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地球上一些看起来稳定安全、一成不变的地方，接二连三动荡起来。惊涛怒浪、山河变色的一章，发生在2010年年末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并由突尼斯迅速波及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然而，稍微把视线放宽些就会看到，突如其来的变革不仅限于阿拉伯国家，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2011年俄罗斯人抗议普京，2013年土耳其100多座城市闹翻天、巴西数十万人上街、乌克兰总统出逃，2014年委内瑞拉、匈牙利……世上年年有示威，但如此密集、此起彼伏的抗争之间，是否有共通之处？
一
“阿拉伯之春”声势最大，变化最剧烈，很容易被单独归类，被认为要么是中东在地缘和宗教上百年恩仇的延续，要么就是石油闹的。
诚然，中东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撕开旧冲突的疮疤，但这一次，一种新的因素不但贯穿“阿拉伯之春”前后，更把这世界的不安分连成一片。
2011年，埃及企业主艾哈迈德举着受伤的手臂告诉我：“这不是为了面包的斗争，而是关于自由。”他把那场革命定义为“中产阶级抗争”。在巴林，我看见人们开着奔驰、举着iPhone出来游行；土耳其抗议爆发前10年，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世界银行资料，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翻了接近3倍，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世界第15至17位之间，超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
这些年我走过的抗议现场，几乎都能见到，不是吃不饱肚子的人揭竿而起，反而是经济条件尚可的人，站出来要求更多权利。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宏观经济，而人均收入、货币购买力、失业率等综合考量，大致可以衡量一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以“阿拉伯之春”发生前10年计，埃及人均收入翻了一倍。突尼斯经济增长有起伏，但以购买力计，10年间人均收入增长40%，涨速最快的时期，恰恰发生在推翻本·阿里统治前3年。仅仅从资料来理解，两国人民本该是“奔向好日子”才对。
变革发生前，突尼斯与埃及的失业率虽然常年较高（10%以上），但没有突然升高，埃及的失业率自2001年以来甚至一路下降，只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略微增高。也许有理由怀疑官方资料是否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个最早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革命前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萧条。经济原因或有助推，但不能单独构成抗争的导火线。
贫困人口亦非抗议主体。2011年，当开罗城里的抗议如火如荼，我在郊外的“死人城”——贫困人群聚居的墓园——看到人们犹豫旁观，置身事外，大规模游行爆发当天，“死人城”里的一家人正筹办女儿婚嫁，对未来所求，不过是能不能搬进城里住。
日子好过一点的人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新鲜，18世纪法国大革命、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乃至中国现代革命一开始也是由知识分子领头，农民、工人后来才成为主体。然而，这一次全球中产兴起，潮流浩荡今非昔比，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酝酿：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人类历史上中产人数将第一次超过贫困人口总和。
总部设在巴黎的欧盟安全研究所发表“2030年全球趋势”，预言全球中产阶层人数将从2012年的20亿，增加到2020年的32亿，到2030年，更会增加到49亿。整个地球村正在脱贫奔小康。
二
