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红酒，对它的记忆由来已久。它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一种酒精类饮品，时间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
对于红酒，我这样看：它颜色温暖，口感细腻，适合共饮。
今天要说的，就是关于红酒的三个小故事。
第一杯酒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饮酒。事情缘于我的表哥，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的表哥读高三，正是翩翩少年，很多情。他喜欢上了邻班的一个女生，二人有些两情相悦的意思，于是他们很想约一次会。
高中的功课非常紧张，表哥寄住在我家，上着浏阳最好的中学，正为考大学冲刺。我的母亲是一个严厉的姑姑，像待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待他，管得很严。表哥只得拿我当挡箭牌，说带我去“补习”，换得母亲的网开一面。我成绩还不错，这种法子只能偶尔为之，还要两人充分配合，才能圆得过谎去。
在某个周六的下午，我又被作为一件“道具”带出来，给表哥的约会做掩护，而他的那位女同学也“带”了自己的亲弟弟出来。
约会的地点在城北99号，这是当年浏阳城里很有名的一家小餐馆，主营蒸菜，兼做炒菜。
表哥带着我在人民医院的后门等他的同学，那里离99号不远，是城里的繁华地段，人流密集，岔道多，情况不对适合逃窜。
我们在门口等了几分钟，表哥的同学就到了，表哥远远地招手，女孩看见了，脸倏地红了，不易察觉地点了点头。表哥拉着我转身朝前走，女同学带着弟弟远远地跟着。
城北99号是一座木楼，临街，嵌在相同结构的其他店面中间，店门口巨大的蒸笼摞得一人多高，底下燃着煤火，蒸笼上方腾腾地冒着热气。
我们从旁边的楼梯上楼，有年岁的木制楼梯在脚下嘎吱作响。楼上是雅座，并未隔开，稍僻静一些。临街有个阳台，半人高的木栅栏，透过栅栏空隙，可以看到街上人流熙攘。表哥拉着我挑了个靠墙角的方桌坐下，倒上茶水，静静等着。他不怎么跟我说话，正襟危坐，偶尔回身往楼梯口张望。
楼梯响了，一会儿，女同学和她弟弟出现在二楼楼道口。表哥站了起来，并没有迎上去，只是笑了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等上菜的时间，表哥和女同学没有说话，闷闷地坐着。我和对方的弟弟在一旁挤眉弄眼，暗地里为初次见识到的爱情激动不已。那个小孩年纪比我稍大，也是胖胖的，他很老道地走过来，把我从表哥身边拉开，“我们玩吧，”他说，“别挤在你哥边上啊。”他转过头，让我看他的耳朵，他的耳朵会动，我很惊讶，想要学，只能动眉毛。（好多年以后，我终于学会了。）
表哥点过菜后，女同学低低地“哎”了一声，从黄背包里拿出一瓶酒，红色的，又长又大的瓶身。她对着表哥顽皮地吐了吐舌头说：“偷了我爸的。”
酒瓶的盖子一拧即开，表哥问跑堂的要了两个茶杯，后来又要了两个，把酒倒在茶杯里，还剩下多半瓶。
