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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东京上空彤云密布，预兆不祥，大雪已经厚厚地覆盖了全市，而且看样子还要下。前三个晚上已下了一英尺多，是五十四年不遇的大雪，交通受阻，陷于混乱，有的剧院不得不改为临时旅馆供回不了家的观众借宿。
东京尽管披上了银装，可是看上去几乎仍然是既有西方色彩又有东方色彩。日本已经甩掉它过去的很多封建的东西，成了亚洲一个最先进最西方化的国家。离传统瓦顶的皇宫几百玛的地方，一座四层钢筋水泥结构的新式建筑是处理宫廷事务和天皇办公的宫内省大厦。围绕皇宫的古老石墙和护城河外，同样是东西合壁：帝国剧场和第一生命大厦等一长排新式建筑犹如芝加哥的完全是西方式的高楼大厦，而仅仅相隔几个街区，就是狭窄的卵石小街，一排排艺妓馆、寿司铺以及和服店，鳞次栉比，还有房子摇摇欲坠的各种小商店，它们门上挂着随风扑动的暖帘和五颜六色的灯笼，即使在这样的阴天，也显出一派欢乐气氛。
紧靠皇宫一座小山上的是尚未竣工的国会大厦，这座大楼主要是用冲绳运采的石块建造的，好象是仿埃及的式样。在这座威严的大厦的后面，是一幢幢政府首脑的宽敞官邸。其中最大的是首相官邸，这座官邸由两幢楼房组成，办公部分是早期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风格的西式建筑，起居部分是日本式的，墙薄如纸，滑动门，地板上铺榻榻米。
但是，外表宁静的东京却酝酿着一场骚动，一场即将冲向大雪覆盖的街头的激烈骚动。皇宫外侧一端是第一师团的兵营。该兵营由于陆军省一名少佐告密说他们要发起武装叛乱而引起了当局对他们的注意。告密者说，他从某一青年军官那里获悉，一批激进分子计划于该日刺杀天皇的若干名顾问。嫌疑分子已受到监视，还给政界要员派了应付紧急情况的保镖。首相官邸的门窗都用钢筋和铁条加固，安上了直通警视厅的警报器。可是宪兵队和警方觉得他们满可以从容对付局势。一小撮叛乱分子不管有多么强烈的动机，毕竟翻不起大浪。此时他们对情报所说即将发生叛乱的可靠性如何正半信半疑。这一天眼看就要结束。
他们这种安然自得的态度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负责守卫皇宫的精锐部队中的造反情绪非常强烈。他们的傲慢不逊极为明显，因此已下令于数日内把他们调往满洲。他们露骨地蔑视当局，以至有一支部队竟以演习为名，集体跑到东京警视厅门前去撒尿。这些不服管束的官兵中另有一千四百人正在谋划揭竿而起，准备于次日拂晓前分头袭击东京六个目标，包括警视厅和若干政府官员的住宅。
在为这些袭击进行复杂的准备工作的同时，寻欢作乐的人们却在渐渐黑下来的大街小巷上闲逛寻找消遣。银座——即东京的百老汇第五大街——已经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对日本青年说来，这儿早已成了外部世界的浪漫象征，是霓虹灯、妇女装饰品商店、咖啡馆、美国和欧洲电影、西式舞厅和餐馆组成的仙境。距这里不远的赤坂区(那里的男女普遍穿和服)，古色古香的日本也期待着一个欢乐的夜晚。那些脸上涂脂抹粉，身穿五光十色舞服的艺妓，好象是来自古代的不速之客，坐在人力车上沿着柳树成行的蜿蜒的街道穿棱。这里的灯火比较昏暗。警察提着的日本传统的红灯笼，散射出柔和的令人思乡的光芒，宛如一幅迷人的木刻变得栩栩如生似的。
这些叛乱者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个人野心。如同在他们以前的六批人一样——那六批人都失败了——他们企图用暴力和暗杀手段去纠正日本社会的不公正。 日本的传统使这些罪恶行径合法化，日本人给这种行为起了一个专门名词——“下克上”。这个词最初是在十五世纪使用的，那时，各级地方到处发生叛乱，地方豪族拒不服从将军【日本封建时期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实行割据，类似诸侯，在明治天皇(即现在的天皇的祖父)以前，多少世纪以来，天皇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充当将军的傀儡而已。——译注】，而将军又不服从天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制制度在欧洲瓦解，接着出现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潮流，这在日本青年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求变革的呼声甚嚣尘上。政党相继出现，一九二四年开始实施成人普选法。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在日本，视政治为赌博或摇钱树者大有人在，已揭露出一系列丑闻，如松岛红灯区丑闻，铁路丑闻，朝鲜丑闻等。对贪污贿赂的告发，使国会大楼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伴随日本西方化而来的人口爆炸性增长更加深了混乱。本州、四国、九州和北海道(日本四大岛，加起来几乎不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面积)就有八千万人拥挤在一起。国民经济无法承担每年增加约一百万的人口。农民由于产品价格暴跌而处于饥饿的边沿，他们开始组织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抗议。成千上万的城市工人失去工作，不得不风餐露宿于街头。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纷纷应运而生。
然而，这些运动却遭到各国粹主义者组织的抵制。这种组织最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北一辉。北一辉既是个国粹主义者，又是一个炽烈的革命者，他把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结合到一起。他那论改革的册子《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不但受到激进派的推崇，连天皇的崇拜者也如获至宝。北一辉的言论吸引了所有渴望改革的人。北一辉写道：“日本正在仿效西方国家的毁灭性榜样。那些拥有金融、政治、军事权力的人们在皇权的庇护下，都在维护自身的不正义权益……。
“没有我们的保护和领导，印度和中国的七亿兄弟决不能取得独立。
“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不外乎是各封建国家经过一个时代的内战后取得统一的记录。唯一可能的国际和平就是经过这个时代的国际战争后取得的封建式和平。这种和平将由于出现一个可以统治世界各国的最强大国家而实现。”
他号召大家去“清除天皇与国民之间的障碍”，就是说，取消内阁和国会。只有一家之长才能有选举权，任何人都不得积聚超过一百万日元的财产(约合当时五十万美元)。重要的工业应收归国有，建立专制独裁制度，女人的活动只能限制在家庭圈子内，以“发扬日本古老的花道和茶道”。
千百万易受影响的、富于理想的年轻人，对政界、财界的腐败以及家中的贫困，本来已深恶痛绝。无怪乎他们一下子就给迷住了。他们能够与这些罪恶势力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使东方从西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使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
在西方，这样的年轻人本来能够加入工会或当政治鼓动家以找出路。但是，在日本，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出身于小地主或小商人家庭的青年，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陆军或海军里当军官。一旦入伍，他们从士兵的口中更深刻地了解到贫困的情况。这些士兵，每当收到家信，都会失声痛哭——由于儿子远离，全家正处于饥饿边缘。青年军官认为责任在他们的上级、政治家以及宫廷官员。他们加入秘密组织，其中有些秘密组织号召采取直接行动和暗杀(如“天剑党”)，有的则主张对外实行领土扩张，对内则实行改革(如“樱花会”)。
一九二八年，这种骚动已到了白热化程度，但是靠了两位在军方范围内活动的非凡人物才把酝酿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一位是石原莞尔中佐，另一位是坂垣征四郎大佐。前者有才华、脑子快、浮夸、主意多，后者沉着冷静，善于思考， 又富有组织才能。两人搭配在一起是最完美不过的。只要石原想得到，板垣便做得到。两人都是关东军参谋军官。这支军队于一九〇五年，为了保护日本的利益，被派到面积比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三州的总和还大的荒凉的满洲。
这两个军官认为，要解决日本的贫困只能在满洲找出路，可以把荒无人烟的满洲变为文明的、繁荣昌盛的地区，既可减少国内的失业，还能给人口过多的本土找到出路——在本土，三分之二以上的农场占地不到二又四分之一英亩。满洲还能为日本保持其工业国地位提供它极端需要的有保证的原料来源和成品市场。但是，石原和坂垣认为，除非日本完全控制满洲，否则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的满洲还在中国军阀张作霖大帅的统治下，但统治很松散，日本那时也只有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的权利，并从事采矿、农业和商业活动。
