电视。
这一家三代女性的装束反差极大：外婆黑头巾褐色罩袍，在自己的孩子面前都包起头发；她的外孙女、艾明的妹妹背心牛仔短裤，十分清凉，金色发丝散落肩头；妈妈穿一套湖蓝色连衣裙，扎马尾，出入不包头；老家来的姨妈，深蓝色头巾，牛仔衬衣袖长松身，深蓝色长裙拖地，遮得严严实实。姨妈并不加入我们的对话，自顾在手机上玩脸书，忽然“扑哧”笑出声，指给艾明的妈妈看一个关于婆媳的段子。
“土耳其家庭就是这样，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共存。”父亲听我问起装束差异，颇为骄傲地说。
土耳其30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了人们对命运的不同选择。即便是一家人，有的到大城市发展，有的留在农村。整个国家在进步，不同人群的物质差异在缩小，但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差异并没有消失，当他们见面时，这种差异就更明显。
我决定把艾明的姨妈拉进谈话中。“您怎么看盖齐公园的抗议？”姨妈放下手机，小声对大家说了句什么。妹妹翻译：“她说，你可真会问问题。”我也没想到，这句话挑起了更大的家庭争执。
“我不知道有这回事，也没见过，根本就不存在。”姨妈说。
“你难道不看电视吗？”爸爸突然有些生气，他的亲身参与，对艾明的姨妈来说，竟然没有发生过：“土耳其官媒不报，CNN土耳其频道不是24小时直播现场吗？”
“那都是编的吧。”姨夫说。这句话触痛了爸爸，一敲沙发扶手，“你没看怎么就说是假的呢？”示威期间，土耳其广电最高委员会关闭了所有播出抗议画面的媒体。博拉萨小声告诉我，姨夫住的村里没什么人看卫星电视。
妈妈终于加入，正视自己的姐姐：“我去了现场，那就是一群孩子，跟我的孩子一样，可是我们的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觉得我们都是恐怖分子吗？”
我感到尴尬，赶紧转移话题，问姨妈是否爱戴埃尔多安。姨妈说，她的看法不必跟从丈夫——从来没有一届政府像埃尔多安那样关心偏远地区：给长者发补助金，给婴儿送免费奶粉，连教科书都免费。
20年前，她自己准备上大学的时候，政府规定在校园里不准戴头巾。公共场合不戴头巾，对她来说近乎赤裸。在大学与头巾之间，她选择了安全感。是埃尔多安废除了凯末尔以来的头巾禁令，妇女可以自由选择。她感慨，要是自己上学的时候就赶上埃尔多安执政，命运早已不同。
“您这次准会投票给他了？”
“以前会，但这次不。”姨妈的回答出人意料。
尚勒乌尔法住着大量库尔德人。埃尔多安为了在议会通过提案，赋予总统更多权力，有意拉拢有33个席位的库尔德人党。姨妈听到村里传言，秘密谈判正在进行，她担心埃尔多安会用权力做交易，把尚勒乌尔法划入库尔德自治区。“下次你来玩，我家可能就变成库尔德斯坦了（部分库尔德人要求建立的国家）。”
选票箱里博输赢的政党，常常抓牢乃至扩大人群间的差异。本来这种差异有可能自然缩小——在艾明家里，所谓“世俗者”并没有割裂传统与信仰，外表上的“保守宗教人士”，也不是来自中世纪，土耳其人大多温和包容，但是政党往往高举“敬神”或者“爱国”大旗分化选民；埃尔多安不断提倡遵守教义的生活方式，号召“培养信仰纯洁的下一代”。不过，大旗之下，埃尔多安的传统票仓正在分化，人们也在选票箱里做出自己的判断。
“埃尔多安！”土耳其官方电视新闻上，出现了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人。距离总统选举投票还有10多天，埃尔多安在议会宣布，送给索马矿难死难者家属每户两套住房。
索马是埃尔多安失去传统支持者的又一例证。安纳托利亚西部山区，也是正义发展党多年耕耘的票仓。两个月前一口矿井坍塌，301人死亡。埃尔多安在保镖簇拥下去现场，在那样悲痛的时刻，他竟然说：“矿井就是会死人的。”