那天表哥很豪气，点了好些蒸菜，又点缀了几个炒菜，红红的小炒肉（浏阳炒肉做法，干椒、豆豉、芹菜加瘦肉翻炒，高汤收汁），油花花的油豆腐烧肉，片得很薄的香肠放着豆豉一起蒸，还有嫩黄的、加了香葱和辣椒末的煎蛋……
菜上得很快，摆满了一桌，都是平日里在家很偶尔才能吃到的好菜，我的口里噙满了口水，两个大人仍期期艾艾、扭扭捏捏不动筷子。女同学的弟弟显得有些不耐，抄起筷子直奔一碗蒸腊肉，他的举动就像吹响了冲锋号，我也拿起了筷子……
那一天，表哥与女同学的表现乏善可陈。起初他们拘谨地吃着，偶尔碰碰杯，会心一笑。慢慢地有些酒意了，也只是小声地说话，表哥的笑容不多、话也不多，一直是酷酷的样子。女同学的话渐渐多了起来，有时候，会被自己说的事情逗乐，捂着嘴笑，脸上两朵红晕，越来越明显。
我和她的弟弟却很开心，既为“挡箭牌”，便有“挡箭牌”的觉悟。俩大人你侬我侬间，我们闷头吃菜，菜味偏咸，又配了几碗米饭，撑了个肚儿圆。
到后来，实在吃不下了，那个小孩端起酒杯，说：“我试试。”他抿了一口，讶异地说：“甜的咧。”又喝了一口。我端起杯子，小心翼翼地嘬了一口，甜丝丝带着果味。
于是，那天，我和那个小孩一人喝下了一茶杯红酒，然后豪情盖天，开始胡说八道，并相约结拜为兄弟。
吃过饭，表哥带着女同学去看录像，两个醉了酒的“挡箭牌”踉踉跄跄地跟着。
录像厅里空气混浊，放着一部琼瑶的电影，二十多寸的彩色电视机里，漂亮的男女主角不知道为了什么要死要活，厅里一大半的位子空着，可不管怎么样，表哥终于正经八百地和心仪的女孩约了一次会，而且还在昏暗的录像厅里堂而皇之地紧挨着坐在了一起。我和女同学的弟弟就像闲置的工具，被晾在了一边，那个小孩趴在椅上睡了，我强撑着看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吐了。
如今，我早已不记得表哥的女同学长什么样了，但我仍旧记得她的名字，表哥把它写在日记本的扉页，在去当兵前的某天，他把这本日记烧了。
表哥后来娶了一位乡村女教师，找了一份安稳工作，过上了规规矩矩的生活。在后来的所有场合里，他没有再喝过红酒。或许他是以戒除一件事物，去忘记一个人，也可能是他根本不喜欢喝红酒。
他不知道的是，许多年以后，他的表弟喜欢上了红酒，喝过许多干红、甜红，知道了当初喝的那种是未脱糖的“红葡萄酒”。但童年那个夏日午后，在城北99号二楼，一个孩子懵懂中初尝时的那种甜丝丝、带着果香的滋味，却再也寻不见了。
第二杯酒
第二次关于红酒的记忆，是在高中，我十七岁生日那天。上中学后，生日这天，我会在家请要好的几个同学撮一顿。母亲下厨，父亲待在书房不出来，同学们在客厅看录像，如果来的女同学够漂亮的话，我就请她吃巧克力（过年攒的，我巧克力过敏，听说狗也是）。
那一年的生日是个例外，正好是个星期天，天气不错，大家决定去郊游，顺便给我庆生。
七个人，四男三女去郊游，爬天马山，红酒是他们送我的，决定带上山去喝。那是一瓶干红，出发前把木塞起了，又塞回瓶口。同学贴心，事先在餐馆里订了饭菜，用饭盒盛着，预备上山去吃。
一群人提着食物与酒，坐渡船过河，行过一片田野，开始爬山。那天太阳很大，烈日灼烧，只有几个女孩带着水壶，没到半山腰就喝空了，又分饮原本准备午餐时喝的饮料，喝光以后，只剩酒了，众人干渴难耐。
同学廖生说：“这里有一眼泉水的，我们找一找。”众人如闻天籁，四散寻找。