几百年来，为争夺中国北部这一大块土地，斗争从未间断。中国占领了满洲和朝鲜，俄国人则占领了从白令海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沿海地带即滨海边疆区。许多世纪以来，日本闭关锁国，直到一八五三年以前，从未参与争夺这块土地。那一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斯·佩里率舰驶入江户(东京)湾，用火炮迫使还处在中古时代状态的日本接受现代生活。日本人坚定地接受了这一选择。他们不辞劳苦地抄袭大规模生产的最新技术，甚至增加了创新的做法，例如，纺织女工穿旱冰鞋以便多操作一些纱锭。他们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并开始模仿欧洲的武力外交，派出讨伐性的远征军。不到几十年，日本便控制了朝鲜的大部分地区，并于一八九四年为了朝鲜同中国打一仗。日本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还获得台湾、满洲南端和辽东半岛及其两个重要军港旅顺和大连。
俄德法三国眼看突然闯进一个国家把它们的“中国西瓜”夺走一块，惊恐之下便联合起来迫使日本放弃它用武力取得的这个半岛。俄国后来独占了辽东半岛，但不到十年就丢了。一九〇四年，日本感到民族自豪被损，对沙皇进行了反击——沙俄帝国陆地面积占地球的六分之一——而且使全世界感到震惊的是， 日本连战皆捷。于是日本又得到旅顺和大连。
日本还获得俄国在南满建筑的所有铁路。如果不是想要欧洲人承认日本是帝国主义大家庭中受人尊敬的一员，日本本来是可以一鼓而占领整个满洲的。之后， 日本在这个盗匪横行、人烟稀少的地区，投下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在铁路沿线建立起了法律与秩序，使成千上万的日本、中国和朝鲜商人以及定居者如洪水般地涌进了这个地区。
正是这种情况启发了石原和坂垣设想建立一个摆脱中国军阀统治者的满洲。石原设想使满洲成为一个自治州，一个各民族——日本人、中国人、满洲人、朝鲜人和白俄——共居的庇护所。在这个地方将实现真正的民主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对苏俄的一个缓冲地带【板垣曾写道： “从日本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 满洲无疑是重要的。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由于这种观点要求平均财产，在自然资源贫乏的日本本土，不可能找到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以确保人人都能生存。”——作者】。
所有这一切都要通过关东军来实现，东京是同意的。但无论是天皇还是陆军省都拒绝批准这样一个似乎是伪装的侵略计划。石原和坂垣及其追随者没有因此而畏缩不前，他们决定自己采取行动——来次“下克上”。第一步先把年迈的中国军阀张大帅干掉。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一名关东军参谋指挥工兵团的人炸毁了张作霖的专列，张因伤致死。接着，石原和坂垣不顾东京的一系列警告， 继续操纵关东军，好象这支军队是他们的私家军队似的。一九三一年夏，他们准备使出最后一着棋，秘密集结军队用武力从中国手中夺取满洲。外相得悉这个传说后，连忙劝陆相从东京派一名军官前往满洲把关东军控制住。选派去的军官是个少将，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到达沈阳。此时，在离城只不过几英里靠近中国军队第七旅兵营的南满铁路线上，刚埋下一大包炸药。爆炸将成为派兵占领沈阳以“维持秩序”的借口。
坂垣大佐轻易地把那位将军弄到一家日本旅店“菊文”去和艺妓们过夜。当晚十时左右，炸药爆炸，但破坏程度微乎其微，不到几分钟，一列南行列车便安全地通过了被炸地段。一位日本领事馆官员想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中国人，但是一位关东军少佐拔出指挥刀威胁，不准他讲。十时三十分，日本开始向中国兵营射击，其它部队则从四面八方向沈阳城围拢。而在菊文旅店的那位将军早已烂醉如泥，根本没听见枪声。就是听见了，也无所谓。他对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是同意的。
次晨，沈阳已落入日本人之手，不仅全世界，就连东京本身，都感到狼狈。应内阁的请求，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限制其敌对行动扩大。这伙个人主义者根本不顾命令，继续向满洲其余地区挺进。这实在是一次大规模的“下克上”。
在东京，樱花会的成员已经在秘密策划政变，以便与满洲的造反行动遥相呼应。 他们的首要目的是要在国内实行激进的改革。这些改革，加上对满洲的征服，将使日本成为崭新的国家。参与这个阴谋计划“锦旗革命”的有一百二十名军官以及他们的部队，还有煽动叛乱的北一辉的追随者。叛乱者计划首先杀害政府以及朝廷权贵，然后在皇宫前集合集体切腹，以此表示向天皇请罪。
但是，参与政变的派系太多，意见又纷纭，有人便去告密。至于告密者是由于内讧还是为了金钱，不得而知，但政变策划者却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七日遭到逮捕，为首者被叛处禁闭二十天，助手则为十天。其余同伙只受到责备而已。还是老规矩：对任何实际上已经采取或计划采取暴力行为者，如果是为了国家荣誉，都应特赦。
是晚，陆相致电关东军，软弱无力地责备道：
1．尔后关东军不得再进行诸如独立于皇军而夺占满蒙之新计划。
2．总的局势正按陆军意图发展，贵军可完全放心。
似乎还嫌不够，陆军次官又加了如下一段抚慰的话：
为解决目前困难，我们一直团结一致，竭诚努力……请相信我们的热情，谨慎行事，……防止类似宣布关东军独立的鲁莽之举，以待时局转为有利于我。
关东军的将领们不但没有满足，反而愤怒地否认关东军有另谋独立之举。他们只承认关东军“行动曾有过于积极和武断之倾向”宣称那是“为祖国着想”。
这次流产的“锦旗革命”还是达到了其目的之一：在后来的几年里确保了满洲冒险的成功。这件事使许多日本人深信，政界与财界确实腐败，理应支持军方带头的改革。与比同时，却也产生了一个恶果，那就是改革运动中两翼开始分裂。由新闻记者组成的绰号叫“统制派”的一翼认为，单拿下满洲还不够，因为要防备苏联的可能进攻，必需控制中国本部。另一翼即外号叫“皇道派”的北一辉的追随者则认为，这种新的扩张是愚蠢之举，因为满洲实现工业化后，就足以成为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强大保垒。
比较年轻的富于理想的军官属于后一派，较有资历的军官和陆军省的要员们则支持“统制派”。那些更为激进的国粹主义派则主张立即进行暗杀。例如，每个“血盟团”的成员都保证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一日前后最少谋杀一个“腐败”的政界或财界要员，以庆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第五代后裔神武天皇登位二千五百九十二周年。被列入谋杀对象的人员中，包括藏相井上准之助。他是个直率的人，经常反对给陆军不断增加拨款。那个被指定去刺杀井上的刺客在一处偏僻的海滩上练习射击，他比原定计划提前四天就在人行道上向井上打中了三枪。不到一月，第二次谋杀又在类似情况下发生了。当三井财阀总裁团琢唐男爵跨出汽车门时，
一位年轻刺客把手枪捅了他的后背一下便扣动扳机。
对这些人的审判再次给日本公众提供了戏剧性情节和宣传资料。在日本历史上曾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比诸受害者，凶手更受人同情。一个人会被刺杀，难道不正说明被杀者缺才少德吗?为崇高目的而杀人的凶手不正是为了保护平民，反对暴虐吗?虽然铁证如山，两个刺客却未被处决，只判了无期徒刑。很明显，用不了几年，他们就会被假释的。
五月十五日，星期日，琢膺死后仅两月，两辆出租汽车在东京靖国神社侧门前停了下来。这个神社是专为纪念战死沙场的所有日本将士修建的。九名海陆军军官从车内出来朝天照大神行了鞠躬礼，然后带上从和尚那里买来的护身符再登上汽车。两辆小汽车直奔首相官邸。他们冲过警官的拦阻闯进首相犬养毅的办公室。首相是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个子矮小，留着山羊胡子。老人镇静地把这些不速之客领进一间日本式的房间。他们有礼貌地脱下鞋子坐下来。正在那时，一个在走廊上走失了的同伙手持短刀冲了进来，喝道：“少说废话!开枪!”语毕，他们个个都朝这位曾经反对征服满洲，始终拒绝承认捏造出来的满洲国傀儡政府的勇敢矮小老人开枪。之后，凶手们便乘出租汽串前往进攻警视厅。但正好是星期天，除了几个值班警官外，没有别人可杀。在投降以前，凶手们朝日本银行扔了一颗手榴弹。其他反叛者则在街上散发传单，扔炸弹，炸坏了几扇窗户。
这次政变——即所谓的“五·一五”事件——失败了，但对凶手的审讯却掀起更大的轰动。审讯一共有三起，一起审讯文官，一起审讯海军人员，另一起是审讯陆军人员。跟通常一样，相当大一部分公众对凶手表示同情，而当其中一位被告宣称他和他的同伙只不过是为唤醒祖国而敲起警钟时，公众竟全体鼓掌，人们对“腐败”一词早已如雷贯耳，他们对那位视死如归的犬养的英灵并不表多少同情。他的死，对政客们是一次警告。
对凶手的同情竟高涨到如此地步，以致有十一万份用血签名甚至完全用血写成的请求宽恕的请愿书，象潮水般涌到主持审判的官员那里。新泻县有九位青年要求替凶手服刑，为了表示他们的真诚，还寄来了泡在酒精里的九颗小指头。
刺杀犬养的凶手中，有一人表示遗憾，但又说，首相“理应牺牲在国家改革的祭坛上”。另一人宣称，“生死对于我无关紧要。我要对那些为我的死表示沉痛的人说，不必为我流泪，在改革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吧!”