讨论这股趋势带来的变化之前，我们先要解决一个问题：谁是“中产阶级”？字面意思是社会中间段收入的人。但各国衡量标准不同，目前为止，并不存在“中产”定义的普世标准。经济学家们用来衡量“中产”的指标超过20个，但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
其中，最宽泛的定义是“非穷人”。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线，是每天可支配收入两美元。如果在这个标准线之上就算“中产”，那么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30亿中产，但他们有的还没有用上电和洁净水。这个指标设定显然太低了。如果以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收入、每天可支配收入85美元计，那么全世界只有12%的人算“中产”，这个标准又定得太高。
两位曾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学者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和什洛莫·伊札奇，设定的中产收入标准获得过广泛引用：把巴西（发展中国家代表）和意大利（发达国家代表）2000年的平均收入，定为全球中产收入的下限和上限：年收入4000—17000美元。除去货币购买力因素，他们定义“中产”的每日可支配收入大概在10—50美元之间。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名研究员乌里·达迪什和希莫什·阿里认为，无论怎么算，以收入来定义中产阶级都会碰到现实障碍，如汇率波动、申报不准确等。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加便捷直观的算法：拥有一辆汽车的家庭，就算中产。车虽有普通豪华之分，比如在印度，一部二手汽车价格也许只要500美元，但即便如此，负担得起一辆汽车的人，多数情况下，算得上当地中产。
欧盟安全研究所报告采用的中产定义，是除去购买力因素外，每天可支配收入10—100美元的人，比米拉诺维奇、伊札奇的算法上限更宽。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研究“阿拉伯中产阶级”的报告中，使用“三分之一原则”：满足基本食物、住所开支之后，剩余三分之一收入可自由支配。
计算方法五花八门，但各种统计都认同这样的趋势：全球中产阶级增长之快，大大超出预料。而近年来新增中产人数，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
以汽车数量估算中产规模的方法，存在诸多缺陷。比如，不适用于中国香港、新加坡这样公共交通发达、私人汽车税率极高的地方——当地中产未必买车。如果一个家庭拥有不止一辆车，以汽车数目代替中产人数，也会不准确。但是，过去10年间，全世界汽车拥有量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其中9个是发展中国家，这与其他计算方法推导的中产兴起趋势惊人吻合。
三
依我所见，各地广场上的抗争者，未必各个都拥有汽车，也不清楚他们口袋里有没有三分之一的闲钱。但相同的一点是，他们对信息的掌握、争取自身权利的意识，超过了当地统治者的预期。
掌握信息终究有赖一定程度的经济收入。你需要钱来买报纸、买收音机电视机或者手机计算机，需要积攒旅费出去见世面……全球范围内，获取信息的经济门槛正不断降低，这形成了我对“变革型中产”的理解：解决了温饱而对生活产生更多要求的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使用智能手机、互联网，收看卫星电视，甚至四处旅行。说到底，全球中产阶级兴起，改变的并非只是钱包，还有头脑。
这一轮变革，是中产浪潮与信息革命的交汇。历史上，新技术的产生，往往首先为统治者所用，比如铁的发现，被用来打造盔甲、制造兵器，壮大王的军队。20世纪前20年里，收音机、电视机、扩音器，几乎都为掌权者服务，当时任何一场变革，都以夺取当地电台电视台开场。但20世纪末期开始向公众开放的互联网，本质恰恰是反权威、反垄断，人人相联，却无人掌控。尽管统治者仍然能够实施控制并加以利用，但互联网生来是博弈的工具，而非独占的资源。