矿工们愤怒了，有人冲上去抗议，被保镖按住，埃尔多安的秘书还飞脚踹上去，被记者拍了下来。天空电视台的自由撰稿人伊西尔·西里尤斯（Ishil Sirriyuce）当时在现场。她采访了那个被踹的矿工。工人说自己没想冲出去，是后面人群骚动，把他挤了出去。
怒火不仅仅因为埃尔多安一句话。伊西尔告诉我，在政府主导的私有化浪潮中，这家国有煤矿前几年承包给私人经营。新业主不断提高产量，但工人工资维持原有低水平。安全帽是5年前的技术，不能给氧，只能过滤尘土。井下甚至没有避难所。一个矿工指着自己脏兮兮的T恤衫说，他工作了12年，只有身上的衣服，他在反对派报纸上看到，埃尔多安的儿子有好几艘游艇。“我不指望比拉拉到这里劳动，但至少他们得体会我们的生活。”
总统选举前，伊西尔再去索马，发现分给索马矿工家属的“两套房子”，只是为了“安抚情绪”，却没人真正要解决井下安全的问题。伊西尔告诉我，索马的家属对分房很不满意，因为失去亲人的家庭住在同一栋楼里十分尴尬，但政府规定两套房子只能用来住，不能卖出去。分房之后的事情，执政党不管了，他们只负责用利益交换选票。后来总统选举中，埃尔多安在索马得票没有超过半数。
埃尔多安的经济华服下面，露出赤脚：盖齐公园抗议者要求自由，憎恨贪腐；像艾明的姨夫一样，很多人感到自己没搭上发展的快车；而那些矿工，根本就觉得自己是经济大潮淘下来的沙子。没有人仅仅因为GDP的增长而满意，“标签”不足以确认投票者的心向。埃尔多安在总统选举中虽然得票过半，但低于他自己预期的70%。
四
回看整个盖齐抗议，艾明非常失望，除了保住几棵树，“什么都没有改变”。问到在公园里待了多久，他吐吐舌头，说只去了两三次，没有过夜，“我不是英雄”。
公园抗议的主体异常年轻，年龄介于15至30岁之间。艾明叫我想起另外两个抗议青年。
一个是4年前陪我去土耳其最东边卡尔斯的翻译穆斯塔法。当时他即将大学毕业，无拘无束地表达对国家崛起的亢奋。这有时让我们之间的对话陷入尴尬，因为每次都要顾及“土耳其至大”。他说话行事又有些自负。
在卡尔斯，我们去库尔德和平民主党办公室。穆斯塔法从进门开始，就梗着脖子。土耳其政府为了加入欧盟，改善了与库尔德族的关系，允许一些小型党派存在。但是，大多数土耳其人对他们的暴力袭击念念难忘。采访中，和平民主党发言人滔滔不绝，攻击政府刚刚展开的和解计划缺乏诚意。我正暗想，这是害怕政府改善民生，瓦解库尔德人对他们的拥戴吧，突然，穆斯塔法站起，速记本往地下一扔：“我不翻了！这人是骗子！全是谎话！”冲出房间。他不给反政府的人传声。
4年后见面，得知他也参加了抗议时，我非常惊讶。穆斯塔法长得更壮实了，蓄着络腮胡，声音更低沉。他在网上做进出口贸易，置了房，买了车，衣着也更加精致时尚。工作经历令他自信十足，举手投足，表现出他知道自己是少有的聪明人。
“当时我正跟朋友喝酒，看到有人在网上说盖齐要砍树，需要人手阻挡，我马上在街上登高一呼，召集了5000人一起去。”我对他讲的数字不敢确定，但可信的事实是，他最反感埃尔多安的禁酒令。走向公园的时候，他还想起毕业那年，同班同学有个正义发展党的“好爸爸”，于是免试进入外交部，而他虽然中文更流利，却落选了。
穆斯塔法自称共产主义者，一到盖齐就施展领导才能，研究地形，策划如何阻挡警察。他上推特发布图片，指导其他街区的人设置路障——我不敢确定他的“孤胆英雄”形象，但可信的事实是，抗议者相互不认识，在公共信息平台上沟通。作为无畏的共产主义者，穆斯塔法率先使用了最高程度的暴力——朝警察扔石头。
“抗议的目标不是内战，不是搞坏经济，甚至不是拉倒执政党，但是理想的社会应该有自由和平等。”穆斯塔法的行动不乏指导纲领，再具体一点，他的理想社会，就是“埃尔多安别管那么多，医院不用排队，普及免费教育”。眼前的他，更愿意谈论生活，而不是国家。
聊了两个钟头之后，我抱歉地说，还要见一个人，第一个“读书抗议者”。盖齐公园展示了和平抗争的丰富形式，呆站、哑剧还有读书。穆斯塔法没什么兴趣，但还是陪我走向跟哈桑的见面地点。