审判的结果完全是可以预料到的。没有一个人被处死刑，被判刑的四十人几乎都在几年后获释。在人民心目中，他们是烈士，是他们的斗士。还有谁会为结束严重的经济萧条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随着美国的经济萧条，日本更贫困了。 日本主要出口商品生丝的价格下跌了百分之五十余。——作者注】?还有谁会领导农民和工人摆脱贫困?又有谁敢对腐败的政客、朝廷命官和财界巨头公开进行袭击?正因为这么多人私下有如此看法，使军国主义者和右派的势力继续得到发展。
被周围那种腐败现象惹怒了的富于理想的年轻人，三年来一直在等待时机．只是由于对天皇的崇敬，才使他们没有支持共产主义革命。其中一人受“苍天启示”，毅然独自行动。这个行动甚至对一个还没有完全走出封建主义的国家来说，也是充满血腥和离奇的。一九三五年八月的一个早晨，相泽三郎中佐在明治神宫前占卜问卦后，便走进了座落在皇宫庭园旁边的一座古老的两层木建楼房的后门——陆军参谋本部。当时，他如同许多富于理想的激进军官一样，都为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真崎甚三郎大将被撤去教育总监的职务而感到愤慨【日本陆军中最重要的三个职位是：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和教育总监、即所谓“三长官”。这种三角建制始于一八七八年， 是由德皇借给日本的一位普鲁士少校雅各布·梅克尔建议的——作者注】。
相泽不经通报便大步跨进另一位将军、真崎的最直言不讳的敌人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的办公室。不久前，相泽曾在伊势神宫向天照大神祈祷：“我感到有一种要刺杀永田的冲动。如果我是正确的，求神助我成功。如果我错了，请让我失败。”永田当时正坐在办公桌前，在相译拔剑时甚至头都没有抬，一剑刺去，没有刺中。第二剑使永田受了轻伤。他蹒跚地夺门出逃，但相泽又刺穿了他的背部，把他钉在门上片刻。相泽再对准永田的颈项连砍两下。然后走进一个朋友的办公室，说：他已执行了上苍的判决。于是便出开那儿打算去买顶帽子，因为在行刺时他把帽子丢了。就在这时，一个宪兵逮捕了他，他原以为宪兵只是盘问一下便会让他返回岗位的。不料，他发觉自己成了一场轰动的审判中的明星。这次审判震撼了陆军的基础，并且成了团结那些企图一夜之间完成改革的所有青年超级爱国者的起点。
在审判过程中，五位法官对他都很小心翼翼，允许他利用证人席攻击政治家以及财阀(如三井和三菱)的腐败。相泽承认犯了谋杀罪，但他宣称，他只不过是尽了作为天皇的一名光荣军人的职责。他提出改革，以散文般的夸张口吻宣称： “国家状况令人忧叹。农民困苦不堪，官吏贪污受贿，外交软弱无力，统帅权因海军军备会议的协定遭到侵犯【他提到的海军军备会议是一九二二年在华盛顿举行的裁减海军会议。该会议通过了对美英日三国的舰艇比例是5：5：3，日本人——特别是年轻的激进派——对大国削减他们的海军力量感到愤怒，日本所占的比例小被认为是把他们污辱为劣等民族。——作者】。我终于认识到，那些御前高级政治家，那些有钱有势的财阀和官僚，为了自身的私利，正试图逐渐腐蚀政府和部队。”这些状况启发了他要谋杀——要“下克上”。
相泽的辩护律师预示不祥地说：“如果法庭不理解相泽中佐的指导思想，那么，还会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相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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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预言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冰雪覆盖的东京作出的，这恰恰是那些在日本现代史上最野心勃勃的政变领导人准备行动的时刻。他们次日早晨的主要目标将是首相冈田启介。冈田是退役的海军提督。二月二十五日晚，他正在他的官邸举行宴会庆祝执政党(民政党)五天前在众院的大选中获胜。他之当政治家，并非自己的选择，而是由于受到邀请而无法推却。上年秋天，天皇让他组阁，因为有一件丑闻牵连了大藏省一些官员，迫使他的前任斋藤实子爵(也是退役的海军提督)不得不辞职。
正当冈田的宾客为大选结果而频频举杯的时候——这结果被认为是冈田政策的重大胜利和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一次打击——他私下却在想着退休。他对勾心斗角已经感到厌烦，他觉得，虽然大选是胜利了，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势力却仍然还跟从前一样强大，
另外两个被列为行刺对象的人此时正在离首相官邸不远的美国大使馆，出席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为招待前首相而举行的三十六人晚宴。前首相虽然下台，但他却被任命为宫内大臣。出席晚宴的还有另一位退役海军提督、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
格鲁身材高大，眉毛浓黑，蓄胡子，灰白头发。他出生在他曾祖父出生的地方波士顿后湾。他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在格鲁顿中学和哈佛大学同学。他虽是贵族，但有民主的天性，早年在欧洲，他就是个杰出的外交官。他特别适合于出使日本，因为他对日本情况了如指掌。他喜欢日本和日本的一切。他的夫人曾在日本住过，会说日语，是佩里准将的后裔。
那天晚上，格鲁不厌其烦地招待他的贵宾，专门放映一场由珍妮·麦克唐纳和纳尔逊·埃迪主演的电影《调皮的玛丽埃塔》。他之所以选中这部电影，原因是“片子充满了维克多·赫怕特的好听音乐，美丽的镜头，浪漫的故事，一点也不粗俗……”。晚宴后，格鲁陪斋藤步入客厅，让他在舒服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格鲁知道斋藤从未看过有声电影，如果他不想看则可以打个盹。可是，斋藤子爵却兴致勃勃，不想睡。斋藤参加任何宴会都一向是十点就告辞，这天他不但在电影的上半集结束时吃了点心，还一直看完了影片。其他客人想必也是被这部爱情故事所感动了，因为灯亮时，所有日本女宾的眼睛“都明显地是红的”。
斋藤和夫人起身告辞时已是深夜十一点半钟了。格鲁夫妇送他到门口，对斋藤的满意感到高兴。斋藤的汽车启动时，天空飘起了雪花。
二月二十六日清晨四时，香田清真大尉和其他叛乱领导人把他们的部下从梦中唤起。士兵们对此阴谋一无所知，他们还以为是进行又一次夜间演习。只有几个人被告知当天晚上将要杀人。
“我要你同我一起死，”栗原中尉对一等兵仓友音吉说。
仓友大吃一惊，但却立刻回答： “是的，长官。我愿意死。”长官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不得有丝毫违抗。后来仓友回忆道：“那时我才知道某种重大事件正在发生。”
天空飘着鹅毛大雪，使好几个叛乱军官想起了“四十七个浪人”事件。十七世纪时，有个豪族受到将军的仪典长吉良的羞辱而自杀。被辱的豪族手下的武士大石指天发誓要为主人报仇雪恨。因此在尔后的七年中，他遵循武士的牺牲传统把自己装成醉鬼，暗中却在盘算如何报仇。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四十七个浪人袭击了离皇宫不远的吉良的家(浪人就是失去主人后到处流浪的武士。这些人大致象美国的流浪牛仔)。他们刺杀了仪典长，砍下了他的首级并把它带到摆放着他们主人骨灰的神社里。然后，以真正的武士道精神，四十七个落魄武土全部切腹。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它表现了武土道的理想，同时也是日本电影和旧戏最喜欢的主题。
各个小组奔向各自的目的地，香田自己率领的小组将攻占陆军大臣官邸，强迫高级将领支持他们。另一组将占领警视厅。其它四组则分别刺杀首相、藏相、宫内相和侍从长。刺杀宫内相的凶手得手后，就赶到教育总监的郊区寓所，把总监杀害；其它两组也将赶到市郊，分别干掉前宫内相、天皇顾问牧野伸显伯爵和天皇最亲密的顾问、举国尊敬的元老政治家(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元老是曾经协助明治天皇起草一八八九年帝国宪法的重要政治家，尔后则成了天皇的顾问。一九一六年，元老中增补了西园寺，到一九三六年，他是唯一活着的元老。——作者注】。
栗原中尉及一名宪兵军官直奔首相官邸的正门。在门内站岗的一名军官问他们有何公干，宪兵回答说：“快开门。”门岗并没有想到他们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一个是同事，另一个是陆军军官。当门岗走近大门时，粟原中尉一手把他抓住，一手用手枪戳他一下，命令道：“开门！”
栗原及其他军官先闯进门，背后跟着手下的士兵。他们解除了在大门旁禁卫室内睡觉的警察的武装。栗原推开众人，步人漆黑的官邸。他打开大厅内的电幻，辨明了方向，立刻把灯熄灭。突然间，走廊里枪声大作。这是外边的叛兵们正等待着的信号，他们立刻用重机枪扫射。大厅内的吊灯全被打碎，坠落在地。
早晨五时前不久，首相的一位年轻秘书迫水久常被他住宅外隐隐约约的骚乱声吵醒，他住的地方正好是首相官邸后门的对面。他想，他们终于来了!他早就预料到他们会袭击首相。他从床上跳下来。他与首相的关系是密切的。他的妻子是冈田的女儿，而冈田的妻子又是他的姑姑。
迫水轻轻打开窗户，透过大雪纷飞的晨曦，瞥见守卫后门的警察正慌作一团，他马上给警视厅挂电话。
“我们刚听到首相官邸的警铃响，”电话里回答道，“一排人已经上路。增援部队刚出发。”这个回答使他放了心，他开始回到楼上去，这时，街上响起皮靴的咯咯声。他向窗外望去，想知道来的人是警察增援部队抑或专门保护首相的陆军部队，但只听见一声枪响，他看到一个警察应声倒下，其他警察慌忙退却，接着便出现一批军人，刺刀闪闪发光。
一阵枪响——好象是步枪和机枪声——于是这位秘书终于明白了，陆军正在进攻首相官邸。他急急忙忙地穿好衣服，以便前去救援首相。当他冲到街上时，他听到官邸的日本式建筑内接连响起了枪声。大门口的军人们正挥舞步枪冲上前来，把迫水赶回家里，并穿着湿漉漉的皮靴跟了进去，迫水无计可施，只好在室内来回踱步。陆军部队和警察增援部队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警察增援部队已来过，但被打退了，而军队本身就是叛军的一部分。
迫水再一次给警视厅打电话。“我们是起义部队，”电话里一个声音回答说。大约有五百名叛军正占领着警视厅大楼。他挂断电话，又给附近的宪兵队麴町分队打电话。宪兵队局促不安地回答：“局势已失去控制。我们有什么办法?”
