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在1976年10月6日那个难忘的夜晚，被押进神秘的地下工程之后，就被关押在那里，过着“地下生活”。
陪同江青进入地下工程的护士马晓先，很注意观察。她记得，红旗牌轿车在地面上行驶一段路，便进入地下。先是驶过一条地下通道，然后才进入地下室。也就是说，地下室离地下入口相当远，与外界完全隔开。
马晓先还注意到，地下工程里的走廊以及房子里墙的下半截，是用水曲柳护板装饰。她觉得眼熟，不由得记起，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在1976年9月18日结束群众瞻仰之后，9月20日凌晨3时50分，毛泽东遗体由华国锋、汪东兴等护送离开人民大会堂，被送到地下室里去保存，直到水晶棺做好、毛主席纪念堂在天安门广场建成，才移往那里。由于毛泽东在1976年9月去世，这个地下室的代号为“769”。
当毛泽东的遗体保存在“769”地下室的时候，马晓先曾跟随有关的人员到过那里看过毛泽东遗体。当时“769”地下室警卫与医务两套班子实行了24小时值班制。从大门口到“769”地下室设了四道岗哨，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张耀祠等领导轮流带班。为了确保“769”地下室环境不受污染，中央规定汽车不准进入。中央领导人来此，即使是华国锋，也必须在外面下车，步行进去，沿地下通道走100多米，才来到“769”地下室。“四人帮”中除姚文元之外，都来过“769”地下室。
她记得，“769”地下室的走廊以及房子里墙的下半截，也是用水曲柳护板装饰。她判定，如今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室，可能也就是“769”地下室。
不过，据1976年9月20日凌晨护送毛泽东遗体到“769”地下室的相关工作人员回忆，载着毛泽东遗体的车队当时从人民大会堂穿过长安街，朝西四方向的毛家湾驶去，进入一家医院。“769”地下室在北京某医院的地下，原本那里是一个地下手术室，是医院为备战而设立的。难道“四人帮”是关在那里？
很可能“769”地下室的装饰，与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室一样，所以“四人帮”未必是关押在“769”地下室，而是中南海的地下室。
这个地下工程，原本是战备工程，按照毛泽东“深挖洞”的指示挖的战备指挥部。由于是供领导人在发生战争时进行指挥的地方，所以地下工程里的房间都比较宽大。
在关押“四人帮”之后，地下工程外边有警卫，门口有警卫，屋里有警卫。
“四人帮”在地下工程里，名副其实地受到隔离审查。
说隔离，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监禁，由拘捕他们时的行动小组负责看管。“四人帮”被隔离在地下工程的不同区段。他们彼此都不知道有谁也关押在那里。地下世界一片寂静。他们不准看报纸，也不准看电视，完全切断了外界信息。
说审查，在那里“四人帮”确实受到审查。但是“四人帮”在刚刚被打倒的日子里，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持顽抗的态度。
“四人帮”虽说处于“地下世界”，但是住宿条件都还是不错的。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独立的套间，除了卧室之外，还有客厅以及卫生间。每个人都有桌椅，有纸、笔，另外也都有一套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每天都通风除湿，并且用紫外线照射消毒。“四人帮”在隔离室内不戴手铐，可以自由行动。当然，为了防止他们寻短见，他们一举一动24小时处于看管人员的监视之下。
不过，看管人员只对“四人帮”实行监视，对他们不虐待，不侮辱。为了防止他们自伤自残，对每个人都进行了搜身，收缴了尖利器具。上级明确指示，“四人帮”在地下关押期间，不能逃跑，不能死亡。
在地下室里，“四人帮”的伙食也还不错。他们的伙食跟看管人员一样。当然，饭菜不能在地下室里烧，而是由地面上的机关食堂做好，以专人、专车送到地下室。早餐有稀饭、馒头、牛奶、小菜。中餐、晚餐两菜一汤，一荤一素，肉、蛋、鱼不断，主食大米、馒头，经常变换花样。面食也有水饺、面条、大饼、油饼等花样。
江青吃了一段时间后，要求给她增加吃点粗粮以及带粗纤维的蔬菜，工作人员报告上级之后，满足了她的要求。
张春桥吃了几天突然不吃饭了，受到看管人员的批评。张春桥解释说：“我不是绝食。你们年轻，不知道，我吃多了身体不舒服，难受。”
姚文元在被隔离的第一周，态度比较差，摔东西，而且还骂人。他还总是打听，自己究竟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姚文元在受到批评教育之后，态度才逐渐好转。
江青在地下室很仔细阅读《毛泽东选集》。坐着累了，就躺着在床上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很认真阅读《毛泽东选集》，一边阅读，一边还用笔在书上画道道，有时还写下眉批。张春桥还要求给他《列宁选集》，看管人员满足了他的要求。姚文元看书看累了，会站起来甩甩手，弯弯腰。
只有王洪文显得差一些，不大看《毛泽东选集》。
张春桥一边看书，一边不停地抽烟。地下室里的通风条件毕竟比地面差，所以张春桥的烟瘾把地下室弄得乌烟瘴气。经过看管人员提醒之后，张春桥这才尽量少抽几根香烟。
江青在地下室里，曾经写了几封信给中共中央领导人。这些信件都由负责地下工程的工程防化科科长黄昌泰取走上交。看管人员记得，江青曾经在纸上写过两句话，一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句是“枪打出头鸟”(46)。
处于信息封闭状态的江青，不知道外面的情况。马晓先记得，江青曾经问她：“是不是邓小平上台了？”“你们这样，是不是邓小平叫你们干的？”
可以看得出，江青心中是很不服气的。
在关押期间，“四人帮”都是自己洗衣服，自己打扫房间，自己擦桌椅。
江青不知道怎么样用洗衣粉，把洗衣粉撒在衣服上。经过马晓先指点，江青才知道应当先把洗衣粉溶解在水里，再把衣服泡在水里，过些时候用手搓洗，就把衣服洗干净了。从那时候起，江青学会了用洗衣粉洗衣服，每一次都洗得很认真。
“四人帮”生活在“地下世界”，看管人员也陪同他们生活在“地下世界”，终日不见阳光。他们回忆说：
长期不见阳光，空气湿度大。晚上盖上被子一会儿一身汗，被子稍露缝隙就冷气刺骨。不少同志都烂裆了，有的患了高血压、关节炎。长期在地下，连夜宵一天四餐，又没有地方活动，有的发胖，觉得乏力。也不能洗澡，一个月后才用车拉到地上洗一次澡。但大家没一个叫苦的，顽强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再比如，长期少眠的考验。工作人员24小时在灯光下值班，“四人帮”的一举一动都要在值班人员的视线内，精力高度集中，精神高度紧张。开始时每组仅四个人，两人一班，每天两班倒，时间长了就严重少眠，困得不行。有的工作人员值班时困了，就用手拧大腿，有的咬舌头。一个多月后，上级又从警卫局和警卫团抽调了一些干部来帮助看押。这样人多了，两人一班，每天三班倒，就解决了睡觉的问题。(47)