当哈桑走来——他瘦得像一根竹竿，背心垂在身上晃荡。满头小辫，耳钉鼻环，刺青从脖子一路延伸。我感到穆斯塔法射过来的狐疑眼光。
哈桑对我还带来一个人，也有些惊讶。我赶紧向这两位抗议者解释，是分头聊天。哈桑带我去后街一个咖啡馆。不明白为什么要绕这么远，直到他说：“我是同性恋，很多地方不欢迎我，这家是熟客。”怎么能从外表看出性取向呢？他说自己的打扮已经让大多数同胞觉得不正经。咖啡厅大麻味萦绕，呛得我想吐，搬到门外临街的桌前。
《古兰经》说，同性恋者“确是过分的人”。如果哈桑出生在周边邻国，等待他的命运大多是绞刑。土耳其虽是伊斯兰国家，但对同性恋展现出了罕见的宽容，每年六七月间还默许游行。
因为有一线空间，土耳其的同性恋群体遇到抗议时，都会去展示自己。哈桑朝警察喊口号累了，坐在树下休息，包里正好有一本高尔基的《在人间》。“只想逗逗他们。”他走上去，冲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大声朗读，很快成为一景。盖齐抗议发生一个月后，伊斯坦布尔举行了这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同性恋游行，10万人出席，其中很多来自盖齐公园。抗议者互不相识，未必相互喜欢，但也会做短暂聚合。
艾明、穆斯塔法、哈桑，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了盖齐，那就是各大反对党打着旗帜姗姗而来时。以个人名义参加抗议的青年，不想被反对党的政治意图劫持。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8]的主席来到盖齐，青年们嘘声相迎。艾明传统上是共和人民党的支持者，但在这个时候，他担心反对党加入颠倒了抗议目的：“我们并不想推翻政府，只是想向埃尔多安讨得尊重。”
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让曾经的抗议者更加为难。除了埃尔多安，其他两名主要候选人一个出自库尔德党，另一个是共和人民党和另外两党联合推选的宗教学者。为了“阻击”埃尔多安在保守人士中的受欢迎程度，反对党把伊赫萨诺卢（Ekmeleddin Ihsanoğlu）的宗教色彩宣传得比埃尔多安更加浓重。艾明很不满意这个候选人，但还是会做无奈之选。穆斯塔法和哈桑则拒绝投票。
反对党同样为了“赢”而设计自己的候选人。他们知道宗教保守人士仍然在选民中占大多数，而不是盖齐的抗议者。
抗议者不想让反对党染指盖齐公园纯洁的诉求，但是选举临近，他们又必须附属某个政党来表达意见。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政党名目纷繁复杂，但权力本质上还是在凯末尔政党和宗教保守两派间轮替。
这是抗议蔓延全球中的普遍规律了：代议制民主框架内，一部分人——姑且称之为“中产”，经济地位改善，思想日渐自由——有了诉求，却很难组织起来实现目标。如果埃尔多安面前摆着这样的数字，就不会放下身段，给予抗议者“尊重”，反会更加强硬地“说了算”：示威人数占总人口4%，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仍有近17%，宗教保守人士占全国一半。而那“4%”缺乏政党领导，甚至互不相识，拿什么与传统势力抗衡？更何况，面对一个经济成功的政府，怒火尚不足以燎原。外部舆论对埃尔多安的观感，并不是他判断形势的内在逻辑。
道别艾明一家，我深感不安，外婆可能会反感这个外来者挑起家庭争论。没想到，合影的时候，她一只手暖暖圈住我后腰，欢迎我下次再来。爸爸说，“家里经常争论，才是民主”。