离首相官邸几个街口的地方，由迫水的从弟指挥的一百七十名士兵冲入陆相川岛义之的官邸，香田就在这批人中间。他把川岛吆喝出来，向他宣读了一系列要求：政治和社会改革；逮捕统制派首领，把皇道派军官安排在要害部门(叛乱者反对向中国扩张)，委派荒木大将为关东军司令【荒木贞夫大将长期以来是改革派崇拜的偶像。 在一九三二年的五·一五事件中，他是个显赫人物。那时，他是陆相。他以直言不讳及凶相的八字胡子而闻名世界。——作者注】以“压制赤俄”。 香田还坚决要求下达戒严令，陆相立即前往皇宫，向天皇启奏叛军的要求。
在他们进行争论的同时，安藤辉三大尉率领一百五十名士兵冲进了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的官邸，铃木几小时以前还和高藤一起在观看电影《调皮的玛丽埃塔》。一位下女叫醒了这位年迈的海军提督。他急忙跑到储藏室去拿剑，但怎么也找不着。他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便走进邻室——死在壁橱里是丢脸的。片刻之间，他便被二十多把刺刀团团围住。一位士兵走上一步，有礼貌地问道：“您就是铃木阁下吗?”
铃木说他就是，并举手要大家安静。“你们这样做必定是有原因的。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谁也没有回答。铃木又问了一遍。还是一片沉默。当他第三次问时，一位拿手枪的人(在侍从长看来，他好象是下士)不耐烦地说：“没有时间了。我们要开枪了。”
铃木猜想，他们是奉上司之命行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就没有办法了，”铃木泰然地说，“开枪吧。”他昂首挺胸，好象是面对行刑队。在他背后，挂着他父母的画像。三支手枪同时开火，一枪未打中，一枪打中下腹，另一子弹穿过心窝。他倒下时，仍省人事。头部和肩部又挨了几枪。
“再补一枪！”有人喊了几声。铃木感到一把手枪的枪口贴着咽喉，接着听见妻子说，“别再打了!”就在那时，安藤大尉走了进来。持手枪的人问：“要补一枪吗?”
两年前，安藤大尉曾找过铃木，提出改革纲领，铃木提督直截了当地驳回了他的论点，因此安藤内心中很钦佩他。此时，要是他说“补一枪”将是“太残忍了”，于是便命令部下向铃木致敬。大家都跪在躺在地上的海军提督身旁，举枪致敬。
“起立！出发!”安藤大尉命令他的部下。然后他转身向铃木夫人；“您是夫人吗?”她点了点头。“我曾听人说起您。我为此感到特别遗憾。”他说，他们对铃木本人并没有恶感，“不过我们对如何在日本实现改革的观点与提督阁下不同。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大尉带着内疚感和确定铃木必死的想法离开(有个下女听见他说他准备自杀)。但是，铃木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在日本帝国最后的日子里发挥了主要作用。
一位中尉率领部下前往藏相高桥是清的宽大的住宅。他们砸开第二道门，一部分士兵俘获住五六个门岗警察和仆人，其他士兵则把房门一一蹋开，寻找他们的捕措物。
高桥藏相此时正独自在一间宽大的卧室内。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步兵出身，改信基督教，又当上日本银行总裁和贵族院议员。少壮军官们憎恨他，因为他曾坚持削减上一年的巨额军事预算。
中尉终于找到了他的房间。他握着手枪冲了进去，一脚踢掉藏相的被子，喊道：“天诛！”高桥毫无惧色地抬头望了他一眼，并大声说，“白痴!”中尉迟疑片刻后扣动手枪，把全部子弹射向这位老人。另一名叛乱军官大喊一声跳上前来，挥起军刀砍去，用力之猛，透过高桥所穿的棉衣砍断其右臂。接着他又把刀刺进藏相的腹部，恶狠狠地左右捅了几下。
在毗连的西式卧室中的高桥夫人冲了出来，一眼瞥见她的肚子被捅破内脏都跑了出来的丈夫，便放声痛哭起来。当中尉用肩膀挤过聚集在走廊上的被吓得目瞪口呆的一群仆人时，他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快五点时，首相冈田被警铃惊醒。几秒钟后，他妹夫(一位退伍大佐)松尾传藏带着两个誓官推门进来。
“他们终于来了，”冈田说。接着他又带着宿命的口气说，谁也没有办法。
“现在不是说那种话的时候！”六十一岁的松尾喊道。松尾是个精力充沛和固执己见的人，他不管冈田愿意与否，坚持要做冈田的非正式总管，不要工资。冈田穿着一件薄睡衣，在那里左右为难。松尾硬拽着他穿过走廊朝一个秘密的门走去，但是，他们听到砸门声，一个警察把冈田和松尾推进一间主要是当贮藏室用的洗澡间，然后把门关上。不一会，走廊上响起喊声，好几下枪声，扭打声。之后，又是一片寂静。
“呆在这里，”脾气急躁的松尾说完就走了出去。冈田首相也想跟出去，但黑暗中撞在架子上，碰倒几个酒瓶。他吓得浑身发软。又是一片寂静。冈田再次摸黑往前走去，这回却被酒瓶绊了一交，把酒瓶弄得当啷作响。
“现在别出来！”一个警察轻声地从走廊里对他说，冈田赶忙回进洗操间。他听到有人喊了一声“院子里有人!”他透过窗户望去，只见他妹夫紧靠屋墙站着，有五六个士兵从室内盯着他。
“向他开枪!”他们的指挥官喊道，但他手下的士兵却在犹豫。“你们这些家伙很快就要到满洲去了!现在连一两个人都不敢杀，到满洲后怎么办?”
士兵们不愿意地把枪伸出窗口朝庭院开火。
“天皇万岁!”松尾一声高喊，便倒在台阶上，血象泉水般喷了出来。他痛苦地挺直胸膛，好象参加检阅似的，但仍禁不住呻吟起来。
栗原中尉和一等兵仓友推开一排呆若木鸡的土兵走了过来。他们告诉栗原那是冈田首相。中尉犹豫了一下，然后转向仓友，命令道：“补他一枪1”
仓友不大愿意。他只有一枝手枪。栗原不耐烦地说：“就用它嘛!”