在“地下世界”生活了半年，1977年4月9日，武健华通知各组，晚上执行重要任务。原来，那是中央决定把“四人帮”押送秦城监狱，交由公安司法机关拘捕关押。押送路程约一百多华里，必须保证一路安全。
“四人帮”是分开押送的。在4月10日凌晨，先是押送王洪文，然后押送张春桥。接着押送江青，最后押送姚文元。
押送“四人帮”时，都是用防弹红旗牌轿车，前有开道车，后有后卫车。上级指示，如果在途中遭遇武装拦截、劫车等意外情况，由前后卫车负责反击，载有“四人帮”的防弹红旗牌轿车不开枪反击，而是继续按照既定路线快速前进。
从1976年10月6日晚上“四人帮”进入“地下世界”，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押送秦城监狱，“四人帮”在“地下世界”前后关押了六个月零四天。
负责拘捕“四人帮”的行动小组全体成员以及其他看管人员，“陪”着“四人帮”在地下生活了半年。为了保密，这半年之中，他们没有跟家人联系。随着“四人帮”被转移到秦城监狱，他们也“解放”了。
197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次参与解决“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全体人员，合影留念，并宴请他们。祝酒时，华国锋说：“大家辛苦了，谢谢同志们！”叶剑英则说：“你们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综上所述，可以排出一张粉碎“四人帮”日程表如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1976年9月10日：华国锋通过李先念找叶剑英，征求叶剑英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同日，华国锋还找汪东兴密商，汪东兴坚决支持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
1976年9月13日：李先念到北京西山看望叶剑英，转达华国锋的意见。
1976年9月21日：叶剑英前去看望华国锋，商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与叶剑英初步确定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方案，并决定把这个方案在可靠的高层同盟者中秘密征询意见。
1976年9月26日晚：华国锋与李先念、吴德一起商议解决“四人帮”的实施方案。华国锋明确指出：“早比晚好，越早越好。”他们商定，在国庆节之后，花十天时间做充分准备，然后伺机动手，把“四人帮”抓起来隔离审查。
1976年10月2日：下午3时左右，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的家中，商议扫除“四人帮”的行动计划。紧接着，叶剑英又看望了华国锋，希望华国锋能够尽快联合汪东兴，解决“四人帮”。
当天晚上，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华国锋要求汪东兴尽快制定解决“四人帮”的行动计划。
华国锋还来到吴德住处。吴德提出在解决“四人帮”时，应同时解决“四人帮”在北京市的爪牙如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华国锋表示同意，并委托吴德、吴忠对“四人帮”在北京市的爪牙采取行动。
1976年10月4日：当天下午，华国锋约了吴德商议行动计划。下午5时，吴德刚从华国锋那里回家，又接到华国锋的电话，要他马上再来一趟。吴德随即赶去，原来是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家。汪东兴转达了他与叶剑英商讨的拘捕“四人帮”的方案，然后与华国锋细细商讨。这样，10月6日的行动方案浮出水面——
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与北京卫戍区吴忠负责；
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北京卫戍区部队支援；
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汪东兴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是10月4号下午决定的”。
当天深夜，华国锋又悄然来到汪东兴家，密商10月6日行动方案的种种细节，谈了四小时之久。设想的行动方案，即：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解决。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从钓鱼台或住地调到怀仁堂。另外安排一个行动小组解决毛远新、江青。
1976年10月5日：上午，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家商谈，确定行动小姐的分组名单以及行动纪律等。下午4时，华国锋和汪东兴分别乘车前往西山叶剑英住处。
在极端秘密的气氛中，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聚集在西山，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在10月6日晚上8时动手，逮捕“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上午，经过华国锋签字同意，汪东兴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通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从7点55分抓捕张春桥，到8点30分拘捕姚文元，前后只用了35分钟，就干脆利落地解决了“四人帮”中的三个。与此同时，第三行动小组在中南海拘捕了江青以及毛远新。
晚上9时以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离开中南海怀仁堂，前往玉泉山。
晚上10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
1977年4月10日：从1976年10月6日晚上“四人帮”进入地下工程隔离审查，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押送秦城监狱，“四人帮”在地下前后关押了六个月零四天。