“看来你家里，外婆是唯一会投票给埃尔多安当总统的人了？”我问艾明。他开“爸爸公司的车”送我回酒店。“不见得。”小伙子狡黠一笑。上次地方选举时，他身在外地不能投票，外婆替他去了票站，以自己的名义投给反对党。外婆说，未来不是她的，是外孙的，要听从他的选择。
五
希腊地产开发商雅尼斯10年前来到土耳其，第一天就找到了家的感觉。“我们管相同的食物叫不同的名字，还为此打嘴仗，当我在这里吃到熟悉的东西，才明白‘管他妈叫什么呢’！”
介绍我们认识的朋友事先告知，雅尼斯卷发深目，非常帅气，很容易认出来。而当我们迎面走来，还是他从土耳其人中挑出一个中国人，比我从土耳其人中找出一个希腊人快捷得多。雅尼斯最好的朋友都是土耳其人，顺理成章在伊斯坦布尔找了一名土耳其妻子。
希腊跟土耳其隔地中海相望，历史纠缠不清，人民行事方式也有很多共性，外人评价两者都是天生商人。雅尼斯觉得土耳其人比希腊人“勤快得多”，是中东穆斯林中少有不把迟到当美德的，欧洲人来这里做生意没有隔阂。土耳其劳动力质优价廉，建筑队伍出名，在欧洲很受欢迎。他说俄罗斯80%的工程都由土耳其施工队包揽。
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是埃尔多安政府拉动国内经济最重要的动力。雅尼斯的德国母公司——他要求不公开名字——在土耳其投资这一行可真是有眼光。我去官方网站一查，这家公司在土耳其兴建27个项目，大部分已经完工。2008年全球一片愁云惨雾，工地纷纷烂尾，他们在土耳其新开4项工程，“最多延迟五六个月，从没取消”。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雅尼斯又承接一座大型商场。看看土耳其这些年的发展，回到深陷危机的希腊，“我的妈呀。”他说，太民主的地方不好做生意，外商欢迎埃尔多安这样能拍板的政府。
我跟雅尼斯在伊斯坦布尔欧洲区佐鲁购物中心（Zorlu Center）见面。这个庞大的建筑群汇集写字楼、酒店、世界名牌商店，欧洲美食琳琅光鲜。意大利食品专区整整有3层，我们在里面举着电话相互找了半天。商场地下直通地铁，周围房产兴旺。雅尼斯说，伊斯坦布尔市场“已经饱和”，生意要向二三线城市扩张。我趁机问，这是不是说明盖齐公园真的没有必要改建成商场？他低头喝咖啡：“要看谁在做。”传言盖齐那一区的开发承包给了埃尔多安女婿的公司，雅尼斯说全然不知情。“不过，这种事情，不只土耳其有吧？”
作为外国人，雅尼斯抽身旁观土耳其人对埃尔多安政府的复杂心情。他说自己有个做工程的当地朋友，“我看见他敲着脸盆上街抗议，但这次又打算投票给埃尔多安”。原因是土耳其人有一句谚语，“比赛中途不换马”。埃尔多安已经带领土耳其冲出去，谁也不想摔下来。
对于一年多前发生的盖齐公园抗议，雅尼斯竟感觉久远。抗议的非暴力手段和政府压制的决心，令外商普遍相信出不了什么大事，极少有人撤资。雅尼斯在一个商场揭幕式上见过埃尔多安，“很高，很有魅力”，可惜没说上话。他相信，穷过、乱过的国家，需要埃尔多安这样的人物。
或者说，普京那样的人物。有人总结普京的管治模式“民族主义+宗教+保守价值观+权贵资本主义+控制媒体”。普京和埃尔多安都喜欢选票箱，都对走上街头的反对者嗤之以鼻。普京在叙利亚、乌克兰局势中树立强人形象，国内支持度暴增。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在一篇分析中写道：“当西方记者嘲笑普京时，埃尔多安却在认真做笔记。”是的，连交替出任总理总统都学会了，埃尔多安已经指定一名心腹总理。也许，埃尔多安不会愿意当谁的学生，他对自己的执政成功自有说法。访问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后阿拉伯之春”国家时，他在公开讲话中给同行们上课：“管好你的人民，管好科技，管好经济，那你做什么都行了。”这种经过投票箱的专制，对统治者越来越有吸引力。