仓友违心地举起枪朝松尾开火，一枪击中胸膛，另一枪打中鼻梁。松尾大佐向前倒下，鲜血染红了雪地。
栗原曾在首相卧室中取了一张冈田的照片。他跪在尸体前拿照片同松尾的脸核对。他毫不迟疑地说：“是冈田。”士兵们高呼“万岁!”把尸体抬进首相卧室，放在一张薄薄的垫褥上。
为了弄清究竟，冈田从洗澡间蹑手蹑脚地来到走廊上。只见一个警卫不省人事地躺在那里，右臂已被砍断。在几码远的地方，另一个警卫被短刀刺死在椅子上。冈田向他低头志哀，走进自己的卧室。他看见松尾僵卧在垫褥上，禁不住老泪纵横，一头扑在他身上。良久，才站起来，穿上和服。当他正在给外衣系带子
时，突然听见脚步声，就走出卧室到走廓里。
“甚么人?”一个士兵喊起来。冈田连忙闪身躲进一个黑暗角落。
“我刚才看见一个怪物，”那个士兵对几个同伴说。“是个老头儿。不过，一眨眼就象鬼那样消失了。”
到处是死亡。但是，说来也怪，冈田倒活下来了。他一直认定自己会死。他第一次开始考虑前途。叛军占领皇宫了吗?那些重臣【以前当过首相的人称为“重臣”，即资深政治家。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向天皇举荐首相。——作者】都被刺杀了吗?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活下去，一旦把叛乱镇压下去，他就要整顿陆军军纪。但是，在这幢叛匪横行的房子里，那儿才能藏身呢?他在走廊里突然遇到两个下女，给他找到了答案。两个下女连忙带他到自己的房间，把他推进壁橱，用一大堆脏衣服把他掩盖起来。
此时，另外两个被派去市郊执行任务的袭击组到达了目的地。高桥太朗少尉和他手下三十名士兵闯进了真崎大将的继承人、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的郊区寓所。渡边夫人和一个下女试图拦阻高桥，但高桥推开她们冲进卧室。渡边正与他的小女儿躺在床上。高桥用手枪向他射击，然后抽出军刀，朝他头上砍去。
另一组叛乱分子在山区休养地到处搜寻牧野伸显伯爵。牧野系斋藤宫内大臣的前任，仍然是天皇的心腹顾问之一。由于找不到他，叛军便放火烧旅馆，企图逼他出来。这位老人已被二十岁的孙女和子从旅馆后门带走了。老人和孙女吃力地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上爬，但叛匪紧跟着迫来，朝他们打了一连串子弹。和子不顾呼啸的子弹，毅然站在她祖父面前，张开和服的两个大袖。有一个叛乱分子，也许是被她的英勇行为所感动，喊了一声“打中啦!”便说服其同伴离开了。
被派去杀害西园寺公的射三组却始终未离开东京市区。负责这个组的军官在最后一刻拒绝出动。他不忍对最后一个元老下毒手。
这位年迈的公爵在他的兴津寓所，刚做了一个恶梦醒过来。他梦见自己被一堆斩下的首级和一堆血淋淋的尸体团团围住。当地警方听说首都发生叛乱后立刻派出大批警察把西园寺护送到附近的一所小别墅去。后来，他们收到一份电报说有一辆大汽车坐满穿卡叽制服的青年正向兴津进发。于是，公爵象木乃伊一样被裹起来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以蒙骗刺客——后来发现，这些青年原来是特许药品的推销员。
在陆相官邸，香田大尉发现陆军上层的态度继续摇摆不定。将领们既不愿参加起义，又不敢得罪叛军。只有才华横溢、性情急躁的职业军官片仓衷少佐是少数几个显得有决断的人之一。叛乱分子使他怒不可遏。他反对的倒不是叛乱的目的，而是反对混乱和目无上级。他认为，只有实行严厉的军纪和绝对忠于天皇，军队才能存在下去。
片仓当时是在川岛陆相官邸的院子里抨击一群叛乱分子滥用皇军的权力。他声嘶力竭地喊道，只有天皇才有权调动军队，并要求让他去见川岛陆相。
他对一群围着他的人说：“我们大家考虑的都不外乎是昭和维新，我也跟你们一样在考虑改革。但我们都应该继续尊敬天皇陛下和服从统帅部。不要让军队为私人利用。”
一个叛军指挥官从楼内走出来说，“我们不允许你去见大臣。”
“是大臣亲自对你这样说的吗?”
“不。这是香田大尉的命令。大臣正准备进宫。请稍待片刻。局势很快就会明朗。”
片仓想，叛军正在用暴力迫使陆相协助他们建立军政府。片仓向大门口走去，真崎大将正叉开两腿础咄逼人地站在那里，就象守卫庙宇的金刚一样。片仓真想冲上前去、一刀结果了他——真崎必定是这一切的后台，说不定他还想当首相哩!然而，片仓耐住了性子，他首先得了解更多的情况。正在那时，次官从里面出来。片仓向他行礼，要求跟他讲几句话。正当别人把他推开的时候，陆相本人走了出来，边走边佩戴他的军刀。
片仓少佐觉得头上挨什么猛揍了一下，闻到一股怪味。他立即用左手捂住脑袋，大叫一声：“你们不能开枪!”一个脸色苍白的大尉(叛军另一个指挥官矾部浅一)手提军刀迎上去。
“有话好说嘛!把军刀插入鞘内！”片仓高声喊道。矶部把刀入梢，但又改变主意重新拔了出来。
“你一定是香田大尉了，”片仓继续说道，“除非有天皇的命令，否则你无权调动军队。”之后，他隐隐约约听到有人——也许是真崎——在说：“我们不能这样流血牺牲。”
他踉踉跄跄，站立不住。几个军官把他扶进陆相的汽车。当汽车驶过大门时，他朦朦胧胧地瞥见几个宪兵。他喊道：“让宪兵也上车!”他们果然让宪兵上了车。有人建议把他送陆军医院或陆军军医学校，他挣扎着说，“不……把我送到城里私人医院去。”他不想在病床上被人谋害。
·3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远东首席记者威廉·亨利·张伯伦首先从日本通讯社听到叛乱的消息。在市内，他听到了一连串互相矛盾的谣言。外务省的大门仍然敞开，没被叛军占领，但却没有人向外国记者发布有关消息。东京市中心的主要十字路口，都有部队站岗。张伯伦不晓得他们是属于哪一边的。眼下还有政府存在吗?