另一股变革冲击力，来自人群更大规模、更快速度的移动。以稳定著称的新加坡，引进外来劳工比例持续上升；2013年年末，印度劳工挑起建国40年来的首宗骚乱。以这些劳工的收入，在新加坡算不上“中产”，在故乡却是受人艳羡。他们每天与新加坡本地人谋面，自然产生对照：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享受平等？无论网上会面，还是不同背景的人群相遇，人类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能够随时随地把各自的生活境遇、经历的管治手段，摊在同一个平面上对比。
全球中产阶级兴起，按理说是好事。各国国内消费需求增加，促进经济发展。全球富豪榜上，目前财富增长最快的不是垄断性资源的掌握者，也不是奢侈商品供应商，而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商家，如西班牙平价时尚品牌Zara的老板阿曼西奥·奥特加、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等。中产消费者的壮大是他们致富的源泉。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瑞亚在《自由的未来》一书中说：“经济权力，几百年来集中在少数商人、银行家、大亨手中，如今却向下分配。大部分公司，乃至整个国家，都在竭力讨好中产阶层，而非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富人。”
通常我们认为，中产阶级倾向安逸的生活，政治主张温和。“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时，世界应该更加和谐、富饶才对。可是，当2030年的历史转折点越来越接近时，为什么我们首先看到的竟是一场接一场的动荡和危险？
究其原因，是一些政治制度的设计原本建立在“少数精英+少数中产+大多数穷人”的国情之上。中产阶级的数量急剧增长，注定要求在政治上具备更多代表性，要求政府的管治更合理和有效，由此形成了对旧制度的冲击。比如在巴西和土耳其，民主选举已经实行多年， 但执政党始终是以贫困人口为票仓的“穷人党”——政策往往讨好低收入者，民粹主义宣传在选举中也比较管用，真正的获益者却是上层权贵资本和裙带关系。但当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膨胀起来后，他们的诉求却没能及时得到满足，甚至遭到刻意忽视，于是不得不向“穷人党”讨个说法。埃及第二波反穆斯林兄弟会[1]执政的抗争，就是类似情况。利比亚、委内瑞拉的石油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上层发动多数贫困人口挤压中间人群的模式，也在此列。
可以预见，未来全球不稳定因素之一，正是飞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与落后的管治之间的冲突。
但是这种冲突本身，很难单独带来彻底、积极的改变。中产阶级革命改变不了什么。他们通常手无寸铁，跟传统势力缺乏联系。在土耳其，几个月的抗争只保住几棵树，而抗议对象埃尔多安仍然在选举中获胜；在伊朗，江山未改颜色，抗争一朝受到压制，余温几乎尽散；在埃及，“不为面包为自由”的抗争者，眼见变革的结果南辕北辙镜花水月，代价却是昂贵的鲜血；在列支敦士登，号召限制君主权力的人，争取不来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委内瑞拉和巴西的“穷人党”根基稳固，继续执政……
更不幸的是，中产抗争一旦牵扯地缘政治，触动暗伤隐患，注定搅起翻天覆地的变革。乌克兰的一场反贪腐示威，造成俄罗斯乘虚而入，几乎二分乌克兰疆土；埃及三年两次政变，重新定义东西方力量对比；而在利比亚，内乱招来北约兵临城下，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
中产革命本身力道不足，但它可能是雷霆巨变的燎原之火。街头怒火一旦点燃，沿着历史、信仰、地缘、利益的裂缝，烧出谁也无法预料的图景。
广场上的埃及人，并不知道18天后，做了30年总统的穆巴拉克会倒台，更料不到后来的权力反复、生灵涂炭。乌克兰人也不知道亚努科维奇真的会出逃，更无法预见民主抗议会招来强邻觊觎。
另一重惊讶是，推动变革的是受惠于经济增长的中产阶级，但他们却对主政者没有感恩戴德之心。埃尔多安执政时期，土耳其经济腾飞，国际影响力上升，分享这些好处的人却站出来叫埃尔多安“别插手我们的生活”！政府与民众之间“多一点经济好处、少一点个人自由”的协议，恐怕保质期有限。
诸多不确定中，如果说谁有多一点的主动权，应该说是统治者本身。变革突发由下自上，但由上自下的传统管治塑造了它的走向。在突尼斯和埃及，统治者在执政后期给予了公民社会一定的空间，因此人们对和平示威并不陌生，初期变革和转型也才相对平稳，不像利比亚，没有一丝公共空间允许表达，一上来就是内战。