雅尼斯不担心埃尔多安政府对“民主选举”越来越得心应手，但发现他们对于民意越来越不敏感，以致决策也愚蠢起来。比如在夏天快到的5月末，宣布铲除盖齐公园的树。又如抗议刚起时，埃尔多安不以为然，离开土耳其按计划访问非洲，更激怒了抗议者。
这种“不敏感”，也引来土耳其各地对建设工程的抗议：垃圾处理站、核电厂、煤电站、水坝。政府推进工程很少咨询民意，公开的信息有时也语焉不详。一次，政府公布伊斯坦布尔某城区“改建计划”，两年后快开工的时候，居民才明白自己的住房将被推倒。“这可真把我吓到了。”雅尼斯庆幸自己不是那个可怜的开发商，还得面对怒不可遏的居民。
土耳其经济也不能永远高速向前。2011年增长8.8%，2012年迅速滑落到2.2%。埃尔多安曾经暗中支持ISIS（伊斯兰国组织），但这个激进组织很快失控，搅得天下大乱，搅丢了土耳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伊拉克。埃尔多安支持宗教色彩浓重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跟新任军人总统闹僵。等到伊拉克通道封闭，土耳其需要借用埃及与以色列的港口向外运输，才发现那些风波都是“要还的”。土耳其无法成为中东问题的解决者，因为它本身是问题的一部分。雅尼斯问我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土耳其外交“安静多了”，“希望埃尔多安赢了总统选举以后，能放松些，别搞得大家太紧张”。
埃尔多安的经济神话，还掩盖着一个巨大的风险——中等收入陷阱。土耳其人均收入已临近发达国家，但经济下一步发展，需要释放生产力，需要更先进的技术，这些只能来自真正自由的思想环境，来自更多妇女投入生产力，而不是待在家里——也就是埃尔多安常常出来管的“小事”。
埃尔多安对“工地”的热情仍然没有减退，尽管有人批评他上马不必要的项目，一些城市的住房空置率超过一半。在可能的经济痛楚来临前，雅尼斯说，真正叫他紧张的是商人卷入政治斗争。他清楚说出了“2013年12月17日”，也就是网上披露埃尔多安与儿子电话录音的日子，警察突然逮捕包括官员、部长的儿子、建筑承包商共47人，搜出千万现钞，指控他们行贿、洗钱。埃尔多安迅速反扑，撤换几百名警察，包括伊斯坦布尔警长。法制缺席，这样的权斗，用雅尼斯的话说，“惊心动魄”。
雅尼斯的妻子本来要一起见面。她来自土耳其少数派别阿拉维，更加世俗开放。妻子反对埃尔多安，打算投票给同属少数族裔的库尔德候选人。可惜她最终无法前来，电话里连声抱歉，说不然我会听到“完全不同的评论”，还笑着提醒我“雅尼斯没有投票权”。
雅尼斯对这样的家庭“内部矛盾”习以为常。他说自己也不喜欢埃尔多安对大众的钳制，不想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可是跟卡扎菲、萨达姆比，埃尔多安不是个独裁者，他没有踩到我的底线。”
“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踩到底线呢？”我问。
“直到我的妻子必须戴头巾，”雅尼斯掐灭了烟头，“那时候我就搬回希腊住。”
六
黄昏的塔克希姆广场人头攒动。从盖齐公园高处一望，广场中心支起几十张圆桌，铺好白色桌布，舞台上有人调试麦克风，似乎马上有演出。外围一圈拒马，印着“贝伊奥卢区政府”字样，两头入口拉起绳子，绳子外挤满了人。
舞台上的横幅，我认出两个单词“斋月吉祥”，想来圆桌是要上开斋饭。走到人群中，这些人的装束、面貌跟我这几天在伊斯坦布尔采访过的人，甚至街头所见的人都不一样，好像突然从城市某个角落聚拢到市中心。妇女们包裹严密，很多人穿黑罩袍，表示她们来自极端保守的群体。男子们有的衣衫褴褛。当中还挤着一名叙利亚难民。他一边惊喜地跟我讲阿拉伯语，一边提防着有人插到他前面去。他不知道谁筹备的开斋饭，看到街上有横幅广告就来了。