泉水没有找到，倒是在一处僻静地方看到了两个熟人，同学，一男一女。见到他们时，二人很规矩地坐着，女生是我们班的，很刻意地蜷着腿，双手扶膝。大家嘻嘻哈哈地打着招呼，然后，我们识趣地走开了。
继续上山的途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八卦，大多是关于刚才那两个人的。廖生大咧咧地说：“现场都没整理好，草倒了一片，滚来滚去吧。”
我们听了大乐，夸他有经验，肯定做过坏事。
同学中有一男生，一直默不作声，独自冲在前面。我劝大家噤了声。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这个男生曾经追过刚才那女孩。当他的情书被对方退回时，他拉着我去学校后山倾诉了半天，一开始言语激动，后来慢慢蔫了，最后，他有些哀怨地叹气，对我说:“她肯定嫌我是乡下来的。”
我们终于在另一处地方找到了泉水，痛饮后灌满了水壶。然后，我们寻了处浓荫遮蔽的树下，摊开报纸，摆上菜肴，准备享受午餐。
此前一直沉默的那位同学，在树下闷闷坐着，并不帮手。在廖生递上红酒与纸杯，请他帮忙倒酒时，他一把夺过酒瓶，拔去瓶塞，咕咚咕咚喝下去大半瓶，廖生扑上前去抢夺，我大喊：“别摔，给我们留点儿。”终于抢下来了，每人只剩一口，刚够润润嗓子。
那顿午餐吃得很沉默，也很快。失恋男除了喝酒，吃饭也是一把好手，他疯狂地吃菜，还填下了整整两盒米饭。一盒盐菜扣肉几乎全让他吃了，只有廖生眼疾手快，抢了一筷子。
廖生后来跟我说：“好在我们没恋爱，失恋好痛苦，暗恋更痛。还害得我们没饭吃。”原来那天他也没吃饱。
我问：“那是不是不要恋爱了？”
廖生拿眼乜我，“要谈！要一谈一个准地谈，我给204班的某某写了五封信了，都没退呢，她肯定喜欢我。”
我哈哈笑着：“我知道，她请我退的，我扔了。”
廖生从此成了我不死不休的朋友。
那天下山时，失恋男已经醉了，一个人蹿在最前面，唱着歌。他五音不全，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歌，廖生说是《失恋阵线联盟》，我听着像是《化身为海》。失恋男最后唱得几近狂啸，像一只受伤的狼。
失恋男历经整个高中，对那个女孩一直抱有幻想，他曾在女孩回家时，骑着自行车搭着另一个女同学在女孩的面前晃来晃去，以便激起她的嫉妒心，未果；又为她写诗，苦苦写了两大本，没能送出去，便赐我拜读，具体内容如今已经记不清了，隐约记得有“伞”“小雨”“玫瑰”等词，其中一句很难忘，写的是：“你要哭，就到我怀里来哭吧！”
时间过去二十年，曾经的女孩为人妻、为人母，始终没有到他怀里去哭，他却痴迷地爱上了红酒，并且非常喜欢那种产地不详、年份不够、口味不醇的干红。
如今，他早已娶妻生子，时时标榜他无比热爱的家庭。因此这种对劣质红酒的喜好，与其说是他的偏执，毋宁说是一种习惯。每个人都曾怀念最初的美好，就像许多年以后，失恋男在某次醉后跟我说的一样：“我就爱喝那种干红，口感像初恋，涩！”
第三杯酒
第三次关于红酒的记忆，是在十年前。那一年农历二十九的下午，我刚从长沙回到浏阳，请一位朋友开车（彼时我还不会开车）陪我往东，去永和（浏阳的一个镇）走亲戚。
那是祖父未出五服的兄弟，我叫他叔爷爷。
到了永和，沿着主路往东开出几里，一棵大樟树下左拐入路旁的岔路，沿一线荒草掩蔽的围墙开进去十几米，便到了。
这是一所乡上办的敬老院，叔爷爷便住在这里。