经济不是催生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统治者手中如果有经济这张牌，就可以拖延变革的发生。土耳其、巴林闹得再凶也无法翻天，列支敦士登的富裕令大多数人安于现状。经不起“阿拉伯之春”吹拂的，往往是推行经济改革的共和体制，而躺在石油上的君主制国家，最多是吹皱春水，却兴不起浪潮。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数百亿美元贷款，客观上令查维斯和他的继承者两手不空。
除了施以恩惠，统治者压制变革的办法还有“恐惧”。伊朗2009年发生“绿色革命”之后，再没受到周边抗争鼓动。铁腕镇压的记忆、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监控，固然加深了人们的反感，却也真的消磨了他们的勇气。一个伊朗抗议者告诉我，他停止示威的原因，竟是最高精神领袖发出了“回家”的号召：“在这里长大，你就明白，他们真的有能力叫你停……”统治者的技术管制，也能够阻挡信息传播的威力。过去我们认为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能够衡量社会突变的可能，但是2010年以前，突尼斯和埃及的“基尼指数”反而比伊朗还要低。综合世界银行及其他机构的资料（不是每年都有统计），突尼斯“基尼指数”为0.366（2010年），埃及0.308（2008年），伊朗0.445（2006年）。0.4是所谓爆发社会冲突的“警戒线”，但线下的突尼斯和埃及率先乱起来，在线上的伊朗反而相对稳定。
假定不用“基尼指数”衡量，而是对比这3个国家网络的使用与管制，结果就有趣起来。2001年以后10年间，突尼斯和埃及网民增长速度远超伊朗，伊朗对互联网内容的限制指数为“32”，世界第一。尽管伊朗几乎人人翻墙，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信息都在网上。突尼斯抗议爆发的导火线，除了小贩自焚视频迅速传播外，还有维基解密揭发的本·阿里家族的荒淫历史。信息时代的“不平等”，未必是绝对财富值的比较，而是群体感受的不公。
外来势力在中产变革初期几乎难觅踪影。埃尔多安、穆巴拉克、本·阿里都是铁铮铮的西方盟友。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经制定“自由中东计划”，要求埃及等国政府给予民众更多自由，但在这个高高挂起的旗帜下面，口气轻重、措施缓急却是分时段、看对象，突如其来的政权更迭，绝不是最有利于西方的选项。卡扎菲怪诞到没朋友，但要不是国内起了风波，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也不敢轻易重划“地中海版图”。“阿拉伯之春”初期，西方反应迟缓，甚至错判，美国在巴林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更是令自身蒙羞。但正如前文所述，中东乱局很快便陷于陈疾窠臼，令人忘记了中产变革的元气。事实上，冲冠一怒的中产，最后发现身处国内传统势力与国际博弈的夹缝中，初时短暂的狂喜过后，迎接他们的是更长久的失败与痛楚。中产阶级无法单独创造更好的未来，要不要与传统势力联手，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道义问题。争取传统势力中的改良派，难保换汤不换药，一旦取得胜利，中产阶级的利益可能会立即被牺牲掉，比如埃及人就在反复错选中备受打击。而另一个难题是，要改善自身际遇，是否一定要首先改造世界？
还是仅仅为自己找个舒适的小环境，所谓“小确幸”即安？
四
这本书中收录的是我过去几年的现场采访，讲述的并非变革原理，而是人的故事，是从个体命运与情感中，看到听到嗅到变革的姿态和味道。新兴中产阶级的诉求或许相似，但每个人在历史转折中的处境各有不同。这里记录下的是他们的愤怒与骄傲、泪水和血水，更有拉开时间的距离，看他们如何面对变革的曲折与失意。
这些年，我见到中国读者对别国变革的品评，常以成败论。眼见他楼塌了，扔下一两句冷嘲热讽背过脸去。然而在现场的不同角落，在对人物的反复采访中，我看到变革过程的复杂。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做出不同选择，同一事件以不同角度切入，滋味迥异。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保护受访者，书中部分人物使用的并非真名。
除了中产人群本身，书中也涉及值得思考的管治模式。迪拜的“中央计划+自由市场”经济，需要造出一个神秘难测的君主；而超然稳定的瑞士，却没有人坐在权力顶端；同样号称“全民直接管理”的利比亚、委内瑞拉模式，则少了法律保障和程序限定；走向共和的尼泊尔，尚未形成中产阶级，我看到新阶层身影朦胧，但步履兴奋；而伊拉克人虽然首先要解决的是安全问题，可是关于民主的讨论从未缺席……战后十多年，新的中产正在形成，却成分复杂，又常常被教派标签模糊诉求。