全市的公司机关职工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们觉得那天并没有异样，直到警察让他们乘坐的公共汽车绕开皇宫和政府大楼时，才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此时，暴力行动已经结束。叛军占领了东京市中心约一平方英里的地方——国会大楼和首相官邸的全部地域——利用山王旅馆作他们的临时指挥部。他们付钱征用参议员俱乐部饭厅的台布，把台布制成旗子和横幅，上边用墨水写着，“尊王——义军”，挂在首相官邸外。
宪兵队司令官岩佐禄朗中将闻讯后，顾不得因中风而引起的半瘫痪病体，连忙起床乘车赶到叛军控制地点。卫兵把他拦住。“这是皇军吗?”他边问边流泪，觉得受了莫大屈辱。
叛军正在给所有报纸和通讯社散发他们的“宣言”。警察几乎将每份宣言都没收，但记者张伯伦却弄到一份。对大多西方人说来，这份宣言是证明东方人不可思议的又一证据，但在研究日本历史的张伯伦看来，它所包含的意义却令人不寒而栗。
“神国日本之国体，体现于天皇陛下万世一系之统帅，其目的系使国家天赋之美传遍八（肱）一宇，使普天之下人类尽情享受其生活。
顷来，私心私欲不顾民生与繁荣之徒簇出，无视天皇尊严。国民生灵涂炭，痛苦呻吟，国家内忧外患，日益激化。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
我等之责任乃清除君侧之奸臣，粉碎重臣集团。 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义务。
祈皇祖皇神保佑我辈成功，拯救祖先国土。”
美国大使馆靠近叛军控制地区，格鲁大使第一个向国务院发出电报报告叛乱消息：
“军队今日凌晨占领部分政府部门及部分市区。据悉有若干位著名人物遇害。目前无法证实任何消息。新闻记者不得向国外发电报或打电话。此电报主要在于试验通讯联系，以确定是否可用密电。密电部门收到此电后请即复告。”
德国使馆也在叛军炮火射程范围之内。《法兰克福报》非正式记者、德国使馆武官的秘书，也在赶写有关叛乱的初步报告——一份报给德国外交部，副本报给红军第四局情报部。这个人就是理查德·左尔格博士。他生在俄国，长在德国、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左尔格喜欢卖弄才华，足智多谋。他设法取得德国大使欧根·奥特将军的信任(奥特将军非常不明智地把一些高级机密透露给左尔格，后者又转送给莫斯科)。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很快发展为私人间的友情。左尔格见了女人就不可克制，他一面与在东京的小老婆住在一起，一面又给在俄国的大老婆写情书，同时在东京还跟几个情妇鬼混。此人见了酒就不要命，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把他的同胞吓得魂飞魄散。他早年是波希米亚系的共产党人(他的曾伯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他参加了纳梓党，以掩护他作为红军远东间谍网负责人的身份。他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才在日本建立起一个间谍网，而这次叛乱是对他第一次真正的考验。
他后来写道，这次政变“具有典型的日本特点，因而对政变的动机特别值得研究。对这场政变进行清醒的研究，尤其是研究它所揭示出来的社会紧张关系和内部危机，对于了解日本的内部结构，比研究一些仅仅是记载日本军力的记录或秘密文件，更有价值。”左尔格把报告发给莫斯科后，立即命令他的谍报人员尽量搜集有关这次起义的详细情况。然后，他劝诱德国大使和陆海军武官各自进行调查研究，而他却分享其成。
陆相到皇宫后，只是把发生叛乱禀奏天皇。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天皇说话，用词总是含糊不清的。但这一天天皇却很伤心，他直截了当地说；“不管其精神如何，这次叛乱终是非常遗憾，我意此次行动有损我国体精华。”后来，陆相对自己的副官说，他觉得陆军是“用一团乱丝套住自己脖子”——意思是说，只能轻描淡写地训诫叛军。
天皇扮演的角色，对外国人说来，虽然不是不可理解，却也是很难理解的。他的权力和责任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都不同。他的祖父明治天皇是个具有坚强意志和信念的人，他提出“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的口号，使日本从半封建社会步入现代社会。在他统治期间，在他的治理下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福利。明治的继承人大正天皇却是个怪癖的人，有一次，他把要在国会发表的讲话的讲稿卷成一个望远镜。他的古怪性格和一触即发的脾气被人们大大地言过其实，以致在一九二一年指定了他的继位人为摄政。五年以后，在圣诞节那天，大正天皇去世，由他的二十五岁的儿子继位。
裕仁从童年起就接受了扮演这个角色的训练，主要是由西园寺公担任。西园寺本人曾受到法国革命和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位最后的元老谆谆救诲年轻的裕仁，日本需要的是一位慈父般的君主，而不是一个专制君，他应该为所有国家大事负责，但不能随意发号施令。他应该是客观的和无私的。
理论上说，天皇具有绝对权力，国事方面的一切决定都需要由他批准。但是，按照传统，只要内阁和军方领导人一致同意某一政策，他就不能不批准。天皇应该超越政治以及党派私利和纷争，因为他代表整个国家。
虽然有这些限制，他还是发挥了巨大影响，因为全国只有他一人能够提出告诫或行使批准权，而自己又不会有牵连。更重要的是，每个日本人都誓死效忠于他。这种道德上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致他轻易不能动用，而且只能含糊其词。那些禀奏的人，只能猜测天皇的意图，因为他几乎总是毫无表情，而且说半截话。
如果他象他的祖父明治天皇那样积极，他也许能巩固他的权力，因为按明治宪法，天皇是武装部队大元帅。但是裕仁是个勤奋好学的人，他宁愿当名科学家而不想当君主。他最愉快的日子是星期一和星期六。这两天，他可以躲进他的小实验室去研究海洋生物学。他丝毫也没想到要当专制君主。在他还是皇太子的时候，他到过欧洲，学会了喝威士忌酒，喜欢西方音乐和高尔夫球，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一直表示尊敬。涉及原则问题时，他也能不顾传统和宫内的压力。皇后永子连生四个女儿，他拒绝为了要个儿子而纳妾——几年以后，永子生了两个儿子。
他看起来不象个天皇。他常常穿着磨破了的样子象口袋的裤子，系着结歪的领带，垂头弯腰地在宫内溜达，戴着象轮船舷窗的深度眼镜，若有所思地张望，他不修边幅，有时连钮扣也扣错。他借口“买不起”拒绝购置新衣。他非常省俭，连自己需要的书也不肯买，铅笔总要用到粉笔头那样短时才换新的。他毫无虚荣心，是个天生的不会装腔作势的人。他的外表和行为象个乡下的村长。然而，这个矮小曲背圆肩膀的人却具有某些伟人的品格：纯粹，不骄傲，毫无利己野心。他向往的是如何给国民带来最好的生活。
他的臣民们把他当作神。孩子们受到警告，如果他们直视天皇的脸，他们就要瞎眼。如果某一个演说家提到“天皇”一词，全体听众就会立刻把姿势坐正。如果某个记者贸然问起天皇的私生活，那么人们就会冷冰冰地告诉他，对于神是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的。
但是在日本，“神”的含义与西方的含义不同。对一个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神，就象他父母师长是小神一样。他对天皇的感情，不只是敬畏而且是爱戴与尽义务，而且不管他的地位如何低下，每个臣民都觉得与天皇有家庭血缘关系，认为天皇是他们大家的父亲。明治天皇临终前举国上下都为他祈祷，祝他恢复健康，许多人通宵达旦地守在皇宫前的广场上，他死时，举国象一家人那样悲恸。因为日本确曾是一个大家族，一个现代化了的宗族，是不断交战的氏族演变发展出来的。
每个孩子都要受皇道教育：日本的道德基础是对天皇和父母应尽义务。没有天皇，就没有祖国，没有父母就没有家。多少世纪以来，日本的天皇都一直是仁慈的，从不企图行使他的权威。就象父母爱子教子一样，天皇用同情的眼光爱护和引导他的臣民。天皇治政有一段时期曾三百四十六年未处决一人。
从目前天皇这种含糊的地位，产生了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的专横权力。事实上，两总长只对自己负责。只有一回，天皇对军方提出过挑战，那是在一九二八年他听到石原—坂垣集团谋害了张作霖大帅的消息后。他勃然大怒，竟忘了他所受过的严格教育，严厉斥责了首相。西园寺公——其影响造成天皇对军方不信任——也同样愤怒，但他的目标却是天皇本人。他以教师的口吻而不是臣民的口吻讲话，指责裕仁的行为象个暴君。这位老人的话深深震动了天皇，因此除了三次例外，他几乎都恪守了最后一个元老的基本原则：“为君统而不治。”【天皇末弟三笠宫殿下深信，暗杀张大帅是引起日美战争的根本原因。暗杀不但引起满洲事件，而且还是影响其兄天皇的职责的转折点。三笠宫殿下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与作者谈话时透露这点的。——作者】
·4
冈田的秘书迫水得到叛军许可后回到首相官邸，他发现他的岳父安然无恙地藏在壁橱里，他小声说：“我待会儿再来，振作精神。”然后，他回到自己家里考虑怎样营救。快到十点钟时，宫内省一官员打来电话，很有礼貌地对首相的亡故表示哀悼。他说，天皇陛下有旨，要派一敕使前往吊慰遗族，是到官邸还是到私邸?
迫水生怕有人偷听电话，他连忙把电话挂了，必须向天皇面奏真相。他匆匆换了衣服，里面穿上一件防弹背心。他一手拿着雨伞穿过大街走进首相官邸，经过一阵争论后，他得到叛军许可，通过警戒线。他坐上一辆出租汽车，来到皇宫的平川门，踏着厚雪，走向宫内省的钢筋水泥大楼。
宫内大臣汤浅仓平表示哀悼，但迫水打断他的话，告诉他首相仍然活着。汤浅大吃一惊，连手中的东西也掉在地上，他说，“他必须把这一喜讯告诉天皇陛下” ，说完就走了。他一定是跑步到天皇那儿去，又跑着回来的，因为只有几分钟工夫他就回来了。他郑重地告诉迫水： “我报告陛下首相仍然健在后，陛下非常高兴。他说：‘好极了’，要我尽快把冈田送到安全地点。”
迫水建议向第一师团长求援，认为他能出兵营救冈田。汤浅不同意，认为这样太冒险，因为第一师团长必须获得上司批准。“你决不知道他们是属于哪一方的。”
汤浅的话很有道理，迫水决定从比较自主的方面去寻求援助。他走进一间坐满了高级将校的房间。他们都面带愁容，好象马上就要受到谴责了。不少人对冈田之死表示遗憾，有几个人却毫不客气地说，这类事情必定要发生，因为首相不理睬陆军的建议。
大家传看了叛军的宣言，进行了激烈辩论，但看来谁也管不了。川岛陆相显得完全茫然不知所措，当然不能依靠他。迫水沮丧地把一屋子人看了看。他们都是陆军的上层人物，但只是一伙动摇不定的，不可靠的，机会主义的人。他感到，在这群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信赖，可把秘密告诉他，所以，他从人丛中走了出来，他走进另一间屋子，那里内阁正在举行会议，情况依然一样混乱。大臣们都忧心忡忡，咬牙切齿，却又束手无策，直到资深阁僚后藤文夫内务大臣到会。他们纷纷向迫水询问首相的情况。他怎么死的?尸体在哪里?是谁杀害了他? 迫水支支吾吾地回答。同时他发现了一个他可以信赖的人——海军大臣。海相是冈田的老朋友，又是同辈的海军将领。为了防备别人偷听，迫水斟字酌句地对海军大臣说：“大臣阁下，我们想去认领海军老前辈的遗体，阁下能否派支海军陆战队到首相官邸保护我们?”