叔爷爷早年离婚，无儿无女，一人孤单半世，身体硬朗时，除耕种名下三亩田之外，还能出外打些短工（他会些泥瓦手艺）。六十多岁生了一场大病，多年的积蓄花光了，身体大不如前。村上给他定了五保户，他不要，跑到乡上把申报材料讨回来，仍旧种田，打短工。雇主嫌他年岁大，短工渐渐接得少了，到了七十岁，终于做不动了。
叔爷爷一生不求人，亲戚朋友不多，多是疏远着。与我家倒经常走动。常常一大早从永和搭车过来，吃过午饭就走，每次来都不空手。山上摘的野板栗、野柿子，摘了野山楂托人做的山楂条，捡茶子榨的茶油，自家种的糯米，布袋子装着，背过来。进门总说：“我想我老兄了，来看看。”
到了家，他会跟祖父下象棋，两人都是臭棋篓子，叔爷爷爱悔棋，祖父让他。知道他爱喝酒，每次来了都看茶倒酒，白酒用茶杯盛着，满满一杯，祖母现炸些花生米给他下酒。祖父动过手术，戒了酒，喝水陪他。
中午，父亲回家，又把叔爷爷的酒杯满上，他咂着嘴，从不推辞，总说：“还是你们家酒好。”
父亲总会嘱咐母亲多做几个菜，叔爷爷就有些不好意思，“我就是来看下哥哥，随便吃点儿没事的。”他总是说。
午餐时，一桌人吃饭，叔爷爷一个人喝酒，没人陪他，他就拘谨了，小口地抿着酒，总也不吃菜，直到祖父夹菜给他。酒劲儿上了头，他才敞开些，偶尔会问问我的学业，脸上泛着红光，又指着我笃定地说：“我总要跟你喝回酒的，你喝得（有酒量）。”父亲笑：“他还在上学呢。”
叔爷爷常对我说：“我没有后班子（后辈），我有一块上海表，没年纪（浏阳话，年轻时）的时候买的，以后就给你。”
叔爷爷每次来，对自己的近况只字不提。直到某次祖父去看他，回来对父亲说：“你要帮帮他，他现在不好过。”父亲辗转找了好些关系，弄得一个指标，让叔爷爷住进了敬老院。
进了敬老院，叔爷爷也不闲着，常常出去，一走便是十天半月，偶尔能接到些活儿干，赚得钱回来，总给院长和室友带些小礼物。在院里的时候，就给院长打打下手，院长信任他，一些采买的事放心交给他，钱账清白，从不出错。
那以后，父亲每年交给我一个任务，年前去敬老院看他，给他拜节，这一次，是第五年了。
那天院门上了锁，小门开着，我们把车停在院外，提上年礼走进去。
里面是一条笔直的水泥路，两旁是菜园，路的尽头有一栋两层的砖房，外观和乡村小学相仿，白色墙漆风化剥离，楼里都是三室一厅，三个老人住一套，共用客厅与厕所。客厅十分简陋，仅一张饭桌，一个电视柜，里头摆着不知哪里淘汰下来的黑白电视机。
到了门口，我一眼就看到了叔爷爷，他正坐在门旁的火屉箱（取暖用具）上发呆，同住的老人都在厅里，各占一角，各自沉默。厅正中的电视机，正放着郭凯敏演的一部老片子。
我轻声地叫叔爷爷，他茫然抬起头，眼睛迷蒙地望向我，倏地从箱笼上站起来，大声嚷嚷：“哎呀，你来啦！快进来坐。”转身跑进了他的小间，我跟着进去了，问他：“你知道我是哪个？”他咧开了嘴笑，拍拍我的肩，似乎在责备我怀疑他的记性：“我晓得，你是格伢子，我在等你呢。”
叔爷爷打开他的抽屉，拿出两挂短鞭炮，拿出去放。这是浏阳过年迎送客的规矩。叔爷爷点了一根红梅（一种烟），将鞭炮拎在手里放，快要炸手了才扔掉。
他的小房间里，靠窗有一张小书桌，他不爱打理，书桌上满是灰尘，正中摆着一个旧式底座的圆镜，镜子的一角，贴着一张女人的相片，是那种一寸大小、带花边的老照片。相片里，女人眉眼和顺，扎着头发，浅浅地笑。我曾问过那是谁，他没有告诉我。