书中也收入了我在英国留学时的见闻。800多年前，英国《大宪章》签订。英国贵族要求限制王权，大概是有钱人争取政治权利的最早例子。虽然《大宪章》初次签订之后几经反复，但却被视为近代民主与自由的起始。
受时空所限，我无法到达每一个抗议现场。虽然没能亲历叙利亚，但书中仍然收入对变革起因的探索，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统治者的经典难题：改革的门，能不能半开半关？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曾经主导“大马士革之春”，引入全面改革，却很快发现失控的危险，只得急急踩下刹车。不幸的是，“对一个糟糕的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是它开始了改革”。
“阿拉伯之春”已成噩梦，始发地突尼斯却不声不响走出暴力怪圈。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也授予了突尼斯内部对话机制。在去往利比亚的途中，我几次经过突尼斯，却始终没有机会好好研究它的转型。突尼斯在本·阿里出走后，也曾经历混乱与杀戮，但它的成功似乎还因为国情特殊：军队不强大、宗教团体较温和、世俗派不极端、社会气氛开放。换句话说，传统势力不强，传统包袱不多。而恐怖组织也看出了突尼斯可能成为“另类”的端倪，存心制造袭击。成功的故事要留待时间检验，希望将来有机会另篇详论。
书中少不了我在各地遇到的中国同胞。变革发生在他们眼前，在他们的不同反应中，一幅中国世界观越发清晰。各种趋势报告都认同，这一波全球中产潮，浪花掀起的最高处在中国。欧盟安全研究所报告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比例在2030年之前将跃升至74%，居全球第一。
畅想未来，全球中产的生活方式、穿衣戴帽、读的书看的电影听的音乐，很可能越来越接近，甚至我们的胃都变得越来越fusion（美味混搭）。然而，即便没有新兴中产与旧制度的矛盾，全世界中产阶级就真的能够团结起来吗？文化、信仰、历史、地理，这些基因里的记忆会不会在彼此对比之下，反差更加鲜明？
伊拉克人终于有了上街抗议的权利，但我见到的一次示威，竟然是要求政府立即处死狱中的“基地”成员。事实上，国际人权组织批评伊拉克政府不审讯而直接枪毙被捕武装人员的情况已经够多了。2015年1月，《经济学人》杂志一则极短的报道，措辞别具深意：“斯洛文尼亚终于出现公民社会大规模游行，遗憾的是，这是一次反同性恋权益游行……”在自由了800年的英国知识分子看来，斯洛文尼亚人有了公民意识是好事，但没想到首先宣讲的是保守价值观。全世界中产阶级在争取权利的战壕里并肩，但很难讲他们能手把手多久。更不用说，生产与消费全球化后，发展中国家中产人数暴增，西方发达国家却是中产身价贬值、规模缩小。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中，很大一部分正是全球中产此消彼长潮流对冲中的失落者。新型中产首义中东，四处激起回响。互联网与急速全球化（人类祖先走出非洲就开始了全球化，但当下互联网等多种因素助推，速度大大加快）的脚步没有停，发达国家未做思考就行动的排外情绪高涨，可看作中产变革的第二篇章：西方中产的失落。
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站在开罗解放广场上，感慨埃及变革“如巨象起飞，如果你没有预见到它的发生，也就别瞎猜它将飞向何处”。全球中产阶级兴起，作为一种现象，俨然也是一头腾飞的巨象，无人能够预言它的方向，甚至可能连它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仅仅从眼下来看，那些觉悟起来的中产阶级，那些起而抗争的中产人士，仍然在旧世界沉重的阴影下，匍匐在地，难以飞升。急速全球化的故事，一切才刚刚开始。
[1]起源于埃及的逊尼派组织，由哈桑·班纳创立于1928年，倡导以《古兰经》与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行（Sunnah）为穆斯林个人、家庭、小区与国家的唯一参考指南。以其慈善工作与积极的政治参与而在阿拉伯世界有广大的号召力，然而，也因为它与政府对抗的立场与恐怖攻击活动，目前已被巴林、埃及、叙利亚、俄罗斯等国列为恐怖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