我向几个包头巾的女孩子打听，知不知道谁办的斋饭。“AKP。”她们说出正义发展党的名字，又指指不远处埃尔多安的巨幅海报。这时我想起来，下午一直给正义发展党总部打电话，希望过去采访，通过翻译对方说忙着安排开斋饭，没空接待。原来斋饭就在眼前。贝伊奥卢区区长，是埃尔多安的党内密友。
隔着绳索，我看见两个衣着光鲜的人指指点点。男的穿米色西服套装，女的一身白色套裙，挎白色皮包。会不会是正义发展党的人？守卫见一个外国人比画着要进去地，就放我钻过绳索。
回头看，仍然被绳子拦住的人，无不焦急望向圆桌。最前排有老人、少年，双手交叉在胸前。一个幼儿骑在大人脖子上，眼睛也随人群盯着圆桌。现在，他们眼神愤愤地，注视着提前入内的我。
打扮光鲜的男女，不愿搭话，把我交给一名略通英语的侍者。侍者告诉我这里大概可以容下2000人，斋月里每天都办免费晚餐。
每张座位前都有一个四方纸盒。他打开盒子叫我看：面包、蛋糕、果汁，没有肉，像大一号的廉价航空飞机餐。“你要来一份吗？”想想外面还在等待的人，我坚决摇头。
仍然被绳子拦住的人，无不焦急地望向圆桌。他们眼神忿忿，注视我提前入内。
开斋时间到，绳子松开，人群潮水般冲泻进来。男子甩开大步，争抢座位。
突然，侍者一把拉住我后退，惊喝一声：“他们来了！”
开斋时间到，绳子松开，人群潮水般冲泻进来。男子甩开大步，争抢座位。黑袍女性跑不快，其中一个手里抱着孩子，后边还跟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差点摔倒，幸好被人扶住。
侍者拉我退后，眼前的圆桌前瞬间坐满了人。只消10分钟，大部分人就吃完了。光鲜男女不见了。舞台上，歌舞表演开始。吃饱的人们露出笑容。
十几米开外，就是盖齐公园。如果那里代表愤怒的中产，我眼前就是饥饿的更多数。13层楼高的埃尔多安，注视着这一切，微笑而坚毅。
[1]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一般也称“征服者穆罕默德”（Faith Sultan Mehmet），在他统治的30年间，共亲率大军出征26次，几乎年年征战。他在21岁时攻占君士坦丁堡、消灭拜占庭帝国，并定都于此。
[2]Hagia Sophia，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大帝于公元532年下令兴建，直到1453年都是希腊东正教的大教堂。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将它改建为清真寺。
[3]Sultan Ahmed Mosque，建于17世纪初，因其内部采用的蓝色壁砖而闻名。
[4]Topkapi Palace，穆罕默德二世于1459年下令兴建，随后一直到1853年约4个世纪中它都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的住所。
[5]回族人信奉的是伊斯兰教，说“回教”是不准确的。——编者注
[6]köfte意为“肉丸”，Çiğ为“生”，因此表面意思为生肉丸。但今天一般土耳其人在制作时已经不用肉类，而改用谷物或蔬菜。
[7]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兵变，很快遭到埃尔多安的镇压。此后，埃尔多安在国内展开更大规模的行动，肃清居伦的势力，关闭报纸、辞退数千法官、警察、数万名教师及公务人员。
[8]Republican People’s Party，共和人民党为土耳其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乃凯末尔于1923年所创。目前为土耳其最大的反对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