海军大臣未能听出话中有话，他说，“办不到。如果海军与陆军发生冲突怎么办?”
迫水压低嗓子说，“我准备告诉你一件重要消息。不过如果你不接受我的建议，那么就当我没说。”迫水告诉海军大臣，首相还活着，要由海军去营救。
“我什么也没听见，”感到进退两难的海军大臣说，说完就走开了。
看来，再也没有人可以求援了。迫水便开始设想一些无边无际的计划。他曾想采用普法战争期间法国总统冈贝塔从巴黎乘气球逃跑的办法，但他又想到，东京只有卖做广告用的气球．那么，能不能将冈田首相和松尾的尸体装进一口棺材里运出官邸呢?不行，那样做需要一口特大的棺材，必然引起怀疑。时间已过正午，要分秒必争。他从这一房间走到另一房间，苦无良策。
下午，在叛军控制的一平方英里地区以外的街道，好象趋于正常。男孩子们蹬着自行车带着蔬菜，在雪地上来来往往。靠近出事地点的一些小商店的老板系上围裙从店内出来，正在向守卫路障的士兵打听情况。似乎谁也不太知道。
陆军上层人物还是动摇不定。虽然他们都被叛军的煽动性行动所排斥，很多人原则上却同意他们的目标，因此无法作出任何决定。他们甚至对是否向香田大尉及其同伙发出呼吁一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直到这份呼吁书一改再改到极轻的语气，措词含糊不堪。呼吁书美其名日“训诫”，其实连“叛乱分子”这个词都不敢用。
1．天皇已悉起义之目的。
2．承认诸位行动之动机系出于真诚谋求显现国体。
3．目前显现国体之形式，我等望而生畏。
4．各军事参议官一致同意努力实现上述目标。
5．其余一切均按天皇旨意裁定。
这份呼吁书于下午三时发表。同时发表的还有一份紧急防卫命令，可笑地把东京中心区划归第一师团管辖，其实该师团早已叛变。这是试图实行权宜之计，因为命令叛军守备自己占领的地区，他们就会以为是把他们看作忠于政府的军队。
无论是那份语气和解的“训诫”，还是紧急防卫命令，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香田及其同伙相信陆军的一大部分高级将领是站在他们一边。香田的回答是，“如果我们最初提出的要求得到同意，我们就服从你们的命令，否则我们不能撤离我们已经占领的地段。”
当晚，从甲府和佐仓开来了援军，在叛军设置的路障对面布防。在美国大使馆的屋顶上，人们可以看见叛军插在首相官邸和山王旅馆的旗帜在飘扬。格鲁夫人神经过于紧张，坚持要在另一间房就寝，尽管格鲁大使向她保证，不到万一，叛军是不会找美国的麻烦的。
离大使馆几个街区的地方，一辆汽车开到宪兵队本部，三个潇洒的军人跳下车来，他们是香田和另外两位叛军军官。他们进门与陆军继续谈判时，门岗举枪致敬。
“八格牙鲁!”一位下士官探身窗外喊道。“怎么向叛军军官敬礼!他们不是皇军!”
三人听真崎大将和荒木大将讲了三十分钟，敦劝他们结束叛乱，但是，安抚的话又一次反而使他们更为坚定。
在宫内省，后藤内相终于抵达，令人不解的是，他迟到了六个钟头，他被任命为“临时代理总理内阁大臣”。几分钟后，陆相提出发布戒严令。后藤和其他文官阁僚担心此举可能会演变成军部独裁，他提出反对理由说，这不过是陆军叛乱，与公众无关，叛乱一事应由陆军内部处理。
川岛反驳说，必定有外部煽动者，因此，有必要采取非常措施以确保国家安全，这种反驳虽然软弱无力，却影响了那些拿不定主意的阁僚。在深夜举行的一次御前会议上一致同意立即发布戒严令。
就在此时，一个宪兵曹长得悉了关于冈田的下落：他的一个部下获准进入首相官邸去把死伤的警官弄出来。他无意中打开壁橱，看见冈田象一尊佛像似的坐在里边。他们马上把这一惊人消息报告分队长，这位分队长决定不再向上报——如果这消息不确实，他会遭到奚落，如果属实，有些同情叛军的宪兵便会把消息告诉叛军，冈田首相就会遭到杀害。但是对曹长小坂计介来说，不报告是失职。于是，他主动同另外两个志愿者当天深夜偷过叛军警戒线，二月二十七日拂晓前大胆地走进首相官邸。小坂直接走进下女的房间，打开壁橱，要首相放心，他很快就会得救。然后，他穿过大街，向住在迫水隔壁的首相另一位名叫福田耕的秘书那里请求帮助。
福田和小坂两人一边喝红茶，一边互相进行试探，最后小坂把冈田还活着的消息透露给对方。那时，福田才承认自己和迫水也知道冈田还活着，计划让冈田混在来宫邸吊唁的人群中偷出去。
半个钟头以后，那位足智多谋的曹长和另外两位士兵从卧室里拿出一套西装给冈田穿，并在院子里弄来一辆汽车。他们的时间刚好赶上。有两辆黑色小轿车开了过来，下来了十几个吊唁者，
鱼贯而入官邸。福田把他们领进首相卧室。福田早就派了一名部下守在那里，不让吊唁者走近尸体，以免被看出死者并非首相。
在吊唁者烧香祭奠的同时，福田和小扳把戴着口罩遮住一半脸、身体蜷缩的冈田带到了后面。有一队叛军站在门口，小坂威风十足地喊到：“紧急病人！他不能看尸体！”
叛军们让到一边，三人来到了院内。但是院子里没有汽车等着，叛军指挥官出于好奇，正走过来打算看个究竟。突然，小坂弄来的车子开过来了。福田连忙打开车门，把已经筋疲力竭的冈田首相推进一九三五年型的福特牌轿车，自己也登车。小坂激动紧张地目送这辆汽车徐徐开出大门，消失在大街上。他不禁流下眼泪，恍惚地站在那里。
就这样，冈田脱险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有人发现这个骗局前把松尾的尸体运走。这是属于迫水的任务，但他觉得，在冈田到达安全的藏身之所前，最好不要有任何行动。迫水一小时一小时地孤身一人守在尸体旁。终于电话铃响了。他妻子报告说，她父亲已安全抵达一个庙里。现在迫水可以行动了。他先给宫内省打电话，告诉他们冈田已脱险，然后打电话到冈田私邸，叫他们尽快把棺材送到官邸。电话里回答说，首相的身份不宜随便弄个现成棺材，定做要花好几小时。
天黑时，棺材终于运到。迫水把抬棺材的人打发走，用毯子把松尾的尸体全部包起来放进棺内。当送葬队伍缓缓离开官邸时，叛军指挥官举手敬礼，并说了句告别的客套话。灵车慢慢地驶出大门，吃力地行进了一段路之后，安全抵达首相私邸。在那里，已经有很多参加丧礼的人。一块墓碑连同一桢用黑纱围边的冈田遗像被放置在棺材上。
迫水严格命令不得启棺，然后动身前往宫内省，那里阁僚们又在开会。迫水这才告诉他们冈田首相仍然在世。阁僚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待神志清醒过来后，大家建议冈田首相尽早谒见天皇。不料，代首相后藤却表示反对，他说，冈田要为这场叛乱负责，应该立即辞职。后藤拒绝听取任何解释，很明显，他自己想当首相。迫水只好打电话向有势力人士求援。
他一个人也没找到。大家一致认为，如果叛军知道冈田进了宫，很可能向皇宫开火。那“太可怕了。”迫水无可奈何，只能打电话给福田，叫他不要把冈田送进皇宫，他自己则赶回冈田私邸，看看丧礼是否照常进行而没有发现骗局——否则叛军就会四出搜捕。
松尾夫人一言不发地坐在棺材旁。几个钟头过去，她一点也没有问起自己丈夫的下落。迫水非常可怜她，再也不能隐瞒实情了。他把冈田的亲人召集到一起，包括四个儿女中的三个，以及松尾四个孩子中的三个。迫水压制着自己的激动心情告诉他们，松尾大佐为了让首相脱险，牺牲了。
松尾大佐夫人谦和地说：“如我丈夫能效劳，未亡人非常高兴。”她本人是武士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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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这场叛变已被称为“二·二六”事件。虽然军方首脑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但是真正使他们有所行动的还是天皇本人。军方的拖延不作处理，使天皇非常生气。自张大帅被刺以来，天皇第一次不顾传统，毫不含糊地对军方说：“如果陆军不能镇压叛军，我将亲自劝阻他们。”
这样就迫使陆军于二月二十八日早晨五时零六分发出敕令，这道以天皇名义发出的敕令，命令叛军“迅速撤离”所占地区，回到各自的部队去。将疏散危险地区的居民。如叛军在次日早晨八时前还不撤离，将对他们开火。
这道敕令使叛军分化为两派：一派要服从天皇；另一派坚持认为不是天皇本人的旨意，而是天皇受到统制派的压力发出的。
这一天，迫水又遇到一些使他失望的事。后藤代首相依旧反对冈田谒见天皇，不管怎样，警方拒绝护卫首相进宫——据称是“责任过于重大”。迫水生怕冈田切腹，就不理会后藤和警方，自行把冈田带到宫内省。
傍晚七点差几分，冈田被护送到天皇办公处。在走廊上，宫内省的官员都被面孔严酷的冈田吓得目瞪口呆，他们以为是见鬼了。有几个人竟拔腿就跑，其余则吓得低头弯腰。
冈田见到皇上立即谦卑地为这场叛变请罪，好象是自己的过错，并提出辞职。天皇回答说：你活一天就继续履行一天你的职责。天皇还说，他非常高兴。
冈田诚惶诚恐，不敢启口，禁不住老泪纵横，好容易才说：“今后臣将兢兢业业。”这回天皇一言未发。
当晚，冈田就在宫内省下榻，迫水则回到首相私邸，那儿仍然挤满了吊唁的人。一群怒容满面的海军将领围住了他。其中一人喊道：“你作为一名武士，你怎敢献出城堡?即使首相死了，你也应留下来保护他的遗体，誓死保卫官邸。你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跑到宫内省去?谁知道你去干什么!”