叔爷爷放完鞭炮，回身进屋，从床底下拖出的一只箱子，里头放着一些瓷碟和装着点心的扎紧了的塑料袋。他从床当头扯过一条毛巾，把书桌擦了擦，放上碟子，打开塑料袋，开始布点心。
点心有不少，玉兰片、花生、冻米糖、金橘、水泡姜，满满摆了一桌。他又倒了两杯茶进来，冲我眨眨眼：“你先吃，等等我。”
他跑出去了，一会儿再回来，托着两个盘子，盘子里盛着热腾腾的卤猪舌和卤猪耳。
“顺风加赚头（浏阳话里对这两种食物的戏称，顺风指猪耳，赚头指猪舌，取个意头），想着你这几天要来，前天到镇上买的，我看着卤的呢。”他笑着，将碟子放在桌上，“借院里的冰箱存着，就等你来呢。”
“晓得你喝得，想你陪我喝回酒了。”叔爷爷说，他打开书桌的边柜，从里头拿出半瓶干红，软木塞子塞得紧紧的，费了好多工夫才打开。
那是叔爷爷半年前打工时，雇主给的，他听说如今城里人兴喝红酒，没舍得喝，留着等我来。
那天就着“顺风”和“赚头”，我喝完了那半瓶酒，叔爷爷很开心，他喝谷酒陪我，镇上打的，很便宜。
喝到最后，叔爷爷从怀里掏出个手帕包，打开，里头有一小叠钱和一只上海表，表壳虽老旧了，保养得很好。他脸上泛着红光，把手帕包朝我递来，“你要娶老婆了吧？这是我给你的心意呢。”
我推托着不要，他塞了半天，讪笑着，仍旧装回怀里。
酒喝完了，我向叔爷爷告辞，他陪着我走出门去，又一转身进了屋。
快到院门口了，叔爷爷才出来，他点着根烟，提着个大塑料袋子，袋子里拿出一挂长鞭炮，点着了，拎在手里，一边走一边哔哔啪啪地放。我在门口等他，他摆着手，大声说：“你走。”
我大声说：“你别送了。”
他笑着，将手里的鞭炮扔出去，鞭炮在地上响着，放着红光，我们呆呆地看着。
一挂鞭炮放完了，他又从袋里掏出一挂，绳子扎得整齐，解不开，朋友上前帮忙，用打火机烧断绳子，叔爷爷又拿烟点上，哔哔啪啪的声音再度响起，叔爷爷手执鞭炮，大声喊着：“你们上车，我送送啊。”
“你要学好啊！”他最后说。
叔爷爷是第二年的夏天去世的，在那之前，他特地搭车从永和来了趟城里，将我拒收的钱与手表交给祖父。祖父说，那时，他的身体已经显出异样了，祖父给他倒酒，他只喝了小半杯。他跟祖父下了一盘棋，大败，却一步也没有悔。
临走时他说：“格伢子几时结婚？我不一定看得到了。先上礼，后班子（浏阳话的后辈）总要我们保佑的。”
叔爷爷去世后，父亲将我召了回来，我们一起去了永和，给叔爷爷办理后事。
灵堂就设在敬老院的正厅，父亲请了戏班子，唱了几晚的戏，为了避讳，一切孝子该尽的礼仪，都由我来完成。叔爷爷给的表，我没有戴，请父亲收起了。
那几晚，父亲没怎么睡，我也没怎么睡。有一晚，我坐在灵案旁，屋外是一个女旦角在咿咿呀呀地唱苦情，脚前的火盆纸灰燃尽，断续闪着暗红的光。我倏地忆起叔爷爷的过往，那些我所知道的片段将我与他无限拉近。我想起了叔爷爷的讪笑和那张因酒醉而泛红的脸以及他背着布袋略显佝偻的身形，许多年的过往重叠成一个影子，坚毅又倔强。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要拉着我喝酒，那不是源于一个老人大限将至的自我觉醒，而是源于他对生活和仅有的亲情的深沉依恋。
或许，在尽头处想起的人生，就像那瓶已经启封半年的红酒，虽则酸楚，依旧泛着温暖的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