他们对迫水这样处理丧礼大为不满，并且说要在第二天把尸体运到海军军官俱乐部去，举行应有的仪式。迫水请求他们耐心点，但另一位海军将领不等他说完就喊道：“你父亲是出色的军人。你的婚事还是我张罗的。因为你是他的儿子，我想你也是个可靠的人。但是，这件事证明你是个不肖之徒，一个软弱无能的家伙，连丧事都安排不好！冈田在天有灵，必然会因为把女儿给了你这样一个家伙而伤心痛哭。你父亲也会痛心疾首。振作起来吧!”
尽管天皇发布了敕令，叛军几乎都拒绝撤离。从外围城市增调东京的陆军越来越多，同时，联合舰队也开进了东京湾，陆战队也在海军省外和其它海军设施周围布防。少壮官兵们巴不得立刻行动，为三名被陆军杀害或受伤的海军老前辈将领——斋藤、铃木、冈田——报仇雪恨。一位年轻军官所在的军舰上的炮口已对准国会大厦，他出于一时的“冲动”，几乎想把那座大厦轰掉，但克制住了自己。二月二十九日(那年是闰年)上午六时，陆军宣布：“本军将断然镇压帝都麴町一带制造骚乱的叛军。”这是第一次使用“叛军”一词。那天天空乌云密布，可能还要下雪。要不是街上的军人，东京简直是一座死城。学校停课，电车火车停驶。电话不通，也无法打电报。东京已与外界隔绝。陆军集结兵力准备进攻，老百姓交通中断。但是，尽管有些坦克开进阵地准备进攻，另一部分坦克向叛军的路障逼近，坦克两侧还是挂着标语，号召叛军“谨从敕令，”立即撤走。满载炸弹的轰炸机在上空盘旋，还有些飞机撒传单，题为《告下士官兵》：
1．速回原部队，为时未晚。
2．抗拒者为叛匪，将予枪杀。
3．汝等父母兄弟皆因各位成为国贼而哭泣。
航空大楼上空升起一个气球，下边挂着一幅大宇标语“敕令已颁。勿抗军旗。”各要害地点都架起了高音喇叭，日本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和田信贤以哽咽的语调广播一份致叛军士兵呼吁书：“你们真心诚意地服从你们的长官，相信他们的命令是正义的。但是，现在天皇命令你们归队。如果继续顽抗，你们就成了违抗敕令的国贼。你们曾相信自己做得对。现在，你们既然知道错了，就不该继续背叛陛下，成为国贼，遗臭万年。回头是岸，为时不晚。你们过去犯的罪行会得到赦免。你们的父母兄弟，全国的男女老少都真诚希望你们回头。立刻离开现在的阵地，回原部队。”
叛军士兵开始以疑惑的目光面面相觑。可谁都等待别人先行动，到上午十点左右，叛军的团结开始瓦解，三十五名下士官兵带着步枪和机枪离开了阵地。中午时分，除了在首相官邸和山工旅馆的几个小分队外，几乎所有士兵都回到所属部队。下午二时，飘扬在首相官邸上的旗帜落了下来。一小时后，军部通过电台宣布，叛军已投降，未发一枪一弹。
叛军领导人仍然在陆军省和山王旅馆，皇军没有采取行动去逮捕他们，目的是想给叛军首领一个机会表现出武士道精神。荒木大将是钦佩他们的精神并同情他们的动机的。他要求他们切腹，因为他们肆无忌弹地作出使天皇伤心的事。青年军官们曾考虑集体自杀，但最后还是决定让军事法庭审判，因为在审判他们时可以象相泽那样，唤醒国民注意折磨着日本的腐败现象。
然而，有个军官仍拒绝投降。野中四郎大尉独自离去。他写了一份最后声明，对他所在的师团三十多年来从未打仗，而别的部队却在光荣流血表示遗憾。他说， “近年来，国内卖国贼的罪恶竟然要用我们在满洲和上海的同志的鲜血来偿还。如果我今后碌碌无为地在帝都苟且偷生，何以对得起那些人的英灵?我是神经错乱呢还是个傻子?我的出路只有一条。”他在声明上签了宇后便走上这条路：切腹。
那天下午四时三十五分，疲乏不堪的迫水把吊唁者召集到冈田私邸，宣读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声明，详细说明松尾去世和冈田脱险的经过。听众惊喜交集， 一时说不出话来。有人终于高呼“万岁！”其他人也跟着喊了起来。消息立刻在近邻传开。
二·二六事件就这样结束了。那是一次流血令人难以置信的暴力事件，但死的只不过七人，叛军和平地投降了。在那次事件中，妇女们表现出最大的勇气，而将领们却动摇不定。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那次叛乱不外乎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制造的又一次大屠杀，而了解其意义的人屈指可数。但苏联人却了解，这主要是因为左尔格，他正确地推测到这次叛乱将导致向中国扩张。左尔格博士给莫斯科的详尽报告中分析了引起此次叛乱的深刻的社会动荡。左尔格还把德国武官获得的材料中的精采部分拍成照片送到莫斯科，其中包括两名叛军军官在上一年写的一本秘密小册子，题为《整肃陆军意见书》。红军第四局对其新间谍颇为满意，并提出要如下情报：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日本的对外政策?它使日本更加反苏还是相反?在一位与高级人物有联系的新闻记者和一位艺术家出身的共产党人帮助下，左尔格回答了这些问题。他并且指出：“二·二六事件将导致或则是社会改革，或则是长期对外扩张，如果扩张，必将朝中国方向。” 他说得非常谨慎客观， 因为他明白，与怕林和华盛顿不同，“莫斯科十分了解中国和日本，不会轻易受骗。”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认为，这场判乱是共产党特务煽起的。他们宣称，真崎大将在判乱发生前，曾秘密与左派领导人会晤，他们指出，不仅是青年军官，而且是北一辉本人都无意地充当了共产党的工具。共产党的计划是想通过那些既宣扬社会主义，同时又宣扬皇道的理想主义者的行动，使日本共产化。共产党深知崇拜天皇的威力，他们想利用天皇制，而不是废除它。左尔格本人也多少同意这一说法，他后来对一位朋友说，日本共产党与这次叛乱可能有关系，建立一个天皇统治下的共产主义的日本是可能的。
事情是过去了，但是好象在池塘里扔进一块石头一样，其漪澜却波及到太平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